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物学意义上的种子
生物学意义上的种子，指的是高等植物的繁殖器官。从裸子植物开始，植物界开始利用种子繁殖后代，之前的植物(苔藓植物之前为低等植物)大多用粉芽、芽孢或孢子繁殖。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植物都是种子植物，以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为主，它们的特点就是用种子传播后代。人类赖以为生的作物，大部分为高等植物中的被子植物，包括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大豆、棉花、油菜等属双子叶植物，而水稻、小麦、玉米、高粱、小米等为单子叶植物。
种子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特有的繁殖体，它由胚珠经过传粉受精形成。种子一般由种皮、胚和胚乳三部分组成，有的植物成熟的种子只有种皮和胚两部分。种子的形成，使幼小的孢子体胚珠得到母体的保护，并像哺乳动物的胎儿那样得到充足的养料。种子还发育有种适于传播或抵抗不良条件的结构，为植物的种族延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在植物系统发育过程中，种子植物能够很快代替蕨类植物取得优势地位。
种子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除日常生活必需的粮、油、棉外，一些药用(如杏仁)、调味(如胡椒)、饮料(如咖啡、可可)都来自种子。大树、花草都是由种子繁殖而来。许多种子都能食用，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其中小麦、水稻、玉米、小米、高粱等等禾本科谷物，贡献了人类餐桌上的大部分主力。
种子的重量差异很大，一个带着内果皮的椰子种子，可以达几公斤重，而药用植物马齿苋种子的千粒重只有0.13克，寄生的高等植物列当种子更小，千粒重仅在0.0029-0.0049克之间。
椰子的种子很大，每株结实数量有限，由于种子极易萌发，种子内又富含液体胚乳，营养充足，这样就可得到“重点保证”。而那些体积极小的种子，则以多取胜，虽然它们只有占总数很少的种子能够萌发，但仍可产生大量后代。许多一年生杂草植物，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大量繁殖的。古人观察的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指地下埋藏着的种子依然有很强的萌发能力，即使地上部过火后，它们的后代也依然能够留下来。
种子具有超强的保存能力，在厌氧环境下可沉睡千年还具有萌发能力。1953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室徐仁研究员，在野外考察时发现了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普湾新区(普兰店东五里处)的泥炭土层中的古莲子，该莲子埋藏于北宋(公元1014年)，距发现时间939年，距今1001年，可谓“千年莲子”，后经研究发现其依然具有生命活力。起初科学家仅仅得到5粒古莲子，经在实验室内进行了一系列处理，然后栽入花盆中，发现了其惊人的萌发效果，在潮湿的水土条件下，过了几天便都长出了幼小的荷叶。这是人类发现了植物种子保存最长时间且有生命活力的最长记录。“千年古莲”绽蕾开花，五粒种子出现了三种颜色，二白，二粉红，一紫红，花瓣与现代的莲荷高度相似。
传统农学意义上的种子，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都是能够作为种子留下来的，且通过优中选优，不断将好的优良性状遗传下去。直到工业革命以后，资本导致的专业分工才使得种子由专业公司生长和销售，其中杂交种子和转基因种子，农民不能留种了，造成了大量遗传多样性丧失。
在生产应用中，还有一些植物的特殊器官也能够繁殖后代，但它们已不是种子，如农民所说的大蒜种，其实是大蒜的鳞茎;土豆种其实是马铃薯的块茎;红薯种是红薯的根茎;藕种则是莲藕的地下根状茎;山药种实际上山药的珠芽。农业生产上的种子，不仅包括植物学种子，还包括植物可用作繁殖的器官和人造种子。这些都是人类掌握了植物繁殖习性后的发明和应用，但已离开了种子的本意。
二、三年自然灾害种子的命运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发生了一期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人口挨饿乃至饿死。今天回顾来看，这与极左思潮有关，采取不切实际的做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大锅饭造成1958年粮食丰收后粮食浪费，最终造成后来的粮食短缺。
在那场粮食饥荒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就是种子粮的损失。当时为了完成所谓上级规定的指标，采取了一系列极端做法，如从农民家中搜粮，反瞒产，口粮都不留，发现有口粮就批斗;派民兵守住村口，不允许无粮农民逃荒，只能整村活活饿死。一方面地方政府反瞒产，把口粮和紧急储备粮都抽走，另一方面因为地方政府的浮报，中央很长时间没有意识到粮食减产，反而认为当年是大丰收，也就没有及早进行救济措施。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为了多政绩，官员尽可能地虚报产量，造成要交更多的粮食，留在农民手里的粮食和种子会短缺。天灾到来的时候，粮食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毕竟农民手里并没有那么多官员所上报的“数字粮”。
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回顾那场灾害时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出处同上)。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从以上保留的当时江西省基层干部对当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和浮夸风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由于粮食不够吃，一些地方农民是将种子粮都吃掉的。除了江西，河南等地农民当年也吃种子粮，这就造成了来年即使自然条件合适，也无种子播种的严重局面。按常理说，如果有足够的种子粮，政策上及时调整，一年挨饿是可能的，但连续三年挨饿就有些违背农业常识了。
其实，我国古代政策早就有一套对方自然灾害的办法，这就是向大自然借食物，度过青黄不接的植物生长季，前提是种子已经播到地里，来年还有希望的。《救荒本草》是明代早期(公元十五世纪初叶)的一部植物图谱，作者是朱橚，他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
