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期，小农户有相对于资本的竞争优势，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资本进入农业种植领域。当时，农业生产主要依赖劳动力投入，且存在劳动监督困境，小农户有廉价劳动力且无需进行劳动监督。当前阶段，农业生产力快速发展，农业生产主要依赖科技和资金的投入。掌握资金和先进科技的资本具有相对小农户的竞争优势，资本就可以大规模地进入农业种植领域。当前，农业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是无法进城务工的弱势农民群体，即小农户，一部分是强势资本群体，包括村庄经营精英、外来工商资本等。资本有相对于小农户的竞争优势，逐渐将小农户排斥出农业领域，带来了社会风险。
一、保护弱势农民群体的农业经营格局
在青壮年大规模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农村留下来的都是无法外出务工的弱势农民群体。包括留守老人和妇女，还包括一些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外出的青壮年农民，例如需要担任村干部，需要照顾家人等。村庄精英基本上都进城了，留守在农村的大都是经营能力、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民。这些农民因为经营能力一般、资金有限，耕种的土地规模都较小。在南方水稻种植区，这些群体的经营规模一般200亩以下，大部分都是几十亩。如果超过300亩的经营规模，就要求经营者有非常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经济实力。这样的农民就已经不是普通农民了，而是村庄精英或者资本。
农民工外出务工后，土地向这些弱势群体配置，形成了保护弱势农民的农业经营格局。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期，农村并不具备农业规模经营条件，客观上限制了资本进入农业种植领域。农业规模经营需要相应的技术条件（例如农业机械的发展）、资金条件（资金替代劳动力）、农业设施条件（需要有水利灌溉、机耕路等）和土地条件（能够使用机械）等。农业经营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这些条件是否适配。当时，农村不具备这些条件，农村最优经营规模是几十亩，无法进行规模经营。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地方政府推动工商资本下乡进行大规模土地流转，基本失败了。经营规模较小，农业利益有限，对资本没有吸引力。
并且，农民之间采取半正规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在亲友之间流转，也有利于土地向弱势农民群体分配。在土地租金不高的情况下，农民倾向于将土地流转给在村的亲友。一方面可以确保土地不荒废，另一方面也是对留守在村庄的亲友的照顾，三是农民可以随时要回土地，四是可以依赖这些亲友照顾在村的房屋或者其他家人。农民在流转土地时，更多地考虑亲友之间的人情和互惠，这就限制了土地向资本流转。资本需要的土地数量较多，难以依靠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足够规模的土地数量。
二、资本打败小农的过程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农业设施改善，资本正在逐渐进入农业种植领域，形成对小农户的排斥。如果说，过去资本打败小农更多是政府强制推动的，现在资本打败小农则是自发产生的。农村社会产生了有利于资本的农业经营格局。
第一，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催化剂，为资本经营农业提供了土地条件。过去，资本经营农业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农田设施不健全、土地细碎化。地方政府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平整等，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为市场主体进入农村提供了可能。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地方基本将土地分配给了资本。或者说，资本是跟随高标准农田建设一起进入农业的。
第二，政府推动。地方政府普遍将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定位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做旅游产业。这些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符合资本投资要求。基层领导也依赖工商资本推动产业发展和做政绩工程，倾向于将土地和项目资金向资本倾斜。
第三，土地正规流转市场有利于资本。各地政府都倾向于建立土地正规流转市场。有的地方是为了加强对村干部的监控，防止村干部在土地流转中侵犯农民利益。有的地方是为了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让村集体介入到土地流转中。有的地方政府是为了便于发放农业补贴，通过土地正规流转市场建立准确、清晰、有据可查的土地流转关系，以作为发放财政资金的依据。普遍做法是地方政府建立了土地流转平台，要求农业经营者通过网上竞价的方式获取土地，农民必须通过平台流转土地。这就给资本获取土地提供了制度渠道。资本有更强的竞争能力，可以支付更高的土地租金，这就瓦解了半正规土地流转方式。
