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家、逻辑学家斯特芬·图尔敏(StephenToulmin)1922年出生于英国，1942年获得数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后，从军投入二战。二战结束后，继续自己的学业，1948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本科阶段的数学和物理学学习为他的科学哲学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他1959年赴美任教，定居美国。在托马斯·库恩之前，他首先使用了“范式(paradigm)”概念。后来，“范式”成为库恩著作和历史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图尔敏于2009年逝世。
1945-1947年，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图尔敏曾经向维特根斯坦学习逻辑学。罗素是维特根斯坦的老师和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人。从图尔敏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从康德到罗素、再到维特根斯坦的人类认识发展轨迹。
图尔敏、卡尔·波普尔(KarlRPopper)、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等科学哲学家们发现，对于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场可以决出胜负的球赛。一个新理论、新观点被接受，一个旧理论、旧观点被放弃，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论证过程。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完全将自己的论辩对手说服的情况很少，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将所有的论辩对手说服的情况很少。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近80年。今天，对其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2013年3月7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该刊记者周政华关于小岗村的报道，报道中说：“2012年，在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华西村创造的产值是13亿元，南街村是6亿元，而小岗村只有几百万元。”
上世纪80年代初，华西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党支部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了集体经济。南街村1978年亩产已经达到1000斤，80年代初被迫分田以后，1985年亩产跌到500斤。1986年，在支书王宏斌的带领下重新壮大了集体经济。今天，华西和南街在新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之成为对照，30年来尽管各级政府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对小岗进行扶持，小岗在经济建设方面却乏善可陈。
2012年，笔者先后走访了华西村、南街村和小岗村，通过亲历亲见亲闻，笔者发现，华西村和南街村虽然未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实现了“共同富裕”。不仅在共同富裕方面比小岗做得好，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将小岗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华西、南街、小岗的“实践”可以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显然不能。华西、南街、小岗的“实践”可以改变那些反对农业合作化的人的看法吗?不可能。那些反对农业合作化的人，会构造出一大套理论和说辞来对华西、南街的经济发展和小岗的经济停滞进行解释。
对于农业合作化，一些人坚定地肯定，任何事实都不会动摇这些人肯定农业合作化的看法。另一些人坚定地否定，任何事实也不会动摇这些人否定农业合作化的看法。“实践”不可能改变那些坚定分子，但是可能改变处于二者中间的不坚定分子的看法。
反对农业合作化的人，无力否认华西、南街在经济发展方面将小岗远远甩在后面的事实，但是，他们可以对这些事实作出自己的一番解释。
习惯于“大批判思维”的一些人，将“合作化”与“单干”的分歧视为“真理”与“谬误”的分歧，力图用自己的“真理”去批判别人的“谬误”。这种思维方式与他们从小接受的“科学崇拜”教育有关，与他们在基础教育中形成的唯物的思维范式有关，与深受前苏联影响的“传授科学真理”的传统教育模式有关。
吴仁宝、王宏斌具有审辩式思维(criticalthinking)能力。当他们面对坚持集体经济和放弃集体经济的选择时，他们理解，自己的决策首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决策不能基于虚假或虚构的事实之上。其次，决策必须符合形式逻辑，决策不能与形式逻辑相冲突，决策必须是合理的。第三，在符合事实和符合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可能存在多种可能的决策选项，这些选项之间的区别不是对(right)错之分，也不是合理(Rational)与否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属于普乐好的(plausible)一项。在一部分人看来属于普乐好的选项，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可能并不属于普乐好的选项。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他们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能包容别人的“真理”。他们能够理解，华西人和南街人可以有自己的“真理”，小岗人也可以有与之不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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