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盛宇（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新寨乡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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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破解“三农”难题的不二法门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一些地方把村级集体经济“破零”作为贫困村能否出列的重要考量指标。虽然在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绝大多数农村已经将集体土地、林地等资产全部承包到户，发展集体经济既无可用资本，又无人才支持，瓶颈重重，但是我坚定认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破解“三农”难题的不二法门。
我所定义的“农村集体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集体经济，是村委会、涉农企业、合作社和农户间虚拟联合，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集体经济，这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大集体经济有着本质区别。
(一)发展和壮大农村新集体经济，是建立扶贫长效机制和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
绝大多数建档立卡贫困户未离开农村，未离开农业，发展无资金，无项目，无思路。即使通过精准帮扶使其在短期内完成脱贫，但是从长远来看，许多农户返贫的压力依然很大。所以，通过集体经济把农户组织起来抱团发展，是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可行路径。没有集体经济，农村文体卫生、道路水利等公益事业也寸步难行，新农村建设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二)发展和壮大农村新集体经济，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群众道德素质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佳切入点。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持续发展，目前困扰农村的最突出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干群矛盾激化，基层党组织涣散，群众道德滑坡，集体主义观念丧失殆尽，传统孝道文化几近摧毁等，应该引起党和政府的最大关注。
一些农村一盘散沙，除非分发化肥、地膜，召集不起党支部会议和村民大会;老年人房子年久失修，有儿有女且都有一定经济能力，但是还是找政府申请危房改造，不满足要求就上访;自家田间道路暴雨冲毁，申请政府维修，政府出机械，要求农户出人工配合，农户反向政府索要工钱。近期有一件工作对我触动很深：村民苗圃失火，我们向附近一个驻军求援。在解放军战士奋力灭火的同时，村民却在袖手旁观，没有一个乡邻主动伸出援手!
不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不提升群众整体道德素质，不弘扬集体主义精神，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能走多远?百姓幸福指数能有多高?民族前途又能有多大?
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就没有依托，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缺乏平台。
二、农业经营的理性规模和实现路径
农业经营的理性规模应该是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的最佳平衡点。过去我们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结果是效率上去了，公平却没有兼顾好。广大基层干部能够清楚看到，农村内部矛盾盘根错节，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更是诸多矛盾的焦点。过去征收提留摊派，外出务工的农民往往把耕地全部退回给村集体，现在拖家带口回到村里，但是没有一亩土地;有人进城经商成功，举家成为城市居民，城里拥有商品房甚至商业用房，但是农村土地仍然保留;人死了耕地不减，而有人新娶老婆务农，新生孩子务农，但是没有新增耕地;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多分了土地，现在又抽不回来;有人自从包产到户以来就没有交过农业税，有人分文未欠，交的交了，拖欠的也不再要了……。许多基层干部在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中态度消极，存在打折扣、搞变通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确权登记引爆农地矛盾这个“火药桶”。
农村改革如履薄冰。关于农业规模化经营问题，我有以下思考：
(一)必须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
我这里只谈一件工作实例。2013年，我乡建成了1万亩膜下滴灌高产示范田，现在四年时间过去了，效益非常不好。一个灌溉单位(以井片划分)200余亩耕地，可能涉及几十户、上百户，协调成本很高，再加上种植品种不同，灌溉期也不同，使得1万亩农田中，除了集中经营的200亩耕地(乡政府以前的原种厂，现在承包给了种植大户)使用该灌溉系统外，其余95%的膜下滴灌设备全部闲置、荒废。国家的数百万元水利投资就这样被无情浪费掉了!
