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人口老龄化
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在粮食作物种植区，55岁以上的老人是农业生产的主力，60多岁、70多岁仍务农的老人并不在少数，我们在调研中也不止一次遇到80多岁的务农老人。这其中固然有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因为近些年以农机作业服务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迅速发展，使很多农业生产环节不再需要人力投入，因此身体健康的80岁老人仍然可以做田间管理，可以务农。但老人们也有普遍的忧虑：年轻人不愿意种地，甚至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里。
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2010-2020年，5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业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从24.8%，增长至44.9%，提高了20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作物种植区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根据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2006-2019年，粮食主产区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从46.6岁增长到55.3岁；60岁及以上务农劳动力占比从15.0%提高到39.7%。就当前来看，这一趋势并没呈现出减缓的迹象。当老年人逐渐退出农业生产时，将来谁来种地，近年来已经引发了诸多关注。
在粮食作物种植区，要使农业生产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左右，种植规模需要达到300-400亩。从我们2023年的调研来看，在皖东地区，一位60多岁的村民小组长从2014年开始，流转了全小组的400多亩地来种植水稻。在他接手这片土地之前，已经有3位种植大户先后来流转过这片土地，但由于这片地水源比较紧张，因此每个种植大户种植两三年后就退出了。由于无人接手，这位村民小组长以300元/亩的流转费将这片地流转过来，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因耕作条件不太好，他们的所有经营环节都依靠雇工来完成，除了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各环节的作业费共380元/亩）外，他们还需要雇人打药、施肥、灌溉，雇工成本是180元/亩；此外，种子、农药、化肥的成本是500元/亩。产量大约是1100斤/亩，每亩的纯利润是100-150元。也就是说，他们夫妻二人种植400多亩水稻，一年的纯收益也只有6万多元。由于当地水稻种植已经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因此在耕作条件更好的村庄，种植户如果可以自己完成打药、施肥、灌溉等环节，成本可能会减少180元/亩，但每亩的纯收益也只有300多元。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在村务农的年收益低于10万元，他们通常不愿意选择返乡。如果将农业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必须发展规模经营才能实现。
二、经济作物种植区年轻一代务农户仍在接续
在经济作物种植区，情况有些不同。2021年，我们在山东寿光调研时，得知最年轻的大棚蔬菜种植者是一个1998年出生的小伙子，村民认为，再过两年就该有00后来种大棚蔬菜了。在寿光，80后、90后种植大棚蔬菜的，并不在少数。根据一项报道，在寿光市一个以彩椒种植为主的村庄，到2023年，全村返乡创业的“80后”有160人，“90后”有34人，其中大学毕业生21人。
年轻人之所以愿意返乡，是因为他们发现，一旦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的收入很难养活一家人。2021年，我们访谈了一位1992年出生的大棚蔬菜种植者，他从2016年开始回乡种地，此前他在外地务工的月收入是4000-5000元。回乡后，他通过流转土地、购买他人大棚，短时间内获得了4个大棚，占地面积共10亩左右。其中3个是温室大棚，占地面积为8亩，棚内种植面积是4亩；还有一个拱形棚，面积是1.5亩。他管理这4个大棚，一年纯收入大约是18万元左右，远高于其在外务工的收入。
不过，年轻人种地的思路和老一辈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这个小伙子夫妻两人都在种植蔬菜，但他们与全靠自己劳作的父辈不同，一些费体力的重活，例如要长久蹲下做的活，他们全部靠雇工来完成。也就是说，对年轻一代而言，“不计成本的劳动投入”已经不再适用于他们，对年轻的农业种植者，凡是能“省力”的农业生产环节，他们都更愿意花钱雇工完成；但对老一辈而言，凡是能“省钱”的环节，他们都更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投入替代现金投入。
年轻一辈不是不愿意从事农业，但他们对农业收益有更高的预期。这意味着，农业后继无人问题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农业生产成本日益增加，农业收益不断缩减。同时，年轻人雇用的仍是村庄中的中老年人，但当这一代中老年人也逐渐退出农业生产时，年轻人的经营方式仍会面临挑战。
三、不是农业“后继无人”，而是农业中的“人口红利”在减退
仅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老人逐渐退出农业，还会有规模经营主体来接手，因此不一定无人种地。然而，今天中国农业的一大挑战是，保持农业生产低成本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减退。
“农业后继无人”之问，事实上指向了农业领域的一个关键变化，即农业中的代际更替。正在退出农业生产的老一辈生产者，他们愿意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因为这一代人成长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形成之时，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并不是他们的考量因素，他们愿意尽可能用自己的劳动力投入来替代现金投入，减少现金成本。年轻一代则成长于全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十分成熟的时期，他们会计算自己的劳动力价格，因为任何劳动力投入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年轻一代即便务农，也不会再如父辈一样不计成本地投入自己的劳动力，而会精确计算自己的劳动投入是否划算。他们会如上文所述寿光的年轻蔬菜种植户一样，更愿意用雇工的方式来解决重体力劳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低成本农业生产的“人口红利”正随着老一辈的退出而在逐渐消失。
当大户时代到来时，农业生产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将增加。规模经营的特征是高投入、高风险，规模经营主体由于资金压力，通常选择赊购农资、农机作业服务费，还需借贷一部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自然风险或市场风险，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尽管最近几年国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入逐年增多，保险额度也不断提高，这对于减少规模经营主体的损失来说是有效的，但难以逆转农业高成本的大局。
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下，近几年农资价格暴涨的情况频频出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颇大。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调控农资价格，试图稳控农业生产成本。例如从2020年开始，国家启动了春耕化肥商业储备工作，以确保化肥的保供、稳价，并在2022年将此储备工作扩展到全年。我们在最近的调研中也探寻了一些地方的化肥商业储备工作，但或许因为此项工作启动时间尚短，储备量也相对较小，因此尚未能在“稳价”方面发挥明显作用。国家如何介入农业生产成本的调控问题，值得密切关注。
更值得讨论的是对农业生产的定位问题。如果我们持续强调农业生产的商品性，那么前文讨论的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的计算就是关键，在这一思路下，要提高农业收益就必须规模化、集约化，且必须依靠国家财政的大力投入。但这种发展思路解决的往往只是少部分人的收益问题。如果我们看到农业生产的保障性功能，看到无法在城市立足的弱势农户仍需要依靠农业收益作为生存保障，看到今天农业仍吸纳了全国近25%的劳动力就业，则农业问题首先要处理的是收益分配的问题。今天农业生产对GDP的贡献已经不到8%，这部分日益微薄的收益应该分配给少数能人，还是分配给三四亿弱势农民作为保障，涉及对农业生产的宏观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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