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批评毛主席的舆论相对“饱和”之后（实际上，当时对毛主席的批评和否定，在全国人民中间，并无多少市场。作为一种反批评，——本人在很多文章中说过，民间的“毛泽东热”也就此开始出现）。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会上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作了总结和评价。人所共知，决议对建国后毛主席，除了土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反右，基本都是持否定的态度的。这样，包产到户的各种障碍似乎全扫除了。争论几十年的“包产到户”，始终被毛主席批、压的这口气，有了吐扬之日。一贯不讲社会主义政治、不讲阶级斗争的前主持过工作的一线领导人频频发话：什么这路线、那道路的！“不管白猫黒猫论，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哪有那么多的社、资之分！十多年后，这个前主持过工作的一线领导人“开导”大家说：动不动就论社说资，你说前边那栋楼房是姓社还是姓资？！（楼房确是无姓社、姓资之别！但又有谁对那些“死物”论说社资呢！胡谬蛮缠，由此可见一斑。编著者注）
当年，“包产到户”的一般过程（情况）
本来，文革前，全国少数地方就曾有陆续不断的包工、包产和单干的要求。在毛主席的路线被媒体主流派批评、否定之后，包产到户，就略显得顺风顺水了。这时，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等人的刻意引导下，很快描树起“按红手印”、不怕坐牢搞大包干的典型——安徽小岗村，并说“包产第一年，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就获得史上没有的大丰收”。后来，有人揭露说，所谓小岗村“按红手印”（也有称“按血手印”）的事，本质是两点：一是，我们一些思想落后——也有少数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共产党人，当落后群众尾巴，宣扬提倡落后；二是，所谓“大包干后，全面调动群众积极性，粮食大增产”的报道，是有极多水份的（有人揭露说，所谓大增产，不过是把那时小岗村大并村——土地大量增加后的——总产量，同并村前的原小岗村总产量相比）。并且，出名之后的小岗村，仍一直靠政府扶助、扶持和“贴金”，始终没能营造出“富足”形象、也没能“维护好”自身的“光辉”标牌。直到今天，小岗村比起那些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河南南街和刘庄、黑龙江的兴十四村、河北的周庄、江苏的华西、永联、西塘……等，——全国大约有这样的村三千多个（也有文章说有八千多个），无论在富裕程度，文明建设，还是社会风气上，都要差很多很多。
1、群众对“包产到户”的疑惑和批评。
因为真理标准讨论，因为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几次全国性按劳分配研讨会，——后两次讨论会上已有人直接提出了要“包产到户”，更因为——不久就出现小岗村这个所谓包产到户典型，也是由于一些上层公知对毛主席的否定性批评越来越露骨，越来越肆无忌惮……激起了人们的反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经过毛主席时代集体化实践、社会主义熏陶，以及毛泽东主义大民主式群众运动的洗炼，很多人心底已有了社会主义“烙印”。在多方面比较之后，他们尽可能地作实事求是的思考，开始对包产到户问题提出异议。
第一、有要人说过，包产到户，是摸石头过河。从比喻意义说，摸石头过河，也是有点道理，但摸路总应有人先探摸。不作人先试探，让大家一下子，一刀切地都下水，遇到水底陡沟、激流和旋涡，损失、牺牲必然很大。严肃负责的改革态度，应当是先有试验的。毛泽东主义历来主张，只要不是具有燃眉之急的社会运作，应先搞试点，先抓点，后抓面，面上的工作也是“先抓三分之一”，形成经验，再全面铺开。
第二、“实践检验真理”，原本也是有道理的。不过，不讲实践的长期性、整体宏观性，也就有了很大的实用主义缺陷。彻底唯物主义的“实践检验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一个民族、国家的大事业、大事件，是不可用短期、局部的实践来检测对错、成败的。不能搞狭隘的实用主义。风物长宜放眼量，社会主义，反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大民主等，当在历史纵横、综合、比较中，在全世界的社资斗争的大系统中客观地考察、分析和研究中，才有可能达于真实、真理。比如，毛主席反包产到户时说，单干，各顾各，几千年阶级社会都是这样干的，——这句话讲的就是系统思考，是科学的。
科学严肃的“实践检验真理”要求：A、排除不良的心理定势；B、拒绝“瞎子摸象式”的判断；C、在尽可能大的时空中把握人们的整体实践；d、要结合运用历史、理论的逻辑思维作判断。
