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六讲》连载之六：透支的生态，无奈的灾害
2010年8月7日，舟曲发生的泥石流是人类发展造成自然灾害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大自然对人类长期盲目发展，不顾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无情惩罚。2010年前7个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万起，是2009年同期的近4倍。
2010年是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先是西南五省大旱，继之长江上游洪涝灾害，后是甘肃舟曲泥石流，然后东北地区洪灾。自然灾害频发，天气固然是重要原因，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人类长期蔑视自然，“透支”自然生态“成本”，才造成了自然灾害频率加大，危害加重。
舟曲县本是“陇上江南”，这里原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水资源，土地和气候资源也不错。然而，在贡献了几百亿立方米的林木，建造了成百上千的水电站后，舟曲已是童山濯濯，有水也保不住了。
我们先来看森林的破坏。舟曲县境内植物资源丰富，仅高等植物就达1300多种，原有林业用地291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65%，其中森林面积123万亩，森林覆盖率45%，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7.5%，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遗憾的是，舟曲县境内的森林，经过30多年的采伐，遭到了巨大破坏。上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采伐木材就达8万立方米。乱砍、乱伐、倒卖、盗运木材，使全县森林资源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
泥石流发生后，记者在舟曲三眼峪沟大峪、小峪两个沟看到，山上的树木几乎看不到了，灌木也十分稀疏。而据老人们回忆，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峪口往里到处都是粗大的树木。森林破坏后，山体裸露，在加上村民放牧山羊，生态破坏更加严重。没有了森林植被保护，那些处于陡坡山的土壤和大小石块，就容易在暴雨来临时，借助重力作用危害山下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其次，水电站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作为嘉陵江上游的最大河流，白龙江长约600公里，其中甘肃境内450公里。河道穿行于山区峡谷，天然落差大，水流湍急，水电部门自然看好了这样的水利条件，于是，大量修水电站，较少考虑上游生态退化、泥石流易发的问题。整个白龙江地区处在多个地震带交汇处，地质结构非常复杂，修建水电站、沿岸采矿，更加重了土壤松动。
沿白龙江每条支流行走，都会看到大大小小的水电站。相关资料和专家实地考察证实，白龙江两岸共建有上千座水电站，这些水电站装机容量不等，大的在20-30万千瓦左右，小一些的则为0.5-0.6万千瓦，而更多的是几百千瓦的水电站。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白龙江都在修建水电站，几乎与森林砍伐同步进行。
修建水电站与生态保护常常发生矛盾，那些最初规划或是已经成型的林地，在修建水电站时常被破坏，而林业部门与水利部门交涉的结果也不理想。由于大部分水电站是通过招商引资修建的，有当地政府的批文、有环境评估报告，虽然“林水之争”的摩擦不断，但最终都是生态保护让位于水电开发。
从2003年至2007年，舟曲共有53个水电开发建设项目签订合同，其中41个水电开发建设项目已建成或在建，另外12个马上就要开展前期工作，这些水电开发建设项目占全县各类开发建设项目的80%以上。据估计，上述41个在建或已建的水电站工程合计弃渣达3834.8万立方米，水土流失预测量达74.9万吨。修建水电站后，山体被水浸泡松软，水电站附近随时都会发生滑坡。另外，修建水电站挖沙后，整个河床弃满乱石，一旦发生暴雨，这些石头会被洪水裹挟，形成巨大的杀伤力。
最后说一下侵占河道造成的危害。尽管泥石流、滑坡灾难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警惕，但城市规划缺失，河道乱占、乱建甚至抢建，交钱就建的现象并没因大自然的警告而停止。舟曲地方狭窄，两山夹一江，整个盆地仅12平方公里。数十年来人口急剧增长，而在地域面积无法增加的前提下，所能挤占的地方只有河道了。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河道是舟曲县城唯一能够扩张的地方，开发商就在那里盖房，一些人在河道里建起了小洋楼。此次洪水经过的月圆村、东街村和东关村等人口密集的地方，恰是河水流经的地方，那里的房地产业曾经相当火爆。
舟曲县一卖山，二卖水，三卖河道，最终酿成泥石流灾难，这是全国生态灾难的一个缩影。舟曲泥石流灾难发生后，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数以万计。
有钱人的“金山银山”，不如老百姓的青山绿水。当环境灾难来临时，受害的是当地老百姓，舟曲之痛，实乃为生态环境之痛，我们不能再干那些为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傻事了。
《中国生态六讲》连载之七：把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到行动中
2014年是十八大以来重要的一年。“五位一体”的执政理念不断落实：“八项规定”动真格了、反腐成为常态、文艺座谈会重提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都让人感到正能量在回升，而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事件。
2014年7月份，贵阳召开国际生态文明论坛。联合国相关机构及国际组织、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大学校长、知名专家等2000余名海内外嘉宾到会。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并重，坚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并举，坚持污染控制与资源节约同步，明确各自的责任，加强各利益方合作，维护区域与全球生态安全，共同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宜居家园。
