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1]
——基于浙北C镇的案例研究
内容摘要：论文以浙北C镇的田野调研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的农民上访现象。研究表明，在农村阶层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富人阶层通过获取村庄政治权力，掌握村庄资源分配的主导权。同时，他们还与地方政治精英结盟，共同主导着基层社会的分利秩序。农民的上访行为是底层村民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挑战，是阶层冲突的一种表现方式。在长期的上访实践中，上访者的个体之气逐渐演化为阶层之气。利益的分殊和反复的冲突博弈强化了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之间的差异和边界，滋长了村民的阶层意识。为有效治理农民上访问题，国家不仅需要推进信访制度改革，而且更应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着力于优化基层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
关键词：阶层政治;抗争政治;农民上访;分利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社会结构已经并将继续经历着剧烈的分化与重组。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多元化的同时，农村社会冲突也在加剧。迄今为止，学界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2]这些研究对于深化我们关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对社会阶层结构进行静态的界分，而缺乏对阶层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尽管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呼吁关注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该主题的研究观点也散见于某些文献之中[3]，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仍然较为贫乏。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确切地说，本文选择以农民上访问题为切入点来观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冲突关系。我们将主要关注一种新的农民上访现象——由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的农民上访行为。尽管这种上访现象并非农民上访问题的全部，但却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一种新的有益视角。
为展开本文的分析，我们将首先梳理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进而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阐述这一分析框架的优势。随后，笔者将以浙江省B市C镇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来检验这一分析框架的效度和价值。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并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一、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
在西方，有关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深厚的传统。早期的研究多持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侧重关注情感在集体行动和革命中的作用，代表性的如勒庞(GustaveLeBon)、布鲁默(Blumer)、格尔(TedGurr)、斯梅尔塞(Smelser)等。与社会心理学视角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怨恨来解释革命和集体行动的生成，代表性的如马克思(KarlMarx)、摩尔(BarringtonMoore)、佩杰(Paige)等。
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聚焦于社会运动上面。他们不再满足于之前的社会心理学和阶级分析的视角，而更多地关注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随后，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国家中心理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尤其是政治过程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长期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占据着显赫地位。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蒂利(CharlesTilly)、麦克亚当(DougMcAdam)和塔罗(SidneyTarrow)提出用“抗争政治”(contentiouspolitics)这一概念来统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以为学界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所谓抗争政治，指“这种斗争是由提出要求者及其要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和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所致。这种互动发生时：(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被要求的对象或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如能实现，就会影响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c)所有参与冲突的各方均属于此前已得到认可的体制内的政治行动者”。[4]抗争政治分析还试图克服之前各种理论视角各自为阵的情形，转而探索民众抗争行为发生和演变的因果机制与动态过程。
当前，学界有关中国农民上访的研究深受欧美理论传统尤其是抗争政治理论的影响。例如，李连江和欧博文提出了“依法抗争”(rightfulresistance)的解释框架。[5]于建嵘则将其进一步提升为“以法抗争”模式。[6]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运用了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来分析农民上访行为。他们讨论了上访者的关系网络对上访行动的影响、精英的矛盾与分裂和国家权力内部的裂缝给上访者提供的机会等问题。[7]上访的方式和结果(成败及其原因)、上访者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是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
抗争政治进路下的研究多关注抗争者(尤其是抗争精英)和具体的抗争事件和过程，但往往容易忽略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对民众抗争行为的影响。[8]事实上，民众抗争行为固然跟抗争者的素质、能力和某些具体事件相关，同时更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地位有着密切关联。这种结构不仅是诸如个人关系网络之类的微观结构，而更是指社会阶层等宏观社会结构。
