食物主权按：在城市消费主义的刺激下，人们心安理得的享受塑料制品的便利，鲜少有人关注塑料废品的最终去处。实际上，源源不断的塑料垃圾被送往农村，侵蚀着那里的居民和环境：它们先造成村里水中漂着的白沫，随后让老奶奶被腐蚀品碳化整个关节，最后它们又变成腰上长着的瘤子。
不仅如此，为了满足城市人口日益膨胀的反季节蔬菜需求，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地膜，产量提高的同时，地膜却顽固地寄生在土壤里。在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下，过高的成本限制了回收技术和分类体系的大规模建立，一边是不断生产的塑料垃圾，一边是捉襟见肘的处理办法，并最终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
如何才能减少塑料等垃圾的危害，我们还是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吗?如果不想被继续毒害，就从改变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做起。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
真实的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平均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它是一天可以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它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项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环保塑料袋”被丢弃后又去了哪里。
10年过去了，裹上层层面纱的塑料从来都没有缺席。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在官网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
关于限塑的努力，还在继续。
环保还是商机？
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无人问津，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并不讶异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命运。“环保塑料袋需要严格的条件才能降解，比如温度、含水率、特定反应器等，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他注意到，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混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环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钱而已”。
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杂在一起的产物。出厂后，就加价摇身变成了“环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机。他说：
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学试剂清洗干净，再进入降解的流程，这个过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
王久良很清楚，当下科技进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意大利开发出新技术——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筛选塑料。但这些手段在中国的推行难度很大。他说：
我们的垃圾没有进行分类，那些垃圾废水里有什么样的物质，得经过多少道工序、花费多少成本?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觉得有更紧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审视塑料究竟对周遭的世界影响到了怎样的程度。支撑咖啡厅遮阳伞的墩子、道路用来交通隔离的小柱子、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处处都有被反复利用后的劣质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塑料包围的农村。儿时离家还未听说过的地膜如今成了农田的“主人”。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见得到废弃的地膜。旧的地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又铺上了。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很清楚，厚度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难从土里彻底剥离，由于沾满土灰重量又轻，地膜回收的价值较低，除了焚烧和搁置别无他法。
行走在农田上，如果翻开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见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块纠结在一起，像是地里长出的庄稼。
他发现，农村是一个几乎“没有管理的塑料世界”。有环保人士下乡，在老乡家里吃饭，一次性塑料餐具摆上了桌子，用完后，老乡随手就扔进火炉，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变成看不见的致癌物二恶英，排向空中，再随降水循环到农田和河流。
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质塑料制品，随着消费浪潮涌入农村。由于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
负增值产业？
在日本，更多更难处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国。过去的10余年，中国对洋垃圾的进口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回落以及今年彻底的禁止。
“之所以进口还是有利可图，可真的有利吗?”王久良忍不住反问，“环境的成本算什么?”
3年拍摄时间里，镜头记录下了那些看得见的“成本”，村里的水漂着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后的污水流到了林子里;有老太太分拣时不小心碰到了腐蚀品，她的手指整个关节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觉得腰上长了瘤子却死活不愿看医生，“检查出来病咋办?日子还过不过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学费。”
纪录片的拍摄让王久良认清了一个道理，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
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否则，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塑料王国》里来中国的洋垃圾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
“环保很多时候就是几害相较取其轻。”刘建国说，当前社会有一种声音，期待着科学家能够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东西。但实际上，从全生命周期计算，无论是帆布袋、纸袋所要消耗的资源带来的污染同样不会少。
他举例说，如果做纸袋，需要经历种树、砍树、做成纸浆、造纸的过程，而帆布购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种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产业，不仅要考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还要考虑土地资源的占用、运输、印染、流通、废弃后填埋焚烧的成本。
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却没想过一旦要处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几十倍，占用的空间、处理难度都不小。
这个研究固体废弃物的学者曾做过实验，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对环境的影响才能优于使用1次塑料袋。
蒋高明说：
根本问题不是去寻找一个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审视我们的消费行为。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关系。
他说，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地膜铺下去后，产量的确提高了。但同时，地膜在使用后很难从土壤里剥离。它们长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坏土壤结构，生物失去了活动空间，线虫、蚯蚓挨个离开，土地最终板结化。
蒋高明注意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盖一层膜，地上再铺一层，为的是不让水分流失，可这样的密封环境会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终演变成脆弱的生态系统。
他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伤心的面孔，一些农民都遭遇了作物烂秧、病害等问题，有牛羊吃了地膜覆盖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蒋高明叫人翻开土地，清晰地看见地膜缠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们把土壤带回实验室检验，甚至发现了30年前残留的地膜，“它已经变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见的塑料片了，但并没有消失”。
来不及处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产生的六氯代苯、二恶英、多氯联二苯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
而那些染病、使用过量化肥和农药的作物去了哪儿?蒋高明说，“最后都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他觉得这一切很讽刺，无穷无尽的消费需求控制着市场的流动变迁，却又最终被其反噬。他曾和农民讨论，干脆把果园里铺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减少污染和浪费。可对方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很简单——不用反光膜，苹果上色不均匀，卖相太差，没人会买。
“苹果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看的。”蒋高明说。
这位学者忍不住反思，“我们真的有这样大的消费需求吗?”他反感一颗糖一张塑料纸的包装模式，公开批判出版业给书贴塑料膜的行为，也反对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这会造成多少浪费?”