然而，生态文明毕竟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实现的。除了理论上重视，关键的还是要付诸行动，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的，就是生态文明理念在具体生活中引发的细微变化。为此，环保部发布《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试图指导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什么是生态文明示范区呢?它是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经济社会示范区。在生态文明理念下，要初步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节能减排，碳强度指标下降;资源产出率、单位建设用地生产总值、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城镇(乡)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处于前列;城镇水源地全面达标;森林、草原、湖泊、湿地等面积逐步增加，质量逐步提高，水土流失和沙化、荒漠化、石漠化土地面积明显减少，耕地质量稳步提高，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在承诺建设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内，绿色生活方式普遍推行，实现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
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提法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首批试点涉及到贵州、云南、青海、宁夏等4个省，北京密云县、天津武清区、上海崇明县、山东临沂市等42个区、地级市，陕西芮城县、宁夏永宁县等9个县级单位，共55个省、市、区、县。
最值得一提的事件是，APEC会议期间，中央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六省、市、自治区联动，果断关掉过度产能，严控机动车上路，即使在严重的雾霾天气条件下，也没有出现让人失望的雾霾，反而出现了蓝色的天空，为APEC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这个举措挽回了国际影响。APEC蓝的出现，让国人增加了环保信心：只要狠下决心，真抓实干，雾霾是能够治理的。
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生态农业也出现了一缕阳光。我们坚持了8年生态农业科学实验，在严格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地膜、转基因条件下，在低产田基础上实现了小麦玉米周年产量1250公斤/亩。这从理论上证明，只要用地养地，恢复生态平衡，土地对人类的回报潜力是非常大的。尽管当前生态农业的声音还很微弱，但只要全社会对生态农业多看一眼，自觉消费健康安全的生态食品，政策上再有所倾斜，措施得当，中国人吃得饱与吃得好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遗憾的是，上述科学的做法并没有形成主流，即使在那些所谓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内，也没用心考虑什么是生态文明。我实地考察过很多生态文明示范区，发现依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许多指标依然停留在纸上，生态文明停在口号里，污染依旧，对颁布了5年多的《循环经济法》，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业并不知道，生态学的原理并没有在工农业生产中得到应用，许多地方领导并不知道生态文明到底怎么搞?虽有环保部下达的具体指标，但有些指标并没有考量性，传统的过度产能难以一下子停下来，很多地方还是奉行GDP挂帅，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污染还是由更多的弱势群体承担，全社会付出的健康成本不断加大，医患矛盾等社会矛盾不断增加。
所有上述国计民生的大事，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旗帜下，都必须由口号落实到行动。有关部门和全社会，能够把生态文明的一些理念，落实到实处，既要抓大，也要抓小，生态恢复、垃圾处理、餐饮与宾馆服务一次性塑料用品禁用、食物链中有害物质减量使用、农膜控制使用、污水净化、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都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
希望未来的中国大地，至少在那些生态文明示范区内，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天空出现更多的APEC蓝，水体污染得到控制，受伤的土地得到救治。生态文明建设重在落实，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关键在行动。
连载之八：一次性餐具能叫停吗？
2015年8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两个与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节目，一是该省安吉县打造美丽乡村，发展农家乐，由环境破坏改为环境保护，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从而提前实现了“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的愿景;其二，是该省人民政府发文，在全省所有餐馆叫停一次性餐具。这在全国属于首例，向餐饮业的白色污染宣战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动作。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餐饮业的污染问题，我在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其严重性，一次性餐具首先存在严重的白色污染，这些餐具不能自然降解，处理难度很大;其次是存在严重的卫生问题，很多餐具根本就没有清洗干净，越远离大城市，卫生状况越糟糕，其三是就餐者自己吃饭，自己花钱洗碗，存在明显的消费歧视，必须叫停。
遗憾的是，我们的呐喊，收效甚微，糟糕的现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连北京近郊区也出现了一次性餐饮用品，可见在利益面前，环境保护的声音是多么弱小。解决白色污染，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多。
