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塘约村位于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2014年以来，在村党支部的有力领导下，全体村民通过土地入股重新组织起来。土地实行集约耕作，发展运输、建筑等专业合作社，多业并举。集体经济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塘约村的面貌：2014年村集体收入仅4万元，2016年就突破了200万元；人均收入从2013年的不足4000元，提高到2015年的8000元和2016年的10030元。绝大多数农户已经脱贫，塘约从一个二类贫困村变为“小康示范村”。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出版后，产生很大社会反响。今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3月9日参加贵州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去年写了一本报告文学，书名叫《塘约道路》。塘约村所走的道路对我的教育也很大。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有3000多人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里人也就是勉强度日。全村共有1400名劳动力，最多时有1100多人都外出打工。这和今天全国广大农村的情况基本一致。
党支部是名正言顺的组织者
2013年，村里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把全村的路和田都毁了，房子也倒了不少。村子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路被冲了，农民没法出门，连公路都到不了。包产到户后，各家农民只管自家的那一点地，要修路各家的地都动不得。怎么办?大家只有组织起来共同修路，否则就真的“无路可走”了。这就是村里农民开始组织起来的契机。
但是组织大伙靠谁？是找哪个大户？还是找个公司来？眼前连路都没得走，找县市领导来都来不及，只有村党支部出面。在中国当下的条件下，党支部就是名正言顺的组织者。
村党支部首先组织大家修路。政府也支援了一部分物资。村民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自带干粮，义务劳动，先后修好了联结村子与10个自然村的道路，又用28天时间修好了通向镇里的全长4公里的柏油公路。这样的积极性，是家庭承包制下难以想象的。
组织起来之后，塘约村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拿出来参社入股，土地连片种植。集中种田用不了几个劳动力，其余的人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搞多种经营，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村里还成立了评估小组，对村民入股的土地进行评定等级，折算股份。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入股协议，按照村、合作社、村民3：3：4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
土地流转到集体，实际的耕种土地面积大大增加。原来搞承包时全村土地是1500多亩，重新丈量后变成3000多亩，同时还纠正了部分村民侵占集体土地和集体荒山的情况。土地确权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把土地交回村集体，他们就可以拿到一笔地租款。
村民组织起来的好处
我问当地农民，组织起来有什么好?他们跟我讲：就说种菜，我们基本的生活问题首先是吃饭，分田到户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但是穿衣服的钱从那里来？小孩读书、家人看病的钱从哪里来？这都没有办法从责任田里种出来。农民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出去打工。
留在村里的人怎么挣钱?养猪、养鸡、种菜，拿到城镇里去卖。可是城镇没有你的地盘，只能在偏僻的街边上叫卖，风吹日晒，菜一天就蔫了，只能贱卖。城里人也看不起做小买卖的农民。集体经济解散之后，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强大的市场经济，如果再不组织起来，就走不下去了。没有组织就没有农村集体经济。而只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堂堂正正地劳动，农民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
现在农民组织起来了，全村种的菜只要一个人一部车就可以拉进城，可以跟学校机关的食堂联系，进行点对点供应，还保证菜新鲜、没上农药。这样不仅节省了劳动力，农民收入也增加了。
一些进城打工的人看到村里的情况转好，就陆续回来了。现在已经有800多人回村，这800多在外打工者有当驾驶员的，有搞装修的，有当木匠、泥水匠、刷油漆的，还有水工、电工。一些人组织了建筑公司，一些人组织了运输公司。村里已经有200多辆车，马上要建汽车修配厂。还有在城里打工的女孩也回来，开了饭店、服装店。回来的村民都在合作社里实现了就业。农业、运输、建筑、服务业多业并举，使塘约村的集体经济迅速壮大。
周边的村庄开始羡慕塘约村，也通过土地确权向这个村流转土地，塘约的集体经济组织就这样进一步扩大。
塘约村不是“城中村”，也不是华西村，它是位于西部的贫困村，这是中国农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塘约的道路使我发现，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脱贫。
农民分散的个人力量很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才是第一生产要素。同时，耕地集中统一种植。人和土地两大资源集中起来，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所以，必须把农民从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释放蕴藏的生产力。
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从塘约村之前的生活和现在发生的变化，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农村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首先，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它是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
我考察过塘约村的历史。500多年前，明朝派兵经贵州去云南讨伐元朝残余军队，贵州地多人少，于是朝廷命令部分军士就地垦荒种地，解决军粮问题，之后还向这里移民。政府给到此移居的老百姓分发土地，当时土地占有是很平均的。但到了解放前，塘约全村的土地已经集中到两户地主手里，这两户地主还都是“城里人”。贫苦农民欠了债没法还，就只能把自己的地“流转”出去，自己一无所有，只好给地主打工当雇农。
当地农民跟我讲解放前塘约村的情况，说当时妇女生孩子就生在灰堆里。家家户户盖“秧被”，就是把种稻剩下的秧苗晒干弄软再编起来，盖在身上当被。贫穷到这个程度，过去我从没听说过。今天如果有人主张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就可能再次出现全村土地归一家名下，别人都给他打工的情况。这跟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有什么区别？当年为什么要成立共产党？
第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安顺见到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是去年“七一”全省到北京接受表彰的六个人之一。20多年前，村里的老支部书记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他找来，要他接村书记的班。因为老支书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这个年轻人有组织能力、大公无私、能吃苦，把全村托付给他才放心。可当时这位青年还不是党员。老书记就问他，你愿意入党吗?年轻人看到老书记那么期待的眼光望着他，对他如此信任，就说我愿意。老书记就把镇党委书记和镇长都请来，叫年轻人当场写入党申请书。三个月以后，他以一个预备党员的身份开始领导这个村子，20年来一直跟贫穷搏斗，今天这个村已经非常了不起。
只有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老书记临死的时候才会放不下全村的群众，一定要委托放心的人把村庄管起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村干部们才会对百姓的利益念念不忘。但现在包产到户后，很多村书记只考虑自己的事了。只有集体经济制度能够孕育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会瓦解，那么共产党向何处去？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阵地，而且农民也走到了一个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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