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并存在着很多互动，然而很多时候两者被二元对立起来，且前者被“好人好事”“就事论事”“成王败寇”这样的常见论述所主导。我们需要以充分的乡土自觉和国情意识，结合更为多样且具体的历史经验，同时将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置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现代中国内外环境变化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在新视野的检视下，两者互为表里、相互转化且隐现交错。以此为基础，将有利于推进革命视野下的乡村建设研究和建设视野下的乡村革命研究，并以民众民间的建设视角重新理解现代中国。
【关键词】乡村建设 乡村革命 改良
沟口雄三(1996)曾指出：“(梁漱溟与中共)这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绳子般的协调。”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然而很多时候被二元对立起来，内在联系被切断，并被“好人好事”“就事论事”“成王败寇”这样的常见论述所主导。
有感于此，本文及随后各篇文章尝试“跳出乡建看乡建”，以“百年乡建”为新视野，进一步揭示乡村建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梁漱溟所描述的客观意义上的“(百年乡村)破坏史”，也将看到主观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伤心史”，还可以看到乡土社会筚路蓝缕百折不挠的“建设史”，“百年乡建”这条大河尽管流得很慢，但水深才能静流。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中国产生了多种类型且复杂多样的革命，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与乡村建设在动员对象与形式、内容上都直接相关的乡村革命。
一、不保守的改良与不激进的革命
现代中国在剧烈转型进程中产生了多样化的理论，同样也存在着多样化的实践。如果说理论讨论不应简单用“保守-激进”类似的二元框架，这些实践也不能停留于“改良-革命”的人为二分中，特别对于紧密结合乡土且努力回应现实的“乡建式改良”。
现代中国改良光谱复杂多样，乡村建设之所以具有改良特征，是因为其作为乡土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性存在，立足于广泛分散的草根与乡土脉络，对剧烈变革可能造成的成本转嫁有着独特的敏感;同时警醒于一般的坐而论道及以浪漫化眼光对待传统和现状的做法，希望通过扎实的实践以产生出有利于弱势群体及乡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回到历史，乡村建设实际存在着“不保守的改良”之特点。例如，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和卢作孚等人对“去乡土”的现代教育、现代企业、现代文化、现代城乡关系等就有着深刻的批判与创造性实践，本辑专题相关文章将有所讨论，此不赘述。
与此相应，与“不保守的改良”同时存在的是“不激进的革命”，特别对于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既有着国际共运背景，又有着十分突出的本土特征与乡土特质，虽由知识精英发起并以城市为初期中心，最后却以“农村包围城市”为高潮与主要力量源泉的复杂历史进程。这种革命自然不应直接等同于“激进”，近年来从乡村建设角度对延安经验的再解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以说，对于第三世界和弱势群体来说，无论改良还是革命，同样都包含着不同层面上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手段和方式的不同恰是多元化的体现，所挑战的共同之处其实是因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激进化、绝对化及由此产生的排斥性。对于在激进化环境下求生存的乡村革命来说，一定程度上将特定历史条件下某种别无选择上升为意识形态也是可以理解的。“后见之明”应该让当下的我们拥有更为从容的条件，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反思，认识其中的复杂脉络与动态过程。
二、建设与革命的互动转化
正如上述，革命和改良都要避免简单化处理。革命本身并不一定都是“去脉络”意义上的激进，暴力仅是革命某种特定的表现与形式，本土化和乡土化的革命既可能激进化，也可能因为配合乡土脉络而改良化(赛尔登，2002)，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又可能再次激进化。比如，对比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延安时期“乡村建设”的相对成功(孙晓忠、高明，2012)与井冈山后期的相对失败，虽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前者保留并维持了乡土社会。
在回归乡土脉络的过程中，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存在着诸多互动，比如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源起于大革命期间在南方看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而20世纪20年代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长沙、烟台等地组织的大规模的平民教育群众运动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工作有所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对乡村建设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替代与吸纳——通过扫盲(平民教育)、赤脚医生(乡村医疗)、民兵(乡村自卫)、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大众文艺(民众戏剧)等这些“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在国家建设和乡村建设之间实现着某种平衡，同时让革命理想在回归乡土脉络中完成转化与创新。也可以说，以乡土为底色的中国革命直接面对着小农经济与传统村社结构，为了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建设，必须通过组织动员，逐步改变高度分散的社会结构，在“去乡土化”中提升国家能力，完成工业化所必须的原始积累。与此同时，它仍然需要回到基本国情，在“再乡土化”中充分发掘农民主体性与创造性，夯实乡村革命的社会基础，而这些做法本来就是广义的乡村建设。