一次性消毒餐具包装膜悄然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餐馆中。该包装将盘、碟、碗、勺、酒杯等洗净抛光后，用一种热收缩塑料封膜。餐具看上去很干净，也很卫生，餐馆老板讲，该包装是无菌操作。笔者曾收集了一张该塑封膜，上面用绿色字体写着“敬重自然，卫生环保，服务健康”。但是，下面还有一行“温馨”提示的小字：有偿消费，一元一次。实际上，这种消费是强迫就餐者为包装买单。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还没有用餐就花钱雇人将自己的盘子“洗好”了;同时“干了活”后还得倒找给餐馆老板钱，因为洗几个盘子和碗是根本用不了一元钱。如果仅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这种餐具消毒包装方式就该叫停，但我们更担心的是更严重的白色污染问题。
我将某次就餐后所有塑料膜带回试验室，用千分之一天平称重，其结果是：消毒膜1.374克;筷子膜0.169克;餐巾纸外包装膜1.785克;内包装(湿巾)膜0.988克，总重4.316克。如果10人就餐，一桌饭下来产生白色垃圾43克之多。北京有大小餐馆4.1万家，以平均每天百人(次)就餐计算，则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高达6.45吨，这还不包括一次性餐桌塑料布和发泡塑料餐盒。北京生活垃圾中，废弃塑料约占3%，每年的总量约为14万吨，其中餐馆产生的白色垃圾就占46%。因此，北京要解决白色污染，首先得从餐馆开始。
餐馆白色污染猖狂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利益。上述餐具消毒膜强行向顾客收1元钱，餐巾包也收1元。顾客还没有点菜，餐馆就有2元进账了。生产塑料膜和消毒设备的厂家因为其产品有恒定的客户，也乐得供应，毕竟用量大。倒霉的是顾客，他们要为消费“塑料膜”买单，但是，更倒霉的是公众的生态环境，那些不能降解的白色塑料持续进入环境，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白色污染严重影响市容整洁。餐馆的废弃塑料膜因有食物残渣和油渍，会导致苍蝇和细菌大量孳生，从而传播疾病，危害人们的健康，而焚烧塑料膜会释放出多种有害化学气体。这些毒性气体在自然界中滞留的时间很长，并可通过人类的呼吸系统和食物链进入人体，会导致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中毒、癌变。2004年正式生效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把六氯代苯等化合物列为首批对人类危害极大的持久性化合物,在世界范围内禁用或严格限用，禁限物质中就包括焚烧塑料膜产生的有毒气体，如二噁英。
绝不能为了餐馆和塑料制品老板的利益牺牲健康的环境。解决餐馆、宾馆白色污染问题仅靠消费者的自觉行为难以凑效，必须有政府强制性的控制措施。治理措施不是简单地发“红头文件”，或者搞“突击检查”，而是以环保法律法规的形式，禁止生产、使用一次性塑料包装餐具，从源头杜绝餐饮和宾馆业的白色污染。
连载之九：人类的各项宏伟的环保计划为什么没有实现？
人类向环境污染宣战，始自蕾切尔•卡森所著《寂静的春天》中的环保呐喊。卡森揭示了资本主导的大型污染企业和制药公司向环境释放污染物，造成了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后，国际组织、各国政要纷纷采取相应的行动，试图拯救日益脆弱的地球生态系统。这个计划从1971年人类环境宣言就开始了，后来各种公约更是层出不穷。遗憾的是，这些国际环保计划似乎并没有挡住资本对地球的侵害，污染反而更严重了，由原来的化学品和农药单一污染，发展到了气候变暖、臭氧层消失、持久性有机物污染、抗生素污染等面源性污染。
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类的各种环保计划吧。
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又称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于1972年6月16日发布。该宣言阐明了与会国和国际组织所取得的七点共同看法和二十六项原则，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44年前，与会者意识到如下问题的严重性：
①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能在空前规模上改造和利用环境。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
②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
③在现代，如果人类明智地改造环境，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如果改造不当，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
④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在工业化的国家里，环境问题与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
⑤人口的自然增长会为环境带来一些问题，但采用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可以解决。
⑥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
⑦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公民和团体以及企业和各级机关承担责任，共同努力。各国政府要对大规模的环境政策和行动负责。对区域性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国与国之间要广泛合作，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
26项原则包括：人的环境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防治污染，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发展同保护和改善环境协调一致，筹集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和保护环境进行计划和规划，实行适当的人口政策，发展环境科学、技术和教育，销毁核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武器，加强国家对环境的管理，加强国际合作等等。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他组织的配合下，从1971年起实施的一项着重对人和环境关系进行生态学研究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计划。它是一项国际性的、政府间合作研究和培训的计划。其宗旨是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结合，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政治决策者和广大人民的结合，对生物圈不同区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研究，并预测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圈及其资源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人类本身的影响。为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圈的资源，保存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改善人类同环境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以寻找有效地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的途径。