第四，农业亩均利润降低，农民家庭总收入减少。农业生产环节资本化程度提高，真正种田的人分享的农业利润在减少。农业机械化、生物化（种子）、化学化（农药化肥）等，都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小农户和资本获得的亩均农业收入是相同的，甚至因为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成本高于资本，小农户的亩均收入可能要低于资本。由于小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农业亩均利润降低就会带来总收入的减少。资本则可以通过扩大规模的方式，提高总收入。农民缺少的不是劳动力，而是收入。虽然农业生产环节的资本化程度提高减少了农民的劳动投入，但是也减少了农民的收入。
第五，农业技术发展赋能资本。小农的竞争优势是劳动力，资本的竞争优势是资金。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小农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在技术或者资金密集型产业，资本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农业技术的发展，包括农业机械、种子、化肥、农药等，都使种植业正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养殖业尤其是养猪业已经实现了这个转变。过去，养猪农民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打猪草或者煮食物，养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猪饲料的发明使得养殖者不需要花费时间准备猪食，养猪就成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小农户在养猪上就丧失了竞争力，基本退出了养猪产业。
第六，兼业收入减少，降低了小农户的总收入。农村是大农业生态，农民的收入来自多个方面。这样农民可以接受农业种植收入的降低。随着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在其他领域的进入，都减少了农民的兼业收入。教师、医生和村干部逐渐专职化，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交通、物流、电商进入农村，美团、淘宝等商业资本进入农村，农民从流通领域获得的收入也降低了。农村小型加工业例如打米、榨油等，也基本消失了，农民从商业服务中获得的收入也减少了。兼业收入的减少，使得农民越来越难以接受种植业收入的降低。
三、有地无利现象
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强调保护农民手中有地，避免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但是在没有解决农民种地难问题的情况下，小农户尽管手中有土地，但是从土地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少，产生了有地无利现象。
有地无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小农户种植比例的下降。小农户越来越多地退出土地，农村土地流转比例提高了。农业经营收入越来越多地被资本占据，小农户无法从农业经营中获利。小农户只能获得土地租金，低于小农户自己种植土地的收入，获得的农业收入在减少。二是小农户分享剩余在减少。即便小农户自己耕种土地，从农业农村中分享到的利益也在减少。对于农民而言，即使手中有土地，对增加收入、实现就业的作用也不大。这样的土地权利，就是没有价值的土地权利。
这说明，保护农民利益不仅仅要保障农民手中有地，还需要保障农民更好地种地，让农民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四、资本打败小农的风险
在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仍然依赖土地的情况下，资本打败小农带来了社会稳定风险。并且，资本经营农业也增加了农业经营风险以及治理风险。
一是社会风险，导致小农户无地可种。农村仍然有5亿人口，留守在农村的农民主要是城乡社会中的弱势农民群体，难以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资本进入农业经营领域，会将小农户排斥出去。规模巨大而又缺乏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小农户，将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国际形势不断严峻的情况下，这部分农民群体缺乏土地和农业的保障，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
二是农业经营风险。小农户有更强的韧性，可以接受更低的农业收入，亏本的风险也较低。资本更加脆弱，对农资价格、粮食价格、气候条件等更加敏感。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甚至是微弱变化，都会带来农业经营风险。
三是非粮化风险。非粮、非农产业的收益较高，工商资本有从事非粮、非农产业的动力。有的资本以种植粮食的名义进入农村，实际上是从事非粮、非农产业。中部地区的一个乡镇，为了防止资本非粮化，乡镇政府规定所有的资本只能签订一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以加强监控。
四是绑架政府的风险。当地方政府依赖资本耕种土地时，资本可能会以保障粮食安全、支付农民土地租金、避免土地抛荒等为理由，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从我们调查来看，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土地抛荒问题，给予资本土地流转补贴、种粮补贴、秸秆禁烧补贴等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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