(二)审慎对待农地流转。
1、农地即使“三权”分置、归属清晰、权能完整，也很难流转顺畅。
由于征地补偿标准由政府统一控制，使得农地流转很难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价格。以我县为例，农户流转土地的心理价位为征地补偿标准，每亩耕地约三万元左右。农民宁愿把田无偿提供给亲戚经营甚至荒芜，也不愿低于该价流转出去。而现在确权登记又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收益预期。事实上，如果集中流转后不改变农地用途，需要经营五、六十年方能收回流转成本。除非城市资本为了工商开发储备土地，若真正从事农业生产，没有人愿意承担如此高昂的流转费用。我所了解的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就是以农业取得贷款，然后在省城开发房地产。不要责备企业家的良知，资本天生逐利而行。所以，中短期内，家庭农场和农业公司还难以扛起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大旗。
2、农地流转，不利于保护农村弱势群体的利益。
农村弱势群体家底薄，融资能力差，面临家人大病、丧葬嫁娶、子女上学等开支，被迫廉价出让土地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农户。我了解过一个极端案例：有吸毒人员2000元就转让了自家10亩平川地的20年承包经营权。农地流转的一个最大可能消极后果就是：贫困农户的失地风险增加，农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利于扶贫长效机制的建立。
(三)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抓实“互换并地”工作，有序引导农户合作规模化经营。
我们目前存在的最大农业效率问题，就是耕地细碎化严重。
近期，我走访调研了大量农户，大家都强烈欢迎并地改革。新寨乡羊道沟村王保林经营着20余亩耕地，分别位于八个地块，在开畔和刹墒中，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处理临地分界，虽然使用农机耕作，但是仍需耗费八天时间。而如果并为一个地块，耕作20余亩田仅需一天半时间。大刘家湾村老党员刘根承包经营着20亩耕地，分别位于6个地块，耕作很不方便，他说，如果能够集中到一个地块，即使少分2亩田，他都愿意。这也是其他村民的普遍心声。
全国许多地方，如安徽省蒙城县、河南省民权县、甘肃省金昌市等，土地“互换并块”工作已经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其中河南省商丘市早在2010年就开始推行“互换并地”工作了。
但是，七年来，“互换并地”工作为什么没能在全国范围推广开呢?由于研究条件有限，我没有找到各地详细的并地操作流程和存在问题报告。我感到，各试点应该存在一些尚未克服的工作瓶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户间协调层级太多，土地互换成本太高;第二、对于耕地质量等级存在的客观差异，尚未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问题，通过一定范围的调研，我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1、货币化衡量土地价值。
针对耕地质量等级客观上存在差异，如平川地与坡耕地的差别，给土地互换工作带来障碍这一难题，我的解决思路是：经村民大会评定，全体村民认可，确定本村内各种等级耕地的流转价格(只需确定一个相对价格，而不一定是市场真实流转价格)，把农户所承包耕地货币化。如某农民拥有30亩耕地，经评估总价值为60万元，在“互换并地”中，只需获得同等价值的耕地，而不必严格为30亩。
2、构建虚拟土地流转媒介。
媒介可以为村委会，也可以为任意村民。基本操作原理：全村耕地流转给土地流转媒介，再由流转媒介流转给村民等价土地，在第二次流转中实现农户“一块田”目标。如上例农民，将自己价值60万元的8小块耕地流转给流转媒介，然后再从流转媒介通过抽签等方式流转回价值60万元的一整块耕地。土地流转媒介的设立，可以有效解决在常规的土地“互换并地”工作中，一户农户可能需要协调多户甚至几十户农户的问题。
3、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引导亲朋好友间地块相邻，以便于农户更大范围的合作规模化经营。
以大刘家湾村为例：现在，分散耕地对外承包费一般为200元/亩，而如果是百亩以上的连片耕地，承包费能达到500元/亩甚至更多。如果自营或者合作经营，规模化耕作的收益溢出也不应该低于300元/亩。全五寨县人均耕地6.4亩，如果能够实现耕地合作规模化经营，人均增收可望突破1900元/年。各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大都在村务农，“互换并地”后的合作经营能够很好地自动惠及贫困户。推动农地合作规模化经营对于精准扶贫的意义，既能立竿见影，更具长期功效。
(四)发展村级互助金融。
受市场法则支配，不用说各大商业银行，就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都有去农化的强大动力。所以，即使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低下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
汪三贵老师的《村级互助金的贫困瞄准机制研究》让我认识到：发展农村互助金融，既是建立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的最佳路径，也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契机。
在互助金规模小的时候，为了降低运行成本，可以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托管借贷业务，政府补贴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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