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研究编者按:郝堂村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东南部，是豫南山区的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在2009年，郝堂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4000元，村子破败、环境脏乱，年轻人都在外打工，是一个只剩下老人的空心村。而仅仅数年之后，坐落在大别山怀抱的郝堂村，就变得干净整洁、古朴自然，村庄经济发展，劳动力回流，游客纷至沓来，一派和谐景象。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代表，郝堂村被国内众多媒体纷纷报道，并登上新闻联播。这数年之间的巨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对于当代新农村建设具有怎样的启发意义?今天我们推送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刘忱副教授的文章《多声部合唱：郝堂的乡村建设之路》，与读者共同学习、分享。感谢刘忱老师授权“乡村建设研究”公号推送!
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就是通过建设和发展，使传统的农村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让农民分享更多发展成果，在现代化的意义上把村庄整体激活。然而，激活乡村靠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富裕农村，必须消灭农村，要让农村城市化。这种言论很有市场。也有人说，乡村建设的重点还是要放在农村，要以农民为主体。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可见，国家建设新农村的着力点还是放到农村。但如何落地、实施?各地政府、专家和农民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给出了众多答案。其中，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的建设引起了广泛关注。
郝堂，位于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乡，地处大别山麓的雷震山地带，面积约16平方公里。人口约2200人。村庄的历史并不长，1949年才有两户人家迁入，村里没有出过显赫的名人，甚至连个乡干部都没有出过。2007年时，全村有2140人口，外出经商务工的有660人。村民主要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业种植以小麦、水稻为主，主要经济作物有茶叶、板栗等。畜牧业以家庭养殖业为主。2007年全村财政收入30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3600元，郝堂村的贫穷落后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随着青壮年外出务工，老人孩子长年失去照顾，社会建设滞后，到2009年，还有老人因为无钱医病而自杀。显然，这个村庄贫穷、普通，毫不起眼。如果顺其自然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郝堂的转机来自2011年起至今的乡村建设过程。经过集中三年左右实践的建设，小山村不仅外貌焕然一新，而且各项社会建设都得到了推进，村民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从村庄环境卫生的整治，发展到公共卫生事业的拓展，深化到义务教育的阶段的勃兴，再到公共文化设施的出现，这一切被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郝堂村容村貌既保存了自然山水和田园植被和传统建筑，同时又处处流淌着现代化的韵律。村庄环境的改变，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乡村融入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城市人来到这里寻找乡愁。外出务工的青壮年纷纷回乡创业，经营起农家乐、民宿和本地原生态产品等等，原先寂静破败的山村呈现出一派生机和兴旺景象。
郝堂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概括地说，在于乡村建设的新思路形成和与市场化不尽相同的方式方法。整个村庄既没有让资本进村上项目，也没有任由长官指挥。而是由基层政府部门、乡建专家团队和本地村民一起，共同缔造了郝堂的今天。这不是什么人单打独斗地“做”出来的项目，而是各种合力共同推动的结果，是一曲多声部的合唱。其建设步骤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行动也是边想边做、边做边改，最终建设出了既保持村庄面貌和内在社会结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元素和新社会群体和文化生机的新郝堂。2017年2月9日，央视新闻联播以头条新闻的方式宣传了郝堂，这不仅是对郝堂一个村庄成绩的认可，也是对一种乡村建设模式的肯定。
一、公共事业发展思路，为乡村建设确立了方向
