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中国农村也在变。变了，便是新，比如新中国、新常态、新农村等。
所有的未来都是新，永远没有旧的未来。“新”又不简单等同于“进步”，也有新的倒退。
当前新农村的“新”到底新在哪里？
县城更大了，小镇更大了，乡村也更大了;
县道更宽了，“村村通”更普及了，有豆腐渣工程，但成就是历史性的;
农村的房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美了，占用耕地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房屋包围耕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满县都是工地;
农民家里的陈设越来越新了，城里人家中有的，农民正在拥有或将会拥有，多数农民家的硬件正在朝现代化方向迈进;
农民的穿着已经与城里人同步，他们不再缺衣少穿，只是因为工作性质有别，衣着的外在观感有所区别，绝大部分农民不再需要衣着上的救助(少数情况除外);
农民的吃喝正在接近城里人消费水平，农民的动物性菜品还略低于城里人，如果把农民自种蔬菜的质量优势算进去，部分农民的餐桌质量已经接近城市餐桌，当然，更多农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农民买车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家家停轿车的时代正在来临，过程不会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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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东西很多，无须穷举，所有的“新”都新在视觉，这就是“新农村”。
人，除视觉之外还有心理感觉，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还有历史的、纵横的对比。我看到了几乎所有的新，也体验了很多的旧，对新的变化感到欣慰，对旧的泛滥感到忧心，新旧之间的斗争不能只取决于群众自觉，还取决于制度按排。
写农村新的旧东西，我想了很久，不知道如何个定义法，最后决定用“旧江湖”这个说法，希望能把我感受到的所有“旧现象”都装进这个新概念当中。
讲到旧江湖，不妨从一件小事切入。
2016年，老家村子做了很多大事，村庄变化翻天覆地，成就巨大，春节唱上几天戏理所当然。老家是孙姓大村，周边还有许多孙姓村子，远隔几十里的地方也有孙姓村子，且都称自己是孙权后人，属一个谱系。
这唱戏，戏台便要帖上对联，按惯例，这戏台的对联只能是大房头的“能人”才可以写的，今年，破了个例，戏头找上了我，要我把本县孙姓的光荣与本村建设的新变化都融进对联之中。
论理讲，我是不该有乱借古人光宗耀祖思想的，但处在本县江湖，又有感于村子进步果真巨大，勉强按要求写，他们说邻近村庄的唱戏都是这么操作的。思来想去，拼了一副还不算太明显的拙联：
唱尽王侯将相，笑立霸业三分，先祖本是真豪杰；
用好士工农商，描绘新农五色，后辈又铸大文章。
对联只是为唱戏而作，属姓氏江湖之争。顺着这个江湖，姓氏内部还有江湖，一个祖先下来，必有不同分支，一个分支又是一个小江湖，人才兴旺与经济好坏决定了小江湖之间的地位差别，这种差别可以决定该姓氏在“修谱”过程中的主次地位，越是地方大姓，这个江湖越是复杂多事。
谱系的分支如果单只有宗族排序的主次那倒没有什么大碍，然而，族内分支之于乡村管理上的严重干扰那就不能不引起重视。近些年来，政府本想借“修谱”之旧俗找回过去的所谓传统文化，从而给新农村带来更多的凝聚力量。实际效果却恰恰相反，谱系修得越精细，分支之间的力量斗争越大，尤其是同一村庄的不同分支，几乎所有的乡村民主都置于“族内分支”的胁迫之下，你可以置规章于不顾，但你千万别随意得罪大房头(同姓大分支)人物，轻则挨骂，重则挨打，在很多情况下，某些族头的话甚至比法律还有效，“黑恶”的性质昭然于众，政府和公检法都习惯性规避他们。
中国过年有相互拜年的习俗，同一村子的拜年不但看亲近关系，还能看出各人的份量轻重，大年初一的门庭冷暖可以称量出你在村子里的地位，拜年既如同拜把子，又如同拜山头。新中国前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新型年俗已荡然无存。
族支江湖虽很险恶，你不去碰它，倒也无事。然而，农村的人情江湖那就由不得你碰与不碰，只要你身在故乡或回到故乡，你便踏进了江湖， “规矩”就得遵守，任它多么的不可理喻。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青年原本在大队当团支书，由大队推荐进入武汉某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国企，最高职位是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我在少年时代，曾目睹了他的风光与荣耀，每次回家，村干部必躬身拜访，村民也会热情接待，小孩子们会象赏风景一样观察这个与众不同的“大人物”。
然而，时过境迁，人总有老的时候，总有不顺的时候，老大学生也不例外，失意的家庭让他不再受到老乡们的尊重，有时甚至遭遇到无礼对待和嘲笑，这是我感受到的很心酸的人情境遇，这个江湖，要刮冷风，是说来就来的。
