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刘集地处长江中游，是湖北省新洲县下面的一个乡镇。这里水旱灾害恶劣，土壤条件差，其农业生产条件也代表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农村的普遍状况，但刘集的集体建设却大大超出许多同时代公社的水平，那么，刘集人民公社是怎样改写解放前“有女莫嫁刘集畈，十年就有九年淹，夫妻离，儿女散，两只箩筐把家搬”的悲惨状况，让群众生产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其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通过政治动员组织群众，改善自然环境；机械化和集体化彼此促进，建立良性生产模式；科学技术掌握在大部分劳动者手里。在这些经验中，人的因素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刘集公社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体发展道路，既充分尊重、调动劳动者建设美好未来的积极性，又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提升人民群众“自己发展自己、自己提高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觉悟。尽管刘集公社已经不在，但其留下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当前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仍将大有裨益。
刘集公社的原址位于武汉市郊区。这个地方在长江中游，举水河边。解放前，生产上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水旱灾害严重，土地散碎，还有大量土质不好的沙地，当地人叫，“三圩，两湖，四沙滩，外加一座大坟山”。
应该说，这种基本的条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农村的普遍状况。刘集的位置在长江主流和支流之间的区域，地势比较低，水患尤其厉害，为了活命，只能靠各种围垸/圩垸【编者注：指在湖泊地带挡水的堤圩，亦指堤所围住的地区。】，但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按照材料的记录，水灾最惨的是1907年，庄稼颗粒无收，有一个夏家大垸，四百多人，饿死冻死了大部分，只剩了40多人。
“那时候，这里的地是‘水袋子’，田是‘菜篮子’，怕旱又怕涝，十年九不收。即令碰上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每亩地也不过只收皮棉十几斤，粮食近百斤。
那时候，群众生活痛苦不堪。‘有女莫嫁刘集畈，十年就有九年淹，夫妻离，儿女散，两只箩筐把家搬，闯东走西寻出路，一年能有几家还。’解放前夕，一百零二户的程一里弯，有九十户人家扶老携幼，沿门乞讨。现任公社党委书记程金阶，那时两腿溃烂，四乡告化，受尽折磨。”[1](P1)
但是解放之后，刘集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从收入来看，1964年分配时，社员不仅分到了粮棉实物，每个人还得到了74.6元的现金分红。同时，刘集的生产发展也很出色，1965年小麦亩产达到了537.9斤。而且有700多马力的农业机械，有200多件半机械化的改良农具，仓库里还存着32万5千斤粮食。
我们不妨把刘集跟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一下。1965年，全国人民公社实际发给社员的钱，平均大概是51.5元。刘集社员的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将近一半，这可真是了不得的成就。按小麦单产来说，1965年，全国单产不过是100多斤，刘集的水平也是大大的超过了这个。从数字上说，全国平均水平到了1980年左右，才赶上了刘集1965年的水平。再看机械化的水平，还是1965年，全国公社平均只不过拥有约200马力的农业机械，而刘集竟有700多马力。
很明显，刘集的集体建设远超出了大批同时代公社的水平。那么刘集依靠的是什么呢？
按照60年代的记录，公社已经有1500多户，6018亩棉地，加上2000亩水田。这里面就包括了把沙地改造出来的1000多亩地。在1965年，全国公社户数13527万户，而人口是59122万人，户均4.37人。假设刘集户均和全国一致，那么刘集就有大概不到7000人口，人均的耕地面积是一亩多一点。这个比较低的人均土地水平是正常的，跟全国平均水平类似。考虑到解放后人口很可能有一定的增长，刘集后来新开拓出的土地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被人口增长抵消了。那么，让刘集成为先进的因素，就不在于土地，劳动力这些总的指标上，而在于其他。
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公社集体彻底改善了刘集一带的自然环境。
解放初期，公社就先在举水河修了堤坝，到高级社时期，开始建设水利，在刘集内部开渠挖沟，这就基本解决了涝的问题。到了大跃进时期，又开始修建拦水闸，这样就能蓄水。在几年的时间里，刘集先后修了几个大水闸，挖了141口塘，将近4000米的渠道，35个小涵闸，再加上32个抽水机站。这一套基础设施建立了之后，公社8000亩地就“能灌能排，旱涝无忧”了。这还包括了公社在大跃进时期开始进行的沙地改造的工作，光这一项，就动员了1000多人，600多部手推车。
在落后地区搞建设，挑战自然是很多的，但是按照一般的庸人逻辑去说，落后的原因就是落后本身，就是没钱。这种思路里面，要解决问题，只能靠某种神迹，或者是外人撒钱。有了钱，就可以开始进行投资，也就是所谓的资本积累。但是毛时代的建设，抓住的却是另外一点，那就是人。
只要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没有钱，可以用人来代替。比如，如果要用机械来进行土地治理，把基础建设弄好，那么刘集可能得要等到22世纪，但是刘集能够把大量劳动力组织起来，哪怕劳动效率比不上机械，但是就如愚公移山一般，日积月累，就能有巨大的成果。这一切人的因素，没有公社，没有集体制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就是毛时代创业的故事，材料里面生动的记录了一些对话，比如：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在翻沙的日子里，五十多岁的老贫农缪材斌，经常是披星戴月，拿大锹，挑重担，脱衣光膀，不知劳累。他说：‘沙不翻总是沙，翻一点少一点，一年翻不完翻两年，两年翻不完翻三年，总有一天要把它翻过来。’青年缪训章有些耐不住了，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
这时缪材斌想起了自己一段辛酸的往事。在旧社会的岁月里，缪材斌同缪训章的父亲一样，都是靠打长工、卖短工过日子的穷苦人。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长年累月给地主们翻沙改土，热天得不到在树底下歇荫，冷天得不到在家里吃热饭，有时饿着肚子给地主干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只能吃把蚕豆，喝碗水。他把这些难忘的往事，一五一十地数给缪训章听了以后，接着说：‘如今翻沙，是为了给集体创家业，是为了给后代造幸福，就是再苦也要干下去，连我这上了年纪的人，也恨自己一人不能顶两人用，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愿干？’”[1](P12)
