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展望“塘约道路”，亟须重温毛泽东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6月24日在吉林考察农业时明确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
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2014年在遭遇洪水一贫如冼的废墟上，重走集体路，成立“政社一体的合作社”，仅只三年，面貌大变。由一个省级“二级贫困村”变成了贵州“同步小康新农村”。今年两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点赞《塘约道路》，指出“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塘约精神还是不简单，还是要发扬。”
现在，塘约道路已揭开了中国农村大变革的序幕，面对农村即将到来“暴风骤雨”，重温一下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实践，是非常必要的、十分有益的。
毛泽东的这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它是社会实践反复证实了的客观真理。
一、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是社会主义。他和党中央用了极大精力把我国五亿农民逐步引上了集体经济的康庒大道。这是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
1、从中国农村的客观实际出发
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不是所谓“唯意志论”的结果，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
1956年，毛泽东从中国国情特点出发深刻指明，中国农民“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选择。”他说：由于人口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南方各省每人只有一亩或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在所改善，但是，他们中间许多人仍然有困难。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人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选择。(《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9页)
2、着眼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毛泽东深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后，我们党确实面临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和生产力落后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美国帝国主义在被中国人民赶走时发表的《白皮书》里，就曾断定共产党不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问题只在于，发展农村生产力究竟要走什么道路，集体的道路还是个体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的回答，社会主义是必然之路。这就是他高于别人之处。
1953年冬他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是这么讲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同上书，第301页)
当然，这不是说个体生产就不能增产。毛泽东认为，不搞合作化也可以增产，但增产较慢，而且有限。他在1953年10月15日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时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文稿》第4册，第357页)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简单的协作，也可以造成新的生产力。所以，只有从个体的所有制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才能大大解放生产力，才能组织更大的“协作”，造成伟大的生产力，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要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毛泽东的这种认知，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幕詞中就讲过：“农村工作部向中央的报告，合作社90%增产。”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談到农业合作化同解决粮食问题的关系时提出，发展农业合作，是在目前众多的农业增产措施中，“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增产办法。”他说：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大量增加灌溉面积，目前还不可能。就目前的需要和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或者更多户的联合经营，就可以使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多种增产措施得以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社的头一二年内，没有拖拉机，仍旧使用畜力和现有农具，一般可经增产20%，那么，单单这一项，全国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增产粮食六七百亿斤。在目前，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增产办法。只有把小农经营组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有可能在具备条件以后，使我国的农业由使用畜力工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转引自《若干重大竟是的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第364页)在这里，陈云正确地道出了客观的真实。
3、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必须同步的考量。
毛泽东确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奋斗，这种工业化能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他认为;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很有见地的。1955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适当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
这是因为：首先，我国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同工业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其次，他创造性地提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只能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他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门，即重工业的拖拉机的生产、化学肥料的生产、农用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以及农用电力和煤油的生产等等，“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或者才能大量使用。”“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机器。”再其次，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大量的资金，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要靠农业方面来积累。“而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的购买力。”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文集》第6卷，第431、432页)
4、确认小农经济是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
列宁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有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或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这样两种可能。毛泽东赞同列宁的这个观点。只是他认为，我国的全体农民虽然有其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但他们中却“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党遵循着自己的纲领，应当从中国的这种实际出发，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他说：“对于农村的陈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文稿》第4册，第357页)
毛泽东之所以以那么高的热情，全心身地指导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坚决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我国亿万农民逐步引上集体经济的道路，其思想轨跡，就是如此。
二、实践证明了农业集体经济优越于个体小农经济
如何看待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农业集体经济是否优于个体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那位曾经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就曾公开咒骂：“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又一次剥夺”!
好在历史终究是客观的实在。真理就是真理，谬误尽管可以凭权势打扮成“真理”，但谬误终归就是谬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真理并不依人们自己觉得如何而定，而是看其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不容分辩地证实了，农业集体经济有其巨大的、誰也抹煞不了的优越性。
第一、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真实。
前三十年困扰我国的第一大事是吃饭问题。
我国的粮食总产量，1950年13215万吨，比上年增长16.7%。1951年14370万吨，比上年增长8.7%。1952年16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4.1%。1953年16685万吨，比上年增长1.8%。1954年16950万吨，比上年增长1。6%。1954年16950万吨，比上年增长1.6%。1955年18395万吨，比上年增长8.5%。1956年19275万吨，比上年增长4.8%。1957年为19505万吨，比上年增长1.2%。1958年达到20000万吨，比上年增长2.5%。
这就说明，其一，农业合作化以来，我国的糧食产量年年增产;其二，在合作化高潮的两年中，增产最多;其三，难能可贵的是，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完全避免了苏联优良传统高潮带来的生产破坏。
农业合作经济优于全体小农经济，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1957年比1952农业增长状况，只是短暂的时期，不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总和”，那就有必要看一看农业集体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从1953年到198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平增长3.5%。农业增长的这种速度，明显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1953-1976年，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西德1.3%。
中国粮食生产除了大跃进后短暂的三年外，年年增产。这是历史的真实!
第二、水利建设功标史册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我国农民吃够了水旱灾害之苦。农业合作化基本上解决了困扰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水利大问题。
毛泽东讲得很好：“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庫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抗拒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普通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解决。”(《文集》第6卷，第451页)这个农业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否定得了吗?
