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 关于今年一号文件的解读可谓是层出不穷，但不同于前几年的一号文件，今年的一号文件因其含糊性，确实让不少局外人犯迷糊。本文作者独具慧眼指出了一号文件中存在的六个重要的疑问。例如，虽然文件通篇在强调“供给侧”改革，但对于“究竟谁是供给侧”的问题，我们依然云里雾里。作者也以其犀利的笔锋点出了文件中明显的“话语与实践的背离”。虽然呼吁要发展“绿色农业”，但这个目标和其他目标之间矛盾重重，和具体实践之间更是严重背离。在当前外国农产品压境、外国农业资本巨头加紧在中国抢占地盘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农业体系”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不是靠一堆词汇的堆砌就能解决的。农业政策的顶层设计者也应该俯身下去，听听民间的声音。
当政策制定过程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政策解读也许只能由政策的书写者进行。这类解读通常会告诉我们政策很好、很完美，但是局外人可能依然搞不懂(当然不是全部搞不懂)政策究竟说的是什么，又要干什么，以及会带来什么。今年的“一号文件”大概就是这样。在细读了文件并看了部分权威者的解读之后，我依然有许多犯糊涂的地方。这里把我所认为重要的疑问写出来，求教于中农办和农业部的顶层设计者。
第一个问题：究竟谁是供给侧？
今年的文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提法似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文件并没有交代究竟谁是供给侧。我最初望文生义地认为，它是指供给方，也即乡村的农民或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但细读文件后感到似乎不是。于是被迫求助于一些媒体给出的解释：“供给侧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有的还说它包括制度供给。这就越发使人糊涂。原来它所指的并不主要是农民这个主体，而是包含了众多的主体、客体或要素的大杂烩。至于其中的主体，按照某位好事者的归纳，文件涉及的农业主体包括多有交织和重叠的三大类29种，三大类包括个体类、集体(经济组织)类，以及企业和集团类，也即把小农和资本都纳入了其中。
但农民这一最庞大的主体是否也是最重要的供给侧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又该如何改革?是只能被动地接受设计者所推行的改革吗?
第二个问题：除了提高收入，还要做什么？
如同以往的13个一号文件一样，今年的文件同样强调要提高农民收入，却忽略了如何减少农民的支出或支出的压力，从而也就忽略了农民的收支平衡问题。提高收入当然不会有人反对，但是也要看到，以中国目前的人地关系和产业状况，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的余地比较有限，增收空间同样存在着“天花板”。
与此同时，收入的高低是相对的，一是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收入，二是相对于农民自身的支出。即便农民收入提高很快，但如果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更快，农民自身支出的压力增加更快，也就只能反衬出农民的收入更低。因此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做文章，既要增收，又要减负，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减法当然并不是要人为地拉低城镇居民的收入，而是要降低农民面临的支出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农民的攀比消费、人情负担和高价彩礼，也来自于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以及与“逼农进城”相伴的房价高涨，让许多农民越来越入不敷出、身心交瘁。就此而言，目前减负比增收更重要，也可能更容易见效。作为压力的重要“供给侧”的政府，对此应该有所醒悟。
第三个问题：需求侧要不要改革？
农业问题涉及供给和需求双方的关系。鉴于农产品的不安全问题已成心腹之患，不可持续性也已昭然若揭，改革供给侧当然是前提。但同时也要看到，21世纪的中国已经步入消费社会——即大量消费和高消费的社会、靠刺激消费来拉动生产的社会，其中的某些消费已经超越了基本需求，属于过度消费或奢侈性消费，从资源和环境的角度来看是不合理的。
比如，中国近两年的肉类产品已达8700万吨左右，人均超过60公斤，它包含了近12亿头猪、近3亿只羊、5000万头牛和130亿只畜禽，造成的生态环境压力不言而喻。在如此巨量的消费中，有多少是不合理的?降低一些是否会降低国民的营养水平和身体健康?是否需要提出总量控制目标?忽视这类问题，意味着将不合理的需求合理化了。文件提出“稳定生猪生产”，“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畜牧业”，“引导扩大生鲜乳消费”，是否会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压力?进而，在国内的市场和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强调要“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供给侧改革应该包括为供给侧减压。其中减少需求侧的不合理需求甚为重要。这些需求经常是人为制造的，甚至是政府有意为之的。在顶层设计层面，无论绿色农业还是生态文明，都不应该叶公好龙。是否有必要重提节俭、节约的传统并予以制度化?这肯定不符合“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逻辑，却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第四个问题：“绿色农业”与其他目标打架吗？