《救荒本草》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刊刻于开封，是一部专讲地方性植物并结合食用方面以救荒为主的植物志。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414种，每种都配有精美的木刻插图。其中出自历代本草的有138种，新增276种。从分类上分为：草类245种、木类80种、米谷类20种、果类23种、菜类46种，按部编目。
朱橚撰《救荒本草》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把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先在园里进行种植，仔细观察，取得可靠资料。因此，这部书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明代大学者李濂在《〈救荒本草〉序》中说："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助于民生大矣。
三、种子市场化风险
随着资本的渗透，种子这一作为农业生产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幸成为商人赚钱的工具。随着全球人口增长、环境不断恶化、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产中对于单产高、抗性好的种子需求越来越明显，种子的市场竞争决定着未来农业竞争的主动权，而在这场竞争中，农民这一原本种子天然的主人，在资本市场面前失去了话语权，不得不年年购买种子而保证有种下地。
据有关数据，全球种子市场总价值量约500多亿美元，其中60%是商业种，约300多亿美元，与全球农化产品商业价值量相当;40%是自留种，约200亿美元左右。总用种量(包括自留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稳定在1200亿公斤以内，主要集中在亚洲和独联体国家，分别为384亿公斤和373亿公斤，各占总用种量的32.3%和31.4%，其次是欧洲和美洲。用种主要集中在小麦和块茎、球根类作物，分别为350亿公斤和333亿公斤，分别占29.5%和28%;其次是水稻，为130亿公斤，占11%;大麦111亿公斤，占9.4%;玉米用种量为68亿公斤，占5.7%.发达国家种子商品率较高，一般在60%以上，且基本上由私人种子公司提供;发展中国家不到20%的商业种由私人种子部门提供，80%以上由公共种子部门提供或为自留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常年用种量在125亿公斤以上，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以蔬菜种子为例，我国蔬菜常年用种量约4万多吨，而商品化率约为60%。由于国外蔬菜种子大举入侵，那些不知道他们采取了什么手脚的种子，变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尽管商业蔬菜种子具有抗病、抗虫的多种优势，但是其口感却大不如前。但商人不管这一套，在资本家眼里，只要能够赚钱，一切都没有商量。现代农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典型例子，就是种子的垄断。商家是希望你年年来买种子的，是希望农民不能留种的，否则他就没有生意可做，正如市场化的医学语境下，医院是盼望病人道理一样。种子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种子公司垄断，如果说民间留种，挨饿时还能偷吃种子粮，现在的情况连种子粮都没得吃，只有靠买。
全球70%以上的商业种集中在20多个国家，其中美国排在第一位，为57亿美元，占19%;中国排在第二位，为30亿美元，占10%.世界种子贸易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最高，其次是荷兰、法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全球农业第一大国，我国商业种市场在全球仅排第19位。近年来，我国连续出台促进民族种业发展的文件，不断增强新品种的开发能力，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种子企业达200多家，在国内主板、创业板上市的企业有9家，新三板挂牌种业企业21家，总市值超过1000亿元。
中国种子市场巨大的潜力一直吸引着国际种业公司。随着种子市场的大门在逐渐开放，世界种业巨头积极在中国种业“排兵布阵”。跨国种业公司的进入，给中国国内的种子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造成国内种子企业竞争力加大。为争夺市场资源，各大种子企业都在全力拓展销售网络，种子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种子行业集中度正在提高，具有强大研发优势、丰富运营经验和品牌知名度的种业企业将有机会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成为业内领先企业。这一方面可加大国内种子供应量，与国外种子企业抗衡。
种子市场化暗藏的主要问题是：一是粮食安全，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种子谁就控制了粮食，这种控制可能因资本黑手介入变成更加不确定，如转基因种子的滥种问题已在多地被曝光;二是种质多样性下降，一些小品种没有人搞，如果农民也不留种，人类沿用了几千年的种质资源面临消失危险;三是遇见假冒伪劣的种子会全军覆没，这是很危险的，如有一年安徽万亩水稻田绝收，就是一个教训;四是一味追求所谓高产，加大了健康风险，品质下降就与栽培物种遗传多样性下降，优质种质资源消失;五是种子公司垄断，他们控制大部分种子，名义上作为研究之用，实质进行商业开发，或用于生物战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的。种子资源一旦消失，靠人类的最高科技也难以还原，因为国家应当担负起种子资源保护的第一重任，不能完全放任市场。
四、种子垄断
几千年来，农民种地留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就是天生的育种专家，他们往往把那些个头大，整齐、没有杂质的种子提前晒干，找安全的地方储存下来，其余的才作为食物。农民种地留种就成了习惯，成了常识。长此以往，栽培品种不断优化。现代育种专家做科学试验，培育优良品种，其前期材料大都是农民祖祖辈辈而留下来的。后来，杂交作物出现了(北方的玉米，南方的水稻)，农民不能留种了，这样的品种多了，农民就依赖种子公司。现在，转基因作物又出现了，农民非但不能留种，恐怕种地也要提心吊胆了，搞不好还要吃官司——转基因巨头有着各种理由禁止农民留种，即使被转基因作物污染了，本来是受害者，却说你偷了他们的种子。跟资本家是没有理好讲的。
