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我们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展了一些去激进的、和这百年来现代化进程有关的农村基层工作，其中有很多工作本来可以叫做“乡村复兴”。我们之所以叫乡村建设，是沿用了以前使用的概念，但是，实际的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全面复兴，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在乡村建设这个大平台上，互动、交流、包容，最终走向社会大众民主的这样一种社会运动过程。
我们对于激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种实质性的不认同。因为，精英民主最终一定是走向排斥性的，无论是否符合自由选举程序正义。
人们应该知道：无论是以什么民主形式实现的精英治理，都带有精英专制的特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会出现所谓“精英俘获”，只要是精英俘获，当然一定是内生具有排斥性的。
诚然，这和资本化有关，资本化的过程一定是少数资本占有者获得利益，所以，也就主要是精英集团获得利益。因此，所谓实质性的不认同，会导致另外一个趋向，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实现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
麻烦就在于，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大众民主成功范例，因为大众的利益是更为多元化的、更难整合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所谓的大众的最大多数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定义，可以定义为“小资”，小资的利益细碎多元，最难形成所谓的“自觉阶级”，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自我的意识、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一种社会群体。
社会上很多学者都说是为大众在呼吁，也认同自己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但大众本身却几乎无立场，他往往会跟随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口号，而自己并没有任何思想创新和自我认同的可能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高度分散的利益——每一个小资的利益都很小，又都是目光短浅的——因此你很难让小资们通过大众民主的方式达成一致。
当我们从事乡村建设，特别是当代开展乡村建设时，当然会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我们就认为这本身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平台，应该是“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自由主义的旗帜不应该是被某一种精英群体所垄断的，它本来应该是大众的旗帜。但当大众擎起这面旗帜的时候，又能看得到每一个高举这面大旗的个体背后都有蝇营狗苟的这一面，你得承认小资的这一面，承认他们才是大众的主体，才有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包容。这个简单道理，往往很难被知识生产者们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感里接受，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脑袋后面没有光环”。
可见，我们做当代乡建，只不过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
要想真正做到大众民主，包括想让它有议事规则，想让它形成能自我组织、自我赋权、对外形成谈判力量等等，一定要有一个渐进的包容过程。
先看看乡村建设前辈的说法。
梁漱溟先生
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引起的反应来破坏乡村的力度要大十倍都不止。”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对百年来激进的意识形态做适当反思，不要简单地跟着走，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心存谦卑面对自然，我们才有可能包容，才有可能改变这样的思想状况：即要么就是一切都在规律之中，要么就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
这些科学主义我们当然要借鉴，但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应该知道中国大陆在当前的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崛起的阶段，其实恰恰是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西方发生的1929—1933年生产过剩大危机，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现在之所以中国表现得“不那么危机”，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自秦始皇那个时代，2500年前，我们就完成了今天欧洲人梦寐以求尚不能完成的大一统。于是，就有了一个庞大的亚洲大陆型的国家，因此很多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说，你们不应该叫国家，你们应该是大陆。事实如此。因此，中国可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提出的“两纵三横”，现在是有人提出“五纵七横”，对外是“一路一带”，乃至于现在成立亚洲投资银行，主要是把过剩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大陆内部，首先是国内中西部，接着是中亚、西亚这一带。对比1929—1933年大危机，美国也是进行基本建设才有缓解，也就是当年的“罗斯福新政”。所以说，美国昨天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重演。
