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冶农村调查时，我发现四五十岁以上的受访人，无论男女，都埋怨现在这个社会将妇女的地位抬得太高了——妇女都出去打工，一打工就跟人家跑了；在家里若有一丁点不好，就跟丈夫离婚。
这些人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影响了家庭的稳定。他们说，现在的政策好是好，就是随便离婚这点不好，希望国家管一管。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担心以后农村里离婚的人越来越多。当了15年妇女主任的汪主任说，婚姻法应该修改，离婚不能太容易，应该让大队做工作，说不定工作做通了，家庭就维系了。
农村婚姻中有两套逻辑，一是归属的逻辑，二是爱情的逻辑。汪主任及她的乡亲们，显然还是在维持家庭婚姻、嫁鸡随鸡的归属逻辑中思考问题，而现在的农村年轻男女早已迈过了这一步，在一个全新的爱情视域里体验和实践婚姻。
一
大冶某村的翠荷，当了十几年村民小组长，已经60岁了。她最感叹现在妇女地位提高了，政策对妇女太松弛。她比较说：“往年，在毛泽东时代，在我前辈的时候，不准女的出门。后来慢慢解放了，还有点封建，女的在外边‘风流’，会被说闲话，姑娘不准说脏话，妇女要规规矩矩。男的不现肚脐，女的不露胳膊。不能瞎来胡闹，有家教，听大人的话，要是出门，有大人安排。”而现在，女的动不动就到外边搞钱，一感情不好，老公又没有钱，就离婚了。她年轻的那个时候，公婆对她那样不好，把她打得死去活来，她都没有离婚。她感叹现在对妇女的政策，导致公婆管不了，兄弟、哥嫂、亲房里的人不敢管，一管就要犯法。娘家也管不好，有的娘家为了讨好女儿，还纵容女儿。这些妇女也不想着照看自己的子女，就跟人跑了。
汪主任跟我们讲了个看起来离奇，实际已经很稀松平常的离婚故事。一对年轻夫妇，两人都是1981年出生，2003年结婚，生有一个女孩。两人都在外打工，感情一直不和，闹着要离婚。我们来调查的前不久是妇检，妇女主任打电话让女方来妇检，女方回答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不用妇检了。管妇女全面工作的妇女主任这才知道他们离婚了，而湾子里的其他人，除公婆外，估计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消息。汪主任感叹说，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和离婚都已经是个人的事情了，与其他人无关。
从翠荷、汪主任那一辈人到年轻一辈人，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打死都不离婚，到一吵一闹就离婚；婚姻从以前牵扯到娘家、婆家以及宗族房头，到现在变成纯粹私人的事情。这说明，在两代人之间，婚姻本身的内在逻辑已经发生了改变。
二
农村婚姻较以前，形式上的变化可能有也可能无，但其内在逻辑已经发生了质变。我们了解到，现在打工促成了大量外地婚姻，婚姻仪式都较本地婚姻要简单得多，很多礼仪都没有了，打工给当地传统风俗礼仪带来了冲击。所谓打工婚姻，就是由打工中男女双方建立爱情后的结果，即爱情婚姻，婚姻只限于两个人的世界，与其他人始终没有多大瓜葛。在爱情婚姻当中，风俗礼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情。
现代城市爱情婚姻，结婚酒席、仪式在男方家庭办一次，到女方家庭再办一次（次序可颠倒），最后还到工作单位办一次，每次仪式或复杂或简单，都有些仪式过程。但这些仪式与传统仪式所承载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南方某村的某某在城里工作，谈了个女朋友，结婚没有在家乡举办酒席和相关仪式，倒是因为女方在城市，且女方亲戚也多在城市，所以在城市举办了酒席仪式。仪式中有一个环节可能是新近兴起的，即新郎给新娘下跪，然后再掀盖头。这让湾子里的人看了很不满，“男的再怎么（对女的好），也不能下跪啊”。这就是仪式本身的性质、意义发生了变化。以前“掀盖头”意味着女子从此归属于男子家庭；现在“掀盖头”前先有“下跪”，明确表达的是新郎对新娘的爱意。这也引起了两代人的冲突，爱慕怎能让男子卑躬屈膝呢。