刘建国总结了12个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办公楼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写字楼正在不断压缩着城市的空间。塑料袋、建筑垃圾、电子垃圾、废钢铁、轮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单车……刘建国觉得，经济增速太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改变，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场。共享单车一两年前还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天使”，转眼间就在小区、停车场垒成了垃圾山。这名学者叹气道：
很多人不思考，只觉得塑料袋是个大问题，所以一边儿吃着塑料盒包装的外卖一边儿痛骂塑料的罪恶。真正思考了，你会发现处处都是问题。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
王久良说，生产多少塑料，最终就会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现，不断重复利用的过程只会让塑料的性能不断递减，终究会变成真正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而想要规避塑料垃圾的环境污染，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使用。
在他看来，“限塑令”目前的范围太窄了，“应该覆盖更多的产业”。而手段需要靠政府来调节，他说：
生产矿泉水瓶的企业获得了利益，是否应该承担环保的代价?民众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应该为此买单?包装行业是否应该改革?超市售卖塑料袋要不要缴税?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
刘建国认为，过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从5毛钱涨价到5元，消费者愿意掏钱吗?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废物造出了可循环餐盒，人们愿意使用吗?”他说，成本增加、市场振荡，企图一下子改变形势是不可能的事。
这位学者认为，当下需要为塑料正名，他说：
材料不是从天而降的，塑料没有罪恶，它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
塑料不应该被妖魔化，更不应该把塑料的罪恶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混为一谈。
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让塑料进入水体?不让它进入农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会成为问题，不只是塑料。
刘建国眼中的突破口是农村：
提高整个回收处理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广垃圾分类，这是能实实在在做的。
要无中生有，尽快建立基本的回收处理系统，哪怕是简易的填埋场。
如果能做好分类垃圾让处理难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类中转中心，“起码会比一把火直接烧了更有价值”。
但在蒋高明看来，眼下可以去尝试的事情，不止这一点。
曾经他听闻，在缺水的甘肃，有农业学家帮本地农民开发出了双层地膜，在土地铺上两层地膜，目的是帮助干旱的土地锁住水分，以便种植更多的玉米。这个项目拿下了课题，最终“各方满意”“皆大欢喜”。
蒋高明却一点也不开心，他说：
技术出了问题，你想的是再开发一个技术来解决。实际上，人为制造最佳温、湿度的环境来种植玉米，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源头就错了。
此前，有西班牙科学家发现，100只蜡螟在12个小时内降解92毫克的聚乙烯，被媒体编译后，这种虫子成了具备消化塑料能力的“救世虫”。新闻一出，蒋高明哭笑不得，人类每天生产几十万吨聚乙烯，让虫子来吃不知道要吃到猴年马月。更重要的是，让虫子去吃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这个想法依旧“走偏了“。蒋高明很清楚，能够真正让这一切改变发生的，是消费者。他说：
城市消费者手中的钞票就是最好的选票，你投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产业。
我们该怎么办？乐观点！
《塑料王国》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表面上看，这些产业在当地可能是支柱，养活了数不清的农村家庭。但当个体利益的获取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利益基础之上时，这又变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砍掉这个行业是必须的，要看到更多受影响的人，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谁又去发声?
他始终忘不了拍摄期间遇到的一位老人。因为处理“洋垃圾”，拍摄的村子水源受到污染，附近的村民只能走远路去买水。一天，王久良在买水的地方碰到了一位佝偻的老太太。商贩告诉老人，一桶水4块钱。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地开口，“4块钱，我能先欠着吗?”
今年1月起，国家开始全面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砍掉了这个盘桓20余年的产业。王久良从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税、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改革，也许希望就在前方。
蒋高明认为这不算难事。他记得过去国家层面对地沟油、面粉增白剂的整治，每一项都是动了不少人的蛋糕，可最终都得以推行。
这一次，难啃的骨头变成了塑料制品。
他说：
英国女王可以自省，要求王室产业内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英国今年年初曾向公众承诺，英国政府将实施25年计划，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而这一发声没能得到普通民众更多的支持，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留言：
政府把时间设置得太晚了，2042太晚了，现在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塑料问题成了世界级难题。孟加拉国曾遭遇一次灾难性洪灾，人们惊讶地发现，塑料袋竟然是排水系统堵塞的首要原因。无法统计数量的蓝脚鲣鸟也正在失去自己的家园，塑料垃圾成了秘鲁罗伯士·泰拉岛海滩新的主人。有数据显示，这些塑料垃圾造成每年数十万海洋动物的死亡。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
在英吉利海峡捕获的鱼当中，每3条就有一条含有塑料碎片。
南极同样没有摆脱塑料污染的灾难，今年年初，科学家发现南极的表层海水里出现了肉眼不可见的塑料微粒，含量甚至高于海洋中的平均水平。
孟加拉国在2002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塑料袋禁令的国家。法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发放塑料袋者则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如今，这个国家的超市里只会售卖布袋和纸袋。
王久良带着片子在世界各地巡回放映，许多年轻观众看完后会忍不住向王久良发问：“我们该怎么办?”
刘建国说，包括塑料袋的问题在内，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上。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决的，而中国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去解决，他希望民众能给予多一点支持和理解，同时也能从自身出发，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费行为，反思自己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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