罗斯福自己称之为“新国家主义”，而后来的冷战意识形态把罗斯福新政称为共产主义。冷战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到今天就是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共产主义批判，说整个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事实上，我们把过剩的大生产能力转向了内陆基本建设，从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到现在十五年的时间，中国大约已经投进去了15—20万亿。中国台湾、韩国这样的地方幅员狭窄，没有办法再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基本建设，于是只能把产业向大陆转移。大陆很大，吸纳了各种各样其他小经济体的生产过剩，这样它维持了十五年。还有没有可能再维持呢?有，就是现在所提出的城市化，或者叫做城镇化，要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人为地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的内生性需求，这就是我们今天实际上采用着的所谓的发展战略。
生产过剩在西方最终表现为因大危机而走向战争，二战把欧洲所有生产过剩的国家在欧洲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摧毁。二战的胜利者是谁呢?恰恰是具有大陆型特征的幅员辽阔优势的国家，那就是美国和苏联。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把大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之后就变成了二战以后的双寡头地缘政治垄断控制，导致了所谓冷战秩序和冷战思维，至今仍然被我们纳入全球化的整个思想理论界延续着，并且作为一种框框，很难冲得出去。
从冷战结束后，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在后冷战又有了二十多年的经验过程。那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在干什么?当你们强调知识生产的时候，有谁对这样一个历史的宏大变迁做过一个基本的解释?于是，这导致我们高校的年轻人多多少少有点缺乏常识。麻烦就在于大多数人以为的那个知识生产，其实是反智的。
麻烦还在于什么呢?即使你把这段时间用冷战意识形态和后冷战意识形态做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那往后呢?我们还能摸着石头过河吗?不能，因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是金融全球化的虚拟资本通吃，虚拟资本之具有泡沫化趋势，是以“新三性”作为特质的。所谓的“新三性”基本上是些什么呢?一是流动性，金融资本可以在0.6秒之间完成交易结算，它的每一笔金融虚拟资本的网上交易能以毫秒计算，因此它有追求流动性快速获利的本质特点。由此，就导致任何实体经济——产业经济、资源经济、自然经济，无论你怎么称呼——都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因为再短的实体经济也是漫长的。
因为它具有追求流动性获利的特质，所以它可以短时间内集中起来，就是金融资本流动性所派生的集中性和短期性。这就是“新三性”。跟当年的资本主义批判者们所提出的“老三性”——因寄生性而导致腐朽性和垂死性——在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
在今天这个社会上的新三性，变成了一个因虚拟资本的快速扩张而形成的一个像汪洋大海一样的所谓前方，你还能摸石头吗?前面没有石头了。
如果说前面——我们走向生产过剩这个阶段，你最后摸到的那块石头还是罗斯福新政，那在这之后呢?因为二战把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打残了，二战期间大家把黄金白银都送给了美国，于是美国占有全球60%以上的黄金，它可以发行全球70%的货币，至今它仍然是以70%的储备货币成为金融资本第一国家。你往前走，是要走他们的那条路，中国要走金融化?还是照搬美国金融化所主导的全球化?我们跟得上吗?看看我们亚洲的邻国，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我们的兄弟中国台湾，哪个能走得进去?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看看21世纪的方向，如果愿意去激进地看待我们追求的西方现代化，这仍然是一个大的话题。
因此，我希望承担知识生产责任的知识分子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重大问题，特别是亚洲，我们是一个原住民的地区，或者叫原住民大陆。为什么?因为离欧洲太远，人家欧洲推进殖民化的时候，虽然到你这儿来了，但是只殖民化了一些小经济体、小国，比如说亚洲完全被殖民化的只有菲律宾一家，被殖民化了400年。日本是被打倒了，但是日本至今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整个朝鲜半岛也是百分之百的单一民族。中国尽管56个民族，但我们仍然是原住民的大陆，整个亚洲大陆包括印度、南亚次大陆之类，大体都还是原住民。没有经过殖民化，怎么能够参照殖民化国家的经验来改造你自己?美国、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人口不到5%，它才有现代的所谓制度。你再激进，能把你的原住民都送到太平洋里去吗?不仅不能，我们未来还得是15.4亿的原住民人口，到了那个顶点才能缓慢下降，但就算再下降，在21世纪也降不到10亿以下。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我们这代人好不容易到了梦醒十分，你们不要沿着我们的梦想之路走下去了。如果真的想像西方那样?先自裁、先把人口减少，然后就可以按照那个路走了。
前面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现在，怎么全球化，怎么金融化?
