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9月1日，全国学校收假开学时，岳母顺乘家乡送闺女来黄冈读职校的侄儿的车到黄州，在我家住了一个月。
老人家年近八旬，春节时就念叨着要趁着乡下正月农闲，随我们返程的车来我家住几天，但由于特殊原因未能遂愿，这回机缘巧合，算是遂了她的心愿。但还没住一个礼拜，她就掰起指头算日子，说是住了许多天了，念叨着要回去。她惦念农村家里没人（岳父去年去世了，唯一的舅子在深圳搞货运。本来在家乡小镇一家服装厂做工的舅子的爱人因工厂效益不好，没多少活干，挣钱太少，就在岳母来我家的前一天，把小儿子送去娘家照管，自己坐火车到深圳舅子那里寻活计去了），堆积在偏房里的装谷子的麻袋、卧房床上的被絮被老鼠咬破了，惦念着菜地没人莳弄，庄稼地里芝麻因籽荚儿炸开没人收获…… 这都是她要回去的理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不好说出口，那就是在我这里住着不习惯，——想归想，住归住，想是愿望、是情感，住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是现实，两下并非一码事。一旦离开了几十年血脉相连的人事和环境，即便住进金銮宝殿，每顿山珍海味，也有一种抽去了灵魂、浑身不自在的隔膜感。爱人一边嗔怪她，一边给住在乡下、距岳母家不远的妹妹打电话，嘱她回娘家瞧瞧，把屋里拾掇一下，另把菜地里成熟的蔬菜摘回去、把庄稼地里的芝麻收回去，硬是“连哄带骗”地把岳母留在家里过完中秋、国庆“双节”。我也倍感欣慰，老人家劳苦一生，偌大年纪了，剩余的日子不多了，来一趟实属不易。
过完国庆节的第二天，我们就带上老人，开车回老家。并没有直接回岳母家，而是在位于老家余川镇卫生院处的十字路口左拐，开到距岳母家十多公里的爱人的妹妹家，在妹妹家里吃午饭。妹妹的两个念书的孩子因学校放假，都在家里。午餐很丰盛，无非是鸡鸭鱼肉之类。吃饭时，妹妹出去了，半响才回来，——原来因做泥工的妹夫长年在外打工，妹妹在家种两亩田地，没什么收入，去年，本村东头有个上了年纪的蹲家老人中风偏瘫，老人儿女因都在天南海北发财，请妹妹帮着照料，每天早、晚送饭，另帮洗衣服，老人儿女每月支付妹妹1000多元劳务费。吃过午饭，因久别重逢，少不得家长里短一回。
二
回岳母家，穿过与垸场相连的小巷，来到尽头拐弯的丁字巷口，发现通往岳母家门口、与岳母家并排挨着的“二爷”家门前高高地铺上了水泥，小车底盘低，上不去，只得把从城里带回的“礼品”从车上卸下来，把车停到垸场上去。
打开家门，发现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春节前舅子用白腻子刷新的墙壁仍散发着清香。堂壁下木条台上安放着岳父的遗像，岳父慈祥地看着我们。遗像是去年春节时我用手机照的，在黄州一家照相馆进行艺术处理后洗出来，加框弄好的。
岳父是去年3月份去世的，享年90岁。一生未进过医院的他，一住进医院便被检查出患了肺癌。当时，因儿女都不在身边，岳母因事到亲戚家去了，老人因扛不过沉疴，独自一人在家躺了数天，还是前屋的孟云娘发现一向早起晚歇的老人数天没见影儿，疑惑之余，去岳父家探望，才得知岳父卧床不起。她当即叫来住在村东头、担任村组长的元哥（隔壁“二爷”的大儿子），把老人送到镇医院。我们闻讯后，急忙赶回来。为岳父做病检的医生拿着CT胶片，指点着告诉我，老人已到肺癌晚期，癌细胞已全面扩散，他的胸腔里全是积水。我颇感诧异地说，此前怎么从未听他说过身上哪里难受，只是偶尔说胸口有点憋气？医生说，这是老人意志力坚强，换了别人，早就趴下了。听了医生的话，我心里一阵绞痛。
岳父一生韧忍坚强，计划经济时代当生产队队长，带领乡亲们大干社会主义，脏活累活抢先干。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早些年农忙之余，拉架板车，和村里同辈人在附近砖瓦厂做零工；年纪大了，便一心莳弄家里的几亩田地，不够忙活的，就用镐头在村后山坡下刨出几分荒地种红薯、土豆等杂粮。他一年四季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偶尔得闲，便上山打柴。直到现在，家里后院与厨房相连的柴房里仍堆满了他从山上打回的柴火。老人一生与土地为伍，对土地有着深浸骨髓、不可割舍的情感，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挣扎着扛起锄头，去田地里探视墒情，口里清楚地念叨着要买谷种播种、计划着哪块地种花生、哪块地种芝麻…… 他提前把种庄稼所需的购买种子、化肥的几千块钱预留下来了，准备同往年一样，在自己的田地里周而复始地循环劳作。