第三、“咬着舌头根，是要遭天谴的"。这是当时群众反感公知、资精对毛主席时代抹黑宣传，最为典型的一句话。人民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心中也基本明白：对我国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起步的状况避而不谈，并把毛主席时代的“前人栽树，后人纳凉；前人垫基，后人造福”（就从人口上说，毛时代一对夫妇通常生养四、五个左右的孩子，建国不久，又要积累尊基，生活自然要苦一些；而这一代的孩子们长至青壮年——改革开放时，情况却完全倒了过来，提倡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变成四、五个大人抚养一两个孩子……这是一个绝大的人口红利。再者，在毛时代，各家夫妻两人养四、五个孩子，改开后变成了一对夫妻，甚至两对夫妻养一个孩子，生活的负担大大减轻，就应比毛时代好得多）的社会主义的利他价值观、集体主义的作眼于根本的长远利益的思想，抛到一边，指责说“我们仍很穷”；也不顾三年自然灾害后，我国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事实；不顾文革结束前后，毛主席时代艰苦奋斗所完成的全国配套的水利实施、大化肥建设、农药和种子改良、初步机械化……等，开始产生效益的现实，闭眼说“毛泽东搞穷”，是很不科学的，甚至缺乏道德。到头来，自会“遭天谴”。当然，这个天，不是迷信中的上帝神仙，而是人民群众。君不见！改开后，神州大地上，人民群众的一次高于一次、一浪高一浪的“毛泽东热”，其实就是有“谴责”资精、走资派的本意的。
第四、搞旧制复归，还贴上社会主义标签。这是典型的政治诳骗行为。毛主席十分清楚，几千年的私有制，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存有私心，社会主义得设法用公有制、集体主义改造它，而公知、资精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明明“知道有人有私心”，却用私心调动人的工作、生产积极性（在此逻辑下，后来就有人宣扬“腐败是改革、发展的润滑剂”），这跟过去旧社会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让人民重走回头路！最具典型意义的回头路。走这种回头路，眼前几年、三二十年，人民中一部分人或许会得一点好处，得到点自由，而发展下去，还是权势者、官N代们，得到比人民群众多千万倍的利益，享受比人民群众多千百倍的自由、轻闲……这分明是对人民的阶级斗争。
针对当时中国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千篇一律地互说、互抄、互传的：“人心本私”；不承认“人性之私”，招致毛泽东时代集体的大呼隆生产，又无法进行劳动监督，导致低效率。公知、资精们甚至认定，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就是这一点……。对此，很多群众当时就尖锐质疑：这些”私“论，有多少理论根据？有实际社会调查依据吗？自然“人心本私”且不可改变，要重改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的革命，还有什么道德合理性？！共产党执政还有什么合法性?！这些发高论、逼群众搞大包干的政客们，又凭什么对群众颐指气使？！
第五、经过建国后一、二十年筚路蓝缕式的艰苦奋斗、拓劈垫基，中国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原本正在步上快车道：文革结束后，全国配套的水利实施建设完成、大化肥建设、农药和以杂交稻为代表的种子改良也上了新台阶、机械化初步实现……等，都正好开始产生效益，一下子又返回个体生产，对农业生产力是有摧毁性危害的。由于群众的这些思考，那时，全国各地均出现一些抵触包产到户的情况，也有请愿——坚决不搞包产到户的，如黑龙江的兴十四村，河北的周庄村，包了不久又立即再回集体制的河南南街村……后来，即全国全面推行包产到户后，仍有数千个村社顽强坚持集体主义的公有制……
2、在“不争论”中“摸石头过河“，“大胆闯”上包产到户路。
面对包产到户存有不同认识，在很多地方出现相持不下的局面。此时，作为公知、资精的一种策略：要人们“不争论”。另一方面，又大力号召人们“胆子要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还先后多次用“如果……就……”语式，信誓旦旦地表示：包产到户不会导致私有制、不会有两极分化、不会产生腐败，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出现私有制、两极分化、产生腐败，走资本主义……改革就失败！也有文传某某某说：如果……我就是千古罪人！
3、在“不换思想就换人”大棒的撵、敲下，完成了全国的“包产到户”。