此外，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将上访预设为权利遭受侵害的农民针对政府而采取的维权行为。在这里，上访者被视为理性的维权行动主体。上访之所以发生，就是权利意识觉醒的农民运用法律、政策等武器来抗争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而维护自身权益。应该看到，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确实有不少上访源于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是官与民争利而导致的农民维权行为。不过，我们也该看到，也有许多农民上访行为似乎跟政府并无直接关联，或者起码并非政府侵权而引发。不少经验研究也表明，在一些农民上访事件中，维权是虚，而出气为实。[9]在村庄社会中，还有一些农民以上访维权的名义来争夺家族或者派系的利益。[10]对于这些农民上访行为的深层逻辑，如果仅局限于具体的上访事件和过程的分析是难以把握的，而需要我们深入到村庄社会结构中去观察。
因此，针对抗争政治研究进路的局限性，本文主张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剖析农民上访的逻辑。确切而言，本文重点关注一种由村庄阶层分化引发的农民上访现象，并为这一现象提供相应的理论解释。基于村庄阶层结构来理解农民上访现象，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为更好地展开本文的研究，我们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来为这一研究路径提供一个切实的载体。
二、阶层政治：一个新分析框架的尝试
本文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凸显农民上访问题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间的关联。质言之，农民上访问题不仅仅是农民与体制权力之间关系问题，而且可能蕴含着阶层与阶层之间关系问题。它是身居村庄社会底层的农民反抗由村庄上层精英建构的不合理、不公正利益分配秩序的一种行动。
(一)阶层政治分析框架的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本文的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受到了阶级分析法的启发。如前已述，阶级分析在欧美学界的革命和社会运动研究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深厚的传统。在微观实证研究方面，西方学界对阶级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当属詹姆斯·斯科特，其代表作之一为《弱者的武器》。在该书中，斯科特对既有关于大规模农民反抗(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应该关注农民的日常反抗行为。他希望通过农民的日常反抗行为和阶级冲突的常规情境来透视地方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言：“通过近距离、严密地考察这些情境，我们便可能发表一些关于常态的阶级意识、日常的反抗和平常的阶级关系的言论，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公开的集体反抗或叛乱都不太可能发生。”[11]可以说，斯科特的著作为我们基于村庄的微观视角开展阶级阶层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等多方面原因，阶级分析法在国内学界长期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分层研究。直到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出现“回到马克思”、“重返阶级分析”的主张。[12]不过，已有主张还大多停留在理念层面和宏观判断之上，而未对当下中国的阶级阶层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有关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政治研究领域，鲜有学者运用阶级阶层分析的视角。[13]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可能跟学界对阶级阶层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有关。学者应星认为，“阶级论在已不存在革命和暴乱的情况下是否适合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抗争政治，在学理上尚有许多疑虑”。[14]他的观点可能代表了许多学者的心声。笔者认为，尽管当代中国未再发生革命和暴乱，阶级结构是否形成也可争议，但在社会分化加剧、阶层结构呈现固化趋向，甚至可能出现“断裂社会”[15]的情况下，我们似有将阶级阶层分析的视野引入上访研究领域的必要。尤其是近年来，资本下乡日渐增多。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在欠发达地区，资本在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日常生活等方面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由资本所激起的农村社会冲突逐渐增加。这表明阶级阶层分析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开掘空间。
(二)阶层政治分析框架的创新和优势
概括而言，较之于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阶层政治分析框架的创新和优势体现为：
其一，研究假设的差异。抗争政治研究(特别是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多将将抗争者视为理性人，强调抗争者在抗争行动过程中的判断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它凸显了抗争者的主观能动性，呈现了抗争者在抗争过程中对外界资源和条件的掌控与利用。而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则强调上访者的非理性特征及社会结构对上访者行动的形塑和制约作用。笔者也承认，上访者都有其特定的利益诉求目的，在上访过程中也很善于掌握和利用相应的资源及机会。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非理性的一面。例如，有不少访民在上访过程中并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纯粹是为了出一口气。另外，抗争政治研究进路忽视了社会结构对抗争者的形塑和制约作用。[16]而事实上，人类的行动都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既定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人们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能力。抗争者的行动也概莫能外。他们抗争的能力、方式和结果不仅与抗争者个体有关，更与他们身处的社会结构地位有着紧密关联。
其二，研究视角的转换。抗争政治进路下的农民上访研究多关注上访的事件——过程。他们较多地通过对这些上访事件-—过程的解读来探寻其学术和政策意义。而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则基于村庄层面的微观社会结构去理解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以改变当前学界在农民上访研究领域多关注具体的事件——过程，而忽视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现状。将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社会学机制(社会心理学)勾连起来去理解农民上访行为，是本文的努力方向之一。
其三，研究对象的不同。抗争政治进路下的农民上访研究将抗争精英(protestleaders)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抗争精英的个人品质、能力、关系网络和动员策略等等是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内容。而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则更加关注村庄社会普通村民(包括边缘群体)的上访行为。我们认为，村庄普通村民的抗争行动虽不如村庄精英抗争那么引人注目，但却能为我们理解中国式抗争行动提供一幅别样图景。