在郝堂开始建设之前，区委区政府领导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农村最缺什么?政府能做什么?农村虽然缺钱缺资金，但如果简单把扶贫款或扶贫物资发放下去，农村的贫困面貌不仅不会改变，还养了懒人，将造成新的不均衡、不平等。只有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农民生活开支，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当时农民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03年时，鉴于基层组织应付“非典”疫情难有招架之力的痛切体会，平桥区委区政府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拿出360万为18个行政村修建了村卫生室，每个卫生室采用的是同一标准，甚至同一图纸、统一标识、统一配备设施。有了硬件，为了提高村医的医疗水平，区里又把全区在农村执业的400多名村医送到省城的大医院培训了4个半月。这一举措，初步建立了农村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又由于公共卫生室的建立，增强了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修建村卫生室的成功，促使区委区政府在决策时更有信心解决农民的真实需求。根据本区的实际特点，区委区政府的思路仍然不是大规模招商引资，促进农村产业发展，而是“尊重农民的小日子”。帮助农民把小日子过好，为了“微小而美好的改变”而努力。干部们认识到，农民的另一个迫切需求是教育和公共文化实施，所以一反多数地区“撤点并校”的举措，转而大力扶持村庄小学的改造和建设。这个改造除了政府投资以外，也吸纳了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郝堂小学建设资金就有企业家捐助在内。区里另一项举措是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区里出资兴办的26所职业技术学校，实行全免费学制，目的就是让贫困青年学一技之长，职业教育也是一项人力资源和智力投资，很快就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新能量。
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也是平桥区的一个建设亮点。当其他地区的文化部门都热衷于建设乡镇文化站的时候，平桥区独出心裁地建设乡镇级的图书馆，理由就是现在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名声不太好，要么利用场地办商品展销会，要么开歌厅、麻将桌，甚至还有赌博的现象。而图书馆的功能很明确，就是读书学习，不可能办展销会。当时网上对此工程一片讨伐和叫骂声，纷纷指责平桥区作为贫困地区，建这么高规格的图书馆是“追求政绩”，但区里不为所动，顶着压力给每个乡、每个行政村都建设了图书馆。区领导王继军认为，在图书馆的建设上花钱是值得的,这是一个立足长远的建设，对倡导本地读书学习风气大有裨益。乡镇、行政村图书馆按照国家建设标准，分别建设了面积800平方米、300平方米的场馆，但都是使用了同一张图纸，统一外墙和内部结构。图书馆正在融进当地的日常生活，除了借书、藏书，图书馆还每年组织“书香平桥”的读书活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对于那些想读书而又买不起书的读者，图书馆推行了“你买书、我付钱”的图书回购项目，全价向读者回购旧书，这些举措使平桥群众获得了更多文化实惠，也拉近了图书馆和普通民众的距离，带动了其它文化事业的发展，图书馆的建筑外观端庄、朴素、典雅，不落俗套，居然成了当地青年男女结婚时拍婚纱照的必选地。可见，图书馆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与喜爱程度。平桥区也因此荣列文化部支持的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项目。
这些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后来国家出台政策要扶持，恰恰使已经走在前列的平桥区农村得到了实惠，也使当地农村和农民看到了农村发展的潜在前景。从区委区政府的思路上看，可以概括为：不能为了发展农村经济而直接抓经济项目，从当地群众的迫切需求入手，解决农民自己无法解决的公共服务问题，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内置金融互助合作，使郝堂的村民得以组织起来
2009年，三农学者李昌平第一次到信阳寻找项目点。当时，信阳市是全省金融改革试验区，政府对新事物持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郝堂接受了李昌平的建议，成立一个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夕阳红养老互助合作社。这个金融模式是一种“内置金融”，后来也被人成为“昌平模式”。合作社启动资金由胡村主任胡静带头，吸收了15名老人作为合作社社员，每人出资2000元，向本村在外经商务工的村民注入资金14万元，李昌平以个人名义拿出5万元，随后平桥区科技局支持了部分资金，合作社于2009年10月12日挂牌成立，本金共计34万元。
李昌平之所以选择金融而非生产合作作为切入点，原因在于长期进行研究探索的一个项目，就是农村金融的瓶颈问题在于农村土地证无法抵押。其原因有两个：第一，土地不是一个正规的金融抵押物。土地虽然可以抵押给银行，但银行不能在土地上种东西，所以土地在银行看来没有价值，对土地的经营权才有价值(在当时经营权不能抵押)。第二，信贷资源一直倾向“更有关系的人”，是农村的中小企业，而非广大小农。所以整个农村信用社体系与农村的发展实际很难对接。李昌平的改革实验总是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平桥区的改革探索，恰给他提供了一次良机。
他反复向村民解释，金融合作是效率最高的一种合作形式，从事生产合作，十年后产量顶多增长10%，金融合作则有可能增长100%、200%。如今，郝堂村的资金合作社的资金总额，从当初的34万元升级到今天的上千万元，土地价值翻了好几倍。建立养老资金互助社的目的，也正是要建立村一级的共同体。基于村一级的资金互助社，可以绕开了中国现有土地管理制度下农民的土地不可自由流转的问题。互助社当年只搞了3个月，年底就给15个入股的老人每人派了200元红利，第二年领到570元，第三年领到720元，去年领到800元。运转一年后，不少农村散户在这里得到贷款。合作社成立四年多以来，至今没有出现一笔坏账。
对于规避贷款风险问题，农村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农村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力。乡村是熟人社会，村民对彼此的家庭状况、做事能力、道德口碑都相互了解，合作社的资金能贷给谁，不能贷给谁，大家心里都有数。郝堂资金互助合作社更重视贷款对象的发展能力和道德因素，比如，合作社的张启荣老人谈起了她的“担保经”时说：“要贷款，你得看他老实不老实。有些人，你看他不老实，可能也还不起，就不能给他担保。还得看他贷款是干啥哩。老年人的钱，他还能不还?”