去年春节，乡下奇寒。在岳父家里，出院回家过年的岳父，强撑着羸弱的身子，在房里用自烧的木炭生起一盆炭火。我和他围坐在火盆边，火一烤，他布满刀刻般皱纹的灰黯的脸上泛出红光，精气神似乎也回来了，重又恢复了洪亮的嗓门。他和我信马由缰地拉话。谈起现今国家惠农政策，善良的老人对每月政府发放的100多元的农村老人生活补助和每亩几十元的种田补贴充满了感激之情，连声说“共产党真好”“政府真好”。看得出，老人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
我拉过他拿着拨火棍的手端详。这是怎样的手啊，像是山上老松树历经岁月的风霜雨雪而裂开的粗糙的树皮，布满皱纹的酱紫色的皮肤上青筋暴突，五指奓开来，像是山中古松脚下突出地面呈放射状向四周伸展的老根，手指关节粗大，且不能握指成拳，张开来像个铁铸的耙子；每个指甲颜色灰暗，布满竖纹，像是要炸裂开来似的，——这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劳动的手。它使我想起乡土作家赵树理在他的小说《套不住的手》中的对老庄稼把式陈秉正的手的描述，“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圈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
去年，我们在老家过完春节，回城后不久，就传来老人去世的噩耗。同乡下许多老人一样，岳父临死前，将从牙缝里省出的2万元钱藏匿之处告诉舅子，作为自己的丧葬费用，为的是不给儿孙增添经济负担。岳父作为中国亿万生于乡土、长于乡土，最后回归乡土的勤劳俭朴的农民中的普通一员，我很怀念他。想起他，我就想起了北方的黑土地，大西北的黄土高坡，大江南北的广袤沃野，而默默无闻、一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大地宽广怀抱里、辛勤劳作的亿万农民，正是支撑古老华夏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三
忙里偷闲、和村里要好的姐妹结伴去附近风景点游玩的隔壁细姐回来了。她的丈夫，“二爷”的小儿子、年过六旬的细哥仍坚持在江浙那边工厂打工，三个闺女嫁在天南地北，最小的儿子也常年在外打工，平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除了耕种家里的几亩田地外，还到镇上的服装厂做零工。
见面寒暄了一回，我看着她门前新铺的水泥地坪，顺着扯起她一个人在家“大兴土木”的事情上来，——能干的她，今年不仅把门前铺上了水泥地坪，而且还请工匠把位于正屋后面院子里的单层单间厨房翻盖成上下双层双间、兼具厨卫、卧室的小楼房，此外，还把楼房正面的水泥墙面贴上了漂亮的瓷砖。
我问她几项“工程”总共花了多少钱，她说前后共花了10多万元，光是后院厨房翻建就花了6万多元，其中，单是匠人工钱一项就是1万元。她对比往昔，发出感叹：“现在建材价格一年一个样地上涨，工钱是大工每天300元，小工每天200元，我这几桩事若搁在十年前，花费打个半折还要带个拐弯呢。”
正说着，闻听我到来的村东头的元哥来了，和我略作寒暄后，也加入我和细姐谈论的话题闲唠。农闲时和人搭伙四处做家装活儿的他自是“感同身受”，他指着眼前20多年前岳父家花2万块盖起的一连三间、上下两层、再加个“脊顶”的楼房说：“现在要盖这样的楼房，光是盖个房坯就要花30多万，如要装修，按最简易的档次算装修费（基本材料费、工匠工钱），起码是18万，总算起来需50万元左右。”
细姐和元哥的话说明，今天的钱不值钱了，钱的货物等值计量的注水是递年渐进的，改革开放后的钱不如计划经济时代数十年坚挺如一的“大团结”值钱，进入新世纪的钱不如改开之初的钱值钱，现今的钱似乎贬值更快。在农村，唯一价格相对保持稳定、数十年没多大变化的是国家直接掌控的粮食，但这是一柄“双刃剑”，在对人民群众生活起到稳定作用的同时，严重打击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种田必需的化肥、农药价格，一年一变地可劲往上蹿，加重了农民种田的成本负担，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四
按照岳父家保持的“优良传统”，晚上，由岳母、爱人出面，招呼元哥、隔壁细姐和她放假从省城武汉回来的儿子来家里吃晚饭。
