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林：当农村环境遭遇治理危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市场、地方政府、社会的失灵相互交织、相互促动，结果是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技术手段也随之失灵。大量的投资变成无效投资，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污染和破坏的速度，而环境问题的演变趋势仍然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
据权威部门三年前估算，在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有20万个村庄的环境“迫切需要治理”。
“迫切需要治理”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普遍的面源污染，也就是已经深深植根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过程的大量污染物排放，造成污水和垃圾触目可及。二是乡村工业的点源污染，大量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质威胁到当地的农民生计和身体健康。三是那些资源开采型乡村的生态破坏，严重者造成水源枯竭、土地沉陷、房屋坍塌，给当地居民带来生存危机，例如山西省的“采煤沉陷区”——近3000个村庄的200多万农民日夜生活在不安之中，8000多个村庄的近500万人因水资源破坏而“饮水困难”。当然，三类问题在不少乡村是相互叠加的，而在第二、第三种类型的乡村，治理的迫切性更为突出，也带有“救灾”的意义。
就推进治理的进程而言，第一类问题是从2008年开始才真正被重视，多部委共同推进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连片整治示范区”的形式实施，投入的专项治理财政资金截至2013年大约为600亿元，而近期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13万个。至于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三同时”制度和“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治理”的法律规范算起，治理是一直存在的，也是被不断强调的。
但是，大量的经验资料显示，着眼于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的“三同时”制度常常落空，许多造成了严重污染和破坏后果的企业也未担负起末端治理的责任。结果是在问题无法拖延时往往由“政府买单”，但是连同近期实施的农村综合环境整治一道，政府的“买单”既严重滞后，又因为治理过程中的“跑冒滴漏”而造成许多工程半途而废，或项目建成后无法运行。在笔者近年来重点考察的某能源大省，两项大规模的治理工程就呈现出这类状况。
比如，国家曾在2003年规定用3年时间完成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的治理，但该省直到2006年才真正付诸实施，而从2011年宣布“完工”后的情况来看，覆盖的目标人口(60万人)不到原计划的75%。与此同时，2007年启动的对“地方煤矿沉陷区”中676个“采矿权灭失村”的集中治理，在2009年初宣布“收尾”时，实际解决的只有305个村，其余371个村庄何时治理再无下文。结果在中央号召“采煤沉陷区治理”十年之后，该省的许多沉陷村仍处于“求救”状态，比如某区报告有71个村的农民需要搬迁，但真正搬迁了的不到一半，许多村民只能自行避难。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一些“治理”过的沉陷村仍然将“新村”建在采空区上，偷工减料则使新房成了危房；一些沉陷村的“治理”以让工程承包者开采当地的煤炭为交换条件，造成原先未破坏的耕地成了露天采煤场，救灾变成了“造灾”。
另一个例子是“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程。该省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第二批“连片整治示范省”，计划投入15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占一半），整治1200个村，村均投入125万元。但从近期调查来看，在超出计划期限一年多之后，许多村庄的治污设施仍未完工，有的甚至尚未动工，有些已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成了“摆设”，原因是管网铺设不到位，污水进不了收集站，仍然是直接排放。以某示范区涉及的11个村为例，目前只有乡政府所在村建成了污水处理站，但是已建成的污水处理站却房门紧锁、门窗玻璃已被打碎。
