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吃大葱被毒死事件沸沸扬扬一阵后归于沉寂，然而食物领域的危险却并不会因为公众视线的转移而消退。被毒死的羊食用的是在进超市之前被剥去的大葱外衣，农户把这剥掉的外衣拿来喂羊，留下的葱白高价进了超市。羊被毒死了，那买了这些大葱的人呢?日前人民食物主权就此事件推送了《如何终结毒大葱——替罪羊的悲剧》，作者就此提出了通过转型可持续农业进行多样化种植来拒绝农药的使用。如果说这是从生产端的角度来思考毒大葱事件的应对策略，那么今日这篇文章，又从流通与消费的领域给出了新的视角。要想根治化学农业的弊病，显然要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同时入手方可实现。发展可持续农业，建立公平的食物交换体系，增强生产者、消费者的生态理念与认识，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
正文
沈阳大葱毒死山东寿光羊的事件告一段落，80只羊固然枉死，笔者却想替因种植毒大葱而被抓的孟某喊喊冤。据报道，孟某2016年就因种植大葱赔了不少钱，今年本想通过卖大葱到价格较高的山东挽回去年的一些损失，没想到自己的大葱毒死了别人的羊，还要赔偿养殖户的损失，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孟某被抓了个现形，但按笔者今年夏天在一些村子见到的违禁农药的使用情况，隐形的孟某还有不少。难道我们把这些使用违禁农药的种植者一个个抓起来，食品安全问题就能解决了?
每当有类似的食品安全丑闻发生，我们就激烈地谴责种植者或加工商的道德败坏，唯利是图，不顾消费者死活，我们也惯于把焦点和愤怒聚集到个人或者某个群体身上，却忽视了驱动他们这样“不择手段”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和主流食物体系，对他们在这个体系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无奈选择视而不见。主流农业和食物流通体系的核心在于效率，这种工业化的效率思维体现在种植源头就是大规模单一化种植，200亩的单一大葱种植，缺乏不同生物间的制约协作，让不爱生虫的大葱都需要剧毒农药甲拌磷来杀虫;依赖化肥农药，大葱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可种植者却没有赚到合理的利润，因为市场上充满竞争，想要生存，就要在价格上占优势，种植者在定价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话语权，一位蔬果批发的从业者告诉我，从昆明运到广州，一个装30吨蔬菜的卡车，最后菜钱的净利润也不过500-1000元每车，核算下来每斤不过几分钱的利润。我们应该认识到，种植者也是工业化农业的受害者，面对这样的微薄利润，他们没有太多选择。
提高效率，降低价格，低过竞争者，这样的市场逻辑成为农业从业者的生存准则，如此情况下，要求每个从业者用个人道德感去制约自己的行为，为食品安全负责很不现实。当然，这不能成为一些种植者或食品加工商违法乱纪、使用违禁农药的理由，可发展到今天的严重依赖化肥农药的农业模式，责任不仅在于生产者，而是在这个体系中的每个利益相关体。消费者在外观，品相，价格上的挑剔和对便利性的要求让农产品从种植到流通都要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政府的监管不力也是违禁农药充斥市场的一个因素。可食品安全事件一发生，责任却往往只由生产者来承担。这就好比处理毒品问题只抓吸毒人员，而不惩罚毒贩，不去打击制毒贩毒的网络和溯源导致毒品泛滥的社会环境。可我们都明白，吸毒人员也是毒品交易链条上的受害者。
食品安全问题的两端，一方是消费者苦于无处获取值得信任的健康食物，一方是生产者苦于农产品利润微薄，生产了安全有机的食物也很难获取消费者的信任;生产者追逐利润，消费者追求价廉物美，生产者不把食品安全性作为种植的主要因素，消费者不会去考虑生产者的生计与困境;这是当下主流食物体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和谐的，甚至对立关系的一种体现，消费者和生产者只是“买卖”的关系，这种“买卖”关系在社会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又造成了“对立”。由此可见，食品安全问题是我们的主流食物体系从种植，流通，到消费这一系列环节中产生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是从生产端提倡生产者改变种植方式和开展不同形式的生态农业，还要重构一个更公平的流通体制和改善消费理念。比如，我们要思考怎样赋予生产者更多的话语权，让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能参与到议价中，让流通环节更透明，而不是由垄断市场来把握定价权;我们还要改变金钱购买一切的消费观，让消费者尽可能多地参与到生产过程，理解农业生产的不可控和生产者的无奈，尊重生产者的劳动价值。
通过生态农业的发展，以及流通体制、消费者意识的配套发展和转向，才可能建立一个公平和可持续的食物体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中存在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治本，否则抓一个“孟某”还会有下一个“孟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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