饭桌上，我问及元哥的儿子今年在哪里做事。他儿子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居长，在县城读了两年职专，今年不愿读了，到村里人在武汉开的美发店学做美容美发去了，儿子还在念书。元哥儿子的爱人在镇上服装厂做缝纫工，顺带着帮公公、婆婆操持家务。
元哥儿子四十多岁的人了，性格还像个小孩，在本地是个小有名气的“玩家”。在家时，一天到晚在外头混，和几个哥们儿打牌、喝酒玩耍；在外头也是漂，一年到头不见他拿钱回来，家里的两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元哥二口子和他爱人供养。元哥、尤其是他老伴一提起儿子，就没好脸色，气不打一处来。元哥说，今年儿子又和几个“莫逆之交”漂到外头去了，开着自己那辆二手“现代”，先是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前不久，又从北京到天津去了，说是找事做，眼见一年过去了，还没在一处扎下根来。在天南地北城市间辗转，叫他不要自己开车，坐火车，现在油价92号汽油8块多钱一升，自己开车跑长途花费太大，何况自己一分钱没挣到。但他不听劝，依然我行我素。我听了，也不知说什么好，便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仍是谈论家里人，谈到细姐儿子，他正在和我们一起吃饭呢。这孩子也是个“四海为家”的小哥。称他小哥，是因为他还未找对象，其实虚岁已经29了，在农村步入了大龄青年行列。为了他的亲事，细哥、细姐心里也是着急得很。
这孩子我在前年写的《回乡实录》里已说过，是个“水上漂”的角儿。去年又从老家县城一家商超“店员”岗位跳去省城武汉，跟他大姐夫学做装潢，今天又听他说已跳到一家房产中介所，干上了房产中介。
针对他，元哥说起“回头话”，前年村里选治保主任时，因这孩子当过兵，几个村干一致推举他，但他横竖不愿干。“当治保主任多好，既方便入党提干，也较清闲，一年有二、三万的收入，还可以捎带着干点别的事赚外快，很多人想干都没资格轮上呢。”
由这个话题又扯到农村入党题目上，元哥说，现在农村入党名额极少，要想入党很不容易，一要有“路子”（指背后有人撑腰），二还要表现好，在群众间有不错的口碑。、
细姐插话：“现在党员有什么入头啊，入进了还要花一大笔钱。”我感到诧异：“花一大笔钱，什么钱？”细姐给了我一个少见多怪的眼色，说：“你还不知道啊，入了党的要请客。”
中国是个讲究“人情”的国度，碰上任何喜事都要请客，入党请客似也无可厚非。但我心里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还是“一大笔钱”呢。
元哥似乎要解开我心里的疙瘩，接过细姐话头解释：“现在在我们这里已形成一个规矩，凡是新入党的，要准备拿出8千元请客，无非是宴请、烟酒什么的。”
尽管我知道请客金额不会小，但听了共产党员元哥口里吐出的数目，还是吃了一惊：“要这么多？”元哥神色淡定地说：“别人在前头立了榜样，你若不跟着依葫芦画瓢，大家要说闲话的。再说，谁肯输这张脸面。”
我又不作声了，心里却骤起波澜。我想起近来重读人民作家浩然创作的《金光大道》里的一个描述毛泽东时代农村先进分子入党时的情节：一心向着党、向着集体、向着群众的周忠大伯和有着很高政治觉悟、勇于同破坏抗美援朝、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闺女周丽平，在入党前一刻，受一股崇高、神圣的情感激流驱使，在寒冷的夜晚，乘着熹微的星光，用胶轱辘车拉土铺填乡亲们进出的布满坑洼的村口道路，以此作为加入党组织的“献礼”。两相对照，心中不禁生出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这时，细姐很现实地说：“现在除了想升官发财的想入党，平头百姓哪个想？算起经济账，沾不到好处不说，先还要倒搭进去一摞钱。”
我想，现今入党多是首先冲自身利益去的，——生在市场化社会里，也是身不由己。“入乡随俗”，似乎也合情合理。
元哥因喝酒，话不免有些多，撇开入党的话题，又谈起昨天参加的一场村里一家闺女出嫁的婚礼，说男方拿来崭新的28万元现金彩礼，明晃晃的堆放在桌面上，还不算置买婚车、婚房。喷出酒香的口气中充满了羡慕。
细姐说：“现在娶个媳妇真是不容易，大家竞相攀比，有钱的主儿硬是把没钱的人家活活拼死了。”元哥说：“这事还在其次，更要命的是现在农村没有闺女了，即使家里辛辛苦苦攒了几个钱，没有结婚的对象，又有何用？”这话戳中了细姐和他儿子的心病，大家霎时陷入了沉默。