其四，研究切入点的不同。抗争政治研究进路以抗争者与政府之间关系为研究切入点。而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则着眼于分析阶层与阶层之间关系。我们将农民上访问题放置于阶层之间互动关系场域中去理解。
概言之，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则意在探讨农民上访、抗争行动的社会结构根源，揭示农民上访故事背后的“故事”。我们认为，解决农民上访问题有赖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同时，国家也应该在优化农村社会结构、完善资源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底层农民利益上面发力。
(三)阶层政治分析框架与阶级分析法的异同
关于阶层范式与阶级范式的差别，学界尚存有争论。有学者认为，阶层范式更侧重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谓之实体论，而阶级范式更关注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谓之关系论。[17]也有学者认为，“就实质而言，它们都是‘关系性’概念，阶级和阶层都是相对于彼此的关系而言的”，所不同的是，阶层范式持保守的功能论立场，而阶级范式持批判的冲突论立场。[18]笔者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阶层范式和阶级范式都可以用来探讨阶层关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采用阶层还是阶级的表述方式，而在于研究过程中是否具有批判的意识和冲突论的立场。当然，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为避免引起过多的想象，我们还是倾向于用阶层这一概念。一方面，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判断持相对温和的立场，另一方面，我们又保持一定的批判性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受到阶级分析传统的影响，但它与阶级分析法还是存有差异。阶级分析法多关注宏观的阶级结构及其影响。阶级意识、阶级形成及其再生产是持这一方法论的学者讨论较多的话题。这典型地体现在当前的劳工抗争和劳资冲突研究领域。[19]而本文的阶层政治分析框架更侧重揭示阶层互动关系的微观机制。质言之，我们关注和探讨的是阶级阶层互动关系的鲜活经验和具体形态。只有在对阶层互动关系的质性考察中，我们才更能把握住阶层关系的实质。恰如斯科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农民还是无产阶级都不会直接或孤立地从生产方式中获得他们的认同，而我们越早关注到活生生的具体的阶级经验，也就能越快地了解到阶级形成的阻碍和可能性。……在农村，而且不只在农村，阶级是在陌生和欺骗性的旗号下传播的。它们并未被理解为幽灵般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完全的人的方式、以特殊的个体和群体方式、以特定的冲突和斗争的形式出现的。”[20]
总之，阶层政治分析框架既承续了欧洲革命和新社会运动研究的历史哲学传统，又借鉴了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它力图在村庄的微观场域中揭示转型中国农村社会中的阶层互动关系。它要求我们去观察“阶级阶层关系(比如剥削、竞争、冲突等)是如何在具体场域中实践和体现的?这种关系不是宏观的、静态的关系，而是一种实践的、动态的阶层关系”。[21]在本文中，我们要探讨的是阶层互动关系如何在上访场域中得以呈现。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是以村庄阶层分化诱发的农民上访现象为重点关注对象，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和忽视导致农民上访行为的其它因素。我们提出这一论题，意在吁请学界注意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特别是农民阶层分化的新趋势，以及这一趋势对农民抗争行动的形塑作用。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及研究团队同仁在浙江省B市C镇的驻点田野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7月、2013年10月和2014年7月。调查的主要方式为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论证过程中，我们将以C镇S村的经验材料为主，兼及运用C镇其余若干个村庄的材料。
三、阶层分化、精英结盟与分利秩序
C镇地处浙江省北部，下辖23个行政村(社区)，户籍人口6万余人。外来人口(主要是打工者)7万人。该镇距离B市市区20公里，距省会城市70余公里。镇内有4家上市公司，32家5000万元以上资产的企业以及大量小规模的家庭企业(小作坊)。2013年，C镇GDP为120亿元，财政收入约20亿元。该镇的主导产业为五金业。
S村于2006年由三个村合并而成。全村共有13个村民小组，人口2000余人。目前村两委干部有11人，其中支委5人，村委6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部分村民把握市场机会，村内收入差距日益加大。在S村，经济条件最好的当属办企业的村民，他们当中有的年收入已达300万元以上。另有一部分在外经商的村民，比如五金、水暖产品销售。还有一部分村民从事珍珠、螃蟹养殖业。另有一些在大企业里的中层干部或高管，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还有较多村民开办家庭作坊，购买几台机床从事五金加工，基本上不雇工或者只雇几名工人。约有40%的村民在工厂里打工，月薪一般为3000-4000元。还有一些小商贩、个体户。居于村庄最下层的是那些独居的老人、残疾病困家庭。伴随贫富差距的加大，村庄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
村庄阶层分化不仅体现在社会资源(生活消费、人际交往等)分配上面，而且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的非均衡状态。而政治权力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又以富人治村为典型。近一二十年来，当地先富阶层越来越多地参与村庄政治。尤其是最近十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速，土地增值较快，村庄利益日益密集。富人阶层积极参与到村庄巨额利益的分配过程中。我们调查发现，在2008年公开贿选之前，大多数村干部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富人尚未大规模登上村庄政治舞台。
自2008年公开贿选之后，越来越多的富人积极参与竞选村干部，且村主职干部大都是村内顶级经济精英。特别是2010年城镇化建设的浪潮席卷了S村，月亮湖工业园区征地开发带来巨额利益。富人们纷纷瞄准了这一致富良机。村两委换届选举成为富人角逐的舞台。竞选所花费的资金总额也不断攀升。在S村，自1999年村两委换届选举开始出现送烟拉票的现象。自2008年开始，村里普遍出现花钱贿选现象。[22]一张选票的价值从最早的500元一度上升到最高达十多万元。竞选各方投入也从早期的几十万上升到2011年的上千万。在此情况下，中下层民众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村庄权力角逐。原先的村干部纷纷退出村庄政治舞台。富人阶层积极参与村庄政治，形成“富人治村”的格局。[23]目前，S村11名村两委干部的家庭经济条件都比较优越。其中，私营企业主有8名，商人1名，企业中层干部1名，特种养殖大户1名。经济条件最好的村干部当属村支书和村主任。他们俩都创办有企业，年收入在300万以上。
我们发现，“富人治村”在当地已经颇有“民意”基础。在长期的市场环境浸润下，财富崇拜的氛围日益浓厚。“有钱的人讲句话就不一样，没钱的人讲话都没底气”。[24]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村民无法获得社区权威。“现在当村干部一定要有钱，有钱有势才能当村干部，特别是主职干部一定要有钱”。[25]“你没钱最好不要当村干部，不然的话，你就会弄心思”。[26]在当地，“富人治村”俨然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社区舆论也为“富人治村”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富人阶层参与村庄政治，可以获取的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治资源。富人当上村干部之后，更有机会获得市、省人大代表等政治头衔。此外，他们还可以发展自己的亲戚、朋友入党，扩大自己在村庄中的政治势力。