如果说新农民仅仅只是不再崇拜大学生或者说大人物那完全可视为一种思想进步，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子，老大学生的遭遇不是源于新农民的思想进步，而是源于老大学生在钱和权位置上的“归零”。你，什么都没有了，乡亲便没有给你应有尊重的热情。
其实，新农民的盲目崇拜仍在继续，钱是万能药，权是兴奋剂。如果你既没有钱，又没有权，谨记要夹着尾巴做人，任你有多少文化，都得以闭嘴为主，没有几个老乡愿意分享你的文化，蛮人的拳头只在金钱和权力面前表现得更为自制一些，对文化人，不一定会客气。
人情的内核是亲情，亲情的生物学共性是血脉，共同的血脉赋予了亲情的紧密性和真实性。不过，现在又有不好的新苗头。
我在外拜年的过程中，听到一桩家务事——83岁的父亲被儿子儿媳拒之门外。起因是这样的：大约十年前，父亲把自己务农积攒的收入存放到三儿子手里(三儿子是中学老师，父亲更相信他)，去年，老父亲身体不太好，干活已经干不动了，就提出来要把钱拿到自己手上，在交接时有不到2000元的总数误差，父亲说儿子少给了，儿子说数字无误，结果，三儿子不再允许父亲进他家的门，三儿媳声言要打断其公公的腿。
我问家人：“80多岁的农民还要劳动吗?儿女不给赡养费吗?类似的冷漠家庭多吗?”家人言：“在农村，哪有什么按岁数决定劳不劳动的，儿女不给钱，你就得劳动，除非实在动不得，有部分老人是自己愿意做事，不想给晚辈添负担。贤惠儿媳孝顺儿不是没有，但多数家庭只能靠自觉，矛盾很多，集体管不了，上面不想管，老人都得笼络后人过日子，尤其不能得罪儿媳妇、孙媳妇。”
一个教师，虽然是在农村任教，怎何至如此?师如此，怎育人?是农村江湖养坏了他?还是他污染了农村江湖?如果亲情失去了文明社会规则的软约束，血脉关系敌得过自私主义的侵蚀吗?什么是新农村的新亲情?一位教师，难道解不出不到两千元误差的父子题目？
还有一个故事：两连襟过去关系非常好，两家交往甚密，后来，两家的儿女都长大了，姐夫家的儿子都考上了大学，妹夫家的儿女都在外面务工，虽然两家生活过得都不差，但两家的关系却疏远了，甚至是基本没有往来，原因竟是妹夫看不惯姐夫家几个上过大学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更有出息。
在农村，这种现象被定义为“穷硬气”，有些人穷，不思考穷的原因，就是硬气不与富亲戚来往，有些人，培养子女不行，不检讨原因，就是硬气敌视亲戚家孩子的有出息，亲情被“气短”给埋灭了，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在农村，很多人共得起患难，容不下距离，正常的自尊感被扭曲成无端地相互鄙视。
作为在外乡谋生的我，不常回老家，一回去，也是要受人情复杂所困扰的，有些亲朋，你去他家拜年，他带理不理，你不去他家，说你看不起他，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投来敌视。究其根，部分确因“硬气”生恨，连解释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你。
按祖普的辈份排，我的辈份是很低的，读书至工作，离乡已近四十年，能叫得出名字的村民真不多了，为了避免称谓出错，见到年轻点的人都以叔称，稍微大点的都直称某爹某爷，吃点亏倒也无所谓，换个“懂礼貌”的名誉也不失为一种收获，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我是靠工资吃饭的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为老家做出什么大的捐资善事。我没有官位职级，将来也不可能混个科级、处级、厅级。既无钱途，又无官途，老乡们根本就不会很看得起你，我对此心里非常有数。有位村民曾对我直说：“混了几十年，没人给你送礼送钱，你混个屁啊！”
很多城里人老讲退休之后回农村养老，我是真不敢回的，适应不了那个新式旧江湖。乡情，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紧密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几十年，政府把农村作为“集体组织”进行管理，现在，政府则把农村作为“江湖组织”来管理，虽然他们口头上不会承认。
有江湖，就有江湖规则，如同“洪门”一样，几百年来靠内部规则运行，只是在毛主席时代绝了江湖门道的迹。农村既有明江湖，亦有暗江湖，还有黑江湖。明江湖就是类似“洪门”一样的旧门道重操旧业，暗江湖就是以宗族为依托的松散性团体，除以上两类之外，还有一个带黑恶性质与政府分权制衡的地方性团伙。
古往今来，江湖大侠也好，江湖大盗也罢，但凡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用江湖规则解决问题的时代都是传统的宗法时代，都不可能是文明的法治时代，所有江湖的背后都有官人的影子和制度的缺位，都是心理依归不踏实衍生的结果。
