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乡愁吟叹、衰败叙事，近年来关于中国乡村单向化叙述话语甚嚣尘上。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关注农民自我生存和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维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重新打量鲜活而具体的乡村。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说，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村传播，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本期乡村传播专题，三篇文章围绕农民口述史、资本下乡的历史审视，“从全球到乡村”的教育改革等问题展开。从内生、外观、再到全球化观照，多重视角，以飨读者。
以下是第二篇文章。“资本下乡”近年来被当做激活乡村经济的热词，而资本重置农村社会关系的危机容易被人们忽视。本文指出，在都市主义的入侵与田园牧歌的想象之间，我们要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下乡”的历史轨迹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乡村经历的变迁中，挖掘内在关联与异质化的逻辑，寻找中国乡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摘要】
资本重置的社会景观中，城与乡的二元对立长期以来都是批判传播学研究的“盲点”。以“美好生活”愿景的形成与变迁为核心命题，本文将梳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下乡”在文化与传播层面的两条历史轨迹：现代都市主义的入侵与传统田园牧歌的拟像;并着力探讨现代都市主义的入侵如何与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农村和农业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紧密勾连，以及关于乡土的浪漫情结如何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田园牧歌式的拟像并进而为乡村自身所内化。这其中所呈现出的资本、乡村与“美好生活”愿景之间的互动过程也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与反思当下中国的乡土文化变迁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与警醒。
【关键词】
美好生活，城乡二元对立，资本下乡，拟像，全球资本主义
一“左右逢源”的城乡二元对立论
在《巨变》一书中，卡尔·波兰尼向我们详尽地描绘了十九世纪西欧工业化进程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逐步加剧的割裂与对立。从圈地运动、农民失地，到急速“膨胀”的现代都市，面对这些资本重构下的社会景观，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学术建构都被一种城乡二元对立的思路所主导，生产出一系列城乡“两极化”的叙述，瓦克斯穆特称之为“社会观念的空间映射”。
首先，工业与农业成为了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代名词：制造业从原本分散在乡间的家庭小作坊转变为集中于大都市的、由不断壮大的城市产业工人群体支撑的机器大工业，而马克斯·韦伯笔下城市与农业之间未曾剪断的纽带似乎也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轰鸣声中分崩离析;劳动的这一历史性的空间分工无疑为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注脚。其次，城市与乡村逐渐被当作“社会”与“自然”各自的“容器”而相互区隔开来。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在人类社会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形成了一道无以修补的裂痕。在认知层面，“社会”与“自然”被理解为两个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概念，而这一对立关系在空间上的映射则不可避免地与城乡二元对立的话语发生了联动。一方面，城市被当作“社会”的代名词、“自然”的对立面。路易斯·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的开篇就如此写道：“在城市独特的生活环境中，人类首次与有机的自然分离开来”。而以罗伯特·帕克和欧尼斯特·伯吉斯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尽管将城市类比为一种“生态系统”，却将之视为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延续的体系;因而在其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分析中，“自然”始终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凸显了城市“非自然”的属性与“特性”。另一方面，乡村则相应地被化约为满足都市文明生产需要的“原料产地”或者缓解都市生活压力的“世外桃源”。
无论是美国西进运动中“边疆”的农场，还是作为英国城市资产阶级“后花园”的庭院式村墅，抑或是“孤儿列车”运动中被浪漫化的美国中西部农村家庭，都在不断强化这种“远离社会、贴近自然”的乡村形象。由此，新兴的工业化都市往往不再被拿来和小镇比较——比如卢梭在前工业革命时期关于城、镇的对比分析，而是在“社会-自然”的二元框架下和乡村对立起来。最后，城市与乡村还被认为承载着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滕尼斯用“共同体/社区”与“社会”来勾勒乡村与城市生存状态的差别，而迪尔凯姆则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来阐释二者的对立。齐美尔更是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写道，乡村生活由于其内在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使得现代都市居民在这样的环境里几乎“无法呼吸”。
而深受欧陆哲学与社会学影响的芝加哥学派，作为现代都市社会学的发祥地，也毫不意外地将“城市和乡村视为人类可选择的定居方式的两极”。大众文化里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对此作了形象而全面的总结：城市代表着进步与未来，但又掺杂着堕落、不公与人情冷漠;相对的，乡村被贴上了落后与传统的标签，却又象征着美德，和谐与亲密无间。以上罗列的这三种城乡二元对立的叙述，往往相互勾连、难分彼此。而这种城乡割裂的视角，实际上也是将城市与历史割裂开来，城市化也就成了一种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建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罔顾历史、城市中心的二元对立框架，却并没有得到批判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学者——充分的剖析和有力的反思。且不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让多少批判学者在乡村问题上踌躇不前、敬而远之，马克思与恩格斯笔下“乡村生活的愚蠢性”更是现代主义方案长久以来的一个有力陪衬，烘托出了后者的“先进性”。此外，正如赵月枝所指出的，以工业资本主义为历史“原点”，将城市工人阶级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中坚力量的西方批判学者们，也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城乡关系的讨论，边缘化农村问题在其理论框架中的位置。