饭后，元哥坐了会儿，便出去到牌场凑对子去了。细姐和儿子也回去了。爱人收拾碗筷去厨房涮洗去了，岳母忙进忙出地拾掇零碎家务。我呆坐着，脑子里反刍着刚才吃饭时元哥和细姐说的话。
正想着，隔壁细姐的儿子又返回来，坐在我对面的小木椅上，从口袋里摸出一盒20元的“黄鹤楼”，抽出两根来，递给我一根。我本来不抽烟的，这时受青年人带动，应景地也抽了起来。
我关心地问他在房屋中介所干得怎么样，婉转的意思是问收入情况。他说：“还可以。武汉市场大，搞中介的薪酬弹性很大，关键是看你怎么搞，考验人的能力。”他说距他所在的中介所不远的一家同业店，生意红火得不得了，都是客户自动送生意上门。因客源深广，都不用员工“主动出击”，所以专做赚钱多的一手房生意，在交易上颇费周折又不甚赚钱的二手房买卖根本不放在眼里。那家中介所里的每个员工月收入最低的都有一、二万。我问他在现在的这家房产中介所干了多久，挣了多少。他笑了一下，沉吟片刻，说已干了大半年了，在他手上成交了4笔业务，按总中介费的一半提取佣金（即薪酬），约有几万元的样子。他回答时，口气颇为嗫嚅，给我一种他说出的数额存在猫腻的感觉。我给他送了个“台阶”：“那就是七、八万吧。”他随即点点头。
我少不得夸奖他几句，说了些鼓励的话。接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找女朋友了吧？”我的问话是埋有引线的，春节时就听他妈说他谈上了一个。这时，他却说“没找”。
他的否定回答我是相信的，这个“水上漂”早些年换了几茬女朋友，有一个还带回家住了个把月，但最终都打了“水漂”。一年前，他又在外头谈了个贵州女孩，听说他还随女孩去了趟她贵州老家。女孩提出的结婚条件，首先是要在城里买套婚房，汽车、彩礼更是“不在话下”，一下子把他吓得逃之夭夭。
他深吸了一口烟，表情有些落寞地说：“难啊，现在的女孩眼光都往高处看……”
他的言下之意我都知道，当今的女孩，尤其是农村女孩，由于自小就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自由开放社会里，无论是念书的还是没念书的，都是一经长成就外出“闯荡世界”，见多识广，对乡土的依恋情感几乎为零。受不良市场风气影响和不良舆媒煽惑，大多现实入骨，好高骛远，用精明的市场法则理性计算利益，将自己视作商品待价而沽。这样的行为，以中华民族传统爱情观审视，不啻于“离经叛道”，这里的“经”与“道”是指中华民族文明精华和传统道德，但以遵循“丛林法则”的市场经济教旨审视，却又在“情理”之中，——这成了当今年轻人“爱情圣洁观”和“爱情市场化”尖锐冲突的无解死结。
我想起昨天中午在爱人妹妹家，也聊起这个话题。妹妹说，附近村里未婚男青年，乃至未婚中年男人一大片，单是她的不足300人的村子里，屈指一算，80后、90后的有8个，90后年龄大的都过30岁了，在农村未婚青年中，已步入 “老大难”行列；80后的基本没有指望了，更不谈70后的“老光棍”。
妹妹说，现在乡下基本没有女孩了。这话使我想起自己村里的一位“同庚”。四年前春节回家时，偶然在老家屋后近乎荒废的渠坝上碰到他，他正在坝面自己拓出的菜畦里种菜，见到我，赶忙歇下手中的活儿，和我热络地攀谈起来。多年未见，自然少不了家长里短。
“同庚”年轻时跟做篾匠的舅舅学得一身绝技，早年凭借走村串户出卖手艺，盖起了令村人羡慕的红砖到顶的楼房，并自己挣钱娶亲。媳妇一进家门，连着生下两个白胖小子。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改开后，与农家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小五金、铝塑品制造行业蓬勃兴起、遍地开花，断了用手工编制竹篾簸箕、箩筐、菜篮、晒筐等农家用具的篾匠的生计，“同庚”便扔下篾刀，和村里人结伴外出打工去了。两个儿子随着岁月的风雨，都已长成壮小伙了，矮铁塔般的壮实身材、憨厚的性格都传承了父亲的基因。
“同庚”说，两个儿子都二十八、九了，还都没说亲呢。他说：“我们乡下人，对女孩也没啥要求，只要不残不傻就行。我家去年又在紧挨县道的村委会旁盖了新房。女方要买车、买金银首饰，我们都满足。但现在就是没有女孩。”“同庚”言下之意，未来的儿媳只要是个未婚的女的就行，且对女方要求百分百牵就。他的口气中充满了无奈。
——这还是四年前的事。今年春节回老家，听说他的二个孩子仍“单着”。
我又想到岳母家左邻婶娘家长年在外省富士康工厂打工、性情敦厚的儿子，耳畔回响起春节时婶娘来家串门时说的话：“现在女伢的眼光高远得很呐，要房要车不说，还要看男孩子干什么工作、挣多少钱，父母有没有退休工资或是能不能赚钱，是否成为小两口婚后生活负担。农村的楼房无论盖得多漂亮也不要，要在城里买房……”婶娘的儿子已是奔40的人了，自己也愁得过早谢顶了，可婚姻八字还没一撇。