因此在这百年的激进化过程中，有些不那么激进的人试图走一条另类的路。上一代人走了，我们这代人试图有所继承，有所扬弃，也有所发展。
1950年代以前，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几乎完全没有治理能力的、被破坏的传统大陆国家，1950年以后，中国是一个通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或者三次独立战争——打出来的一个相对而言“没有严重负外部性的主权国家”。
我最近提出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为何深陷发展瓶颈无法自拔”的理论解释，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主权的时候是交易形成，当交易形成主权的时候，就有交易成本造成的主权外部性。这是个“负外部性”问题，往往导致维持国家主权的经济资源被跨国公司占有，这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于是，这个负外部性就使维持国家主权的制度成本仍然是跟从宗主国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你自己的经济不能支持所谓现代政体的时候，所有的议会道路、总统制、国防军制、高等教育西方制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高成本的，这套高成本西方制度不能支持，只能拿西方资金做财政补贴，所以大多数现在被作为民主案例的国家，三分之一以上财政是西方宗主国给的，不给就垮。宗主国给钱的条件就是听话，按我说的做。
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爬不起来的原因，就是他在形成主权的时候没有经过惨烈的革命去铲除“主权外部性”——按照萨米尔·阿明的说法是“去依附”。而中国这个大陆上恰恰经过惨烈的土地革命，之后形成的主权曾经一度是去外部性(去依附)的，现在当然慢慢在恢复外部性。
这些引述只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看百年的乡村建设，也是伴生着一个非常复杂的中国形成国家主权的条件以及这个主权变化的过程。早期的清末民初，也就是说清朝所形成的传统国家政权解体，而民国试图照搬西方国家政权体系尚不能成立的阶段，恰恰是礼崩乐坏，乡村社会一片衰败。在这种情况下，有以实业救国，或者是以教育救国，或者是以科技救国的主流，但是这些救国论基本是自上而下;主张平民化的乡村建设恰恰是自下而上。
我们把它归纳成了一个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次乡村建设。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县翟城村。村自治本身是几千年的传统。在1904年清末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起步，兴于1920年代，那时候民国开始了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兵匪一家，于是乡村就劣绅化，“劣绅驱逐良绅”把良民逼成刁民，这个机制性后果多有表现：一旦乡村良性治理所依靠的乡贤变成劣绅，乡村社会就彻底破坏了。
那个时候就有一批人利用当时的地方割据，形成了割据条件下的乡村建设实践，一直到二战以后。依托璧山县建立的华西实验区是最后一个被这些改良知识分子主导的实验区，到1949年这时候就被结束了。
早期乡村建设的主要骨干中，梁漱溟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他相当于右派;晏阳初流亡海外;卢作孚自杀与陶行知病逝;唯黄炎培幸免。
第二次是“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
诚然，1950年分田到户实现了全面私有化的小农经济，但这个分散小农社会是无力抗御任何资本的剥夺的，而我们的共产党在1947年定下来的基本纲领是，只要建立国家，要搞的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对于1953年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实现民族资本主义转型，主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由此可知，中国人在整个1950年代搞的主要是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到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因此，国家主导形成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形成的是一个方便国家提取积累的闭环。
在这一过程中间，从1952年开始，就在抓乡村组织建设，当时的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也都跟早年乡建派所主张的内容差不多。乡建派早在20—40年代就在做乡村合作社建设。而且，重庆在做，延安也在做。不同之处在于延安是共产党组织在做，重庆是晏阳初拿了美元在做，其实际内容几乎一样，无外乎就是合作社为载体，实现乡村良治。如果再往前，就30年代来说，无论是邹平还是宛西的自治，做的也几乎是一样，基本上都是以综合性合作社为载体，实现一个乡村良治。所以延续下来到50年代，乡村有可能实行良治吗?可能，因为民众已经被广泛动员，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全民实现动员的。
