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屯田到塘约道路
——简论毛泽东主义的部分中国农业经济史背景
作者：知行
从《读<戚本禹回忆录>》到本文，一些新的文章值得关注。例如，我们在前文提到了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有学者介绍了他的学生林伟然关于文革的研究。再如，温铁军先生明确提出：中国当代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从争取经济利益升级为替代国家政治权力主体的斗争，阶级斗争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内容。
我们知道，温铁军先生曾以《“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获得首届《读书》杂志长江读书奖，由此以三农专家出名。右派把中国左派简化、形而上地分为马左、毛左，其实，还应该有农左，如苏拉密、温铁军、贺雪峰等。这样划分是否恰当，姑且不谈。一向比较温和的温铁军先生也开始鲜明地提阶级与阶级斗争了，只能说明形势比人强。除了个别因分化而否定现代化以至走火入魔的人外，资无两大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客观而强大的现实存在使得任何理智稍微健全点、品格稍微正直点的人都不会回避中国当今主要的问题所在。
干任何一件事，总要先有个抓手，有个着力点。做学问也是如此。对于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结果的起点与作为研究过程的起点有所不同。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说，人口可以是研究过程的起点或者说思考的起点。而人口是可以划分为阶级的，或者说，阶级属性也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研究的进程会自然提出要求，就是越来越要从一些简单而抽象的规定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研究结果的《资本论》正是从基于劳动价值论之上的、比较简单而抽象的商品开始讲的，而在作结论时又要能解释思考的起点，其中之一就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一方面总人口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失业人口的人口相对过剩。黎阳有最新的文章，用柯洁输给机器再次做了说明和论证。可以参看。
那么，马克思的普遍真理能解释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规律么?
有学者曾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规律，他发现：人口繁荣既是前一段时期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意味着危机，往往是转向下一阶段大乱的前兆。而这时的转折往往由农民起义或其它形式的暴动发动。
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军事又是流血的政治，那么可以说军事又是流血的经济。相对而言，中国历史对经济活动的记载不像不流血的政治与流血的政治那么详细，但从不流血的政治向下看流血的政治，再从流血的政治去估计经济，也许我们不仅能今为古用，还能古为今用。
中国史学界“马列五老”之一的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写于文革前两三年，是由好几位断代史的专家参加编写的，因此，虽然翦伯赞在文革中自杀，但学术传承并没有中断。《中国大百科全书》代表了80年代中期一部分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中，《中国历史卷》里的三国部分和明清部分仍然是由《中国史纲要》的原作者田余庆和许大龄分别撰写的。从文革到80年代中后期，时间已过了20多年，而两位作者的基本观点和文中引用的一些数据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文革前，田余庆先生还给林彪讲过课。可见，大乱的文革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产生什么影响。
曾为林彪讲史的田余庆，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侧重秦汉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参加编著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获国家教委特等奖。
文革是否大乱?如何判定?暂时不表。越久远的历史越像静静的冰川，说说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稍微远一点的大乱，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小农经济是中国历史主流，影响深远，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不曾存在过有重要影响的支流，也不意味着支流不能成为主流。无独有偶，就在我们准备本文之时，《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要播出了。这真是一个既检验历史研究也检验电视剧的难得机会。
一、曹操屯田
1、曹操前后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地位评价
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大治是汉唐，而在其中的魏晋南北朝应当算大乱。西汉是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峰。公元2年，西汉全国人口达6000多万，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公元157年，曹操两岁这年，东汉政府曾经清查过全国的户口，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人口是5600多万，略低于汉和帝时代近6000万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唐朝人口是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高峰，据最保守的现代学者估计，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也达到了5000万。这中间，到曹操死后曹丕称帝三国正式开始的220年，三国人口才恢复到2300万人。从汉末到唐初的这段“五胡乱华”的大乱，很大程度因“八王”之乱而起，那么，“八王”之乱又因何而起呢?“八王”之乱之前有三国，毛泽东读到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