金融互助合作使不少村民获得了资金上的支持，解决了经济发展缺少资金的难题。在建立合作社的过程中，村民还学到了一种新的合作民主和妥协的方式。起初，李昌平力主乡亲们自己制定一个合作社章程。一开始村民不知道章程是什么，想图省事，想请李昌平代拟或者从网上下载一个现成的应付一下，但李昌平执意要村民自己来拟定：“把章程吵出来就是一个民主议事的过程，一开始图省事，以后麻烦就多，因为那不是村民的共识。”结果，拟定章程的时候，村民们开始较真地争吵，“吵”了两天两夜，“吵”出来了大家都认可的七章四十七条章程，比如规定三个月以上定存;月息较信用社上浮1个点，贷款1年月息1分，3到6个月月息1分半，1到2个月月息2分;一个股东老人可担保5000元信贷额度;每年利润的40%用于给入股老人分红，剩余用于风险预控和管理成本等等。这个“吵”的过程，也是一次民主实验过程。由此开始，郝堂村形成了一套民主、自治管理本村事务的“规矩”：大事小情都经过民主程序，所有的规矩都是村民自己“吵”出来的。
三、推进生态恢复，让乡村的自然环境健康起来
提到郝堂村的改造，还得益于艺术家孙君。孙君是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绿十字)创始人。他自2003年创办这家以环保为工作目标的非营利机构后，主要致力于发展社区参与的农村生态保护，实现生态、生活、生产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曾经2003年12月起至2011年,在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实施生态文明村建设试点——“五山模式”和“精品五山堰河新村”计划，受到过中央领导的肯定，但他的新农村改造工程有成功，也有失败。2009年，他接受平桥区委区政府的邀请，到郝堂参与新村建设实验。
2011年4月，绿十字与信阳平桥区政府合作的“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郝堂茶人家”项目启动。项目主要涉及到生态环境、乡村规划、民俗文化、村民自治、建筑艺术、水利交通、健康与生计、有机农业、金融互助、乡村旅游、乡村岗位培训等诸多的内容。目的是通过项目实施，把中央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具体化，树立推动解决三农问题的典范。
由绿十字牵头，国内11家机构参与了以郝堂村建设为重要项目的平桥区可持续发展规划。每一家机构负责不同的子项目，比如新农村建设、有机农业、农村养老互助、社区参与、村民自治、旅游文化等，整个设计方案由当地政府出资买单。
孙君称，目前新农村建设100%是由城市规划、园林规划和旅游规划部门在承接乡村规划，用城市的理论建设村庄，用城市的文化影响乡村，缺少对乡村价值的认知，所以乡村建设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他明确提出自己的规划要素：新农村建设要让年轻人回来、鸟回来，民俗回来，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其核心内容涉及新型农业、生态农业和复兴传统文化。区委区政府与绿十字团队等具体建设部门经过反复磋商，形成了对待村庄自然风貌的四条底线：不砍树、不填塘，不挖山，不扒房。同时，区委主要领导同志还提出了对村庄和村民的三个尊重态度：“尊重自然环境、尊重村庄的文化肌理、尊重群众的意愿。”在处理政府部门、专家团队和村民之间利益关系时，要遵守三个尊重原则：“当专家与政府之间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尊重专家的意见，当专家意见与村民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尊重村民意见，当村民和政府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尊重村民意见。”这些大致规矩的确立，使各方意志都得到了体现，特别把处于弱势的村民的意志放在了突出位置。政府部门、专家团队和村支两委共同商定，郝堂建设不能太快，虽然速度慢一点，但是出了错还来得及修正。而且，新农村要建设的村庄不是以城市为样板，而是农民自己的村庄，各种建设理念必须以农民的利益为本，以有利于农村发展为本，要让农民从感情上和理念上逐步接受这个发展模式，所以慢也是符合规律和村民要求的。
为了解决群众的信任，把村民凝聚起来，郝堂的建设先从小事抓起。
首先就是对垃圾进行分类。过去村庄缺少垃圾分类或污水处理的概念，“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是农村习以为常的景观。建设村庄先从治理垃圾开始。村里要求村民打扫自己家门前的清洁区，还建立了垃圾处理系统。一开始，这个做法让自由散漫惯了的村民们难以接受，村干部首先以身作则，带头到大街上扫垃圾，然后挨门挨户去动员，当大学生村官和外来的乡村志愿者一起，主动清理河道和房前屋后的垃圾的时候，村民自己也坐不住了。后来，村里又把小学生动员起来，上学路上用学校发的塑料袋捡拾垃圾。小学生还负责上门检查监督那些乱倒垃圾的大人，如果发现有人乱倒垃圾，就拿着小旗在他家门口大声批评。几个月过去，村民们慢慢接受了垃圾分类的理念。