在这种对城乡二元对立框架的接纳与妥协中，城市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关键地带，而乡村却往往被放置在这一总体性的概念之外，被披上浪漫化、理想化的外衣。以本雅明为例，他关注的焦点始终落在巴黎、莫斯科、柏林这样的国际大都会上，乡村几乎从未出现在他的批判著作中，只是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以生活体验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相对于他笔下编织着“梦想”、“欲望”与“享乐”等等幻象的现代都市文明，乡村生活则为他提供了“超脱世俗”的静谧与简单：1932年到1933年，本雅明在信件中描述自己在西班牙小岛伊比萨的乡村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
与这种对乡村的忽视与化约不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尽管对城乡对立的形成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却认为这种二元思维已经被“克服”了，不再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卡斯特、哈维、列斐伏尔等等均在此列。他们认为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无论是在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都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挑战，影响日益减小：一方面，如同佩雷尔曼在其对20世纪美国城乡关系的考察中所指出的，许多农民在离开乡村、移居到城市之后，却依然与农业生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中一大部分在与农业相关的制造行业工作，生产拖拉机或者化肥等农业必需品;另一方面，近些年制造业向乡镇地区的转移则在另一个方向上突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城乡二元框架的理解停留在工业与农业的空间分工上，却并未涉及“社会-自然”与生活方式的对立。实际上，即使工农业的空间划分已经不再构成城乡关系理论的一个分析维度，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它却依然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并且和其他两种城乡二元对立的叙述一起，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被反复体验、不断强化，同时又反过来为这种失衡的进一步加剧推波助澜。
针对上述理论“盲点“，本文旨在围绕“美好生活”这一命题，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发出一些探索性的追问：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催生了怎样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这些想象的产生、传播与再生产又是如何与资本重置农村社会关系的诸多过程相互勾连、互相作用?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将梳理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乡村中，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并指出其中最为显著的两条轨迹：现代都市主义的入侵与传统田园牧歌的拟像。依循这两条主线，本文将着力探讨现代都市主义的入侵是如何与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农村和农业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紧密勾连，来自都市的关于乡土的浪漫主义想象又是如何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田园牧歌式的拟像并进而为乡村自身所内化，并指出无论哪条路径，都是通过不断强化与放大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性来为资本积累这一最终目的服务。
这些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必然有其历史和地域的局限性，然而其所呈现出的资本、乡村与“美好生活”愿景之间的互动过程，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所经历的种种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前车之鉴”，也能够给我们当下的乡村建设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和警醒。
二现代都市主义的入侵
二十世纪以前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乡村的面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被土地所有权(landtenure)所型塑的。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社会中个体/家庭的社会地位。具体来说，在乡村经济仍然为农业所主导的时代，个体所拥有田地的大小或者所雇佣佃户的多少成为衡量其社会地位与声望的主要指标。宅、地往往被用来区分家庭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家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却并没有被当作衡量生活质量优劣的因素。那时，乡村的消费模式与农业生产活动紧密相连：农村家庭选择在田地、家畜或者家宅的修缮上投入资金，而不是把钱花在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上。
然而，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升、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以及工业投入品的使用，资本集约型的农业体系开始逐渐形成;在北美，这一过程在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伴随着农业的资本深化，乡村社会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和想象也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对于乡村的入侵，一方面改变了原本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将原本通过血缘维系的亲族关系重新划分为农场主、农场经理和农场工人等等阶层。从前家庭成员、邻里之间无偿的相互分担农活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少，有偿劳动在农业生产中变得愈发常见;更有甚者，一些农民将自己的儿子也归入全职员工之列，并向他们支付固定的薪酬。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下，务农就从一种生存方式变成了一种职业，仅仅是作为个人和家庭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来源。与此同时，资本下乡的另一后果也逐渐显现：农业生产之外的、同样能够为农村家庭提供经济保障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多。非农工作机会的不断增加再加上农业技术集约化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战后绝大多数的小农场主和无地农民(耕地资源有限、劳动力则相对富余)来讲，一条可靠的“生财之道”就是兼业化——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兼职一份非农工作。