其二，经济利益。这表现为：(1)获得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2010和2012年，镇政府从S村两次征地之后，村支部书记LFW获得镇政府低价转让的15亩土地，村长LWQ获得10亩。2013年，新任村长TYW获得10亩，村委TMY获得5亩。村干部要么利用土地办企业，要么将土地转手赚取高额差价。(2)承包工程项目。富人当上村干部之后，可以利用其与镇政府的关系获得承包工程项目的先机。尽管按照规定村干部不得直接参与工程项目，但是他们可以安排自己的亲属朋友承包工程项目。S村村支部书记LFW利用自己的关系给其弟LWX承包工程项目，他自己入股弟弟的公司，从中获得分红收入。在Z村，村主任WHM将修建村务办公大楼的工程安排给本派系的两名成员承包管理。(3)分配宅基地。村干部可以利用权力为亲戚、朋友分配宅基地。例如，S村一名长期经商的富裕村民李某(曾任村长)利用其弟弟在村里当村委的机会获得800平方米的宅基地指标。该指标是以他80岁老母亲的名义申请的。我们发现，不少富人都获得了大面积的宅基地。有的面积甚至达到2亩。此外，村干部还通过出卖宅基地指标来谋利。他们抬高宅基地指标价格，有个别村庄的宅基地指标达到40万元/个的天价。高价的宅基地指标让广大底层村民望而却步。即使他们急需宅基地建房，也无法承受如此高昂的价格。因此，不少底层村民都上访反映村干部在分配宅基地问题上的不公。(4)上级政府提供的各种专项资金。例如，2011年，当地发生严重洪灾。S村两委干部每人获得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救济款。此事随后被村里的查账小组发现，并被村民们举报到市纪委。最终，村支书LFW被给予党纪处分。(5)劳务机会分配。在S村，村里常常需要村民出工干活，例如，打扫环境卫生、维修沟渠和电力设施、修整道路等等。如何分配这些杂活，村干部尤其是村主职干部具有决定权。
其三，关系资源。尽管村干部并非官僚体制成员，但他们跟镇政府乃至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不少村干部都是市、省级人大代表。有了这些社会资本，他们更容易获得解决问题的渠道。例如，有的村干部办企业，需要土地或者资金，他们比那些非体制精英就拥有更多的机会满足自己的需求。
在“富人治村”的格局下，富人阶层垄断了村庄权力，掌握了村庄内部的利益分配主导权。富人治村使得广大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结构之外，无法参与到村政决策过程和村庄利益分配之中。富人通过选举获得村庄权力，从之前单纯的经济精英转化为体制内的权力精英，身兼两种精英身份。富人对穷人的支配，并非在体制外实现的，而是依靠体制权力实现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富人阶层在经济上的优势逐渐扩大到社会和政治层面。同时，富人阶层还积聚起日益雄厚的道德资本，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不断增强，表现出经济能力决定道德能力的逻辑[27]。如同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象征资本的展示是导致资本带来资本的机制之一。”[28]村庄中的经济分化带来政治分化、社会分化，政治分化、社会分化又反过来不断强化经济分化。村庄阶层分化路径呈现出政治与市场(社会)协同演进的趋势。[29]如此，村庄中逐渐形成日益鲜明的阶层结构，进而导致阶层固化。[30]这一社会结构演化轨迹可用下图来表示：
阶层固化
阶层形成
政治分化
社会分化
经济分化
图1村庄社会结构演化图
综上，我们可以根据经济资源(财富)、政治资源(权力)和社会资源(关系、声望等)的占有状况为标准，[31]将村民家庭大致划分为如下五个阶层：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
表2村庄社会阶层分类简表
从当地的分层格局可以看到，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分配具有相当的契合性，即经济资源越多的人，相应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也越丰富，反之则反是。这表明，社会分层的封闭性正在凸显。这种封闭性体现为一系列的社会过程，即帕金(Parkin)所谓的“排他”和“内固”。[32]
同时，作为村庄上层精英的富人还与地方政府形成了稳固的利益联盟。这些富人村治精英依附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也需要村治精英摆平村庄社会矛盾，完成各项治理事务，典型比如征地工作，政府需要村治精英去摆平钉子户和上访户。上层精英可以凭借其掌握的丰富资源去处理这些问题。尤其是某些富人跟地方黑灰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为他们摆平钉子户和上访户提供了暴力威慑。
总之，经过迅速而剧烈的分化之后，当地阶层结构趋于定型，由富人阶层主导的分利秩序[33]已然形成。面对强势崛起的富人阶层，底层村民心理落差巨大。同时，上层精英垄断村庄权力格局，造成了越来越深的政治和社会排斥。[34]普通民众对富人阶层的怨恨不断加深，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增强。阶层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大。社区传统社会规范(血缘、地缘)的消解，使得阶层之间关系无法在社区内部进行整合。[35]同时，相应的替代性规范又未能得到有效发育，导致阶层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最终，普通民众只能通过上访等抗争手段来反抗既有的阶层利益分配秩序。在C镇，上访的主体大多是身居底层的普通农民。这些农民被甩出村庄权力结构之外，无法参与村庄利益分配。他们上访，目的就是为了控告居于上层的富人村干部。这些上访行为背后折射出来的，正是上层富人与底层穷人之间的冲突。上访成为社会阶层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调研来看，当地底层村民上访的诉求内容主要涉及村干部财务混乱问题、村干部违章建筑问题、宅基地分配不公问题、镇村两级土地征用违规违法问题等方面。
四、重构利益分配格局：底层上访的动力
吴毅曾经指出，地方政治场域中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是农民维权行动遭受的主要障碍。[36]农民维权之所以陷入困境，乃在于他们无法突破地方权力之网。吴毅观察到了地方政治精英在利益分配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他侧重强调基层政府强大的权力对上访民众的压制。而且，他将造成这一权力——利益结构之网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官权力的强大，而未能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事实上，底层群体上访不仅仅是对官权力的抗争，而且是对整个乡村利益共同体的抗争。这个乡村利益共同体不仅涵盖掌控着官权力的地方政府，而且包括村庄中的富人阶层(尤其是作为村治精英的富人)。
如前已述，富人村治精英主导着村庄利益分配格局，而底层民众被排斥于利益分配秩序之外。底层村民试图通过上访打破既有的由富人主导的村庄权力格局，重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秩序。在C镇，当前直接涉及村民生活的最突出的利益问题就是宅基地分配。所以，许多村民上访反映村干部宅基地分配不公。
案例1：YZY，女，1954年生，S村村民，上访状告前任村主任TYY转卖宅基地指标、多占宅基地等问题。信中写道：
TYY在2000-2006年担任S村主任期间，利用手中职权私自出卖上级分配给S村的建房指标，牟取暴力。其中，知情有：卖给邻村H村YZX指标1个，牟取转卖费1万元之多，卖给L村LYX香建房指标1个，牟取转卖费2万元之多。据说N村SBF也有买去。有20多个指标都被TYY暗地转卖掉。……S村的新农村规划也是被他搞乱成了现在的梅花形状。46亩的田只造了10多户的房子。很多的土地被滥用。而这些现象镇政府干部都不闻不问。……我们举报TYY变相移位已有三年了，而C镇政府为何总包庇着TYY?甚至还为他篡改建房档案，牛头改装成马脸。一面说TYY的建房是有点手续不齐全。他的建房指标是工作人员的流失(失误)造成，一面又为TYY补办手续。TYY为何屡屡都能左右逢源?TYY的一家三口究竟要拥有多少的住宅面积才能满足?在村已有90+108+拆除85.93+120，而我们有些老百姓人家三代人只住着30几个平方。相差是多么的悬殊啊!TYY指标要卖就卖，自己想要移到哪就能移到哪!