似乎是为了做到系统和全面，政策设计者试图把所有相关的东西都装进一号文件的筐子里。其中既有小范围实践中取得了成效的经验，也有观念层面看似“先进”的东西。但是，就其主打的“绿色农业”这一大目标而言，许多提法实质上是与它冲突的。
强调专业化、一村一品，甚至“一乡(县)一业”，是否忽视了生态健康所需要的多样性，也忽视了连作障碍?从寿光的蔬菜基地，到新疆的棉花种植，乃至于东北的水稻种植，其可持续性和长期的生态影响都值得警惕。
至于“积极推进传统主食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力发展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速冻食品”，“大力推广生产基地+中央食堂+餐饮门店、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商超销售”之类的鼓动，似乎只能拉大从田头到餐桌的距离，强化各种添加剂的投入。
另一个缺陷是忽视了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断裂，不假思索地强调专业化、规模化，而忘记了正是诸如此类的“化”消解掉了农业内部的循环性和有机性。绿色农业应该主要按照生态学的规律，而不是现代经济学的教条或逻辑进行规划，“小而全”在经济学看来可能是有缺陷的，但在生态学看来是健全而又稳定的。
第五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土地确权”？
自从2014年开始，“土地确权”已连续四年写进一号文件。去年的一号文件还列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到2020年基本完成土地等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确权登记颁证”。但不清楚顶层是否知道，自打这项政策提出之后，就招到了农民、基层干部和部分学者的反对。农民埋怨是“吃饱了撑的”，干部认为是劳民伤财、制造矛盾，学者则质疑是为了“方便拿地”，甚至是为将来的“土地私有化”做铺垫。
面对诸多反对的声音，政策设计者并没有给予可信服的回应，相关文件说它“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让人不能不想到纯属忽悠。尽管如此，今年的一号文件仍然执拗地将其写入，并且强调要加快推进、扩大整省试点范围，农业部则已经决定今年扩大到28个省区。这种强行推进的做法违背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准则，令人费解。坦率地说，我是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方便拿地”“私有化”之类的“阴谋论”的。但是，政策的书写者有勇气站出来予以否定么?
第六个问题：中国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农业体系？
一号文件通常被看作涉农政策的“纲领性文献”。但是综观诸多的一号文件，可以发现许多明确的政策目标，却始终让人看不到纲领。对作为手段的“改革”的频繁强调，并没有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我是在“盈利目的的普遍化”这一客观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究竟要构建或最终可能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农业体系？
我最关心的是，对于人地关系仍然高度紧张、同时又进入了全球竞争时代的中国农业而言，“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这样的指向，是否要把农业和仍然以此谋生的近6亿乡村人口全部推向全球竞争的市场?
在强调“规模经营”“产业化”“现代农业”等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真理”的同时，是否也有必要为自给自足型、自得其乐型的农业保留一席之地?
鉴于农业是不同于工业的生命再生产的活动，是能够与自然保持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休闲农业”与农民靠农业“休闲”也并不相同，顶层设计者似乎应该明白，你可以不顾或者回避所秉持的究竟是什么主义，却不应该完全用市场的逻辑去改造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并由此铸造出一个看似高大上实则隐患无穷的“现代农业体系”。
这样说有些抽象。那就回到具体的问题：当你试图住进或者已经住进了带有小花园的大别墅，就不应该再绞尽脑汁地忽悠亿万农民退出他们带有小菜园的宅基地。否则，只能让人想到伪善、伪装，以及并不那么高级的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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