垃圾分类解决了，其次按照上级政府部门的安排，村里开始进行一建四改(建沼气池、改水、改卫、改厨、改圈)工作，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污水处理。经过无数次考察，孙君团队给出的方案是，污水一部分进沼气池，一部分通过地埋式家庭花池处理后，向村庄四周自流。李昌平从自己家乡带来荷花种子，在村四周种下了100亩荷花池，种荷花来净化水田，本来就是一种乡村传统智慧，而且，荷花还形成了自然景观。如今，满塘荷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到了秋天的收获季节，荷塘里收获的菱角、莲蓬、莲子和鲜藕又成了村民的另一项经济来源。除了种荷，在山坡和空地上，还种上了大片紫云英、格桑花，一到春天，成千上万的紫云英、格桑花蓬勃盛开，摇曳芬芳，装点着整个村庄。格桑花、紫云英还是绿肥，等秋后深翻入土，就可以涵养被农药化肥损伤的土壤。对垃圾、污水的处理，对土壤的治理，很快就让村民感受了生活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
在村内硬化路面的过程中，郝堂修的是沙石路，这种路有利于动植物生存，又方便山区水系的流动，路的造型保持了原来的天然和淳朴，自然弯曲，依山、依河而建。把原来分散在村庄各家门前的水塘进行整治，使之变成环绕村庄的流动小河，小河用小桥、石矶点缀其间，形成了“流水潺潺、绿水环绕”的景象。
四、村庄改造，让乡村之美焕发出来
通过内置金融，郝堂奠定了村民自治的基础，村容和景观的改造，使村庄环境大为改观。绿十字团队孙君发挥自己的艺术家专长，在尊重当地的建筑风格基础上，在纸上画出了房屋改造的草稿，一共画了3000多张。他遵循“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把保持传统农耕文明、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作为村容村貌改造的主题。启发干部和村民对旧房价值的认识和审美观的提升。
“绿十字”把村庄看做一个有文化肌理的存在。所以旧村改造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对原有房屋、院落的结构功能进行复原或装饰，在房屋建设细节上突出当地传统文化和豫南民俗特色。房屋外墙不贴磁砖、不抹水泥，保留传统的土坯、砖瓦结构，内部的装修则根据人居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原有的建筑在突出传统农家院落特点基础上，又扩展功能，修整成集居住、喝茶、会客和聚会交流的场所。一经建成，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就显现了出来。从整体上看，郝堂的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村庄建筑与周围的荷、竹、水、溪、茶园形成了一个整体。村庄的传统文化要素得以保存，并与当代生活生产要素进行重组，使村庄既散发了传统村落安详、从容魅力，又充满现代社会的动感韵律。
村民一开始对这种没有贴磁砖、不抹水泥的房子不认可，觉得“丑”、“土”。政府一开始也并未急于村民的认可，而是放开手脚，让村民自主选择是否改造房屋，政府则运用经济的杠杆作用，对先行改造房屋的农户每家补助了每平方米130元补贴，对按照规划图纸建造新房者，每栋房子给予10万元贴息贷款。这一举措，也让观望的村民放下心来，待到改造后房屋效果和经济效益出现，农民就自觉地按照规划建造自己的房屋。而这一环节，政府用于郝堂建设的资金仅360万元。
除此之外，郝堂也并非把现代化的新型建筑拒之门外，只要新建筑与郝堂整体规划相协调就可以。在孙君的引荐下，台湾设计师谢英俊也来到这里，他为郝堂小学设计了全新概念的生态厕所，这个厕所采用的是粪便覆盖式分类回收，由高年级学生自己管理。他还为村里设计了一个公共空间——岸芷轩，这个岸芷轩就跨越在郝堂的一处处理污水的水塘之上，遮盖住了村庄的污水处理系统。整个建筑主体结构是轻钢玻璃瓦房，整个建筑简洁明快，通体敞亮，门前芦苇摇摆，风铃作响。和村庄里“土生土长”的房子不同，这个建筑充满青春时尚气息，却也不显突兀，与传统村落相映衬、相交流。并成为一个开放式公益空间，村民可以在这里免费看书、喝茶，很快这里就成为青年人喜欢的学习活动中心。
五、创建创业平台，让村庄的产业兴旺起来
农村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过程，规划设计和硬件是一部分，内置金融创建、土地抵押贷款、土地流转及合作、集体经济、乡村治理，景观环境改善、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居家养老中心及养老村建设营运服务，经营乡村理念方法推广及基层干部村民培训，甚至乡村建设融资投资服务等，都是乡村建设的内容。
