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原本是辽阔而广大的，但人却可以分割它、翻弄它，让它渺小而卑微，比如在当代的北京郊区。
北京郊区农村土地的归属状况并不取决于农业生产，而是取决于国家战略、城市规划和城市行政系统的任务。它们在城市的规划当中反反复复地被划作不同的功能区，承担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职能。北京作为全世界最强有力的城市，能够动用最多的资源和运用最多的手段解决它看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农村地区或者农业生产被城市行政系统支配的状况就以最极端和直接无碍的形态表现出来。
一 死皇帝与鸡棚的斗争
昌平北部某村公交站边上有一个老太太搭的鸡棚，那个鸡棚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就是养了几只鸡，偶尔有游客会来买些土鸡蛋和走地鸡。2021年9月份某天，来了一车执法人员要拆这个鸡棚，跟老太太说，给的补偿标准是按照农用地建设征收的标准，一亩地2600块钱。这么一个价钱，老太太肯定是不答应了。她表示，这棚子搭了这么多年了都没事儿，而且是她自己的地，凭啥拆呢？执法人员便说，你养鸡要养殖经营许可证，不然算非法经营。我刚好路过，插了一嘴：“人家养鸡下蛋自己吃咋办？”执法人员瞬间支棱起来了，问“你算啥人物呀？你管这多干啥呀？”我纳闷他们咋这么大反应，只好耐心询问他们是啥部门的，他们却低下头来，蛮不自信地说是……文物保护部门的。据他们讲，老太太的这个鸡棚后方不远处是一座明陵，是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不合适吧？我就来了兴趣，多问了几嘴：文物保护部门咋管到非法经营啦？文物保护机关拆这个鸡棚的预算是多少哇？如果就这点补偿，三分地不到的预算也就不到一千块钱，值得兴师动众跑这么多人来么？当中有多少灵活空间呀？这价钱是不是还是可以谈的呀？问完这些问题之后，文物部门的同志说“明天再跟你们谈，我们回去问一下”，扭头就开车走了……
这座鸡棚到底碍着已过世五百年的皇帝的坟头儿什么事了呢？在北京边上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切文物保护的想法和策略都是基于官员的视角进行，比如说皇帝的坟前不能有这个鸡棚，要求美观，整洁，符合被管理对象越简洁越好的想象，等等。但事实上，作为墓主的死皇帝和作为邻居的当地村民都没意见，文保单位却有啥意见呢？当年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察人员对于皇帝坟前养鸡的这个事儿也没有意见，养鸡恰恰说明遗产和民众生活已经融为一体了，生人的生机与死人的风光已经可以并存互通了嘛，多好呀！突然间跑出来这么一个拆鸡棚的意见是什么动机呢？其实这不过是财政预算运动的一个部分。官僚系统要维持它的运行，就必然要制造事务，这样才能在运行过程当中产生预算，维持它的再生产。而预算的使用往往会使个别人从当中受益。所以拆鸡棚的农地补偿其实是一个运用预算的由头，文物保护部门为了这个鸡棚可能列了预算，所以就要让它动起来，日常活动围绕列支预算进行也算是官僚政治运作的规律吧。
二 果树与“绿化”树的斗争
十三陵镇是昌平的一个重要的“果园”，至少在现在的各种旅游宣传品上是这样的。之前搞观光农业，农户种了各种水果，从2月份开始有草莓，然后4月底开始有樱桃，5月底之后是杏儿，然后是六七月的枣和贯穿夏秋的桃，九、十月之后是山楂、苹果和栗子，冬天出产的是柿子。除了深冬之外，每个时节都产果子，也就种着各种各样的果树。2019年之后，[M1]尤其是在20年疫情开始之后，各村就通过收回集体土地给补偿的形式，把这些果树，尤其是昌赤路沿线的观光果园的果树都给铲平和拔除了，听说大概一亩地补了4000-5000块钱。铲平了干什么呢？种一些“非果”树。因为果树是归于农用地的，属于经济作物，那么根据行政系统的绿化“硬”指标，果树是农用地，不是绿化，不属于林地。虽然都是树，但是它长果子有经济用途，那就只有无用的树，比如松树、柏树和银杏树这些树才是符合绿化指标的，绿化是纯粹的，是要在观念和逻辑上进行一次纯化的。对使用抽象方法制定规则和标准的官僚而言，环保和绿化是必须与经济活动相对立的，必然是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和经济用途的。果树不是绿化，必须把它弄成这个无用之事物。这大约是悠闲的城里人对农业的态度吧？两年下来，桃树越来越少，樱桃产量已经减少了70%多，几个村的樱桃基本上就绝种了，柿子树也少了大半。一位老伯说，这些被拔除的樱桃树大多在6~7年左右树龄，正好是挂果最密、品质最好的时候，是产出和经济收益的繁盛期。农民种树种了六七年，也正是要收获的时候，劳动投入刚开始有了些回报。就是这样满载收获希望的繁盛期的樱桃树被无情地铲除了，种上“绿化”树，企业拿到了补贴，便也就不再管了，枯死了小半多。