有一位东北的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他三哥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老板，手里很有些钱，在大前年的时候，县城要扩建，准备修一条双向6车道的宽马路，他哥哥找了很多关系，包括一位县委常委，最后都没有打通环节。后来，偶然遇到本村一位在县城混了二十多年的混子，起初，他哥压根没把“混子”放在眼里，没想到这位“混子”居然也提起修路的事，他哥便随口讲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大出意料，“混子”说项目承包权由他搞定，组织施工由他哥负责。再后来，事情真搞成功了。他哥至今还没敢说出其中门道，只能心中暗猜。
这事也让我联想到自己接触到的一件事，一位亲戚被人打了，情况并不严重，但又不能不处理，因为有伤情。被打者和村干部都选择了调解途径。无论如何做工作，打人者就是顽劣不认，甚至口出狂言，无奈之下，再报案情于地方派出所。然而，即便所长亲自出面，也丝毫改变不了肇事者的态度。再后来，村干部和所长想出了另一个办法：请来一个与此事毫无关系但与肇事者利益相关的关系人。调解方得成功。
为什么恶人既不怕法又不怕乡规民约而敬畏一位“关系人”呢?因为这位“关系人”可以成为保障其利益的背后支撑者，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江湖的，或者说该人身份两者兼而有之，“隐性权力”在江湖世界是很管用的。
为什么村干部和执法者面对违法者也束手无策呢?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法律在新农村面临着越来越短的时效性和越来越小的威慑力，敬畏法律不如敬畏拳头;另一方面是因为权力对江湖的被动退让，干部们犯不着为了一个小的受害者过分招惹江湖和得罪利益攸关方。能怪执法者和村官吗？不能。在农村，警察和基层干部也可能是弱势群体，他们遭遇不测的时候，同样只有眼泪和无奈，只要有“旧江湖”，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淹死的人。
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本质上已经演变成旧社会的“地主农业”，农业本是弱质产业，地租一高，种粮效益就趋零，一亩地转租费高达400元，一般农民不敢承接出租户的土地，只有种粮大户敢接。其实，种粮大户也难赚钱，他敢接的原因是政府有种粮大户补贴，也就是讲，农业只能靠财政撑着。社会主义集体土地的流转权应该在集体手上，而不应该形成新的剥削，“承包权长期不变”的政策是错误的，新生农村人口无地，而已经定居城市或半定居城市的非农民却吃着“地租”，完全是“地主农业”。“大户”不是一般人当得了的，还得是混得开的人。
如果你有能力深入到最真实的新农村，你就会知道有多少著名的“江湖大侠”活跃在新县城和新农村，每一位“江湖大侠”的手里都留着诸多当地公务员们的信息，每一位实权官员也或多或少地留着“江湖大侠”的号码。“权力”与“江湖”的相互依存正呈现合法化趋势，黑与白的界限也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它符合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内涵要求，但与文明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有江湖，就有阵地，每一个小的江湖就约束着一个小的群体，许许多多的新农民正面临着“江湖规矩”与“法律制度”的双重捆绑，它让很多人不是因文明进步变得更加理性守法，而是被恐惧所驯服，动物一般地被驯服。
农村的婚姻关系亦演变成江湖中的买卖关系，“彩礼”与“随礼”的规则化就是婚姻关系江湖化的表现，商品中的物价规律在农村婚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部分地区的腐朽程度已经超越几千年封建婚姻文化的总和，“娶老婆”无异于“买老婆”。即使这样，还有大量买不到老婆的老男人。
农村的男女关系已经十分复杂，比城市更甚，本文不便多讲。江湖人士在其中的调节能力已经远强于制度和法律，某些人，既是施害方，又是协调方。不断增多的农村“单身汉大潮”加剧了农村婚姻中的悲剧性生活，不少家庭成了“江湖采花大盗”的牺牲品，新中国前几十年的那种纯洁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得到更多的农民认同，政策制定者正在年复一年地加大对农村的扶贫投入，这种投入虽改善了农村基础条件，但也壮大了农村江湖组织。有关农村政策性扶贫的问题，我将单独撰文。如果政府不能意识到农村政策的偏离，钱投得越多，中国农村的离散性将越强，“生活城镇化”与“思想逆文明化”共存的局面是中国近远期无法回避的大硬伤。
新农村里的“旧江湖”，其内涵全部是旧思想，没有任何的文明进步可言，有人把这个“旧江湖”纳入到所谓“乡绅文化”的大箩筐中进行规范实在是一个失策。新农村的视觉繁荣蒙住了决策者的眼睛，其中的部分倒退在短期内也常被视为“进步”。
我出生于农村，离不开农村，离不开新农村的“旧江湖”，只能尽量减少踏入江湖的次数。你不适应新农村，真不一定是你的无能，是新文明进程的曲折。
未来的中国，不需要乡绅文化，更不需要江湖文化。
未来的世界，谁依赖江湖，谁就是蛮夷。
写于2017年2月2日星期四(欢迎大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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