事实正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全国各地持续开展兴修水利的高潮。从建国以来，到1983年(79年后由于包产到户业，已难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反倒陆续损害了原有的水利建设)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建国前的三亿六千万亩易涝农田，有二亿七千万亩得到治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这就为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和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造福人民的是百年大计，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为印度、美国、苏联等国的不及。
那些一方面依靠着集体经济农田水利建设的“红利”吃饭，一方面以对集体经济“彻底否定”，“良心”何在?
殊不知，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的优越，兴修起这么多的水利，“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的后果，又会如之若何?
第三、解放妇女劳力
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开辟了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可能。这就有必要“发动妇女投入农业生产”。毛泽东看到浙江建德县的这个经验以后，热情流溢地写下一段重要批语：“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一件出于许多意料之外的大事。”“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8页)
合作化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半边天”参加劳动，功不可灭。
第四，开创了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在毛泽东的心路中，不忘初心，就要从基本制度上，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原本是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是这么说的：“现在农村中存在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天在发展新富农，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天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在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解决困难。”(同上书，第437页)
事实正是这样。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开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美景。在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历史，解决、防止两极分化，这是共产党人真正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走资派及“知识精英”公然鼓吹两极分化“天然合理论”、贫富悬殊“有利推动生产力发展”等等，这就凸现了他们“靠资本主义救中国”已经“铁”了心!
第五，提高了教育文化水平
毛泽东赞成列宁的这句名言：“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他指出：我国现有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问题必须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化社，有了集体力量，情况就完全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同上书，第6卷第455页)
难道事实不是这样?
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就是凭着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大地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队有小学，社有中学。全国普及小学，很多地区甚至普及中学教育。我国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读书不要钱。没有哪个农民发愁过子女读不起书。
旧社会留下的“文盲大军”迅速扫除，广大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这是历史的奇迹。
第六，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就有两条是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规定。一是除“四害”，讲卫生。一是“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发疫、脑炎、牛瘟、猪瘟等。”
毛泽东以其特有“阶级情谊”，始终坚持在全国的医疗大格局中，“把医疗的重点放在农村”的方针，依靠国家和集体经济的力量，构建县人民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散布农村各个角落的医疗网络，从而使我国广大农民享受着基本免费的医疗服务，从而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1993年世界发展银行年度报告《投资于健康》高度赞扬到70年代末为止，中国的医疗服务“举世无双。”这个报告是这么说的：“直至最近，(中国)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例外。到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蓋了所有城市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的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只有毛泽东的正确的医疗方针，只有集体经济的力量，才有这种“举世无双”的伟绩!
可惜好景不常。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对191个成员进行卫生体系绩效的评估中，中国卫生业绩的综合评价，竟列第144位，总体健康水平列81位，社会内部卫生费用的公平程度列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直到近十年医疗卫生的改革，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从“举世无双”到“倒数第四”，这种强烈的反差，难道不是擅自取消集体经济的严重恶果?
第七，保证了“五保户”的一般生活
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五保户”的生活水平。有了体制的保证，致使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城市乞丐总的就较少，。
第八，培育一代新型农村干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集体经济要求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与之相适应。在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下，造就了一代无私奉献、“全心全意”、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不脱离生产，没有工薪，只有一点“工分补贴”，不是国家干部，却又肩负起国家干部的重担。他们成年累月，吃苦耐劳，全心全意地服务农村，服务农民，亷洁奉公，秉公办事，不贪不腐，不黄不赌，都是无名英雄。1963年开始的农村“四清”运动，那么种“清”法，也“清”不出多大问题。要是把当时定案的“贪污犯”，摆到当今中国农村，评廉政“先进”也非他莫属。
第九、建构了文明新农村
在集体经济的那些年代里，我国农村，创建了一代社会主义新风。无论是社风、村风，官风、民风，都无愧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旧中国的各种流毒，什么吸毒、嫖娼、赌博、抢刧等等，一扫而光。
遗憾的是现在又全都死灰复燃，有过之无不及。
第十、农业支援了工业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遏制和封锁的恶劣环境中进行的。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同农业集体经济的同步发展，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集体经济农业，不仅为城市提供了粮食，而且为工业提供了建设资金、原料、乃至销售市场。从1952年到1979年，净征购糧食，从539.8亿斤到1240亿斤;纯收购棉花，从2000.1万担到4219.8万担;纯收购牲猪，由507.2万头到13004•1万头，等等。农业与工业互相促进。
三、重回农业集体经济的道路是必然的选择
上世纪80年代开初以来，我国推行“包产到户”，名为改变管理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废除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实质上是基本恢复个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从此，中国农村乱象丛生，农民无心于农，青壮年普遍进城打工，四处良田抛荒，水利长期失修，耕作极其粗放，恶性事件接连不断……“三农问题”已经严重地困扰全党。曾经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小岗村，集体经济没了，耕地“分”了，人心散了，包产到户一二十年，按驻队支书沈浩的说法：“面貌却依旧”。
我们欣喜地看到，贵州省的塘约村，一个省级“二级贫困村”，组织起来重走集体化道路，只三年就大变，这个铁的事实再次证实毛泽东合作化理论的客观真理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农民的必然选择!
(20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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