到这个年代，中国的妇女就业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接近百分之百。我们现在的制度遗产导致我们今天妇女就业率仍然高达84%，全世界第一。为什么呢?其实无外乎就是当年你们的奶奶们参加了农村识字班，这个识字班就是解放妇女的基层组织。
如果我们把这些过程都看下来，你就知道：当一个可以无偿得到财产的革命被大多数渴望发家致富的小资们都接受的时候，大家就都被动员起来投身其中了。在这个已经实现全民动员条件下开展提高组织化的合作社运动过程中间，我们知道从50年代开始形成的组织建设，一直延续到70年代，这个背景又是个国家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一旦完成之后，开始进入工业化大生产，政府不再需要从农业提取积累的时候，农村就又恢复了小农经济。
1980年代大包干的事，和1950年土改，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毛和邓做的事情并没有本质差别，毛1949—1950年给农民分了一回地，邓1980—1982年又给农民分了一回地。当然意识形态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但是纯从财产关系角度来说是一样的。
在邓推进大包干这个改革之后，又恰恰在1986—1997年期间上下结合地开展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形成了一次针对分散农民的重新再组织化、再制度化运动，这被称为两个创新的东西又变成了和50年代做的差不多的东西。只不过，那个年代资本的力量尚不够强大。
那么，今天三大资本(工业、商业、金融)力量足够强大。因此可以说，当年毛和邓都有庞大的官方力量推进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今天我们打算依靠民力自下而上的做第三次乡建，就尤其困难。
我们再看新世纪这个民间为主的乡村建设，不仅面对着国内三大资本崛起乃至于三大资本走向过剩、遂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历史过程，还面对着中国不得不加入全球化，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又是全球过剩资本向资源经济和实体经济转嫁代价。
这个转嫁代价的情况就被我归纳为“成本转嫁论”的理论创新，它对接的是上个世纪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往上加上这两个理论，它就基本上算是跨世纪的一个思想传承。
总之，我们得看到：在金融资本阶段，世界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金融资本核心，金融资本阶段的核心已经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大危机中锻炼成熟，并且形成了维护核心利益的秩序。那就是2013年10月份，西方六个主要金融资本经济体联合形成的货币互换协定，美国为首，联合加拿大、日本、英国、欧盟、瑞士。过去，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所谓短期的货币流动性短缺，在没有其他国家来帮助的情况下，都会因流动性短时间的短缺而发生金融危机。那么，现在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流动性都关联起来充当其中任何一国的流动性，然后就是以没有发生流动性短缺国家地区的较低利率来要求出现短缺的国家支付。
简言之，这个协定意味着资金短缺方完全可以随时烫平金融资本阶段因流动性短缺而发生的金融危机，于是西方金融资本阶段的新核心已经形成。
在这之外的就是所谓“半边缘”，必须认同我的意识形态，按我的要求构建你的国家制度，那就是“金融无边疆”，我的金融资本随时可以流入，把你的资源产生的收益为我占有。在这种条件下，你可以作为半边缘，或者半核心，取决于你国家实力的大小。
剩下的那些，比如中国，不认同金融自由化的、仍然构成金融高边疆的(近年来，也正在放开)。如果仍然用自己的本币来货币化你的资源性资产，用你自己的资本市场来资本化你的所谓产业经济的国家，那就一定被边缘化。
如果你们边缘国家成了气候，这世界就没秩序，金融资本核心就会崩溃。只要你撑住了，他就一定崩!然而，麻烦就在于我们国内的利益集团们现在似乎撑不住。
总之，只要你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代价之下，它的成本会不断的向你转嫁，你的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就很难维持，除非你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者之间能够良性互动的善治。
善治是否就是今天西方给定的这套普适话语?我说不好。但总之，我们在试。
我们看当年的知识分子们做的事情，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005年的乡村建设会议，这个人数比当年乡建早期参与的人要多得多，现在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加入其中，全国200多所高校，已经加入到支农活动的青年学生大概有20多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青年动员。形成这样的运动之中我们继承的仍然是前辈的思想，晏阳初讲“我们希望抛下一切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因为农夫眼镜是现在最大程度地接受转嫁代价的那个群体的视角。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知识生产、我们的教育体制，早就被当年的陶行知批评过了，他说“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1926年陶行知先生的教诲，今天不知道还适不适用，反正我们还是记得的好。