在延庆千家店的六道河村，之前政府鼓励村民在河边的滩地种上了一批杏树，主要是观光用的，也为了满足绿化之类“生态涵养”的指标。这些杏树都在河边儿，四月中旬会开俩礼拜花，河水汤汤，花影飘飘，很是好看。据说种的时候花了大量的钱，这当然也是财政运动的一部分。然而，种完之后因为白河经常涨水，杏树又不耐涝，所以大量的杏树就涝死了，村民觉得折腾，也觉得可惜。离村落稍远些的农田也因为生态涵养区定位的缘故拿去改种松树和各种其他“绿化”树种了，据说一亩地补贴了八百多元。这种运动就是生态涵养功能和农业功能的斗争。
三 建筑与空地的斗争
从2020年到现在，十三陵镇开展了大量的“拆违”活动。什么叫拆违呢？就是把除了农用地和宅基地之外的其他建筑统统拆除。原先路边有个农家乐餐厅，大概有18间房，在这个一夜之间就被铲平了，老板跟我抱怨说，之前说鼓励发展旅游的也是他们，现在要拆我房子的也是他们，之前响应号召前前后后投了三五十万，现在都打水漂了。定陵机场路沿线的各种宿舍、影视基地、商用宅院、定陵果脯厂也被拆平了，建筑被拆得干干净净，留下了沙土飞扬的空地了。沿着昌赤路往南，七孔桥南首路西原来有一大片的房子和院子，原来以为都是永久建筑，但是现在也都被拆平了。各村内的多余建筑、“手续不全”的屋子也都拆平了，成了停车场和空场地。总之，一切新建的房屋和产业都消失了，回到了八十年代的状态。有位大叔说得形象些，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嘛。
这批收回和拆除的运动其实也是随着城市职能对于农村的要求变化产生的，原来城市要求发展旅游经济，服务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让农民就地致富。现在的目的叫做生态涵养，要求农村的产业越少越好，越“干净”越好，让农村灭绝一切经济活动，服务于上等人们对更高水准的饮水、呼吸和观赏需要。
当然，毁坏这些产业，也使乡村和农户更加纯粹地依赖城市，使城市经济对农村的支配得以更加彻底地进行。
白浮村拆平房屋后整出的田地
四 地面与水面的斗争
昌赤路从十三陵水库上游的七孔桥通过。桥下到水库库区有一片花海，据村民说是私人老板承包的。这个花海是昌平的一个旅游景点，每到节假日游客特别多，常将昌赤路堵死。在村民口中，花海的老板和水库管理当局不对付，所以，水库当局就抬高水面，增加上游水库来水，以此淹没花海，眼下大约淹没了一半的样子。具体是啥情形，可能需要掌握更具体的事实，然而村民愿意这样叙述，也反映了他们对部分干部的认知。还听说一个故事，说的是胡庄路口的某酒店，因为不愿意给某部门交一笔孝敬费用，立马就被找个理由关停了。
五 复种小苗与老天爷的斗争
今年好像粮食指标又重要起来了，北京北面的生态涵养区原先毁了粮田去种树，现在又拆平观光农业园和多余建筑，让你把树拔了，然后包给公司种粮食，再给公司一笔补贴。七孔桥南首路西和长陵园村西边的旧农家乐、大宫门村外的旧果园、马池口镇白浮村19年以来拆平“违建”后的空地，现在都成了这样的大片新田。据村民们说，马路边上的地首当其冲，因为“大领导看得见”。当然，种粮食只需要一个表象，只要拿拖拉机搞出几道垄沟，拍到苗长出来了，钱就到位了。垄沟十分潦草地顺着车辙拉成了s形，完全不考虑排水和后期管理。自然地，只要补贴到手了，这个活就没人继续干了，后期的农田维护、浇水也就没人管了。所以农民大叔就很痛心地说，那个苗眼看都要旱死在田里了，多着急呀！这么大的一片地……
胡庄路口东南角。可见圆弧形的田垄，即s形的一段，明显是机械潦草拖出的。也可看见高低参差的植株。
看到上面的这些折腾，看官们大约有个疑问：农民的生计怎么办？有些摸透政策和手脑灵活的去县城或者市里打工挣钱了，有的收些房租、地租，也能过活。剩下的呢？其实不用担心，有财政兜底呢。最有力的城市也有随手可得的各类预算。于是，各村都设了些岗位，比如垃圾回收、道路清扫、护林防火、卡口管理等等，让村民们有活做，有钱拿，过得去，对政策执行不论理解不理解都能配合，各种反反复复的折腾政策自然能够迅速执行到位。在怀柔桥梓的某村，村民们上村口值守是因为他们原先就“领工资”，在村里承担各种有的没的的活计，疫情期间就轮流被派到卡口值守，三班倒，还是有些辛苦的。卡口的活要倒生物钟，所以最辛苦，但是轮着了就得去，要服从安排，不然就没工资了。当然，这些活计的工资是很低廉的。我们曾尝试着用数字测出工资区间，先问了个两百，这是北京零工的市价，值守大妈瞪大眼睛，十分惊讶，说高到天上去了。那一百呢？据值守的大妈说，如果每天能领一百，“那还不打破头啊？”那么，五十呢？大妈小声说，“五十也得打破头”，“你们也别问了”。
随手可得的预算又是哪儿来得呢？在这颗星球上，这个最有力的城市由于能够运用和调动最多的剩余劳动成果，也就具有了最强大的力量。拨弄土地的不是一只大手，而是一只巨掌。巨掌之力就是全国人民之力，只是被集中地用在了这里。恰恰由于资源丰厚，可以随时收买，这些折腾才能一次又一次得逞，要拆便拆得了，要拔就拔得了，要淹就淹得了。少了些斗争和反对，各种政策对大地性状的频繁改变得以顺畅地彰显出来，使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看见它们。人类改变自然和改变社会的伟力就在华北平原北端土地上翻云覆雨的改造活动中被聚合起来，并得到了最淋漓畅快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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