而随着非农工作的薪资在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全新叙述就显得愈发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它格外推崇摆脱农业生产周期的、“自由地”的生活方式，并鼓励年轻人离开农村去寻找“更好”的生活。如此一来，非农工作所(可能)带来的可观的收益，再加上愈发个体化的生活目标，使得务农失去了其在农村家庭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也不再是乡村生活意义的源泉。
随着农业生产在(尤其是年轻人群中)农村生活中的地位下降，生产性资源(比如土地，家畜等等)也就不在被当作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当乡村社会中传统的关于社会地位与生活质量的评判标准逐渐分崩离析，一种基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体验的、通过消费来区分不同生活方式(lifestyle)的理念也就随着资本下乡的浪潮不可避免地“乘虚而入”，而这些消费的对象在城市中心主义的媒介景观和精英话语的主导下也被“理所应当”地引向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产物。
在乡村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生活方式(lifestyle)逐渐成为体现社会地位、评判生活质量的新基准。而在“美好生活”所对应的生活方式的型塑中，大众媒介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影视作品的创作很多时候是基于城市意识对农民的刻板印象，将乡村生活描绘成粗鄙、愚蠢、低劣与俗不可耐的;另一方面，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则被定义成更好的或者更具世界性的。浸淫在这样的媒介文化之下，农村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愈发向往那些消费指南里所呈现的城市/城郊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更为“时髦”、更有“现代感”的家具陈设、迷人的小花园、年假、付费的休闲娱乐活动等等。
在美国，将娱乐、购物与消费融为一体的潮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彻底席卷了乡村地区，原本为农村人口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本地商贩逐渐让位给集娱乐与购物于一身的购物商城与“沃尔玛们”。更有甚者，美国农业部合作推广服务中心也试图通过其面向农民的教育项目来贬低农村的传统生活方式，从而鼓动农民参照都市流行文化来设计家居、搭配着装。相似的趋势同样发生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葡萄牙农民逐渐开始推崇城市中产阶级的家装风格，认为其更为“高端”、更加“体面”;而西班牙的农村妇女也从原本圣母玛利亚式的朴素穿着转向电视广告中所呈现的“时尚”穿搭。
此外，在农村父母规划孩子未来的时候，教育的重要性愈发明显，而土地则逐渐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更有甚者，如果农村父母不愿更换家中的旧家具或者拒绝添置现代化的家庭用品，就会被认为是剥夺了孩子们享受其原本可以拥有的舒适、优越生活的权利。综上所述，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资本下乡，现代都市主义强势入侵乡村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和想象。然而，故事到这里只讲了一半。
三传统田园牧歌的拟像
现代都市主义的高歌猛进从一开始就蒙上了种种反乌托邦的阴影。相应的，怀念旧时田园生活的“乡愁”情结就成为了西方流行文化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在北美(尤其是美国)表现为逆都市主义(anti-urbanism)以及乡村社会浪漫化的泛滥，而在英国则体现为将乡村描绘成一片绿色宜人土地的田园牧歌及其对健康、清洁、静谧、愉快的乡间生活的歌颂。这些浪漫情怀构成了想象中的乡村景观的基础，也同时遮蔽和掩盖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乡村中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市生活的反乌托邦想象与乡村的浪漫图景交织在一起，催生了特权阶层中一种历史悠久的“逃离”都市的习惯。正如大卫·哈维指出的，在标榜自由放纵的汽车文化的助力下，一种赚些钱然后赶紧逃离都市、逃向自然的冲动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人心。
这种倾向在二战之后变得愈发明显：富有的城市居民开始将乡村地区当作娱乐休闲的场所，而这又反过来强化甚至丰富了关于乡村的浪漫化、理想化的描述。也正是看到了向城市居民出售这种“走进自然”的乡村体验所能带来的可观利润，一整个“乡村文化产业”才应运而生，并将一系列乡村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景观化、商品化，再附加上更为浪漫诗意的意象，这其中就包括泛舟，漂流，垂钓，远足，马术等等。
近些年，为了能更好地满足不断增长的、体验浪漫田园生活的需求，资本与地方政府一起开始尝试重现前工业时代的乡村景观以及重制前工业时代的乡村货品，乡间的小农场则往往采用“梦幻生活”一类的广告修辞来兜售给那些急需“释放”或“减压”的城市消费者。农业用具、家庭用品或者针织物品，尽管实际上往往是由工厂批量生产，却被当作一种更好的、更为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的象征来销售。
然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批判中所指出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如何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成为人们盲目迷恋的对象，以及在这样一种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被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与取代。当商品化的影像被普遍当作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现实就被化约成了一种物化的表象，成了居伊·德波口中的“景观”。景观化体现为一种去政治化的、绥靖的过程，旨在掩盖晚期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种种“异化”过程，居伊·德波称之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永恒的“鸦片战争”。