正是建设与革命的互动转化，让我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复杂意涵。因此，不应简单地把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以“决胜负”的方式放在同一擂台上进行比较与成败评判，它们本来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动态产物——当外部条件或宏观环境进一步“劣化/激进化”，乡村建设将失去开展的必要条件与改良空间而式微，虽然此时革命因遍布乡野的“干柴烈火”而获得广泛的基础与动力，但也可能由此失去多样化实践空间并伴随着过于沉重的社会代价，以及对激进变革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与思维定势。
进一步说，建设和革命都同样受到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只有将乡村建设放回历史脉络之中，才有利于我们思考现代中国两场革命与乡村建设的复杂关系，以及对其历史性消长所产生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不仅未能为广大乡土社会带来积极秩序和建设性力量，反而使乡土社会受到多重外部主体(军阀)的剥夺，乡村建设进一步获得社会基础并在大革命席卷全国的风潮中集体显化，与农民运动一道进入公众视野;而当若干年后国际国内环境进一步变化，建设赶不上破坏时，乡村建设便失去了改良土壤而陷入困境，被“农村包围城市”的乡村革命整体覆盖。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既可能合二为一，也可能因外部环境的进一步变化而差异重现。
三、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的互看
重思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不仅意味着挑战原有的定型化认识，更意味着在新视野下对两者的“同看”与“互看”，从而在双向理解中尝试突破各自的盲点。
首先，从乡村革命看乡村建设，有助于改变一般的技术层面分析或“好人好事”论述，让我们对乡村建设所处的外部环境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乡村建设光靠建设所不能突破的内在困境。与此同时，它反过来也有利于说明特殊历史条件下乡村革命的合理性——在日益不公的全球格局下，发展中国家与弱势群体的革命，不同程度体现着“自我保护”与生存诉求，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使然。
从乡村革命看，乡村建设无疑充满矛盾和张力，然而这种困境是乡村建设所独有或本质使然，更是外部复杂环境的结果与体现。比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曾组织过对乡村建设的集中批判：“(乡村建设者)主观方面的好意，决不能掩饰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改良主义的教育工作和提倡技术运动，是麻醉群众的一种工具”(孙冶方，1983：248，250);“一切改良工作本身，都不免直接间接去为破坏农村的主要因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去效忠尽力。”(李紫翔，1983[1936]：266)批评者也自陈这些尖锐批评“不是同行嫉妒式的‘互相倾轧’，而应该看作一种原则上的论争，是改造中国农村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孙冶方，1983：245)。实际上，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薛暮桥十分清楚地交待了这场批判的重要背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但又没有决心去参加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因此乡村改良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对那些抱着爱国热情投身农村工作的青年，我们一向是给予满腔同情，争取他们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的。”(薛暮桥，1983：23，243)由此可见，需要对乡村建设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对其困境的认识不应停留在简单的“就事论事”层面，一些批判本来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实判断，需要放在更大的宏观背景和特殊的历史脉络中理解。
其次，还可以从乡村建设看乡村革命，从中将看到革命所内含的建设因子和建设诉求，暴力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并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即，乡村革命和乡村建设一样，同样需要历史化。此处通过两个案例进行讨论。
第一个例子是具有经典意义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通过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该农会在1922年—1923年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很多不激进的“乡村建设”内容，比如发起的“济丧会”(会员丧事上的经济互助)、“农民医药房”(会员凭证领药优惠一半)、“农民教育”(学田养学)、“农业部”(农业改良、植树绿化、兴修水利)、“仲裁部”(乡村和事佬)、“卫生部”(乡村接生等)(彭湃，1981[1926]：120-126)。此外，在态度和方式上早期海丰农会也并非完全激进，比如在组织起来的农民与绅士发生利益冲突后，当时是这样处理的：“宜先与交涉，如绅士不肯将市权交出，我们就将番薯先移到别个地方，其余各市亦相机进行，并限三日内进行。进行的步骤，先由农会制出一枝公秤，由农会派人到番薯市去管理。绅士大加反对。农会即布告全县农民，将番薯移过附近农会之处摆卖，绝对不准到原旧市摆卖，我们果得胜利，乃将该市收入，拨为农民医药房经费”(彭湃，1981[1926]：123)。这和我们想象中的暴力冲突与直接斗争有所不同，更接近于乡村建设所倡导农民合作组织联合起来争取利益的一般做法，所产生收益回馈于社员及社区也基本相同。该农会及后来全国范围内农民运动的“激进化”实际上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其中既与“劣绅化”后乡村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扑围剿有关，也内在于国内宏观环境的进一步变化(“三要素”加速度外流，乡村稳态秩序彻底解体等)，还联系着20世纪3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整体危机的爆发与风险的世界性转嫁。