为了推进包产到户的改革，从中央到基层都在放话：改革不可动摇！不改革，我们中国不会有出路；要告诫那些改革不力，对包产到户抵触的干部：“不换思想就换人”！胡某某甚至多次警告说：要注意，那些包产到户不力的地方、改革阻力很大的地方，很可能有“四人帮”的残余在作祟!威逼企图十分明显。这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这一切表明，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改革，已是”乌龟吃秤砣，铁了心“（其实，当时，左、右两派的各自精英，都已认识到这一点；都知道某某某改革是没有底线的改革。编著者注），根本就不是什么“试试看，不行再改正的”的严肃探索。这也证明毛泽东主义认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走什么路，是否能坚持社会主义，干部、高层领导、党中央，有时是关键因素……的观点，是正确的。
1984年，在全国实行的包产到户的工作基本完成。随后，为了彻底消除毛泽东主义的集体化痕迹，一夜之间，遂将全国的人民公社改回历史旧称：乡镇，接着就是宣布由计划经济走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只是又一个过渡性说法，不久，就有人暗造舆论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同西方接轨，实行市场经济。此时，通过“同西方接轨，倒逼中国改革”的战略构想，开始出现在学术论坛、大学讲坛上。
4、“包产到户”实际显现了某些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世界观。
持严谨态度的研究者即认为，小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下，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问题，基层群众难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毛泽东主义的公有制下的共同富裕、计划经济和群众性大民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在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这一道理，经社会主义教育、大民主的熏陶，决大多数人已然清楚。剥削阶级的遗老遗少、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派生的走资派，以及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其实明白得很，但出于他们剥削阶级世界观，他们就是要农民、工人等基层群众，处于“各自谋私”的一盘散沙的状态。这跟丛林中，狮虎是不希望野牛成群、团结一体，是一个道理。再者，“两私”（即马恩说的“私有制、私有观念”）状态下，管理者、当权者和剥削阶级精英，就可能有比群众多一万个的理由、一万种方便，而获得比群众多出千万倍的利益。这种“众人都私，我即私”的精致算计，也是当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刻骨入髓的价值取向。后来的改革发展，使决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集攒在极少数人手里，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精英的谋私性算计。在这一波中，公知、资精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暂时胜利了。这一暂时胜利表明，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意识形态中的旧思想，是有可能在资产阶级分子诱导下，发展为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的。
毛主席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多年实践斗争（尤其是建国后）中，清楚看出少数干部不喜欢大民主、抵制破私立公，主张包产到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埸。为此，提醒和批评他们：可能犯“走资错误”、“走资派还在走”，某某某说“永不翻案，靠不住”，搞包产到户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毛主席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他掌握的情况准确，分析的道理科学。毛泽东主义的忠民之心，天地可鉴。毛泽东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亦是真确的。
有人指出，在现代，即使剥削阶级统治相对稳固的国家、地区，如日本，台湾，等，为避免社会动乱，也权宜性地“引导”农民合作（但不是革命性的——不改变私制和剥削制度，仅存在某种“适当让步”，以及将被剥削的对象向更落后的地区、人群和他民族和国家转移）。农民要是不加入“农业协和”，政府在农资、技术、信贷、补贴、运输等各方面对农业支持的政策，坚持搞单打独斗，是一点“利”都享受不到的。据传，以色列，美国的个别村社的农民，近三、二十年也在搞合作社、集体化类的改革。这些，从一个侧面表明，一是资本主义也在“无可奈何的勉强中”接受社会主义的一点的和平演变（说其很勉强，是因为，当代，不经过革命，不改变私有制，农民的这种合作仅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二是毛泽东主义的公有制下的集体道路的探索，取向很对，反其“方向”而单干，已是不需实践、实验就能看清楚其错误的，就能看清其阶级斗争的内质。
