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暑假到浙江宁海调研，正好遇到台风来袭。因为不清楚台风登陆地点，台风来袭前的整个晚上，县乡村干部通宵未眠，等待抗台。而在这之前，县乡村干部照例将一些地势低洼处的村民劝进安全地点。有些村民不愿转移，认为自己家里是安全的，但干部们不敢怠慢，好说歹说，生拉硬拽，将这些不愿意转移的村民转移出去了。结果，台风登陆地点北移，没有从宁海登陆，台风对当地影响不大，算是虚惊一场。而每次都认为没事而已经被生拉硬拽很多次的村民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人对干部十分抱怨，说自己没有被台风带来的暴雨淹死，倒是被转移来转移去折腾死了。这些年龄大的老人认为自己是有经验的，台风不可怕，折腾才可怕。干部也很无奈，俗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台风在宁海正面登陆，万一台风带来的暴雨将低洼处淹掉，又万一台风将旧房子刮倒住在房子的人出了事，又怎么办呢?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折腾一下好。
宁海为防台风而组织村民转移的事情，很典型地反映出了这个世界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出现的事情会严重影响现存的状况。一次偶然的事情可能会彻底改变既有的格局，尤其是改变受到影响的个体。对个体来讲，出现了万一就等于一万。从全局来看，偶然的出现是有规律的，是概率性的，万一只是万一，而不是一万。既然万一只是万一，就可能通过众抬一的办法来消除万一对个体的灾难性后果。
宁海台风的不确定性正是为什么要发展出保险的原因。
二
在农村调查发现，村干部现在最难做的工作竟然是收各种保险，以为农民家庭防万一。当前一般农民家庭的收入结构中，大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村务农，年轻人外出务工。因为既有务农收入，又有务工收入，农民家庭收入都是不错的。即使有些农民家庭劳动人口比较少，消费人口比较多，家庭比较贫困，也会随着家庭周期而改变贫困状况。当前农村真正贫困的就是受到万一打击的农户，比如因病致贫，因为种植养殖风险致贫等等。防范这些风险的办法就是进行保险。因为农民经济比较困难，缺少进行自我保险的能力，很难通过商业性保险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国家就通过各种惠农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各种政策性保险的好处。尤其考虑到农民贫困问题涉及到基本保障，各种政策性保险就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保险也一般需要农民自己承担部分缴费义务，以调动农民参加保险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性。这些政策性保险的一般设计因此都是国家出大头，农民出小头，从而使一般农户在遇到各种万一，各种不确定性，各种人为的、自然的灾害时，可以有效防范与应对，以避免陷入贫困和绝境。
当前深受农民欢迎的是农村养老保险。无论农民是否交纳保险金，超过60岁的农民每月都可以享受到最低55元(现在已涨到70元)的养老保险。若农民愿意多交费，就可以在60岁以后多领养老保险。因为即使不交钱，国家也为所有超过60岁的农民提供最低养老保险，农民就尤其欢迎这个保险。次之是合作医疗，一般由国家交大头，农民承担小头。以广西贺州市2016年为例，一般农村农民每人每年承担120元合作医疗，国家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筹资为每人补助420元。且这个合作医疗的设计中，农民可以用自己所交120元作为个人账户资金自己使用。
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都是人身方面的保险，还有生产方面的保险，最基础的是农民种粮食可能出现旱灾或涝灾导致农业减产甚至粮食绝收。因此国家出台农业保险政策，由农户每亩交3元，国家政策性补贴12元，湖北省襄阳市2014年仅政府投入为农民所买农业保险即达8000万元。
比粮食更加不安全、风险更大的是养殖业。比如养猪业，很容易出现猪肉价格的波动，一旦猪肉价格下滑，仔猪价格更是成倍下降，养母猪的风险就极大。为了防范风险，为母猪设立风险金就似乎很有必要了。襄阳市2013年由政府为母猪所投入保险金据说达数千万元。
除了人身保险、生产保险以外，还有财产保险，比如林业保险、房屋保险、农机保险、耕牛保险、社会治安财产保险，人身保险里面还有计划生育保险、小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生产保险里面还可以为分油菜保险、水稻保险、渔业保险、养殖业保险、蔬菜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等。
总而言之，为了让农民防范风险，避免返贫困境，最近几年，国家政策性保险层出不穷，国家也因此拿出来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性资金为农民保险。同时，农民也要有越来越多花费用于保险。在湖北农村，涉农的各类政策性保险已有十种之多。