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兼具南北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山川秀美、物产丰富。但由于工业基础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并没有走在全省前列。农民增收主要靠外出务工。在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方略以后，信阳市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出来。这里依然保持了较好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良好的自然环境、山水风光包括本地特产的毛尖茶叶、土猪肉、土鸡蛋、自然河湖鱼类以及无污染无公害蔬菜、菌类成了当今消费者趋之如骛的品牌。在这个区域优势中，郝堂也趁势而动，发挥自己的优势，面向城市的需求兴起了特色产业。
对久居城市的市民而言，郝堂最吸引人的就是村庄的自然风光和传统民居特色的建筑，以及由此而兴起的餐饮、住宿和各种休闲娱乐等服务业。数不清的游客纷至沓来，游客异口同声地认为，这里太像记忆中的老家，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村里原本就存在的生态茶叶、板栗、水生产品等迎来了新的顾客。而且，村庄环境改变后，汹涌而来的创业机会让更多流动在外的村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携妻儿回到了家乡，这里有祖屋，有工作，有亲情乡情，乡村生活远比城市美好。郝堂人纷纷返乡，这让郝堂的建设队伍又壮大了很多。
伴随房屋改造进行的，是村民的自主创业。懂得如何在家赚钱，这个村庄逐渐饱满起来。村庄按照合作经济的模式，开创农村社会结构再造。
首先，成立了以村总支书记曹纪良为董事长、村委会主任胡静为总经理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信阳市平桥区绿园生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与市场对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绿源公司代理耕地、林权抵押、流转，向农民流转集体用地，但不许外来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只能通过绿源公司进入村庄，与他们联合开发当地的种植业。村里的土地权属清晰，有助于企业进入，外来者也可以参与村庄的经营。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起来，用工业的理念拉伸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除此之外，村民按照生产需要，组织起各种专业合作社，如信阳市平桥区新农人生态农业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乌云山生态农业合作社、农家乐合作社郝堂茶叶合作社、郝堂村青年创业合作社等等。郝堂对返乡青年的发展十分关心，准许青年创业合作社在充满现代气息的岸芷轩办公。岸芷轩还经常举办电影放映、读书会等文化活动吸引青年人。村里还物色几名年轻人参与此次实验村建设，为村庄培养后备人才，每位入选的人员700元/月生活补贴。为了帮助这些青年进一步学习提高，位于郝堂的中国乡建院所有的对外培训项目都对本村青年免费开放。
由李昌平、孙君联合创办的中国乡建院把办公室建在了郝堂村村口原来牛棚的位置。由孙君主持设计，乡建院经常举办各种论坛、会议，还针对全国各地的乡建人士创办了“乡村复兴论坛”，每月都会举办培训班。在李昌平、孙君等人的感召下，不是资本，而是社会资源向郝堂源源不断地聚集起来，如“社区大学”“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生态村郎站”“包打听”(咨询机构)等公益性组织也破土而出。外来力量的介入，对乡村的结构进行了再造和优化，使乡村的精神文化与社会进步趋势联系更紧密，使乡村与城市的连接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新鲜的事物和面向公益的项目在乡村落地其实更有吸引力。
郝堂的建设吸引了不少热爱乡村的人士回归乡村。姜佳佳是一名大学生村官，本来是借调到郝堂来帮助郝堂公益机构建设的，后来就一直被郝堂留在青年创业合作社当理事长，她爽朗干练的个性、热情无私的品格给青年们很多鼓舞和带动，董光辉，原来是郑州的一名记者，到郝堂采访时，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就带着全家人到郝堂创业。退休的小学老师詹丽，自愿到郝堂村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写作郝堂故事，深受郝堂村民的爱戴。
经过几年的建设，郝堂村的变化翻天覆地。村庄变美了，村民变富了，年轻人回来了，资金变活了。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资金的“活”，由金融合作的成功激活了整个村庄的凝聚。带动了村庄的整体进步。习总书记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建设设想在这里实现了。2014年郝堂被评为全国首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村，是河南省唯一入选的村庄。