爱情婚姻是不需要仪式的，只需要表达爱情的举动。这多半因人而异，有人下跪，有人亲吻，有新郎回忆谈恋爱过程中感人至深、又出乎新娘意外的故事或细节，从而让新娘落下感动的眼泪；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闹洞房花样，等等。半吊子的仪式，作为形式和过场，也可以看作是私人性的表达，整个或长或短的仪式过程，男女双方被主持人操纵表演，其他的人都是看客，是凑热闹者，有无都无关紧要。仪式只是要宣示，新人正式结婚了。仅此而已。
传统婚姻的仪式却承载着诸多的功能和意义。新人远不是仪式的中心，不管在不在场，仪式都可以照样举行下去。传统婚姻仪式中重要的是其他人，一方是娘家，必须有人来送新娘，在仪式中的地位最高；另一方是婆家的家族，是与娘家对等方。婚姻更多的是娘家与婆家的表演，是正式结成亲家的仪式，而男女双方在这个联亲的过程中，扮演的仅是中介角色。
在南方农村，新娘的父亲是一定要去送亲的，他也是仪式中最重要的客人，人称“上客大爷”。父亲此去有两个作用，一是与亲家正式见面，算是两姓正式结为亲戚；二是送女儿到婆家，此举至关重要，关系到本家族女儿以后在亲家家族的地位与立足问题，他一人代表着整个娘家家族。一个女子出嫁时若没有父亲送，会一辈子在婆家里抬不起头。在大冶，虽然娘家父亲没有送新娘出嫁的习惯（送了，好像女儿嫁不出去一样，硬要塞给人家），但娘家也必须来人，或其兄长，或其舅舅。
婆家也是表演的重头戏，它是仪式的操办者，每一个步骤都由它来把握。礼仪礼节到不到位，娘家满不满意，分寸的捏拿、细节的把握非常重要。陪“上客大爷”的婆家人，必须是本家族最长、辈分最高、最为人所尊崇的人，这关乎本家族的形象，如此才能显示男方家族的“结亲”的诚意，也意味着对女方家族的重视。这一切最后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婆家以后会给进门的媳妇一个合适的位置。
仪式中还有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宗族，即除男方亲房以外的本族人。在湘南、大冶都叫“湾里人”，也即熟人社会。在只有两三百人的宗族，全宗族的人都要参加表演，而较大的宗族，则主要是本房头人参加，宗族里的其他房头派代表。在大冶，这叫作“接房头客”，就是把各房头的房头长请过来喝酒，新娘新郎要到这席敬重酒。次日，新郎、新娘还要在本房头亲属的带领下，到每家每户去“倒茶”，意思是将新娘介绍给宗族里的每家每户认识，以后就要一同生活、过日子，希望邻里多多照顾、体谅等。
上述对仪式中各方角色的论述试图说明的是，婚姻本不是男女双方的“私事”，而是涉及到多方的“公事”。婚姻仪式表达了两个主要的意思，一是结两姓之好，非两人之情，由此勒紧了两个姓氏、家族之间的关系纽带，建立了娘家与婆家亲房、宗族的多重关系，年轻男女以后的所有行为只有在这个既定结构中展开；二是确定了妇女（新娘）今后人生的归属，妇女从此脱离娘家进入婆家亲房、宗族的社会圈子，要在这个关系网络当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扮演自己的角色，方能立足和安身立命。
三
在婚姻仪式之后的日常生活中，娘家、婆家与熟人社会，这三者是一个既定婚姻的限制性条件，是婚姻正常运转的结构。
娘家在妇女婚姻生活中，起到两个作用，一是支持，二是敦促。娘家支持妇女的家庭生活，支持她在家庭、家族和村落扮演积极的角色。我们调查过很多家庭，因为困难无法生活时，都是靠娘家的救济过日子，有不少外甥甚至在娘舅家里抚养成人。而当妇女在婆家遭受不公正待遇时，娘家很快会露面（有时甚至整个娘家宗族都会出面）。当妇女在婆家非正常死亡时，往往会带来宗族的“打人命”。这些支持性的姿态和实践，说明娘家是女儿在婆家立足、安身的后盾。特别是抚养外甥的行为，是娘家为妇女在婆家安身立命做的最大、最突出的工作。
所谓的敦促，就是娘家人敦促女儿尽快融入婆家及其宗族，不要三天两头回娘家，隔三差五跟婆家人吵架。为此，娘家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在湘南水村调查到这样一些案例。其一是杨广生的女儿出嫁多年都没有真正在婆家安下心来，在婆家没有一个真正的要好的人，还经常跟婆婆和邻居吵架，为此娘家父亲十分恼怒。某天傍晚父亲直接到女儿家，二话没说就扇了女儿几巴掌，从此女儿主动介入婆家及其村落。其二是，年轻媳妇曾庆梅对自己的小姑子说，在婆家要多去“从人”（结交），多去人家那里坐坐，嫁到哪里“从”哪里。意思是要多参与婆家熟人社会事务和交往，不能孤立自己，否则日子就不好过。另外，当妇女遇到婚姻问题时，娘家人的姿态是劝和不劝分。娘家人不希望有二嫁女，即便是没有感情的婚姻，能维持也尽量希望维持。