政策性保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其中之一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些保险涉及到农户承担的资金就要由村干部去收齐然后交到相关机构。虽然每项保险由农民承担的数目不一定很大，但各种保险费用累计起来却不是一个小数。一个1000多人的中等村，一年各种政策性保险的缴费要达到20万元以上，这些钱都要通过村干部一家一户收上来。地方政府一般会将村干部收保险费情况作为考核指标进行考核。村干部受到压力，一家一户上门收保险费。一个村一年收20多万元保险费，在保险品种十分复杂，村民几乎都是天南海北且农民对保险认识十分不一致的情况下面，收保险费成为了村干部最为困难的工作，收保险费时听到农民抱怨：“我们田里没有水时没看到村干部，家里有人病了没看到村干部，收钱的时候村干部就来了”，就十分正常了。村干部为保险收费，简直是费尽口舌。为农民办好事的政策性保险，真是不大好办啊。
三
吃亏不讨好，好事不好办。这也算是正常情况，因为政策性保险具有保底性质，带有一定强制性，可以切切实实地减少社会中存在的风险，增加农民应对各种意外与不确定性的能力。比如，合作医疗作为大病保险，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因病致贫的可能性。这不仅对农民，而且对于建设和谐社会，都是十分地重要。
现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如此众多的政策性保险如何与千家万户的分散小农对接?能否对接?如何对接?对接成本有多高?二是有些风险本来就是市场内生的，能否通过保险来解决之?比如母猪保险。
前面所讲襄阳市母猪保险和农业保险，据襄阳市的同志讲，基本上没有补到农民，而是90%都沉淀到保险公司了。以农业保险中的水稻保险为例，每亩水稻，农民交3元，国家补12元，这15元交到保险公司之后，保险公司几乎不会依据农业受灾情况给予保险损失赔付。钟祥市2012年水稻保险赔付，有800亩参加了保险的水稻几乎绝收，保险公司每亩仅赔付了37元。
保险公司在参加保险农作物受到损失时，不愿意赔付或只给很低的赔付，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保险公司不负责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保险公司无力核实灾情。一家一户小农，经营规模极小且地块分散，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但究竟是哪块田哪一季参加了保险，受到的损失有多大，农民没有申报的积极性，保险公司因为点多面广，根本无力踏勘、定损。试想，每个农户只有不足10亩地，且分成很多块，其中一块因为干旱减了产，他要求保险公司来核实损失进行赔付，他就得多次跑保险公司，写申请，填表格，而保险公司为了防止骗保，也必然要设定复杂的理赔程序。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一、二百元的赔付却花费了远超过赔付费用的交易成本，这样的申报与核实就无法进行，这个保险就做不成。而既然国家有政策保险支付，保险公司就可能与村干部合谋，由村干部代村民上交每亩3元的参保费，保险公司从而可以收到每亩3+12=15元的保险费，到了收割之后，保险公司按高息将之前村干部按每亩3元所交保险费退还村干部。比如一个村有2000亩水稻，应交保费为6000元，在种水稻前，村干部交6000元到保险公司，到收割后，保险公司按1万元将保费还给村干部。几个月下来，村干部赚了4000元，而保险公司从国家政策保险中净得2万元。一个县若有200万亩水稻面积，保险公司就可以套2000万元国家政策性保险资金。
也就是说，在不能降低保险公司与分散小农高昂的交易成本之前，农业保险没有可能搞得好。国家政策性的农业保险也就会变成保险公司套利的手段，而无法降低农业风险。
同时，有些农业风险本身就是市场内生，对一般农户来讲，农户是有一定抗风险能力的。比如耕牛保险，虽然存在耕牛被盗或者耕牛病死的问题，但一般来讲，当前农民家庭收入中并非只有耕牛是值钱的生产工具，相反，一般农户损失一头耕牛只是损失比较小的财产，他们不会因为一头耕牛的意外损失而返贫破产。因此，耕牛参不参保无所谓。反过来倒是，因为耕牛参保的手续很麻烦，即使损失了耕牛，要保险公司赔付，也有无穷的农民完全不熟悉的手续，为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农民搭进去的工夫折算成工资，可能可以买一头新的耕牛了。农民当然就没有参加耕牛保险的积极性。
同样的，对养一两头母猪的农户，搞母猪保险，农户也没有参加的积极性。
其他如住房保险，因为地震等自然灾难造成住房损害的可能性极小，甚至农民都没有见过，你却让农民出钱来保险，农民当然觉得不靠谱，因此不愿交保费。
农民不愿交保费，而国家已出大头的政策性保险资金，地方政府就希望村干部动员尽可能多的农民参加保险。结果是，农民没有参加保险积极性，村干部收保险费成了新时期最难的工作。一件好事却没有办好。
四
小农经济本身其实具有自我保险的能力，当前依靠现代的保险公司和保险制度来提供的保险，很大程度上是为现代的农业公司所设计的，比如经营千亩以上的农业，养殖万头的猪场，就可以较为廉价地与保险公司进行交易对接。从小农经济条件下面看，农民的人身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养老保险、意外人身保险，国家应该给予保障，生产方面，国家帮不了农民，农民也不需要国家来帮。当前农村出现的大量看似要为农民防万一的农业生产保险，其结果是，国家花了钱，农民不受益，干部吃了亏，保险公司得了好处。这种事情不能再做了。
2015年8月22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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