案例2：WLQ，Z村村民，木工，妻子在本地打工。2010年，因儿子结婚需要建房，WLQ本打算将自己的老房屋拆旧建新，但是未获周围邻居同意，没能办理建房手续。房子建到一半时被作为违章建筑拆除。房屋被拆后，WLQ一家无房居住，寄住在弟弟家里。随后，他向村里申请宅基地，当年未获批。2011年开始到镇上访要求分配宅基地。镇里给他分配一个指标，但是村里未给他提供土地。WLQ对村长极为不满，继续到市、赴省进京多次上访要求分配宅基地，并状告村长违建。2013年，恰逢当地严格执行“三改一拆”政策，村长的违建房屋因WLQ的举报而被拆除4次。
据了解，上访者YZY目前是老俩口一起生活，平时主要靠丈夫打零工为生。她从2012年开始上访，上访开支靠丈夫供给。在此封上访信中，YZY痛斥村干部变卖、多占宅基地的行为。她还将村干部的宅基地占有状况与一些普通村民宅基地占有状况进行对比，凸显宅基地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和不平衡。在我们后来对YZY的访谈中，她也再次表达了对村干部宅基地分配不公问题的愤怒：“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宅基地)都是20——30平方，有钱的、当官的，哪一家不是几百个平方?”[37]我们不排除YZY的上访行为裹挟有个人利益诉求，但是，透过她的上访行为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阶层的利益受损的影子。在长期的村庄生活中，YZY也觉察到宅基地分配不公并非个性而是共性问题，是以她为代表的广大底层村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她眼里，宅基地分配不公就是上层精英(即她所谓‘当官的、有钱的’)对底层的侵夺和剥削。所以，她才会区分出“当官的、有钱的”的“他们”和作为“五保户、困难户”的“我们”。从另一上访者WLQ那里我们也可看到他对村干部宅基地分配不公、对自己无奈违建遭罚而村干部违建却安然无恙的现状的极度不满。
而且，当地因为宅基地问题而上访的远不止YZY和WLQ俩人。大量普通村民都不断上访反映村庄宅基地分配不公问题。我们从C镇信访办也了解到，近年来因为宅基地分配不公而引发的上访成为当地最为突出的信访问题之一。据C镇信访干部估计，目前所有涉及土地的信访中，因为宅基地问题而信访的占比在70%左右。这一问题的普遍性隐含着访民利益诉求的结构性特征。即访民的利益诉求是特定社会阶层结构的反映。正是因为利益在不同阶层分配的非均衡性才诱致如此普遍的上访行为。尽管上访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追求，但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广大底层村民的心声。他们的利益与整个底层群体的利益有着高度契合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底层村民的代理人。在这里，上访成为一种阶层利益表达方式。上访者就是要打破既定的利益分配结构。他们对抗的是由精英联盟形成的、牢固的利益结构之网。在这个意义上，村民上访行为背后隐含的是不同阶层间的互动关系。它是村庄社会阶层结构在村民行动上的反映。
应该说，任何上访行动都内含着特定的利益诉求。但是，并非所有上访者的利益诉求都具有结构性。一方面，上访者的个体利益并不一定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上访者反抗的可能仅只是某个特定的对象，针对特定的事件，而非某个阶层或者利益联盟。
然而，在C镇，农民上访却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它是底层村民对上层精英的反抗。在长期的村庄生活中，广大普通村民逐渐意识到作为底层的“我们”与上层精英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并发现“我们”的利益正在被“他们”剥夺。这种被剥夺感激发他们不断走向上访之路，与上层精英抗争。在不断的抗争行动中，阶层之间的界限也愈发鲜明。正如汤普森所言：“阶级产生是因为在决定性的生产关系中，人们认识到对抗性利益的存在从而以阶级的方式去斗争、思考和评价，由此阶级形成的过程也是自我形成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是在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的。”[38]“人们通过社会的结构化以特定方式发现自身，他们经受剥削，他们意识到与自己相反的利益，开始围绕着这些争端进行斗争并且在斗争过程中，发现自己作为阶级而存在，他们知道这一发现就是阶级意识。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阶级与阶级意识总是最后的、而不是最初的阶段。”[39]
五、从个体之气到阶层之气：底层上访的演化
在西方传统的社会运动、集体行为和革命研究中，情感论是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理论脉络。在国内，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情感因素在农民抗争行动中的作用。例如，应星曾经对气与抗争政治之间的关联展开了深入的研究。[40]他关注的是个体之气，且主要是在一些具体的上访事件——过程中阐释气的形成和演化逻辑。我们认为，气不仅有个体之气，而且有阶层之气，气的形成和演化除了与具体的上访事件——过程有关外，还根植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所谓阶层之气，即底层农民在反抗上层精英过程中透露出来的各种怨恨情绪。他们上访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维权，而是为了出气。在上访过程中，个体之气可能根源于阶层之气，而阶层之气通过个体之气得以呈现。
在C镇调研时，我们明显感受到弥漫于上访群体中的“气”。前文提及的S村上访者YZY，虽然上访一直未果，但仍然坚持上访。访谈时，她愤愤地向我们倾诉到：“我上访值得，反腐败，就是要把村干部告倒。这样腐败我气死了，头发白了，也要上访，总会有一个正确的答复给我们。2012年以后，村里把我当敌人看。总有一天太阳会出来的。”[41]在J村，村民CHM组织其他村民长期上访状告村干部违法卖地等问题。CHM在向调查者讲述他组织村民们上访的原因时说道：“感觉自己权利被剥夺，人格被侮辱了。”在Z村WLQ上访案中，WLQ对村干部怀着深深的怨恨，先后数次状告村长违建。其上访目的已经从单纯要求分配宅基地转移至要求查处村干部违建这一与他并无直接利益关涉的问题。在这些访民的叙说和行动中，固然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他们对自己利益诉求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不满，但同时更显现出身居村庄底层的他们对上层精英的愤恨。
换言之，访民的“气”已经从个体之“气”上升为阶层之“气”。上访成为底层村民发泄阶层之“气”的一种渠道。尤其是当底层上访群体的某些正当诉求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时，这种阶层之气愈发得以滋长和膨胀。长此以往，底层上访群体逐渐意识到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牢固的阶层结构和权力利益之网，其诉求也逐渐超越之前的个体化、具体的诉求，而寻求对利益分配结构和压制性秩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村民意识到财富可以转化为体制权力，而体制权力能够带来更多的财富。他们逐渐对既有利益分配秩序中的不公有着越来越深刻的体会。S村村民TGY说：“LFW当村干部之后发大财，LWQ也是当村干部之后变得更有钱。”[42]另一村民TFM也说：“我们辛辛苦苦做事，才100块钱一天，你们不做事，都盖大房子。”[43]可见，底层民众渐渐意识到他们与上层精英的利益分殊，注意到利益分配秩序的不公。强烈的被剥夺感促使他们逐渐将上访的矛头指向上层精英及其所主导的分利秩序。恰如印度底层学派所揭示的那样，“底层意识由从属阶级的经验发展而来，从抵抗日常的奴役、剥削和剥夺的斗争中发展而来，用以维持底层群体的身份认同”。[44]村庄底层村民的上访抗争行动，不仅在反复冲击着既有的分利秩序，而且在塑造着底层村民的阶层认同，强化着不同阶层之间的边界。
阶层之间循环往复的博弈与冲突，不断再生产出阶层之气。上访村民的气从之前针对某一特定事件(或问题)的气上升为针对另一阶层(上层精英)的抽象之气。这种阶层之气不再是某一具体事件——过程中的气，而是抽象的、结构性的气。阶层之气是以阶层结构分化为基础的，而不是某些具体的事件。具体事件只是为阶层之气提供了一种呈现的渠道。所以，阶层之气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性怨恨。它是底层民众在特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形成的被剥夺感和压迫感，呈现出底层在利益分配秩序中的愤恨、无奈和失望。在这个意义上，从个体之气到阶层之气的演化过程，就是阶层边界不断清晰和强化的过程。
我们还可看到，这些底层村民在上访时一般倾向于采取集体上访方式。[45]尽管人数时多时少，但常常是多人采取一致行动到上级上访告状。S村的YZY就经常召集其她几位女访民(如TJZ、SGN、TZF、PWL等人)进行集体上访。另一上访代表TFM近两三年来一直组织村民TSY、TWL、TSM等人到镇、市、省和北京集体上访状告村干部贪污洪灾救济款、财务不公开等问题。村民们之所以集体上访且集体上访之所以容易达成，跟他们所处的相同的社会结构地位有很大关系。正是相同的阶层地位和阶层利益，使得他们拥有类似的日常生活遭遇、相近的被剥夺感和相同的利益诉求，因而采取集体上访行动。[46]在反复的上访过程中，他们的“自己人”认同不断强化。个体之气逐渐汇聚成阶层之气。集体上访正是阶层之气的一种表达方式。