由此可见，不断加剧的乡村的商品化过程或者不断涌现的新的乡村商品化形式，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会剥夺乡村景观与文化的意义;相反的，这种商品化的过程是在不断为全球与地方力量所建构出来的“乡村”提供或者相互冲突又或者互为补充的全新素材、理念，使得这些建构显得愈来愈丰富，也愈来愈“真实”。
举例来说，乡间农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代的许多地方，往往都是杂乱、破旧、气味浓重且偏重实用性的;在农业生产依然是农村家庭生活重心的时代，破旧的农具会被农民当作“废品”，扔在阁楼或者谷仓的角落里。
然而，商品化的过程却从农民手中攫取了这些乡村生活的符号，以“拯救”这些被“淘汰”的物质文化的姿态，将它们转化成了一种清净、整洁、古雅、浪漫的乡村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景观化的乡村“美好生活”的具体表现。如此一来，关于乡村“美好生活”的认知和想象就愈来愈依凭于这些——借用鲍德里亚的概念——乡村性的“拟像”，由脱胎于都市美学、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诸多“仿造”的乡村元素编织而成。
更令人瞠目的是，在媒介话语的推波助澜下，越来越多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的“原住民”也开始消费这种“仿造”的乡村生活，将其当作“美好生活”的样板。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语境下的乡村生活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仅仅几代人之前的生活图景大相径庭，却和那些都市“模仿者”们所展露出来的明显的消费主义美学越走越近。具体来说，当农民普遍开始推崇并消费那些模仿乡村生活的商业化符号，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就被卷入了都市意识所主导的流行文化，从乡村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与乡村生活的实际需求割裂开来。
四在全球与乡村的联结中探讨“美好生活”的议题
通过以上基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语境的一系列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总体性”这一概念在剖析资本重构乡村的种种过程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一方面，对资本下乡的审视应当避免将关注的领域局限在经济活动、技术更迭和物质文化的范畴，而要清楚地认识到生活愿景、价值观念乃至社会习俗的变迁同样是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避免孤立地、去历史化地看待资本下乡的各个阶段、诸多表现，始终将其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来考量。而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讨论恰恰是打通这许多维度的一个切入点。
首先，对于“美好生活”的设想，小到个体的人生追求、家庭的发展规划、社群的利益福祉，大到社会的约定俗成、民族的文化内核、国家的道路选择，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始终表现为“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相互作用之下的一个动态过程。其次，在时间的维度上，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总是回顾过去、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三者杂糅在一起的综合体。由此看来，探讨“美好生活”内涵的变迁，将在空间-时间、个体-集体、地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多对关系上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资本下乡”这一历史过程的认知。
由此可见，在全球权力转移的框架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下乡”所呈现出的历史轨迹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乡村正在经历的一系列变迁，这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与内在关联能够通过“美好生活”这一议题得到进一步地呈现。而关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诸多思考也将得益于“乡村”与“全球”视野之间的辩证联结。一方面，在民族-国家与阶级的框架之外，城乡关系无疑将成为去殖民化的、多维历史性分析的重要一环，为我们观察和理解全球权力转移带来全新的视角;另一方面，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同短期的论战(quarrelwiththeshortterm)”在今天仍然具有着深刻的意义:我们需要将农村研究中短期的“事件”(比如政策变更、机构更迭、媒介景观等等)与中期的变化“趋势”(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观念变迁等等)放置到决定历史长期性质的国家、国际“结构”当中去考量。
因此，在聆听当代中国乡村所传递出的多种多样、相互交织而又往往相互冲突的生活观念、理想与诉求时，我们不仅仅要将其与“过去”中国乡村传统观念里所描绘的“美好生活”作时间层面的纵向联结，更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美好生活”愿景的变迁作空间上的横向比对。这也就要求我们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放置到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考量，既要理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带来的结构性因素，又要看到中国乡村所作出的或妥协或反抗、或排他或内化的反应——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
正如林春所指出的，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不仅仅由特定时代的历史环境所决定，更在其改变这些环境的能力中得到体现。因而，本文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下乡所引发的生活观念变迁的梳理，旨在一方面呈现出全球范围内乡村变迁中所具有的、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勾勒中国乡村的“特殊性”与可能性提供可以对照的历史坐标。古人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的实践中，全球史无疑将是一面无法绕开的明镜。
作者：张晓星，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包括全球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政治，乡村传播，族裔离散传播。
因篇幅限制，引注从略。原文刊载于《中国传媒报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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