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有的已经去世了。当年到各高校去发动青年学生下乡的刘湘波说：“青年是用来成长的，老师是用来牺牲的。”在座的有梁漱溟乡建中心的人，他们就是他的传人。我虽然仍然是微笑着在说他，但其实为失去这样一个助手感到非常沉重，但是我相信他也跟我一样，其实每天都是笑着的。
梁漱溟说：“他毁，远远不如自毁。”
今天看，越多的接受全球化成本转嫁，就越多的自毁。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庸俗地把井蛙眼中的成王败寇当做是真实的历史。
乡村建设当年有600多个团体，1000多个实验区。张謇早年的南通试验区，我们相对地把它叫做是县治成功。当时他在南通做的南通县域综合发展试验是最早的乡村试验，是一个完全资源在地化开发的过程，把所在地区形成的所谓产业收益全都用于当地的社会发展，包括福利建设、教育建设、基本建设等等。
整个大的乡建当年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1929—1933年大危机对中国当时民国正在蓬勃兴起的现代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所谓“民国黄金经建”，原始积累从哪里来?不能对外剥夺，只能对乡村进行剥夺。为什么是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摧毁了乡土社会，而不是一般的地主?这个道理今天恐怕很难被大家接受，但是它是一个有数据支撑的体系。
另外，1929—1933年大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现了白银外流，导致中国发生白银危机，导致民国政府1935年不得不放弃银本位，实行纸币制，从通货紧缩迅速转化到通货膨胀。1937年中日战争，导致中国把有限的贵金属全部跟美国换得军事援助，于是民国从1937年开始一直通货膨胀到1948年金圆券改革再次失败，整个财政金融垮台，所以政府意义上的现代化到了1948年年末，彻底失败。军队没有军饷，不再打仗，于是乎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游击队方式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共产党夺取政权靠推进土改，其实也还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从他怎么化解危机的角度来看。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政权之后都面临大危机，大危机导致政权不能存在。于是，大多数革命产生的政权是短命的，其原因在于面对经济危机无力化解。中国怎么解决的呢?88%的农民人口(接近90%)回家分地去了，新建立的政权只管11%—12%的城里人就够了。80%—90%的农民回家种地了，有吃有喝，9个人养活1个人有什么不能养的呢?
恰恰不是现代化救了中国，是传统的乡土社会承载大量农民回归小农经济，救了1949年深陷危机的中国(这个观点对一些人来说恐怕挑战性也大了一点)。
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转移代价，促成了民国的经济危机爆发，导致民国所谓我们想象的完全民营化的工业化城市化，最终走向了失败。这是个百年现代化的努力，清末——当时是洋务运动失败，民国——民营经济失败，最后才转向四大家族，借战争之机，等等这些被我们批成了另外一个解释，当然那个解释也对。其实这是一个百年现代化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过量的工业化代价、城市化代价转移到乡土社会，破坏了乡土社会，才有了这么多人的不忍(其实无外乎就是一种妇人之仁)。
我们应该知道，河北定县翟城村是1904年最早的乡建村，是本村乡绅父子在礼崩乐坏的条件下试图恢复良绅自治。它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它在1904年的时候已经是2000人的村(现在是5000多人的大村)，所以它实现的是2000人范围的在地化自治，我们把这个作为它的起步。
所以说，清末的现代化教训很重要，太平天国事变中，地方实力派接受“器物说”的洋务运动兴起，庚子事变前清廷已经接受的“制度说”，其后政府进行全面改制。可见，清末其实已经兴起了一波现代化高潮，只不过失败了。
接着进入民国早期，在这个接续现代化的变化阶段出现的是早期的乡村建设，其实有一批政府官员甚至是高官认识到必须救民于水火，于是他们辞官回乡做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第一个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姓孙，到定县发现了翟城村这个样板，于是去推广。在民国第三个年头，定县就成了全国的村治模范县。接着大家看孙中山的秘书，姓黄，他是国民党在福建的省委书记，辞官不做，到了福建长乐的营前村搞“模范村”建设。接着是冯玉祥的副官在河南信阳实现了村里自治，但因为他得罪了当地的势力，最后被暗杀了。乡建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梁漱溟当年所做的事情。今天你们看很多地方政府搞办公大厅，多功能集成到一块，这个事梁漱溟30年代早就干了，就是他当年的“合署办公”，这样老百姓办事就不用跑那么多衙门。他就所谓村治试验的成果跟毛泽东在延安有过彻夜长谈，到底如何建国，当年他们就谈过。所以我们很难说毛泽东完全是按照今天所说的西方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操作，很大程度上他们之间的这些交流都是有用的。我们再看当时其他各地的乡村建设。跟我们今天一样，为了训练青年人，当年北碚办学校，让学生去参与各种各样的公益事业，去劳动，这些事情在当年都已经广泛开展了。