如此结局无法不被视作“治理危机”。透过其中的种种细节，能够发现诸多不应有的疏漏。治理危机的核心表现是缺少负责任主体，以营利为大的企业最在意的是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支持”，而并不太在乎生态环境和其中的村民；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本身又缺少监督，为了财政收入、GDP以及个体的寻租，总是在监管对象面前闭上眼睛;至于经常被屏蔽的村民，既缺少知情权和保护环境以守卫乡土的意识，也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且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有效制衡，而名义上代表着村民利益的村干部，又恰恰可能是污染和破坏行为的“先锋”。总之，市场、地方政府、社会的失灵相互交织、相互促动，结果是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技术手段也随之失灵。大量的投资变成无效投资，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污染和破坏的速度，而环境问题的演变趋势仍然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
客观而言，环境治理的困境不过是总体性治理危机的一部分，且是甚为重要的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总体性治理危机的大格局中来审视农村环境治理。而考虑到治理危机困扰着中国的大部分乡村已有20余年，我们理应进一步追问：能否在一个整体上存在着严重缺陷的系统中实现对其中的子系统的修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必须首先修复整体性的乡村治理系统，目标未必是较为含混而又空疏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是体系的真正改善和能力的真正提升。
这当然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但不应否认在现行体制中有着现实可能性。既然“强政府”也是一个优势，那么以近两年表现出来的“反腐”决心和勇气，依靠周密而又接地气的“顶层设计”，从整顿吏治和拍打“满天飞的苍蝇”入手来修复目前的治理体系是可能的;在进一步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保护体系和财政保障体系也是可能的;进而，将过于集中在地方政府的权力归还给村民、社区和社会，以约束地方政府的任性也是可能的。这样，农村环境治理，以及整个中国的环境治理，才会具备从源头治理到末端治理所需要的社会条件。
乡村环境污染重，农民身患怪病多
(原载：新华网湖北频道采写/摄影：高友清)
由于村前屋后的河流、港沟污染严重，湖北省应城市黄滩镇艾堤村村民长期饮用已被污水渗透的井水，得癌症等怪病的村民不少。
农民身患怪病多
今年10月，艾堤村在深圳打工的村民艾学锋向新华社记者反映，由于受到工业污染影响，艾堤村得癌症的村民很多。
近日，记者赶赴艾堤村采访，发现这个村得癌症的村民的确不少。4、5年来，艾堤村有艾么发、方想珍、李菊萍、龚雪等7人患癌症而死;今年10月以来，艾财旺、何友元两人先后被确诊患癌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这些人中，有中年妇女，也有壮年男子;他们被发现患癌时有的已年逾古稀，有的则正值青春年少;他们患的癌症有胃癌，有肝癌，还有食道癌和肺癌。老太婆黄大毛说，孙女龚雪刚开始总是觉得肚子疼，经常屙血，到汉口一家大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孙女得了肠癌，治了一些时，花了3万多元，还是没治好，在前年冬月份死了，死时只有16岁。在不到200人的艾堤村4组就先后有5人患癌症。据黄滩镇一份调查材料反映，4年来，黄滩境内老县河沿岸村庄已有13-14人因患癌症而死。
记者在艾堤村四组采访时，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记者，这个村村民容易得的病不仅有癌症，还有肾结石、皮肤病、不育症等。如艾堤村4组就有近10户农家有人得肾结石。
乡村环境污染重
村民们都认为，村民喝了被污染的井水容易得癌症等怪病，应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应林也指出，医学教科书早已写明，癌症与环境污染有关。
艾堤村4组艾海波说，应城几家盐矿的工业废水排入老县河，应城市城区的生活污水也直入老县河，老县河的水不仅不能饮用，连鱼都不能养了，河边的草也不能长了。艾堤村与老县河"背靠背"，隔得近，河水渗透到村民打的井里，井水也受了污染。他还说，村民们过去都是手提竹篮去买菜，现在都是空手上菜场，用塑料袋装了买的菜回家。塑料袋用后到处丢。农村办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时，用过的一次性塑料碗筷随意扔掉，也造成了"白色污染"。记者站在进入艾堤村必须经过的一段堤坝上，堤坝的一边是老县河，河水浅浅的，泛着黑光;另一边是幸福港，一港死水也是泛着黑光，港岸树枝上挂着村民丢弃的白色、绿色塑料片。