我们不仅应当注意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有着刘关张这样的说法，更应当注意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对同样作为诗人、建安文学开创者曹操的看法。再如，鲁迅先生也高度评价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据刘继兴的研究，毛泽东一生中32次提到曹操。如，1975年，毛泽东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同年，毛泽东对北大女教师芦荻谈话时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1976年，毛泽东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认为他们都是对历史贡献巨大的人。
因此，从曹操入手探微三国时的国家、政治家、政治集团、意识形态演变，也许更能看出历史的一些端倪。
2、曹操的举措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生于155年而刚过不惑之年的曹操，开始发力。
在政治上，挟汉献帝以令不臣。
在经济上，在今天的许昌开始了“规模和作用之大空前绝后的”民屯。他以少胜多，收编了青州农民起义军降卒三十余万，其中的精锐部分组成了自己的军事基本力量。用追随黄巾军的百万农民推行了屯田制度，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官府出牛、出工具等生产资料，农民出劳力。劳动成果的分配，如果官府出了牛，官6民4;如果是农民自己的牛，官民对半分。
为此，在管理上另设了一套系统，其中使用了两个得力干将：一个是陈留太守枣祗，另一个是任峻。据魏晋史学界的四小名旦之一高敏教授考证：管理农业屯田的官员级别比同在一块行政区域的郡守级别略低一级。
任峻是河南郡中牟县人。董卓作乱时，任峻劝说中牟令杨原治理河南，抵抗暴乱。曹操起兵后，任峻征集宗族家客数百人归附曹操。之后曹操每次出征，任峻通常在后方补给军队。发生饥荒后，枣祗建议实施屯田，任峻被任命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下(即许昌)屯田。官渡之战，任峻主持军备和粮草运输，敌军企图抄绝粮道，由于任峻的保护，敌军不能得逞。任峻劳苦功高，被任命为长水校尉，封都亭侯。任峻经常周济他人，为人称道。204年死的时候，曹操哭泣良久。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同一时期，割据一方的袁绍和袁术吃的啥?据魏晋史学界的四大名旦之一何兹全考证：袁绍的人以桑葚为食，袁术靠打捞水产为生。为此，史学家蔡东藩高度评价枣祗和任峻两人，认为他俩的功劳可以与三个重要的军事谋士相比。他说：峻与祗戮力劝耕，才阅数年，得积谷数百万斛，且令州郡各置田官，所在丰饶。操因此得用兵四方，不劳输运，卒能战胜攻取，兼并群雄;曹氏功臣，祗峻当居首列！比诸两荀一郭，殊不相让。
在军事上，经荀彧引荐，任用只有26岁的年轻人郭嘉、年龄差不多的荀攸作为重要谋士。
以上这些都是建安元年开始的动作。
三场以少胜多、烧了三把大火的战役(曹袁官渡之战、曹与刘孙联军赤壁之战、刘与孙夷陵之战)决定了三国的基本格局。官渡之战是首场，决定了南北态势，也率先决定了曹魏的地位。大战前夕，郭嘉做了著名的战略分析【注释1】，坚定了曹操的信心。官渡之战，曹操火烧乌巢，断袁粮草，非出偶然。
【注释1】不妨以下文对比《论持久战》。
第一，袁绍讲究繁文褥节，注重形式，而曹操办事讲求实际，这是在思想方法上超过了袁绍。
第二，袁绍不尊奉朝廷，而曹操拥戴献帝以号令天下，这是在道义上超过了袁绍。
第三，汉末政令失之于宽，袁绍以宽治宽，无法扭转政治混乱的局面;而曹操以猛治宽，上上下下都知道主动约束自己。这是在治理上超过了袁绍。
第四，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又疑人，所重用的多是亲戚、子弟;而曹操外简易而内精明，用人不疑，任人唯才，不问亲疏。这是在器量上超过了袁绍。
第五，袁绍多谋少决，往往错失良机，而曹操谋略一出便付诸实行，应变无穷，这是在智谋上超过了袁绍。
第六，袁绍凭藉家世资望，故作谦让以收取名誉，跟随他的大都是一些好虚名的人;而曹操诚心待人，不图虚名，自己生活俭朴，奖励有功的人却一点也不吝啬，因此忠诚正直、眼光远大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愿为所用。这是在品德上超过了袁绍。
第七，袁绍见人饥寒，怜悯形之于色，但自己没看到的就往往考虑不周，这是所谓妇人之仁;而曹操对眼前小事，时有忽视，至于大事，考虑的却都与天下有关。这是在仁的方面超过了袁绍。
第八，袁绍的部下争权夺利，互相谗毁，而曹操以适宜的办法管理下属，流言诽语没有市场，这是在明察方面超过了袁绍。
第九，袁绍不分是非，而曹操对的以礼待之，不对的以法正之，这是在文的方面超过了袁绍。
第十，袁绍喜欢虚张声势，不懂得用兵要领，而曹操能以少敌众，用兵如神，这是在武的方面超过了袁绍。
3、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恩恩怨怨
前述的田余庆是魏晋史学界的四小名旦之一。2010年，羊城晚报采访提问：普通民众对曹操的认知，多来自《三国演义》及戏曲、电影等文艺作品，就是个“白脸奸雄”形象，历史上的曹操到底什么样?田余庆说：历史和文艺是两码事。曹操可以说是时代思潮的叛逆者，因为当时儒家思想处于鼎盛时期，为了在政治上有个好出路，他反对当时的主流，有叛逆的一面。
公元175年，司马防26岁时被调入中央担任尚书右丞(相当于副总理的助理，主管钱粮)，他保举了20岁的毛头小伙子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相当于首都公安局北城分局局长)，这时司马懿距离出生还有4年。
曾经与刘备煮酒论英雄、64岁快要去世的曹操称魏王，请同样快要去世的司马防一叙。44年过去了。酒过三巡，曹操问：“孤现在还能当分局长吗?”司马防答：“当初举荐大王的时候，做分局长很合适”。西汉创立时，司马家族就累世为官，熟谙宫廷政治。曹操对恩人之子当然也会提携，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为丞相以后，使用强制手段任命为司马懿为文学掾。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189年董卓进京到280年三国归晋的90年间，正式的三国，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曹操去世后。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称帝，一年后刘备称帝。而正是曹操去世开始，重要的经济变化也悄悄开始了。魏文帝曹丕登基后，立刻任命长期以来关系很好的司马懿为尚书。很巧，司马懿一如当年建安元年的曹操一样也刚过不惑之年。在魏文帝曹丕执政的220至226年的黄初年间，屯田制就已经在破坏中了。