人与生物圈计划起初的目标非常宏伟，共有14个研究项目，涉及人类活动对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同土地利用和管理实践对温带和地中海森林景观的生态影响、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实践对放牧场、稀树干草原和草地(从温带到干旱地区)的影响、人类活动对干旱和半干旱地带生态系统动态的影响，特别注意灌溉的效果、人类活动对湖泊、沼泽、河流、三角洲、河口、海湾和海岸地带的价值和资源的生态影响、人类活动对山地和冻原生态系统的影响、岛屿生态系统的生态和合理利用、自然区域及其所包含的遗传材料的保护、病虫害管理和肥料使用对陆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生态评价、主要工程建设对人及其环境的影响、以能源利用为重点的城市系统的生态问题、环境变化和人口数量的适应性、人口学和遗传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环境质量的认识、环境污染及其对生物圈影响。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于1985年在维也纳签署，《公约》明确指出大气臭氧层耗损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合作行动，保护臭氧层，并首次提出氟氯烃类物质作为被监控的化学品。
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了保护臭氧层，采取了一系列国际行动。1976年4月UNEP理事会第一次讨论了臭氧层破坏问题;1977年3月召开臭氧层专家会议，通过了第一个《关于臭氧层行动的世界计划》;1980年UNEP理事会决定建立一个特设工作组来筹备制定保护臭氧层的全球性公约;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在1985年3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保护臭氧层外交大会”上，通过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公约》促进和鼓励各国就保护臭氧层这一问题进行合作研究和情况交流，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的方法和行政措施，控制或禁止一切破坏大气臭氧层的活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减少臭氧层变化的影响。公约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控制协议，但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上的合作迈出重要的一步，为今后采取国际性措施控制CFCS做好了准备。到2000年3月，参加《公约》的缔约国共有174个，中国政府于1989年9月11日正式加入《公约》，并于1989年12月10日生效。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于1992年6月1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内罗毕通过，1992年6月5日，由签约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公约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常设秘书处设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是全球履行该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一切有关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大决定都要经过缔约国大会的通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框架公约》，英文缩写UNFCCC，是1992年5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据统计，如今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了《框架公约》，这些国家被称为《框架公约》缔约方。《框架公约》缔约方做出了许多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每个缔约方都必须定期提交专项报告，其内容必须包含该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并说明为实施《框架公约》所执行的计划及具体措施。《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
联合国荒漠化防治公约。该公约的全称为《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沙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沙漠化的公约》，1994年6月7日在巴黎通过，并于1996年12月正式生效。目前公约共有191个缔约方。
公约的核心目标是由各国政府共同制定国家级、次区域级和区域级行动方案，并与捐助方、地方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对抗应对荒漠化的挑战。《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框架下的三大环境公约之一。履约资金匮乏、资金运作机制不畅，一直是困扰《公约》发展的难题。2005年5月2日至11日，《公约》履约审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审查了非洲国家的履约情况。2005年10月17日至28日，《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OP7)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期间还召开了高级别会议、履约审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科技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和议员圆桌会议。