婆家（及其亲房、宗族）是妇女出嫁后终其一生需要面对的群体，是融入与接纳的关系。大冶农村人讲，以前女的找的是人家，现在找的是男人。“人家”不是一个单个的家庭，而是包括亲房、宗族和村落在内的大家庭，是妇女生活与归属的载体。所以找对象的时候，首先是看湾子好不好。盘茶村的明老校长说，他们湾子自从修了水库，条件好了以后，外边的姑娘都愿意嫁到这里来。然后是看家风、家庭在当地的声誉。水村杨军元娶不到老婆的缘故，很大部分是他母亲与婆婆吵得厉害，在当地影响很不好。择偶时，男子个人的条件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在兰考南马庄，若男子长得一般，又没房子，则没有来人说亲，但只要一建楼房，说亲的就排着队来。
找了人家，结婚后，妇女就要当婆家的家为自己的家，不能总是恋着娘家。妇女应该主动融入、介入到婆家的家族、宗族和村落关系里，跟人频繁交往，建立良好关系。妇女一旦融入到一个宗族结构中去之后，妇女婚姻家庭的事，就不再是个人的事，还是婆家、亲房的事。若要想离婚，就要牵涉很多东西，包括上述关系牵扯及其感情纠葛。也就是说，当妇女介入家族、村落生活之后，就会对其要归属的地方、归属的人群产生浓厚的感情，这本身就很难割舍掉，因此即便与丈夫无感情，妇女也已经把婆家村落当成自己的村落，将湾子里的人当成自己人了，自己已经在村落、人群中有了自我的定位，已经在此立足，于是将个人的感情放到了次等位置。
所以，以前村落离婚的很少，是因为妇女本身归属于宗族房头，不会随意离婚，她对家庭的认同嵌入对房头、宗族的认同之中，家庭的归属只是对房头归属的一部分。因此，只要有房头、宗族归属的存在，家庭还是要极力维持的。
总之，在娘家、婆家与熟人社会这样一个结构中（三位一体，体就是婆家房头），妇女的婚姻从开始说媒到婚姻因某个人的死亡而结束，遵循的是一种归属的逻辑，背后是妇女要在哪里立足，最终在哪里栖息、在哪里获得人生意义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妇女就必须走出娘家，寻找一个落脚点，它就是婆家，丈夫的宗族房头、村落，妇女只有得到这三方力量的充分支持，才能最终实现归属，得以安身立命。
四
当婚姻的逻辑转换之后，也就不需要在上述结构中行走了。“若为爱情顾，三者皆可抛”，这就是婚姻的爱情逻辑。
需要澄清的是，并不是说归属逻辑的婚姻中没有爱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自由恋爱缔结的婚姻中，爱情轰轰烈烈地滋润着两个人的关系，有时甚至闹出了许多女孩因爱情遭受父母围攻堵截愤而自杀的悲剧。无论一段爱情是修成正果，还是以个体自杀告终，爱情背后都是归属的逻辑在起作用。女孩子本身所持的也是归属的逻辑，爱情只不过是改变了获得婚姻归属的“方式”而已，而没有改变婚姻的内在逻辑。通过爱情产生联系之后，其余的一切还按照归属的逻辑在运行，以后家庭的运转和维系都不来自于爱情，而是归属。
到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00年以后，农村的普遍情况是，爱情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归属的逻辑。无论是本地婚姻，还是外地婚姻，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媒妁之言，无论是举行了传统仪式，还是没有举行，都只是达致婚姻的手段与形式的不同，内在都是由爱情决定。爱情婚姻，只需要论及两个人的感受，是两个人的私事，它与娘家、婆家、熟人社会都没过多的关系，至多是见证的角色。当爱情没了之后，婚姻也可能没有了维系的纽带。正如结婚是个人的事情，离婚同样是个人的事情，娘家、婆家、熟人社会都无权干涉。
而且，以前以归属逻辑进入婚姻状态的妇女，也随着社会变革而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归属不再神圣，婚姻是可以选择的。
在观念的改变上，男子往往要落后于妇女，可能是因为男子无须过多考虑归属问题。看看以下案例。大冶盘茶村的何玉晓长得很漂亮，也很风流，她在八九十年代就跟湾子里的一些人有婚外关系，又跟大房头的曾宪梓有染，老公曾宪桑比较窝囊，管不住她，双方的家属都管不了。当时曾宪桑有些阿Q精神，说“她总是我曾宪桑的老婆吧，不是曾宪梓的老婆”，意思是说不管你在外边如何乱来，我管不了你，但你始终是我的老婆，不是别人老婆。这是按照传统归属逻辑思考问题的典型。但是他没有料到世事多变，他的老婆在2000年左右出去打工开餐馆，很快就跟了人家过，再没有回来了。有了多样性的选择，妇女就不用再单一地选择某个家庭、房头作为归属，亦不需要考虑年老之后怎么办，最后的归属在哪里。