当阶层之气累积到一定阶段，底层村民上访就并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某个明确的利益诉求目的，而纯粹是为了发泄对上层精英(富人村干部)的不满。越是上访到最后，村民反映的问题越多，诉求越不明确。诉求越不明确，就越是无法解决，越是无法解决，就越是要上访。如此，底层村民的上访行为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他们的上访行为被不断地再生产。他们在上访过程中遭受的挫折(例如遭基层干部冷眼、阻拦、打压等等)，又不断再生产出新的气。在无止境的上访过程中，访民之“气”，尤其是针对上层精英的“气”得以不断滋长和扩散。
除了对上层精英的怨恨激发村民上访外，他们的上访行为还受到其他底层村民的助推。因为这些上访村民生活在村庄熟人社会之中，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其他村民知晓。如果他们停止上访，就会失去底层村民的支持，为村民们所不齿。大家都会以奚落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使他在村庄中失去面子，难以立足。在调研中，有的访民向我们抱怨道：“到现在有老百姓说，上面给你们钱了，你们不去告了……我们要坚持上访，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交待。”[47]可见，这些访民背负着其他底层村民的道义期待。他们之所以坚持上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给其他村民一个交待。这样，底层村民助推访民不断上访。个体上访的价值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被不断抬高。最终，阶层吸纳了个体。嵌入于阶层的上访无法获得停歇的机会。上访个体被社会压力裹挟着走上持续上访之路。[48]
伴随阶层裂痕的加深，一些底层上访代表开始有意识地动员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抗争。S村的访民TGY就是其中之一。他跟我们讲到：“他们(村干部)开着宝马，抽着软中华，我们骑着电瓶车，抽着白沙，穷与富就是这么分出来的。穷鬼跟富人，已经在斗争了。”[49]目前，TGY正在酝酿参与下一轮的村两委换届选举。尽管他自己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但是他对自己赢得选举有较强的信心。用他的话说，他走的是下层路线，“斗地主、分田地、打土豪，这是我的口号”。[50]底层上访代表的策略，是营造富人与穷人对立的氛围，强化底层对上层的结构性怨恨，并使之转化为人们的“一般化信念”。[51]通过这一“框架整合”(framealignment)[52]方式，上访代表可以使自己的主张更加契合村民们的日常需求，在广大底层村民中塑造统一的意识形态，加强抗争动员的效果。
固然，我们可以质疑底层上访代表的私心，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他们行动的社会基础。若村庄社会分化程度较低，或者各个阶层之间和谐共处，那么上访代表在动员底层村民时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他们之所以采取上述行为，显然源于他们对阶层冲突现实的洞察，源于阶层裂痕加深的事实。
六、收买、压制和利用：上层精英应对底层上访的策略
上文已经阐述了底层村民上访行为的发生和演化逻辑，揭示了上访与阶层冲突之间的关联，下文将阐释上层精英应对底层上访的策略，以及在这种应对——反抗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阶层关系样态。
在C镇，上层精英应对底层民众上访的策略主要有三：收买、压制和利用。
首先，收买上访者。在当前压力型信访体制下，基层政权(含村级)为了“不出事”，往往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钱摆平上访者。有的甚至不惜以“兜底”[53]的方式来换取访民息诉罢访。在C镇，上层精英应对底层民众上访的主要方式便是收买。上层精英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分配主导权，对底层上访民众予以利益诱导。例如，给访民分配劳务机会，给一定的报酬，或者给访民一些特殊的救济(例如享受低保)，等等。也有的直接给上访者金钱，促其不再上访。“有的上访的，镇里给点钱，就不去了”。[54]
其次，压制上访者。压制既包括硬控制，又包括软控制(softcontrol)。所谓硬控制，就是运用暴力进行威胁和压制，迫使上访者放弃上访。在C镇S村，村支书LFW的势力较大，不少村民都对他有所忌惮。访民TGY说：“LFW(现任S村支部书记)对上面拍马屁，下面高压村民。”[55]CGL说：“村子里面不会超过20个人敢反映LFW。LFW的弟弟(LWX)是C镇黑帮老大，他那帮兄弟，都叫他祥哥。”[56]访民YZY曾经讲到：“家里人叫我不要去上访，怕被人谋杀了。”[57]我们在当地调研时，不少访民都千叮万嘱我们绝对保密，不得泄露他们反映的问题，以免遭人报复。
所谓软控制，就是通过与访民有关联者去做工作，促其放弃上访。在实践中，访民的家属、亲戚、朋友、工作单位领导等等，是上层精英经常动员用以劝说访民的对象。一般而言，这一方式也会比较有效。
上层精英对底层上访村民的压制，特别是硬控制，往往会激化矛盾。上层精英将底层上访村民永远排挤出利益分配秩序之外。这将进一步强化底层村民上访的决心，迫使他们上访到底，从而加剧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的对立。
最后，利用上访者。一些上层精英还适时对底层上访加以利用，使其服务于自己的争权夺利图谋。利用与收买不同，收买是上层精英通过利益诱导访民放弃上访，而利用则是通过利益诱导访民去上访攻击自己的反对派。在C镇，各村内派性斗争较为激烈。为了争夺村政主导权，各个派性使出各种手段攻击对方。鼓动某些底层村民去上访状告反对派就是其中之一。上层精英利用资源、利益引诱底层村民上访。底层上访被吸纳进入村庄派性斗争之中。部分访民的上访行为就从底层上访转向派性上访。底层村民被派系斗争利用，被上层精英控制。
毫无疑问，部分底层民众通过上访谋取上层精英赐予利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底层民众的形象。S村村支书LFW在谈到上访老户TFM时曾说：“(TFM)串通人上访，叫别人去，然后他自己打电话给镇书记、镇长，有时也给我打电话，说哪个哪个又去上访了，就会演戏，就是想搞点钱。……现在空闲人太多，(上访)就是想弄点钱。”[58]在上层精英眼里，底层村民上访是“不务正业”，目的是捞取好处。这是上层精英对底层村民的想象。因为权力、哪怕是舆论主导权都掌握在上层精英手中。“正是权力的运作妨碍了村庄精英了解较穷村民的真实想法”。[59]但实际上，底层民众的上访行为，甚至是带有些许谋利性质的上访行为，都可能是他们反抗上层精英的一种“弱者的武器”，是他们在既定阶层结构和分利秩序中的无奈抉择。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上层精英却常常认为，“他们的下层阶级拥有各种源于复仇欲望的恶性力量和意图”。[60]
七、结论与讨论
针对抗争政治分析框架在解释中国农民上访行为逻辑上的局限性，本文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本文研究表明，在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先富阶层通过基层民主制度登上村政舞台，掌握村庄利益分配主导权。他们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和社会优势。同时，村庄上层精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联盟，主导着农村社会的分利秩序。信访制度为底层村民提供了抗争上层精英的渠道。底层村民通过上访引入国家力量来对抗上层精英。上访，是底层村民试图重构阶层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他们打破由上层精英主导的分利秩序的策略。虽然访民的上访行为更多停留在话语层面，从他们的上访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上层精英的谩骂、指责，但他们的话语可能恰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内心的真实情感。正如斯科特指出的那样，这些口舌之战构成了底层农民“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61]它是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是他们与上层精英争夺“文化霸权”[62]的策略。
在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的博弈与冲突过程中，阶层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显。利益的分殊和共同的斗争经历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滋长了村民的阶层意识。阶层在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的斗争过程中形成。我们赞同汤普森的观点，即“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它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63]可以说，在冲突与斗争发生之前，阶层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只有在循环往复的冲突与斗争过程中，人们对于阶层的认知才得以形塑，关于阶层的文化才得以培育。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能理解阶级”。[64]
