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十一届湖南省政协召开了第十九次常委会，我有幸被邀请参加旁听，虽然以前做记者那会儿曾经采访过这样或那样的会议，但作为自媒体人士我还是第一次目击省级政协机构的核心组织成员会议，其实，我个人的户口在黑龙江，但这第一次旁听机会却在湖南实现，所以总是觉得有些意味特别。
当然，给我造成这个旁听机会的，还是湖南省政协正在建设自己的云平台，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与互联网平台进行更为深度的对接，其实，我个人对政协的工作了解并不多，但仍相信湖南省政协的这种探索一定是在全国都领先了一大步的。
第十九次常委会当天，在湖南省政协的主会场竖立着两块显示屏，上午的会议程序中共有13位省政协委员做口头发言，10位委员做书面发言，其中口头发言者中有8位是通过政协云平台客户端，与主会场进行视频连线，这8位发言委员都在身在当地，能过视频直连向主会场汇报、介绍自己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参与体会和意见、建议，视频中他们的身后背景有的干脆就是所在农村的街巷空场，无形之中，互联网云平台大大缩短了政协常委会与基层社会的物理距离，却又用真实的现实社会内容大大丰富的政协常委会的空间内涵。
我相信，湖南政协先行之后，全国各省的人大、政协也很快会追随而来。
旁听这次常委会，给我印象最深，也受教益最多的，还是对“精准扶贫”这4个字的认知有了更切实的更新，让从前只是写在领导人讲话里，和记者新闻里的这4个字，变得更为深刻和现实起来，从另一个侧面让我能更加了解真实的湖南和真实的中国。
以下，是我对几位印象颇为深刻的湖南省政协委员的发言内容的整理和分析，与大分享吧。
湖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向华委员的发言主题是“把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很显然，这个主题与委员本人的职业完全契合，加之为此他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所以他才敢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做出结论：重大疾病仍然是横亘在贫困人口脱贫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向华在发言中首先指出湖南农村的新农合实际报销比例并不高，整个湖南省还有87万人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参加新农合，理论上的报销比例比实际报销比例最多居然要高出20个百分点，而与因病致贫更为关系密切的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在湖南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因为有了认真的调研和工作实践，向华为此给出的建议也颇具实际，他提出将新农合的补助标准进行提高，把住院报销费用提高10%，把新农合住院补偿封顶线从15万元提高到20万元;另外，他还建议全面在湖南实施大病保险制度，国家对于特别困难的家庭进行二次补偿，等等。
向华的建议集中于因病致贫和大病致贫，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措施，我想这正是所谓精准之所在，当然，这些都是来自倡议者本人曾有过精准的调查研究。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局原局长张光荣委员的提案，则是锁定了特色产业扶贫，在他的建议中有一条叫“切实保障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合理收益”，他建议研究制定相关的制度文件，保障贫困户的合理收益，贫困户以土地、劳动力、贴息贷款等参与产业发展，实行参股入社、配股到户、按股分红和“零首付”“订单收购”等多种产业精准扶贫模式，总之要想办法让贫困户最终成为市场主体，而不只是被扶主体，使之能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这才能最终分享到市场利益。
我理解，张光荣的建议是在从长远利益上为被扶贫者提供收益保障，而不只是进行一次两次扶助，他的建议也颇有针对性，所针对的是当下的专项扶贫资金大多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流行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家场和种养专业大户，而真正的农村贫困户因为在社会结构中已被边缘化，在产业开发中也会被边缘化;由他的发言中，不但可见湖南实施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状况----这种复杂应该说也是一种精准的现实，也可见中国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其实也面临着非常复杂而精准的社会现实状况，农村的各种现实利益群体复杂存在着，若不能准确了解农村的实际，想做到真正的精准和公平是难上加难的。
一位在场外连线中发言的叫费志勇的委员的发言侧重点在于构建贫困户的退出机制，费志勇本人就是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一名村支书，所以他所描述的当地贫困与扶贫的状况也非同寻常，比如，他说当地大多数的贫困户不愿意提供自己的真实收入，而是普遍爱哭穷，对这种情况，政府若只以年收入为依据，真实性就会打折扣，对最需要扶贫者也非常之不公平，为此，他们在具体工作中探索出“一看五评”的脱贫评价指标，既看年人均收入，又评议住房条件、生产资料、劳动能力、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其实这最后一条健康状况与前文中向华委员的建议不谋而合----我想，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让脱贫标准更有公众说服力。
听费志勇的发言，我马上会想到不久前发生在甘肃临夏的杨改兰一家6口的死亡事件，此事件从被媒体报道之日起即被描述为“贫困杀人”和“绝望杀人”，而与事件真相相距甚远，这应该也是大多数中国媒体对中国农村真正的贫困和扶贫都不甚了解所致，换句话说，在当下中国，若不能对贫富状况进行更为精准的了解，对扶贫政策的实施没有准确的认知，你无法说真正了解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拿出合理改善现状的实用办法。
还有一位正在香港做生意的湖南企业家孙易兵，通过政协云平台在位于香港的自己的办公室全程参与了这次常委会，他提出的建议是对精准扶贫要进行独立性的、专业性的第三方评估。
费志勇和孙易兵，一个在湖南农村，一个在香港特区，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如何对精准扶贫的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估，孙易兵的精准扶贫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引入第三方机构的建议被我于当天就概括地发到微博上，没想到立刻引起网友的热议，当然有褒有贬，但我要说的是，这恰恰可以证明委员们提出的建议都是有的放矢，都能切中老百姓的关切，所以才很容易形成局部话题的纠缠，可以使话越说越清，使理越辩越明。
其实，在本次常委会中发言的委员所提议的大部分，都因其所关心问题上太过“精准”，而令我这对湖南省诸地方的情况并不太了解的人不敢贸然做出评价，但至少我看到，这场旨在传播和指导精准扶贫建议、意见的常委会其实是非常精准和非常接地气的，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当你越是精准地了解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状况之后，可能越是容易能够发现一个跟自己肤浅认知的那个中国还相距甚远的真实中国，虽然，当下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最少的时代，但若想让最后的那些最需要扶贫的贫困者真的能全部脱贫，又是谈何容易?
之前，我听说著名导演刘毅然先生正在筹拍一部叫《寻乌调查》的电视剧，旨在描述老人家当年那句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精准”来历过程，虽然当下的中国的现状离当年的中国的曾经，其状况已经相谬千里万里，但通过旁听湖南政协的这次关于精准扶贫的充满了细碎信息和局部认知的常委会，也一样能够得出相类似的结论，若真想积极、切实地改造中国社会，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当下，你都离不开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作风，现在所谓的精准扶贫，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地、一个集体一个集体地的做出具体而合适的扶助和改造，中国虽广大，但在那些真正有志于建设、改造它的人们的眼里，它又是如此的细微，一切都要从具体而微观处出发，从量变上积累，积累到质变上飞跃，除此之外，绝没有第二条路能走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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