斯德哥尔摩公约—POPs。1998年6月签署，试图停止使用一些高度污染物质。在每年人类释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中，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最危险的高毒污染物质，可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特别严重的可导致动物以及人类的死亡、疾病、畸形儿。POPs的特殊影响还包括癌症、过敏、超敏感、中枢及周围神经系统损伤、生殖系统及免疫系统伤害等。其中一些POPs还可通过改变荷尔蒙引起内分泌失调而破坏生殖与免疫系统，它们不仅危害暴露于POPs的个体，而且对他们的后代也有影响。POPs还具有发展性与致癌性的特征。被公认为急需采取行动解决的12种POPs为：艾氏剂、氯丹、DDT、狄氏剂、二恶英、异狄氏剂、呋喃、七氯、六氯化苯、灭蚁灵、多氯联、毒沙芬。它们对鸟类、鱼类和人都有致命危害。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1998年9月10日在鹿特丹制定的，于2004年2月24日生效。公约是根据联合国《经修正的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流的伦敦准则》和《农药的销售与使用国际行为守则》以及《国际化学品贸易道德守则》中规定的原则制定的，其宗旨是保护包括消费者和工人健康在内的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国际贸易中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的潜在有害影响。
《鹿特丹公约》由30条正文和5个附件组成。其核心是要求各缔约方对某些极危险的化学品和农药的进出口实行一套决策程序，即事先知情同意(PIC)程序。公约对“化学品”“禁用化学品”“严格限用的化学品”“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等术语作了明确的定义。公约适用范围为是禁用或严格限用的化学品，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
数年后，上述国际环保努力虽然在局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地球整体的生态系统恶化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出现了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或某些国家改善，大部分国家恶化的局面。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例，尽管全球签订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有100多个，但二氧化碳浓度还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290ppm，上升到今天的400ppm;生物物种灭绝的势头没有得到控制;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越来越多;土地荒漠化也随之气候变暖呈现扩大趋势;臭氧洞在扩大，持久性有害物质排放继续增多。
为什么环保努力效果不显著，甚至部分计划落空或失败呢?原因如下：
一是技术上的还原论思维。上述国际计划都是从局部问题入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从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退化的根本原因入手，使得一个问题解决了，另外的问题又出现了。在解决环境退化问题上，技术不是万能的，而可持续的整体的系统的解决方案才是根本出路。如对农药的控制，必须从源头找出虫害爆发的原因，恢复生态平衡，少用或不用农药。
二是资本主导的环保举措是监守自盗。当前很多国际项目是需要花钱的，而钱大多来自大的垄断集团或者企业，花企业的钱做环保必须保障资本家的利益，一旦出现冲突，环保就很难做下去。
三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全球一体化带动了经济的整体繁荣，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总量势必扩张，原本地球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排放污染物，现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排放的队伍中，地球生态系统整体恶化难以避免。
四是发达国家不愿承担义务，不愿放弃优越的生活。以碳排放为例，尽管公约上规定了各国的排放和减排标准，但某些国家从自身发展角度，拒不签字，拒不合作，造成一些国际计划长期停留在无休止的谈判阶段，眼看着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毫无解决办法。
五是重理论，轻行动。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高度是没有问题的，公约大都是国家元首签字，然而具体实施时就大打折扣了。环境问题不是一纸文书能够解决的，而是靠具体的行动。遗憾的是，各国在具体执行时缺乏监督，缺乏规范。相反，发达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以牺牲别国生态环境换取自身的环境改善。老牌的发达国家为了改善自身环境，将严重污染的企业转移到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钢铁、水泥、玻璃、化工、农药等严重污染的产业向外输出，甚至连自身产的垃圾都运到别的国家处理。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造成了环境污染的扩大化。
因此，以技术主义加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环境治理方式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不少国际计划落空或失败是必然的，人类必须另辟途径，走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生态文明之路。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明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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