传统妇女会考虑自己生养死葬的问题，最终魂归何处的问题。归属逻辑思考的是，妇女自身依照什么在婆家立足、归属于婆家，最终葬入婆家的祖坟山。儿子和娘家在妇女归属的问题中，几乎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有没有娘家，有没有儿子，妇女在婆家家族、村落的立足、安身就会有变化。儿子是妇女最终的依靠，是其能够体面、平静地在家族、村落生活的支柱，也是由他把自己送入祖坟山，死后为自己“开门”（死后回家，需要有开门的人）。我们在农村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改嫁没有生育的妇女，晚年往往过得很悲惨，似乎不是在自己的村落生活一般，“脚下总是没有根”，旁边都是熟人，但看起来都是物是人非，没有温暖，没有感情。所以，一般而言，一个妇女若无生育，往往是不会再改嫁的，这是由归属逻辑决定的。
无须考虑归属之后，妇女不管多大年岁都可以离婚改嫁。两种情况，一种是改嫁至的一个不排斥外姓的杂姓村落，妇女改嫁可以带子女，以后的生养死葬靠子女。另一种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即没有生育，离婚后搬到镇上、城里。在这些地方，要么再成家，找个退休工人，有吃有喝，不愁下半辈子；不然也能够赚钱，自己养活自己。这个选择为多数人所接受，它无须考虑以后的归属问题，和儿子的养老送终问题，也无须顾忌旁人白眼，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既坦荡又潇洒。像曾宪桑的老婆，没有生育能力，跟了别人走考虑的就是在城里可以过上好的生活，而非归属问题。
但是也有些妇女比较大胆，改嫁不是去镇上，而是在农村。其他农民就会为她忧虑了，你以后怎么办？你跟了人家，人家那边也有子女（没有子女的，有侄子），以后动不了了，别人家的孩子会养你老、送你终吗，人家不是多一个负担吗？你抛弃自己的子女不管，他们以后会管你？显然，在农村，这个归属问题，是一个妇女在改嫁之前必须考虑清楚的。但是，就是有妇女不去思考，依着自己性子来，只考虑当下的伴侣生活，不顾及以后的归属。人在有了多样的选择之后（她的改嫁，儿子都干涉不了），更多地选择当下的、短期的目标，而放弃了对远虑的思考，这是归属逻辑在婚姻家庭中隐退的原因之一。
我们调查到，在妇女决绝离婚的案例中，妇女不顾其子女坚持离婚，说明归属逻辑中子女对于母亲归属的确定性，在爱情中已不再需要，子女也不再是维系家庭的纽带。归属是公共性的东西，涉及到三位一体结构，以及诉诸公的规则，如一个离婚案，要牵涉到各方感情和利害。而爱情则是纯粹私性的东西，只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决定了，事情就解决了，处理的方式也是私人性的，不牵涉公共性问题。爱情中个体本身的感受是重要的。用归属的眼光来看待离婚，往往会认为离婚是一时的冲动，如做工作到位，认为家庭还有维持的可能；但若用爱情的眼光来看，冲动本身就是个体本位的，是爱情内在包含的行为准则，任何工作都是外在的压力，无法相触两个人爱情上的电极，因此外人的介入都会破坏爱情本身的逻辑。
五
总结起来，归属的逻辑讲究的是妇女的婚姻行为，尊崇最终的目标，按照公共的规则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展开，妇女最终走向早已设定好的归属，以完成人生的意义。婚姻在这里只是手段，爱情也只是走向归属的中介之一，归属是目的，爱情没了，归属依旧。爱情的逻辑，则是指婚姻本身是爱情自然而然的结果，它只在两个人的互动中展开，避免其他人的介入，婚姻作为爱情的载体而存在，爱情不再，婚姻不存。
在归属逻辑中建立的婚姻，为的是作为更宏大目标的归属，是超越性的理由，婚姻本身很重要，它规定了妇女归属于何处，一旦建立婚姻，归属就很难变更，婚姻因此也很难变更。而爱情逻辑的婚姻，则是为了维持既有的爱情，有没有婚姻的形式，其本质都差不多，婚姻没有限定作用。
婚姻中归属逻辑向爱情逻辑的转换，意味着农村妇女的人生意义发生了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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