读者也许会问，如果说农民上访是阶层关系紧张和冲突所致，那么为什么我们尚未看到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大规模对抗?笔者以为，在组织层面，下层民众仍然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方式，他们的组织动员能力较低。换言之，虽然底层已经显示出一定的阶层意识，底层已经具有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组织能力(例如集体上访)，但他们仍然是“碎片化的底层”[65]。阶层的事实正变得日益明朗，但阶层的一致行动尚未形成。这是一个自在的阶层，但与自为的阶层尚存有距离。同时，由于上层精英掌握着资源分配主导权，他们可以通过利益诱导对下层民众进行分化瓦解。最终，我们观察到村民们(上访代表)能够常常组织集体上访，发泄阶层怨恨，但却未有形成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并且，笔者以为，这种高度组织化、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
退一步而言，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66]在当下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上访可能是农民与上层精英进行抗争的较为稳妥且较为有效的方式。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农民这一“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和理解它。
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本文所述案例中，相关冲突事件主要发生于普通村民与村干部之间。这似乎表明，农民上访仍然是由掌握权力的村干部对农民实施侵权而引发。确实，表面看来，上访的农民仍然是在与掌权的村干部相抗争。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掌权的主体的社会结构来源。即村干部来源于哪一个阶层?在C镇的案例中，村干部显然是主要来源于村庄经济精英阶层。因此，农民与掌权的村干部之间的冲突是“表”，而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冲突才是“里”。
另外，本文虽然只是一项基于C镇的个案研究，但是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大已是普遍事实。特别是近年来“富人治村”现象无论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抑或在中西部地区农村都不断扩散。国家在基层党建领域的“双带工程”政策也为农村经济精英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提供了制度通道。因此，本研究可以说基本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变化趋势。尽管不同地区农村阶层冲突的激烈程度存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并不试图解释所有的农民上访现象，但却为我们预测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变化趋势提供了一种有益视角，也为我们制定防范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参考。
在政策层面，本研究表明，国家应该进一步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在农民与村干部之间构建良性的协商对话平台，使农民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村庄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时，为有效治理农民上访问题，国家不能仅仅局限于在信访制度上面进行改良，而更应该着力于优化基层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切实顾及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缩小阶层之间差距。如此，“富人治村”的正功能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阶层冲突才能得以缓和，上访问题也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并非要否认抗争政治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只是试图促使我们反思抗争政治分析框架的局限性，并为我们研究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冲突与不平等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同时，作为一个尝试，本文更多的是留下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比如阶层冲突与社区整合之间关系、阶层冲突的未来发展趋势，等等。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同仁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
[1]本文研究受益于跟团队同仁谭林丽、杨华等人的调研和讨论，特此致谢!另外，本文初稿曾于2014年8月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议宣读，感谢周雪光、李友梅、何艳玲等诸位老师的批评和建议。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分析》，《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樊平：《关注农村阶层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9期;等等。
[3]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结构紧张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社会》2007年第2期;杨华：《农村阶层研究范式论纲：实体论与关系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田先红、陈玲：《阶层地权：农村地权配置的一个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13年第9期。
[4]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第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5]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第163页，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6]应星曾对于建嵘的观点进行了商榷，认为当前农民上访并未达到“以法抗争”的程度，他更倾向于用“草根动员”来描摹中国农民集体上访的特性，凸显其与西方社会运动和印度底层政治的差异，并指出合法性困境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另一学者吴毅则以一采石场纠纷个案展现了农民在与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的各种行动策略，并运用“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来形容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所遭遇的困局。分别参见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第2期;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7]O’Brien,K,“RightfulResistance.”WorldPolitics，1996,49(1):31-55;O’Brien,K.&LiLianjiang,RightfulResistanceinRural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YongshunCai.PowerStructureandRegimeResilience:ContentiousPoliticsinChina.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2008,38(3):411-432;XiChen.ThePowerof“Troublemaking”:ProtestTacticsandTheirEfficacyinChina.ComparativePolitics,2009,41(4):41-471.