接着我们看中国工业化，新一轮工业化是从1950年开始的，因为朝鲜战争，苏联人把重工业、装备工业转移到中国。那个年代，为了方便从农村占有剩余，推进了农村的组织化，直到后来1980年代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才对农村实现“去组织化”。
由此看当代的农村改革，可以叫做去组织化，而1950年代的改革叫做农民的组织化，直到高度集体化，目的在于服务于国家工业资本，方便从农村提取剩余资本。
沟口雄三先生有一句很著名的分析，解释民国年间的乡建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制度建设，他说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毛和梁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对立)，但是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两根稻草被捻成绳子一般的协调。梁在1950年下乡参与土改时是拥护毛的土改政策的，后来他在合作社组织化向城市做多大的剩余贡献上跟毛发生了冲突，但是在此之前的土改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
我们看这两张图，其实表达的是民国和新中国这两个不同的原始积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1950年以后，中国人完成了工业化最难过的那关，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最终形成了工业化大生产，进入了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阶段。到这个阶段中国也是靠外资，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外资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严重外债，要么就不还了，那就导致国际关系破裂;要么还，那就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中国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在改革之前每次经济危机都向农村转移代价，也就导致三次“上山下乡”(我是第二批，1968年下乡的)。算下来，这三次“上山下乡”，我们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了大约4000多万不能就业的城市劳动力。到1980年以后，这些人得回来，城市又遭遇危机，我们当时叫待业青年，总数也是大约4000万。
历史惊人地相似。毛时代动员青年知识分子下乡，邓时代允许知青回城一开始就是4000万人待业……
这个世界上挑出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来，可曾有4000万人失业?我们有。
接着就是90年代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也叫待业(就是因为这种叫法，因此我高度评价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们的成就)。
我去年(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八次危机》，把中国从1950年以来60年的发展过程归纳为八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它并不特殊，它只是一个因大量引入了外资而不得不还债，而还债引发赤字，赤字引发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引发不能就业，然后怎么去解决的问题。我们能解决就是因为庞大的农村承载了危机代价，它是一个劳动力蓄水池、资本池，资本池的代价不由资本自己承担，而转嫁给了其它。
这就是中国所谓成功的秘密，并无其他诀窍，无他，但转移尔。
这个图的曲线表明，1950年到1980年，几乎每一任领导上台，都会遭遇到一次经济危机。
每一次经济波动都是类似的。解释一下改革之后，也是每一个领导人都会遭遇到一次波动，但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有工业化了，所以可以用大生产形成的资本投资能力来解决金融危机。但在这个过程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间，主要是中国城市工业如何从农业提取原始资本。
下面讲建国以后的第二次乡建的内容。
1980年邓小平恢复了农户经济之后，今天你们看到的有关发展组织的故事，其实讲的就是当年如何下乡调研做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一批学者。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世界银行介入了中国农村改革。这些事情我算是个参与者，因为我当时是世界银行代表团的翻译兼中国项目组的成员，接着让我负责监测和评估，我们的做法本来就应该是用西方的方法来支撑西方的说法，反正最后基本上都糊弄过去了，那就算是成功。所以，中国的世界银行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是最成功的，因为我们做的数据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之后再做这套玩意的时候就驾轻就熟。