农村青年人婚姻现状，使我想起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毛泽东时代。当时，我还是一个整天和村里小伙伴疯玩的乡下孩子，村里除了一个先天性傻子外，就没有一个单身汉，即便是村西头说句话要结几个疙瘩、心窍有点堵塞的“结巴”和村中半脑子糨糊、被人戏称“半个苕”的人，也娶回长相、身材、心眼都不差的媳妇。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铸就稳定的社会环境，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各司其责，工人、农民生产劳动在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下，朝着一个共同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劳动的人口分配十分合理，没有现在因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过于倚重城镇化的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形成的城乡人口“头重脚轻”、比例失调现象，加之改开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家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国策，导致人口锐减，且在农村，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传统思想及重男轻女陋习影响，很多育龄妇女通过各种渠道做胎儿性别鉴定，主观选择生育男孩，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庇护下，“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制度性生产生活保障，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压舱石”，在农村生产队，即使一个只具备简单劳动能力的“傻子”，每天出工劳动，也能挣到半个“全劳力”的工分，体面地养活自己。所以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几乎为零。在充满社会主义正气的道德阳光照耀下，对于婚嫁大事，人们看重的是男女青年勤劳、纯朴的人品，鄙视的是好逸恶劳、不务正业的人。适婚青年男女对彼此物质条件都没有太高要求，基本是请木工做几只装衣被的木箱，一架新娘子的梳妆台、吃饭的木方桌，加上几床新铺盖和置办的镜子、梳子之类的日用小物件，再把新房粉刷一回，买几张红纸，叫手巧的人用剪刀铰出几个“喜”字贴在门和窗户上，晚上摆几桌酒席，请村里人来热闹热闹，就算完事了。而今天，受市场经济拜物之风熏陶，人们的择偶观和毛泽东时代反了个个儿，“勤劳朴实”在很多人眼里成了“窝囊无能”的代名词，偷奸耍滑、投机倒把，走歪门邪道大发横财的，成了人们崇拜、羡慕的“香饽饽”，——无论这些人的钱是通过什么手段和渠道弄到手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为当今社会人们对人生价值评判的圭臬。
我的思考由此向更深层次拓展。今天，在“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汹涌浪潮中，“劣币驱逐良币”形成的逆淘汰现象，只能导致社会一切资源财富向居于“金字塔”顶端的资本精英阶层集中，而根据现实社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逻辑，社会资源聚集的目的地出现了方向性错误，而金字塔尖端相对于庞大的塔基来说，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这样一来，由于塔尖与塔基因社会资源流向的逆反形成撕裂性矛盾而本末倒置，造成塔尖资源巨量过剩，塔基出现巨大资源真空。