非常奇怪的是，一些传统的种子既不是杂交的，也不是转基因的，但农民依然要去买种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内外种子公司的公关力量起了作用。他们向农民宣传商业种子的种种好处，国家还向种子公司提供一定的补助，使得种子价格相对低廉，他们把种子站布局到村头。这样，农民得到了那么多的承诺，又嫌留种麻烦，就从种子公司买种子，传统的留种子做法就没有人再提了。即使农民买了假种子上了当，也只好打破牙齿望肚子里咽——种地的个体农民是无法与强大的种子公司抗衡的。
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而要将光合产物收获为人类的食物，必须感谢农民的辛勤劳作，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粮食生产的关键就是种子，种子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收获。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农民也不会拿用来保命的种子下锅。“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没有种子就没有来年的收成，忍饥挨饿也不能吃种子。笔者小时候嘴馋，将父亲藏起来的花生种偷吃了一把，挨了一顿打。在农民眼里，那些种子是不能动的，偷吃种子的罪过是比摔坏锅碗瓢盆要大的，农家孩子只要犯了这些错，就得挨打，其目的是要孩子们长记性。电影《金光大道》中高大全用留种的玉米(那个时候的玉米还能够留种)去救济揭不开锅的乡亲，他弟弟就就坚决反对。
在中国，农民留种或买常规种子，是不知道什么知识产权的。今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他会留下一部分当来年的种子，省下种子钱。然而，转基因种子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如果农民第一次买了转基因种子，获得了收成，尝到了甜头，想要继续留种的话，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转基因种子垄断企业，为了推广其产品，往往在最初几年免费或以优惠的价格向农民提供种子，似乎是农民捡到了便宜，殊不知，转基因垄断巨头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国的种子市场。
以后，农民再留种就困难了，也由不得你留种。具有知识产权，就是受法律保护，任何农民如果自留转基因粮食种子，就属于违法。他们会将“违法”农民列入“黑名单”，那些农民将得不到贷款，得不到农机具补贴，农产品也不能正常出售。更严重的是，他们会将农民直接告上法庭，最终制服农民。原来种地无忧的农民，变成提心吊胆地种地，任转基因公司盘剥，屈辱地活着。种地看别人眼色，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转基因种子垄断企业为了防止农民留种，发明了“自杀种子”，即通过转基因手段，对种子实行改造。第一年获得收成后，其种子不可能再发芽，或者即使发芽也长不出好庄稼。这样，一方面免去了监视农民“偷窃”的成本，另一方面避免了控告农民的麻烦和负面形象，还可保证农民必须每年购买种子。将种地留种的权利拱手交给别人，尤其是交给那些认钱不认人的生物技术企业，对粮食主权的损害是异常大的。
有人说，正是为了摆脱西方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中国才投入巨资搞转基因研究，用我们自己的转基因发明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果然如此吗?据报道，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反，上述转基因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外专利，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技术公司。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中国人并不拥有粮食生产主权。除专利外，转基因专用除草剂、化肥也几乎控制在人家手里。
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科学家获得了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种子，也难以与美国等转基因大国抗衡。西方国家会以“自由经济、公平开放”为由，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鲸吞国内起步较晚、以跟风为主的转基因研究成果，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农业生物技术市场的垄断，更何况中国的转基因主流科学家与国外的生物技术垄断巨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利用转基因技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就不能不令人担忧。转基因种子供应商的垄断性，足以威胁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乃至社会稳定。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在美国，以及推广美国转基因种子的拉美国家，垄断企业通过种子和收购价格的控制，让农民的收入低到无法承受，最终不得不卖出土地，以其他方式谋生。小农经济被大型农场所取代，被人称赞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这种状况在中国出现，数亿农民将失业，将会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动荡。
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考虑，必须在现阶段严格控制国外转基因种子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接受东北大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必须警惕那些生物技术科学家，打着解决粮食安全旗号，牟取私利并出卖国家利益的做法。一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沦为大豆的处境，中国主粮生产将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南美两国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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