毛泽东主义的一贯思想和观点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人民共同富裕，偏离这一点，——受社资矛盾斗争的逻辑决定，就必然走回封、资剥削道路。人权、人民权利和民主的基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保证，也在于生产资料（不是生活资料）公有制。毛泽东主义认定，无底线、无节制的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最终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某些人奉行错误路线且拒不改悔，基本原因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世界观。
一般地说，以往历史上革命或者造反成功，其主力和各层级头头，都会受到封赏。封赏会由一个总头（皇帝）按功而行。结果，就是整体上皆大欢喜。但是，现代终结性人民革命，就不同了。她的人性导公，所有制上的公有制，规定领导人自己率先克私和崇奉公有制，然后，必须、必然地要求群体内管理者首先走向克己为民、维护公有制。再后来，就是逐步引导所有人接受“公”导，鼓励全员努力奉献。整个社会变“私念下的竞争，为崇公原则下的互相激励和竞赛。
事实也表明，导公思想，公有制，对前三十年中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得以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且基本地实现了工业化。但历史与实践证明，真正的彻底的人民革命者，可以说人数仍不是很多。不少的所谓的革命者，只是同路人，是有意无意的为私造反者、投机者，或冒险者。他们一旦成功，就想分家、分封、分利、享受。如果毛主席如封建帝王一般，封几十个王，几百个侯，使这些投机者得到足够的好处，或许就会稍微安分一点儿，和顺、甚至旺盛那么一阵子（类同唐太宗时的群臣一时安分、社会太平），王侯们或许暂时少刮一些民脂民膏。不过，也不尽然，有道是，欲壑难填，更普遍的历史在指说：一朝权在手，便把“势、利”贪。毛泽东主义的核心主体是奔向“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无阶级社会，向着人民、人的解放，不但没有（也不应该有）对现代革命者搞封建式分封、犒赏，还要求他们无私，坚持公有制，要他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廉洁自身而为人民服务。结果，他们中的有些原本“为私为己而造反、‘革命’”的人（不是全部），开始有点不习惯，不耐烦，受不了“苦”，便渐渐地不服，逐步地而心生它意，甚至邪恶。这是一个过程，一个由旧意识形态作用而演变成直接阶级斗争的过程。毛泽东主义正是深刻洞察这一过程，——另根据夺权建政之初的斗争状况，而提出“阶ji斗争为纲”的问题的。
毛主席坚忠于人民、人民革命，一直紧密联系群众，不断调查研究，比照历史知识和现实斗争，识透国人思想、心态中的主体优点和基本弱点，——尤其那些存有较多弱点的权力阶层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总想出人头地的公知识资精们。可以说，迄止于文革（包括文革），“民主派精英们”，在教育改造中，不断地左右转悠，不停地左投右靠，确是有点痛苦的。但也要承认，在毛泽东主义和人民教育中，这些人们，确也有一些人在改变立埸，真正站到人民革命立埸上来。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和南巡讲话后，很多老革命家、者，渐渐远离公知、资精，就是证明。
值得人们着重思考的是，极少数“坚定的民主派们”，在毛主席生前也不是一点异动没有，只是有的有心无胆、有的有胆无力，即使有为的，也是无果，林彪儿子林立果的“小舰队”搞“五七一”(“武起义”的谐音)工程，就是如此。毛主席晚年不止一次地说，要“上山打游击”，“重上井冈山”，直抒“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情怀，决不是“饭后茶余的赋闲之谈”，更不是什么神经过敏，而是一种对阶斗争洞若观火的告警。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就立即显摆个人搞韬光养晦“伟略”的成功，紧锣密鼓地动起手来，诱导、威逼人民群众搞“包产到户”，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
综上所述，包产到户的非社会主义发展的自然逻辑，就是——最终造成新的对立、营垒分明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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