这种荒诞情状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将它套用今天青年人婚姻现状，适婚女性拼命向以资本权贵为标志的塔尖汇聚，于是塔基出现丧失适婚女性的巨大真空，而与生活于塔尖的一小撮精英相比，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塔基，他们是撑起中华大厦的脊梁，是决定国家人口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未婚青年女性资源集体性“逆流”，加之市场经济列车依然风驰电掣地向前疾驰，必然进一步加剧底层适婚男性的婚姻危机，不仅将使我国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销蚀殆尽，而且将使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五
第二天，房间的窗玻璃刚泛起青色的晨光，我和爱人就起床了，——今天要开车把岳母存放在顶楼的两麻袋花生送到附近榨油厂去榨油。
打开堂屋大门，正巧碰到扛着锄头到地里去的左邻“婶娘”的老伴“明叔”从门口经过。向来沉默寡言的老人，只是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就过去了，本来走路时身子有些歪斜的他，晃荡得更厉害了，伛偻的瘦长单薄的身板更显羸弱不堪。
刚吃过早饭，左邻的婶娘用小簸箕端着一堆黄澄澄的柿子过来了，说是给我们带回城里去。见到我们，她总是像一团火般亲热，言语中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爱护。她说：“愿你们在外工作顺心、事事（柿柿）如意。”我们心里很感念她。由于受腰椎病折磨，她的背较上次见面时弯曲得更厉害了，几乎成倒“L”型，走路时眼睛望着地面。
这里插点闲话。家乡的柿子，都是土生土长的蜜柿，吃起来又香又甜，里面有核，不像城里商超、水果摊上售卖的无核、无籽的柿子、桔子等转基因水果，吃起来总让人心里忐忑、疑惑。
长期以来，在世界科技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尚未有定论的情况下，我国科技部、环保总局、农业部、卫生部等转基因主管部门，不顾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农业、生物专家和民间群众反对，持之以恒地推进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和蔬菜、肉类食品转基因化，尤其在2023年“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要加快生物育种（转基因技术）产业化步伐，标志着我国基因改造作物，将由研究试验向商业化种植阶段转变。其实，转基因技术在农作物及蔬菜、畜禽上的应用和转基因食品，早就无视国家相关法规规定，覆盖了广袤田野和国人生活食物谱系的每一个分支脉络，只不过“一号文件”正式揭开了“盖子”，使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种植、商业化推广从暧昧的“暗箱操作”变成了由政策加持的光明正大。
我和爱人从顶楼把两麻袋花生抬下来，装进小车的后备箱，便向榨油厂驰去。
出村口上国道时，发现前年我在《回乡实录》文章里提到的横过国道的路口的对面，被围墙围着的一大片撂荒的良田仍荒芜着，高高竖在“工地”上、曾张贴项目规划图的招牌徒剩一个锈蚀的铁架子。
几分钟便到了榨油厂。榨油厂是外乡人在本地租下一套民房开的，场地较大，菜籽扬尘机、花生剥壳机、原料翻炒机等小型加工机械样样俱全。榨油是季节性活计，逢农村榨油时节，厂主一家便来忙上几个月，榨油季过去了，便在厂门上挂把锁，回家莳弄田地。
如今种田，一来上头禁烧农作物秸杆，人畜粪肥由于各种现实原因又基本不用，导致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的以在田野用秸杆烧制的土肥和人畜粪肥为主的农家肥基本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在市场上购买的化肥，因此榨油厂的各种饼粕就成为最好的“绿色肥料”和饲料，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榨油厂厂主抓住这个商机，依照各种加工原料饼粕的不同价值，对原料加工费进行冲抵计价，如我们今天要加工的花生，可以饼粕抵偿加工费；如加工油菜籽，饼粕除了可抵偿加工费之外，每百斤菜籽厂主还要加付客户20多元钱。如此一来，厂主名义上是赚取原料加工费，实则是在原料加工的饼粕上翻生意的“筋斗”。