本村的村民对比建设前的生活，感慨万端。红星组村民周祥林介绍说：“以前我和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只有八十多岁老父老母在家守家，村庄刚开始建设时，我们的思想比较保守，总担心占田占地有损失，后来经过村干部不断的开群众会做工作，带我们出去学习参观其他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才觉得我们这个村已经很落后了，如果再不改变就会绝种的。而且我们自身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孙子孙女都有了也不能总在外面打工啊，要改变总要有点牺牲的，况且种了一老辈子地了，也种烦了，政府扶持村庄搞建设又很难得，要不然谁拿钱给咱修条路呀!我们都是从土里刨食的人，关键时候还是要听政府的，我们从外地回来后，按照村里规划建起来了现在的新房开起了农家乐，我把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搞起来荷花塘，修路占点儿田地，我都没要钱，村子建好了，我们这里的农民那比原来的日子过的舒坦多了。”(引自《郝堂建设大事记》)
六、郝堂是否可以复制？
任何乡村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文化肌理，历史传统、人文特色，任何村庄都是不可复制的。郝堂建设形成了独居特色的模式，但也并非十分完善，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有些项目并没有落实好。但郝堂建设的思路值得借鉴、值得总结和思考。但郝堂经验的可复制性首先不在于学郝堂修一座桥、盖一所房子，而在于建设过程中对村庄的认识、理解和尊重，因地制宜地建设，面向社会需求来发展产业等等。这有赖于建设团队对农村的全新理念。新农村建设不仅是一个致富工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传统文化、道德观念、文明意识修复的过程。农业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新农村是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的复兴，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是现代化的承接地，也是全民族的心灵归宿，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紧的不是让农村像城市，而是更像农村。
其次，郝堂的可复制性还在于创新性建设。找到乡村建设的新的增长点。与城市相比，乡村与城市相比是有差别的。正如李昌平所说：“激活农村，才能经营农村。要找到增量，才能激活产量。如果投进去的增量是死的，比如那房子盖了还是不住人、夫妻还是要分离、孩子还是没人管，那我们做新农村建设是没有意义的。”找到乡村建设的产业平台，这个产业平台的要素是与现代生活对接、与市场需求对接，更重要的是发现市场、引导市场，在与现代生活对接的过程中，寻找乡村的位置，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可是，经营农村不能按照经营城市的方式进行，城乡一体，不等于城乡一样，城乡有差别，不等于城乡有差距。郝堂的经营恰恰就是形成了乡村与城市的互补互帮。
郝堂的可复制性在于重新塑造村民的尊严。在乡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城市市民交往中，常因积习而受歧视，这就需要引入逆城市化的思维，用对文化的敬畏之心来从事农村建设，恢复和树立乡村文化的价值。不能把乡村建设看成是一个市场行为，而是一场旨在保护和激活乡村的思想革命。是用现代思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发现乡村之于现代生活的地位，让乡村、农民带着自己的文明方式、带着传统文化的基因，有尊严地进入现代生活。在建设中，一定要遵循乡村建设的规律，遵循本地的文化个性。某些地方在进行建设的时候，不顾本地文化个性，违背乡村规律，照搬别的地方的经验，修一些没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还有的地方，为了发展旅游经济，吸引迎合游客，把本地、本民族的文化随意改装、粗制滥造，简化为消费符号，这在根本上摧毁了本地文化的尊严，还要提防一批消费者，在所谓“上帝”意识的驱使下，怀着对乡村的优越感，以为“付钱就可以搞定一切”，对乡村的自然风光或人文风貌随意损坏，或者怀着猎奇、炫耀的心态冒犯当地习俗，一个有尊严的乡村不能迎合或者屈就这些低俗、不文明的行为。这个需要对全社会的教育，也需要乡村站起来，勇敢捍卫自己的尊严。
教育全社会的前提是对农民的启蒙，如果没有对农民的启蒙，农民还会依照从前的思维习惯继续做，这个目标就会变成纸上谈兵，农民觉悟的提高在于乡村外来力量的介入和对乡村的再组织以及对乡村精神的现代化再造。以外发促内联、外联促内生的方式让乡村联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的制度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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