第二个例子是中共党史上让人费解的“傅柏翠之谜”。傅柏翠，1896年生于福建上杭，1914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中华革命党。1921年回老家创办民团，武装保卫家乡。1926年出任国民党上杭县党部秘书兼常委。1927年南昌起义后，在血雨腥风之际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在家乡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成立农民协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同时组织了一支800多人的农民武装，成为闻名遐迩的农民领袖。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入闽，任命傅柏翠为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共领袖对他倍加倚重，称他为“大名鼎鼎的闽西傅先生”。1930年1月，毛泽东将即将分娩的贺子珍送到蛟洋，委托他代为照顾。然而到1931年前后，傅柏翠与闽西特委政见不合，坚持在家乡推行“共生产共消费的农村共产团”实验，因屡次不服从组织命令，被开除了党籍。1939年以后，国民党委任他为永定县县长等职。1949年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闽西起义，1950年被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1986年他以90岁高龄第二次入党。(陈赛文、黄宁、傅柒生，1995;张木森，2007;许人俊，2007)
除了经历传奇，其做法也意味深长。当傅柏翠被开除党籍后，“只求固守蛟洋，拥兵自卫，决不向其他地区扩展，更拒绝与红军作战。红军主力长征并留下少量红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调动十多万军队围剿闽西红军游击队时，傅柏翠和红军游击队签定秘密协议，双方保持特殊关系，不时向红军游击队提供粮食、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并秘密安排保护当地苏维埃干部……使古蛟地区成了‘不共不和’的独立王国。”(许人俊，2007：30)
傅柏翠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主张“农民要土地，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阶级斗争，一切以农民利益为中心”(许人俊，2007：32)，希望走出第三条道路。在土地政策上“采用了苏维埃时期土地革命的政策，以村为单位按人平均分配，又吸收十九路军‘计口授田’政策，形成了古蛟地区独有的土地政策，受到古蛟地区各界群众的欢迎”。(陈赛文、黄宁、傅柒生，1995：12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傅柏翠在当地设立乡村建设委员会，制定古蛟乡村建设“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1927年12月着手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家“农民银行”(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1933年集股创办各种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创办每周一期的《古蛟报》及平民学校、农民夜校和农村教育社。1929年领导北四区创办敬老院、废疾院，在乡村建立医疗所，并修筑乡村道路，架设电话线路，设立邮政代办所和各类小型工业企业。(陈赛文、黄宁、傅柒生，1995：125-133)在傅柏翠领导下的古蛟地区，耕者有其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没有偷盗，没有土匪，没有赌博，没有抽鸦片，不拜菩萨，婚姻自由，义务服兵役等，一直维持了二十多年。(陈赛文、黄宁、傅柒生，1995：134-136)
对于傅柏翠这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素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于其在革命道路上的曲折反复，大多数研究都没法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多归纳为“不听劝告”“固执”“一错再错”等个人层面原因。(张木森，2007;许人俊，2007)
从乡村建设的角度看，这一中共革命历史上充满张力的实践不应被简单认为是“悲剧”“错误”或难以处理的“尴尬”。相反，它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革命之丰富性和复杂性展开认识。傅柏翠能在大革命失败的关头入党，说明其绝非不彻底或保守，所谓“不革命”也不意味着“不作为”。实际上，它让我们看到乡村革命和乡村建设一直充满张力地并存且互动交融着，即使在外部环境恶劣和敌我矛盾突出的苏区。
此外，坚持改良的乡村建设并不意味着不触碰土地问题，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傅柏翠还是40年代的晏阳初，事实上都已涉及土地改革实践。这不仅是乡村革命的必要手段和内容，也是乡村建设提高农民主体性和能动性，并以此转化危机，防止并扭转资源外流，让社会进一步获得稳态结构的必要举措。
由此推开，进一步思考整部“百年乡建史”，无论是闽西傅柏翠还是宛西彭禹廷，都突破了我们印象中乡村建设只是“书生们”在文化教育等层面上小打小闹的定型化偏见，乡村建设其实有文有武，改良也不意味着妥协，同样可以暴力自卫和直接对劣绅开战。无论傅柏翠被开除党籍还是彭禹廷被地方劣绅所杀，代价不可谓不大。这些都构成了乡村建设的内在张力，也召唤着乡村建设研究的新视野。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以充分的乡土自觉和国情意识，结合更为多样且具体的历史经验，将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同时放置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现代中国内外环境变化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在新视野的检视下，两者互为表里且隐现交错，以此为基础，将有利于推进革命视野下的乡村建设研究和建设视野下的乡村革命研究，并以民众民间的建设视角重新理解现代中国。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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