我们是第一个到达，随后，又陆续来了几个主儿，其中还有邻县黄梅县的。榨花生油、菜籽油、麻油的都有。
在我们的花生进入厂主提供的“一条龙”加工服务的空隙，我凑到坐在门口处几个后到的排队等候的黄梅客人堆里，搅入他们闲唠的话题打发时间。
坐在门右侧、年纪约摸60岁左右的大叔，说自己孩子乘节假日回家了，他赶着把家里存储的几百斤花生拉来榨油，让孩子返程时带些去。他说：“城里商超里买的壶装油都搀了‘水分’，哪有我们自己种、自己榨的油纯正道地。”
大叔顺着这话头，谈到农村土地和种田上去了。他叹息说：“我们那边好多良田说是兴建什么什么项目，都大片大片地圈起来，把农民栽种的庄稼毁掉，开进推土机平整后，就搁在那儿撂荒了，几年也不见啥项目开工建设。农田被征用的农户，政府按每年每亩600元给予补偿。虽然农民高兴了（反正种庄稼也不值几个钱），但那肥沃的良田白白糟蹋了不说，政府每年还要拿出农田征用补偿费，不光我们心疼，对国家来说不也是双重损失么？”大叔说话间，痛惜之情溢于言表，“都是地方政府官员琢磨上面政策，变着法儿骗国家的钱。”
大叔的话，使我想起刚经过的村口国道旁因当年搞“项目”不了了之、撂荒至今的那片良田，心里禁不住翻腾起来。即便大叔挟带情绪的激愤的话不全对，但他所说的实事，至少说明了政策“一风吹”之下，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领导乘着乡村振兴政策春风，一来为获取国家惠农项目资金，二来为了自身政绩，不顾实际、乱拍脑袋，盲目招商引资，钻进了专玩“空手道”、大搞“项目圈地”的资本骗子的圈套，致使大片大片良田损毁。由此，又想到国家三令五申强调要“坚决守住全国耕地红线”，不知这些被毁、被荒废的良田是否在保护之列？
大叔又由田地谈起现今农村种田劳力来。他说出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如今乡下种田的主力军是60岁以上的老人，年青人，包括40岁左右的妇女都外出打工去了。“没办法，种田投工多、周期长，又不赚钱，不外出打工，孩子念书、人情礼节、家人生老病死开销从哪里来？在城里打工两个月，能顶家里种田一年的收入。”他说，“农村这代老人入土了，再没人肯种庄稼了，年青人，越是靠后生的晚辈，一来因时代不同了，打小开始就很少从事田间劳作，甚至根本没摸过锄把，不会种田，且因未和土地、农作物打交道，对土地和庄稼毫无感情；二来如今种田从种子、肥料到耕作、收割都实现生物化、化学化、机械化了，彻底打破了早年基本采用手工耕作的传统种田模式，极大地减省了劳力，为青年人离开乡土、进城打工创造了条件。农村青年离开土地已是大势所趋。”
大叔最后的肯定句，使我的思维顺着他的逻辑推理向前推进：如果这样，那么农村田地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可是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存亡、人民生死的首要大事啊。习总书记再三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按照目前形势和推行的市场化政策发展下去，资本下乡圈地、实行机械化耕种似乎是唯一出路。那么，如此一来，也就从农业实践中消解了社会主义的实质意义，与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相矛盾，加上中国迥异于西方的特殊国情和步入百孔千疮的资本主义制度凸显的重重危机，必将在削弱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同时，为共产党政权和国家安全埋下严重隐患。当然，这是以建立在农村农业现状基础上的逻辑推论得出的我国农业未来发展趋势，它对于人格化的资本来说自然是乐见其成的，一如当今社会在金钱、物质上竞相攀比的婚嫁之风。资本的嗜血本性除了行业垄断外，最重要的生存宗旨是附着着剩余价值的商品的“有水快流”，只有行业“垄断”加商品的快速流通，才能保持其肌体蓬勃生机，才能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铜板，才能使其产业像吹气球一样继续膨胀而不至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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