[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9]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陈柏峰：《“气”与村庄生活的互动》，《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陈锋、袁松：《富人治村下的农民上访：维权还是出气》，《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3期。
[10]孙琼欢：《派系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田先红、杨华：《家族政治与农民集体行动的逻辑》，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研究》(2013年秋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1][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12]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3]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关注到农村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冲突问题，参见杨华：《农村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冲突》，《中州学刊》，2013年第2期。
[14]应星，《“气”与抗争政治》，第1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5]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6]在西方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也关注了社会结构因素对社会运动和抗争行动的影响。不过，他们要么是关注宏观层次的社会结构，要么是侧重于政治权力结构。两者都忽略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尤其是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抗争政治的影响。
[17]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8]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9]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任焰、潘毅：《跨国劳动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0][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5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1]田先红、陈玲：《阶层地权：农村地权配置的一个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13年第9期。
[22]在当地村两委换届选举中，贿选现象非常普遍。直到前两年地方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政策措施，贿选才有所收敛。学界对农村基层选举中的贿选现象也有诸多研究。参见吴思红、李韬：《村两委选举中派系贿选现象研究》，《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等等。
[23]“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普遍现象。甚至在全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和城市郊区也呈现“富人治村”的趋势。“富人治村”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成果较为丰硕。参见卢福营：《个私经济发达背景下的能人型治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贺雪峰：《论富人治村》，《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等等。
[24]访谈笔记，2014-7-5，TZY。
[25]访谈笔记，2014-7-5，TZY。
[26]访谈笔记，2014-7-8，LFW。
[27]林辉煌：《富人治村与基层民主走向—基于浙东先锋村的个案考察》，《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5期。
[28]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第168-172页，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29]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第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0]袁松：《农民分化与先富阶层的社会确认》，《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
[31]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的经典分层标准，这构成了本文阶层划分标准的理论渊源。不过，本文划分阶层的这三个维度并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主张三者间的相互转化和互通互融。而且，本文的社会资源也并不限于声望，还包括关系网络、身份等。还值得一提的是，毛丹、任强将社会资源作为农村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所谓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而象征性资源通过社会权力来测度，社会权力中涵盖了政治权力。本文的阶层划分标准参考了他们的观点，但是本文将政治权力这一维度进一步凸显，是为了表明村庄政治精英在利益分配中的主导性角色。参见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32]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33]美国学者曼瑟·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指出：“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运用相关理论来讨论农村社会的分利秩序问题，参见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海娟、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2期;李祖佩、冯小：《论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探索》2012年第5期;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社会》2015年第3期。
[34]贺雪峰：《论富人治村》，《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桂华：《富人治村的困境与政治后果》，《文化纵横》2011年第4期。
[35]关于社区与阶层整合之间关系的讨论，可参见杨华：《农民分化程度与农村阶层关系状况》，《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
[36]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37]访谈笔记，2014-7-7，YZY。
[38][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5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39][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6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40]应星，《“气”与抗争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41]访谈笔记，2014-7-7，YZY。
[42]访谈笔记，2014-7-7，TGY。
[43]访谈笔记，2014-7-6，TFM。
[44]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45]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上访都是集体的，实际上，一些访民也时常会单独去上访。不过，即使是个体单独上访，他们也往往是以村民代表的身份进行，并准备有村民们的联名信。最重要的是，无论是个体上访抑或集体上访，访民们大多身居村庄社会底层。
[46]当然，跟个体上访相比，集体上访更容易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这也是村民们倾向于集体上访的原因之一。
[47]访谈笔记，2014-7-6，TFM。
[48]罗兴佐：《阶层分化、社会压力与农民上访》，《思想战线》2015年第4期。
[49]访谈笔记，2014-7-7，TGY。
[50]访谈笔记，2014-7-7，TGY。
[51]“一般化信念”指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产生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产生一个共同的认识。参见赵鼎新，2006，《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6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3]所谓“兜底”，是指政府为了换取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接受而公开或含蓄地提供某些好处的现象。参见杨华：《政府兜底：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现象与逻辑》，《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2期;李婷婷：《‘兜底’的调解者：转型期中国冲突的管理迷局与逻辑》，《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54]访谈笔记，2014-7-9，CGL。
[55]访谈笔记，2014-7-7，TGY。
[56]访谈笔记，2014-7-9，CGL。
[57]访谈笔记，2014-7-7，YZY。
[58]访谈笔记，2014-7-8，LFW。
[59][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5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60][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5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61][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29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6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3][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前言第1-2页，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64][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前言第4页，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65]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66][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前言第2-3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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