1988年我们做试验区时，当时就把前辈的乡建资料复制过来，放在我们资料库里面，准备到我们做不动的时候进行两代乡建比较。具体的试验进程如何，今天大家热议的很多问题我们都讨论过了，也都试验过了，经验教训都是清楚的。
接着讲新世纪中国加入全球化以后的乡村建设。
2001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年，对我们的同胞台湾来说也是个大年，因为2001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在同一个半天相隔一个茶歇加入了WTO，纳入全球化，意味着共同承载全球化的成本转嫁。
我们从这一年开始，重启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间力量的乡村建设，这个乡村建设今天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大家都认同我们叫做大乡建，尽管每个单位都是独立注册的。我们说搭建了一个“四无”平台——没有领导班子，没有上级组织，没有人固定做筹资，没有纪律约束。总之，进退自由，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我刚才为什么讲大众民主?如果所有正规的组织纪律和筹资以及领导班子等这些东西都有，你会不自觉地走向精英专政，只有都没有，你才有可能让大众自由参加，然后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倡导大众民主，我们讲究多元文化，讲究包容不争，我从来不说谁对谁错，那，然后就是道法大同。因为你总有点向善的理念，这样看它就变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
我们现在有五个成体系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就是在农村开展的生态农业，搞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建消费者的有机消费合作，推进公平贸易和城乡融合;接着就是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务中心，帮助打工者提高谈判地位;再有就是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让他们结合实际、下乡支农;最后一个就是如何发动音乐人和文学爱好者们参与爱故乡活动，复兴农村文化。
总之，这五大系列构成现在中国大陆上的大乡建系统。
我们在村里开国际会议，在村里面办学校。
当时我们是如何发动农民的，其实这个又跟我们前辈做的乡村建设一样。当年梁漱溟、晏阳初都说我们下乡来要搞农民运动，结果发现农民不动。
凡是下过乡的人都知道，要想让农民动起来是很难的，尤其是发动合作社，他如果不能马上见到眼前的好处，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让他搞有机农业，搞生态化，如果你不做，让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们最开始在村里发动合作社，搞有机农业，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先做起来。同时，要从文化活动入手。因为，文化建设是最低成本，最高收效的农村工作，藉此为切入点组织了方方面面农民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像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而不是直接就搞合作社。
台湾的谢英俊建筑师帮我们在村里的乡村建设学院建立起来一套生态建筑，因此我们就有一套立体循环农业和生态建筑的全生态乡村建设学院。我们的农业是六位一体的，生态厕所和沼气池转化排泄物，生态大棚里面养猪种菜，我们挖了土堆成山种果树，池塘养鱼，还有露天菜地，旁边就是生态建筑。这个是没有任何现代建材的，它是石料、木料和夯土形成的建筑。这些生态建筑冬暖夏凉，右边是生态礼堂，是个半地下的，冬天不用生火，夏天不用空调，冬天盖上点稻草就保暖了，这样一个生态礼堂能容纳400人。
我们在农村完成了这样一个全生态的立体循环系统，以形成对农民和对青年知识分子做培训的实地教材的可视性。
我们实验的这些东西后来非常幸运地都变成了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国家战略。我们现在讲生态文明、生态化的发展、两型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所有大企业也以有机生态作为自己的LOGO了。我们做了十几年，慢慢被大家接受了。至于当年怎么帮助大家来熟悉这套东西，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河南兰考的试验区、山西永济的试验区，看到农村生态产品进城，新兴的农夫市集等等，今天市民农业已经遍地开花了，当年开始建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大家知道，怎么推进公平贸易，推进城乡互动，这些都需要在做事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总之，乡村建设走到今天，已经可以做一些经验总结和理论归纳了，我的写作基本上都有发表。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
谢谢大家!
(原文刊于《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
(本文由出版方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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