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农民家庭中，年老父母一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再从事其他生产性劳动，不过，珠三角农户家庭都有一笔不算很低的租金和分红收入保底，年轻人虽然收入不高，也有一定收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与一般农业型地区差异很大的“半租半工”结构。
一
总体来讲，珠三角“三来一补”工业化模式占主导地位，外资租用农民集体土地办厂，村社集体通过出租土地和厂房来获得租金收入。当地农民则通过建比较大面积的住宅出租，一方面获得租金，一方面为外来农民工提供住处。我们调研的佛山市平东村，全村5063口人，1.73km2，有村干部估计，全村租金收入大约为3.2亿，其中行政村一级(经济联社)为0.7亿，自然村一级(经济合作社)为1亿，农户出租房屋租金为1.5亿。当然，农民租金收入是相当不均衡，有的农户比较多，有的相对比较少。经济合作社租金收入也苦乐不均。经济联社的租金则是按股份分红。若算大数，平东村一年3.2亿元租金，无论是直接变成村民收入，还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福利间接变成村民收入，抑或作为环境建设，或者留作积累，最终受益人都是村民。这样算来，平均每个平东村民每年有大约6万元租金利益，一家五口人就是30万元。
平东村民租金收益虽然不均衡，却是户户都有，且村社集体的股金分红、医疗保障及各种福利使所有平东村民都有一个不低的最低收入。在平东村，有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户，却没有很穷很贫困的农户。
同时，平东村也很少有特别富裕的农户。全村年收入超过一百万元的农民可能只有几户，且往往是靠临街房租收入。平东村也曾有几十户办了小型五金加工厂，却很少有真正赚到钱的。最近十年平东村打造全国玉器加工市场，来平东办玉器厂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平东村民有十几户进行玉器加工，收益不大，风险不小。真正成为老板并发了财的平东村民很少很少，村民似乎并不记得有哪一户真正靠办厂经商发了财的。
按村民的估计，家庭年收入超过50万元的农户大概占到全村1200户的10%，绝大多数靠房租收入。平东村很多农户都有两块宅基地，建了两栋住房，村民在自建住房上加层，六、七层很常见，每层100m2，七层就是700m2，以20元/m2·月来计算，一年17万元，二栋就有30多万元。临街的更贵。
全村租金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农户最多，大概要占到全村一半以上。如果加上集体分红收入和其他各种务工经商收入，这一半多农户的年收入超过20万元不难。
收入最少农户，租金加上集体分红，再加上劳动收入，一年很难低于10万元。
也就是说，平东村农户收入是一个椭圆形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且最低收入不低，最高收入不高。因为有租金收入保底，平东村民不愿意在普工市场上与外地农民工竞争。对于年轻人来讲，一方面工资收入多少无所谓，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能整天无所事事。人生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天天不做事，就会游手好闲，闲则出事。而且，平东村农户租金收入还没有高到可以未来无忧的程度，因此，年轻人找一个收入不高、体力不重、相对轻闲自由的白领工作是最好的。家庭条件差一点的农户，中年村民比较在意收入多少，就可能与外地农民工同台做普工。年龄大的人当然就退休在家，最多帮助带孙子。很少有平东农民去冒险做生意赚大钱，也很少有人愿意象外地农民工那样双休加班以拿加班工资的。
村社集体提供了一些工资不高体力不重的岗位，比如社区服务中心有35个文员岗位，村治安队有80个治安员岗位，这些都是村中年轻人愿意就业的岗位。此外，站柜台、当工厂低层管理员、技术员、会计都是平东村民工作最多的岗位。
“三来一补”外资租地发展，珠三角本地人很少有机会从工厂获得生产和销售利益。相对来讲，长三角在1980年前后的工业化是本地人办厂本地人运销，所以产生出一批本地的企业家。平东村乃至整个珠三角，很少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出来。村社集体在与外资谈判出租土地时有一定寻租空间，结果，珠三角村社干部借机成为了富人。
珠三角“三来一补”的工业化模式，资本是外来的，劳动力也是外来的，珠三角村社集体租地建厂房，获得租金收入，农民建房出租获得租金收入。珠三角农村因此很少产生企业家，甚至当地农户很少进工厂打工，而多靠为外地农民工提供服务来获得收入。缺少企业家也就缺少富人。村庄中可能最富的恰恰是掌握着村社集体土地资源大权的村社干部，他们在与外资打交道过程中寻租。寻租越多的村社干部越是有能力保住自己的职位。
从全国一般农业型地区情况来看，村庄几乎70%以上农户都存在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农户家庭收入相差不是很大，即使收入有差异，往往也只与家庭周期有关。珠三角农民家庭中，年老父母一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再从事其他生产性劳动，不过，珠三角农户家庭都有一笔不算很低的租金和分红收入保底，年轻人虽然收入不高，也有一定收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与一般农业型地区差异很大的“半租半工”结构。
二
即使每年租金收入有20万元，农户家庭也不完全是没有忧虑的。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老年父母来讲，他们的收入很高了，日子好过。我问一个64岁身体很好的村民，现在还做不做什么挣钱的事情，他的回答是，我都工作一辈子了，现在还挣什么钱?显然，他认为自己就是应当抓紧时间享受生活，在日常的休闲以外，还会到外面旅游旅游。可以说，有10万元租金收入的农户家庭，老年人退休后就可以享受到比较逍遥悠闲的生活了。
这些有集体分红且往往有出租房屋所获租金收入的老年人，对于农户家庭来讲，就真的是“家有一老是一宝”，平东村，退休夫妻一年仅集体分红收入就有六、七万元，比当地劳动力市场上一般普工收入要高得多了。也高过大部分当地年轻人所从事一般工作的收入。当然，老年人主要收入是股份分红，股份是可以继承的，但既然是将股份量化到个人的，老年人就有安排自己股份的权利。村社集体的股份量化到人及股份分红收入强化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珠三角农村，很少有年轻人敢于挑战父母的权威，不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而且因为他们掌握有财产。