奴隶成为将军后的后代就不再是奴隶了，平民成了贵族后的后代也不再是平民了。曹操去世时，好多人还没出生呢。而哪怕一个短暂的安定时代也很快产生了人物。王弼之继祖父王粲与司马懿基本同岁，是建安七子之一。224年，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出生;225年，后来著名的二士争功的其中一士、名门之后钟会出生，山东邹平的数学家刘徽这一年也出生了;226年，二期玄学代表王弼出生;227年竹林七贤之一向秀出生。后来嵇康成为了曹操的曾孙女婿。钟会向嵇康请教，嵇康与向秀在打铁没有理他。
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双方的贵族终于在249年的高平陵事件中相遇了。只是攻守异势了。政变中的一方，司马父子两代，司马懿70岁，老谋深算，而司马师兄弟年届不惑。另一方，书生集团。结果，何晏被杀，王弼同年病逝，才24岁。王粲得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赠书6000余卷，王弼读了大量藏书，与何晏关系很好。何晏评价自己的好友：“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管锥编》第二卷从王弼注的《老子》开始，可见一斑。采取不涉是非、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明哲保身，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263年，继承了政变成果的司马昭杀嵇康，田余庆、钱锺书的好友周振甫均认为：嵇康之死不完全是因为钟会说了坏话，而是嵇康参与了夺取司马昭权力的斗争中。嵇康被杀是著名的历史事件，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司马昭赦免他。嵇康被杀一年之后，企图推翻司马昭的钟会也死于乱军之中。与此同时，264年，魏元帝下诏取消屯田官，将典农官分别改为太守、令长。但此时的魏元帝只是司马昭父子的傀儡，因此，这个诏令其实代表的是司马昭的意愿。因为司马氏已经开始把类似屯田民的国家佃客即所谓“租牛客户”经常性地几百户赏赐给公卿贵族了。果真，一年后，废了魏元帝的西晋首任皇帝、司马昭儿子晋武帝司马炎又重申前令，从建安元年起推行了近70年的民屯制度正式废除。军屯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魏晋史专家祝总斌认为，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之间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开始是宫廷政变，后来演化成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在这之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本来并不尖锐，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
不过，很多学者只深入到政治层面，却没有深入到经济层面。西晋建立后再行分封制，封到各地的王哪个不想多占点地呢?当一定程度代表下层的曹氏集团在249年的高平陵事件中失败时，没有了另一个政治集团的制约，皇室宗亲的八王之乱的祸根就已经埋下了。
二、明太祖朱元璋屯田
据许大龄论述，朱元璋在北京、淮西及沿边大兴屯田，有民屯、军屯和商屯，民屯和军屯规模较大。在江西、湖广等地买牛22000多头分给山东的屯种农民，在朝鲜买牛万头分给辽东屯田的军队。据张泽咸研究，屯田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盛，多到了64万公顷(800万亩)，占全国各种田土850.7623万顷(1.3亿亩)的7.5%。朱元璋曾夸张地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洪武廿六年(1393年，朱元璋去世前5年)，全国有6500万人。他一手制造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杀了约4.5万人，每万人中杀了近7个人，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而这些人多是认字的人，这还是新朝代开始，可大明王朝依然延续了270多年，依然是中国又一个大朝代。不能不说，得老百姓者得天下。
三、左宗棠收复新疆
1850年，65岁卸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特意到长沙邀请37岁的在籍举人左宗棠，1月3日两人见面，对这位比自己小近30岁、相当于儿子辈的、还算青年的人，林则徐赞赏有加，把他受贬到新疆后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
1875年(光绪元年)，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与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在朝廷上发生了争议。左宗棠主张出兵收复新疆，李鸿章主张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而左宗棠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军机大臣文祥支持了左宗棠，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就象当年的林则徐，已经63岁的左宗棠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先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
左宗棠
作为后话，一百多年后的1983年8月，湖南人王震邀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至家中，从晚9点到近12点详细谈了对左宗棠的评价。王震与左景伊共阅解放前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临别时，王震还将自己珍藏的盖有本人印章、签名和红笔批语的《左宗棠年谱》送给左景伊作纪念，王震对左宗棠的评价是：
“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
“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
四、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有公开的文章做过统计，可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少了几个人。这里随便列几个。