污染问题是黄滩镇的一个"老大难"，这个镇因污染严重，农民上访过，镇干部也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过。据黄滩镇一份调查材料反映，黄滩镇地处老县河下游，老县河在黄滩境内长达12公里，穿过艾堤、干河、刘垸等13个村。上世纪80年代，老县河受到湖北省盐矿、孝感地区盐矿等几家大型盐矿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同时也受到应城城区生活污水的污染。现在，老县河仍是一条排污的废弃河，河道里氯化物含量很高。据应城市环保局副局长王国平介绍，应城城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员共有10多万人，每天有3万吨左右的生活废水进入老县河，老县河的水含有各种各样的污染物质，给黄滩镇造成了较大环境压力。黄滩周围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长达7公里的幸福港，污水满溢，幸福港已成了一条臭水港，它从艾堤村穿过，也给艾堤村造成严重污染。
由于污染影响，全镇在老县河两岸现有1.95万亩耕地、1400亩鱼池不能正常经营，8500名镇村居民出现饮水困难。一些耕地只好弃耕，部分鱼池只好闲置，两岸13个村村民只得靠打井来提取饮用水，现已打井7000口。
应城市环保局副局长王国平分析说，水井要打几十米深，地表水经过过滤才能饮用。而艾堤等村村民打的井都是5-6米深的浅水井，没有穿过沙粒层，极易被地表水渗透，井水中钙镁离子很高，硬度大，喝了后易得结石病。村民艾德华介绍说，家里打井水烧开水，几天就要用清洁球糙一次锅，要不，锅里就会结上厚厚的一层白垢，用锅铲都敲不掉。艾堤村周围的地表水早已受到河港污水的污染，井水质量差，不少村民不得不花钱买纯净水喝。11月8日，记者在艾堤5组采访时，就遇到骑摩托车送纯净水进村的小伙子刘从发。贾大娘一家6人，每3天就要刘从发送一桶纯净水到家里来。据悉，黄滩镇上的自来水厂设备差，加工的自来水不能饮用，加之地表水污染大，不少居民都买纯净水喝。全镇居民近5万人，经营纯净水的人家有5-6家，每天可卖200多桶纯净水(每桶15公斤水、4.5元)。
何时清流绕村庄？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应是促进农村致富奔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让农村山青水绿天蓝，一弯清流常绕小村庄，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许多事要做。
一是要对保护农村环境高度重视。对艾堤村癌症发病率较高还未引起应城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记者采访过应城市人民医院和应城市环保局，这两个单位有关领导均表示没有对艾堤村的环境污染与癌症发病率的关系进行过专题研究。与此相反，应城市城区居民饮用水问题已受到足够重视，一是投资4000万元，把城区自来水水厂在大富水上的取水口上移1.5公里，以便绕开污染源;二是积极规划，寻找备用水源，将水质良好的短港水库作为备用水源;三是制定了《应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法》，保证城区居民饮用水到达饮用水各项卫生指标。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和政府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农民生活饮用水质量和农村地方病的监测，多做一些有利于农民身体健康的基础工作。
二是尽量尽快想办法控制城市生活污染，从面有效控制污染总量，将污染总量控制在河流的自净能力以内。据悉，全国县级城市污水处理场建成及运转不到15%，湖北孝感市管辖的包括应城在内的7个县市至今没有一家建成污水处理场，生活污水已取代工业废水成为第一大污染源。要想减轻农村污染，首先要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场，控制住农村最大的污染源。
三是控制工业污染对农村的浸害。湖北省环保局污染控制处副处长周水华介绍，应城、云梦等地是湖北省的盐化工基地，地下盐碱资源丰富，盐化工企业较多。要减少盐化工企业的污染，必须要做到控制污染排放量，老卤水要回注，冷却水要循环利用。如果资源开采不当，老卤水回注过度，也有可能导致污染。这些企业要有一种对人类生存环境和农民身体健康负责的态度，不能赚昧心钱。不管环境影响，随意排污，自己赚了大钱，却使农民疾病缠身，又于心何安?工业企业对环保设备应与其他生产设备一样，定期进行维护管理，建立环保设备的管理和运行台帐;而环保部门应经常对企业进行抽查，建立环保监管机制，企业违法则令其整改;同时，环保部门今后还要加大科技含量，对企业污染设施运行和排污情况进行在线监测，对企业排污口的排污量和污染物含量进行远程遥控监测，。
四是帮助农民改变旧有的生产生活习惯，以减少农业面染和"白色污染"。湖北省环保局污染控制处副处长周水华说，对农村的"白色污染"和农业面染将是今后农村污染监管的重点，应实施综合整治，如对集贸市场进行管理，只允许提供污染小的可降解塑料袋给购物者用，提倡提篮买菜方式，尽量减少白色污染源。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综合编发)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