相对于老年人，中年村民的状况远没有老年人逍遥，也没有年轻人焦虑，因为中年人一般都已经有了较为稳定的就业，虽然有相当部分中年村民的就业是在普工劳动市场上与外地农民工竞争，而且收入不高，但他们已经适应了收入不高也不算体面的就业。一般来讲，中年农民不愿意去冒险创业，因为创业失败的风险太高。本来有一定租金收入，日子还是过得去的，若去办厂经商，很可能失败，一旦失败，就连现在一般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当然，大部分中年村民是不进工厂当普工的，而可能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甚至当保安。中年人不能象老年人那样逍遥，因为他们的人生还比较长。
相对于逍遥的老年人和平静的中年人，珠三角半租半工的家计模式下面，最为焦虑的是年轻人。年轻人焦虑的倒不是要去创业，去经商办厂，因为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年轻人冒风险办厂经商就显得不够理性。可以说，在半租半工的情况下，因为有租金收入，珠三角农民具有强烈的风险厌恶。
半租半工条件下的年轻人一般缺少通过冒险办厂经商直面激烈市场竞争来获得高收入的勇气与热情。通常的情况下，珠三角农村年轻人的理想是通过高考，考一个二、三流大学，获得大学文凭，然后回到本地当一个文员，收入不高但比较轻闲，关键是白领显得体面。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面，只要上了高中，考大学不是难事。还有一部分年轻人考不上大学，就想方设法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做做。对于年轻人来讲，收入高不高不是关键，关键是劳动不能重，看起来要体面，最好是坐办公室当白领文员。实在不行就学一门技术。在平东村，年轻人理想的工作是进银行当白领，社区服务中心招聘的办事员也大都是本村考取大学毕业后回来的年轻人。村治安队的80多人也都是本村年轻人，并且年轻人以能进治安队为荣。
之所以年轻人都愿意找一份收入不高、劳动不重、轻松体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仅靠租金收入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更重要的则是，年轻人刚走上社会，不工作，天天窝在家中，必然会在精神上出现问题。年轻人参加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赚钱，而是要接触社会，以及为将来人生向上升寻找机会。
问题恰是，年轻人寻找一份体面轻松的白领工作并不容易，他们因此倍感焦虑。一旦有了这样的工作，他们就会显得慵懒，缺少激情，这样一种慵懒而缺少激情的状态又使得他们很难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无论是什么样的市场竞争)获得成功，他们因此就更加依赖于既有体制(村社集体)的保护，和更加依赖土地租金收入的保障。
在半租半工家计模式下面，年轻人希望有一个相对体面安逸的工作，这个体面的工作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确定。若找不到这样的体面工作，年轻人就要么到普工市场上与外地农民工竞争，要么在家待业，若如此，年轻人就会变得自卑而且自我封闭。
在村庄社会结构上，珠三角的半工半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层，即村庄缺少真正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阶层，相对来讲，村庄有一些掌握土地资源的村社干部通过土地寻租而富裕起来的人，或一些精明的农村精英通过运作土地与房产而致富的群体。因为有了村社集体的租金收入保底，村庄就没有了贫困群体，同时，村民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即使就业有差异，经济收入却很少有差异(办公室文员的收入并不比普工工资高)，所以村庄经济分层相对较弱，要远远弱于浙江个私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剧烈分层的社会结构。正是因为缺少村庄内经济分层，珠三角农村较少通过人情来建构社会关系的行动，村民之间较少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排斥指向的是外地人。不过总体来讲，珠三角地区可以说是全国沿海地区最不排外的发达地区了。
在上海农村调研发现，上海农民想方设法接力进城当市民，因为市民有更高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条件。珠三角因为有着村社土地租金分配的收益，农民都不愿进城当市民而愿意当有租金收入的农民。
三
珠三角农村，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显然是一个关键。土地是集体所有的，通过出租土地，珠三角村社集体都有比较多的集体租金收入。集体租金收入不仅可以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户分红，而且可以为农户提供基本保障，为村庄提供基本公共品，为村社集体的有效运转提供资源支持。农户与村社集体之间有着相对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农户有事可以向村社集体寻求帮助，一方面村社集体也有能力为农户提供帮助。
相对于珠三角农村，地处长三角的浙江大多数农村却没有高额土地租金收入，倒是村庄中可能仍然有不少土长土长的企业家，他们在本村办厂，雇工经营，本村一些村民在这些有一定规模企业中从事中层管理工作、技术工作或当文员，从而在村庄形成了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村庄中的本土企业家因为与地方政府有着全方位的联系，比如税收、环保、违建、信贷，村庄本土企业家因此有着当村干部以打通与政府关系的积极性。村庄企业家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他们相互竞争而成为了村干部。浙江农村由富人到村干部的路线与珠三角由村干部到富人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只是浙江村庄中，村集体资源有限，无法为所有农户提供保护，村庄中不同农户之间就容易出现通过争夺象征资源而产生的激烈竞争。相反，珠三角重要的是农户与村社集体的关系，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要，且农户之间的经济分化不大。因此，珠三角农户之间攀比或对象征符号的争夺并不激烈。
中西部一般农业地区，农户之间缺少经济分化，绝大多数农户都有年老父母留村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户生产生活基础设施需求比较强烈。只是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村庄缺少基本的资源，村干部很难为农户提供他们急需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村庄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松散。
2016年4月13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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