黄敬1912年生，1931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物理系，1935年到北平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荣高棠1912年5月生于河北省，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参加“一二·九”运动。
钱伟长生于1912年10月9日，1931年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决定转学物理系，1935年以研究生身份参加“一二·九”运动。
黄华1913年1月25日，1932年秋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来任外长。参加“一二·九”运动。
姚依林1917年9月6日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谷景生1913年7月生，“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于光远1915年生，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邓力群1915年11月生，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推选为汇文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
卓琳1916年生于云南，19岁时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宋平1917年生，1935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亲历“一二·九”运动。
许明生于1919年，“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建国后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熊向晖1919年生，山东莱州人，参加“一二九”运动时为清华大学学生。
一年后，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在西安游行，三天后爆发了西安事变。
胡乔木回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毛泽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据统计，经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万亩，比1938年增加了七成。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2年全区产细粮150万石，1944年达到186万石。这一年，除去军民消耗外，还余粮28万石。棉花、猪、羊的数量也大幅增长。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且又被严重封锁的贫困山区，创造了“耕三余一”、“丰衣足食”的奇迹，老百姓上交公粮占总产量的比例也由1941年的13.85%降到了1945年的7.75%，减轻了百姓负担。2015年参观了延安的马云去年演讲时把领导大生产运动看作是毛泽东在延安时做的三件大事之一。
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文革知青
刘少奇的秘书、湖南人邓力群，1949年7月，任中共中央在新疆三区的联络员，奔赴新疆工作。9月15日，邓力群携带张治中给国民党驻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电报住进了包尔汉的寓所，25日陶峙岳和包尔汉通电和平起义。1954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
文革中的青年运动，不仅仅是运动初期的红卫兵，还有上山下乡的1800万知识青年。其中，东面最先接近西方工业的上海就有10万人到了最西面最远离西方工业而面积又最大的省份新疆。如果说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人口相对过剩，从鸦片战争前就带着4亿庞大农业人口压力的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社会主义也会有人口过剩么?与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有何区别?
邓力群(左二)与子女合影，右一是邓英淘
1952年出生、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邓英淘先生，文革期间，先在山西，后转到河南当知青，1977年，考上北大经济系。在1989年要到不惑之年时再次提出了迈斯纳的观点：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中国不能再走西方的路。中国的多数人是农民，为了多数人就是为了农民。那时他就能从人的基础代谢的跨学科角度从最基础提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一个关心和思考人类命运或民族命运的经济学家才是大经济学家。父子两代为了一个历史主题，难能可贵。2000年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提出《重振河山、再造中国》，2004年邓英淘团队的刘力群提出，调水入疆，得大进水，同时大进人，可以装进去3亿人。
六、塘约道路与知青王宏甲
2011年，重庆市委在《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提出，到2015年建设2000个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
在不远处的贵州，出现了塘约道路。塘约道路的几个特点概括起来：一是环境逼迫的穷则思变，二是领导的自组织率先承担风险，带头的左文学已经有了不少的历练;三是商品经济下的信用贷款作为原始资本，四是合作劳动。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王宏甲能敏锐地把握塘约道路的内涵与他8年的知青生活分不开。
无论是新疆的大农，还是贵州的小农，农业的合作经济已经开始。
除了王宏甲，有影响的知青还有很多，不再列举。大家都知道的就有两位。
结语：1、官田(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封建形式)与私田历来在争；2、青年人是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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