左图为社员们拦河筑坝、治水改土，右图为向沙滩展开全面大进攻|图片来源：《艰苦创大业粮棉双高产》9页、11页
第二个，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刘集摸索出了一个良性的生产模式。首先是机械化。毛主席说过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这个话里面当然有20世纪对于机械化的某种单纯的憧憬，但是对于农村发展来说，机械化是把人从单纯的农业劳作部分解放出来的基础。
前面说的中国农村发展的起点，就是劳动力的积累，而非资本积累。刘集把最重要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完成之后，生产好了，就有了一定条件来花钱搞机械化了。当然，把公社的政治工作做好，让大家同意拿公社的积累来买机械，这是首要条件。“贫农社员谢申年说，‘眼前多吃一点，多喝一点，算得了什么。多积攒些钱买机械，子孙万代能享福。’”[1](P22)
有了机械，实际上就是大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就为刘集的粮棉双高产创造了条件。耕地是有限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刘集主要是供应棉花，要不要也实现粮食自给，这也是个政治问题。无疑，国家当时是鼓励支持粮棉双丰收的。刘集在这个问题主动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机械化的基础上，推广了新的农业技术，实现了粮棉两熟套种。这些新的技术，两熟的套种，都需要更多的劳力投入，而机械就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
农业问题上，过去长期存在机械化和集体化的辩证关系问题。究竟哪个在前面？没有集体化，刘集这个穷地方，也就谈不上能积累起机械化的资金，也没有机械化的需求。但是没有之后的机械化，刘集的集体也不能巩固和发展，不能把劳力解放出来从事各种事业。可以说，刘集的道路鲜活的完整展示了毛主席所预想的公社机械化的图景。
20世纪60年代，刘集公社党委书记程金阶（左3）向来宾介绍刘集农业机械化建设情况|图片来源：乌有之乡
第三个，刘集的科学工作抓得好。科学在很多时候都是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的。而如何在社会主义政治条件下，处理好少部分人对科学的垄断，关系到谁真正掌握权力，以及如何逐步消灭体脑分工。因此，科学种田其实就是一种农业劳动者探索如何自己掌握社会主义政权的努力。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为资本所用。科学推广的方法，其实就是两个，一方面要靠个体之间的竞争来碾压跟不上新技术的对手，一方面要让外来的科学来统治劳动者和环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如何办？刘集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们是发动社员进行科学研究，而且是“从当地和当时的生产的需求出发”，探索出合适于当地生态环境的农业技术，并且把群众武装起来。
在集体制度下，才能统筹安排各种农业实验，并且发动群众学习讨论研究，让劳动者掌握科学。在60年代中期，刘集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农科所，一个虫情测报站，群众中有72个科研组，队队有技术指导员。还加上40座夜校和一个农业中学，这样的景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无法想象的。
在机械化问题上，这个问题是类似的。劳动者如何掌握机械呢？刘集开始也是走弯路了，大家不敢碰这样的“高科技”，外聘了所谓的专业人员，但是问题很多，比如这些专业人员在农村并不服管，反正有专业技能，能耐他何。这个时候，还是多亏集体发挥作用。公社领导有了正确的理论认识——先进的生产工具必须掌握在有觉悟的人手里，机器重要，但是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在这之后，公社专门派小组钻研技术，然后组织机务人员参加政治学习，才慢慢摸索出怎么在当地条件下有效的使用机械。
“刘集人民就是这样从当地和当时的生产的需要出发，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试验。棉花有棉花的试验田，水稻有水稻的试验田，小麦有小麦的试验田，低产地里试验高产，高产地里试验更高产，一次不行试两次，两次不行试三次，这项不行试那项。在试验过程中，坚持了彻底革命的战斗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两者结合起来认真贯彻到技术改革过程中去，因而不仅为公社党委领导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便于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适用于本地的新技术，而且也使群众迅速地用科学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1](P31)
最后要提的是，越是刘集这样搞得好的集体，在毛时代之后经历的损失就越大。费劲心血积累的机械，一旦分了地，也不免被当成废铁卖掉。如彭维俊的文章《什么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刘集道路？》中记录的：
“1978年全省农业机械工业总产值占全省机械工业总产值的31.2%（不含第二汽车制造厂），高于全国年增长13.1%的水平。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农机工业基本上转向生产汽车的零部件，农机科研和制造急转直下。时至今日，全省没有一个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农机制造企业，没有一套大型农机生产线。当今占据湖北市场主导的大中型农机和特种农机产品基本上都是外省产和外省的合资企业生产的。这与湖北昔日红红火火的农机制造大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在人民公社时期，发展农机化具备最有利的条件。那时，土地由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统一号令，可以实行统一连片种植、农机可以实行连片连续作业。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分到农户之后，集体所有的农业机械被拆开当作废铁卖了，一夜之间，农民又回到了牛耕手割、肩挑背驮的年代。”[2]
搞掉人民公社的这个过程中，对于生产力的破坏是巨大的。在破坏掉之后，公社的记忆也慢慢被抹掉了。现在的学生，如果不是专门了解，根本无法想象过去中国农村能有这么一番辉煌的成就。
刘集探索出来的道路与他们成功的经验，应该认真地记录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上。在物质并不发达的毛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劳动者掌握科学掌握政治的制度，至少在中国的一些土地上，已经有了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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