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习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职责所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名干部也是一名政协委员，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直是我关注和思考的焦点。在县委党校为期一个月的读书班学习中，我们的思想曾随市委党校教授的娓娓道来在欧洲莱茵河畔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真理光辉；也曾与中青年干部共同聆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徜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长河里，有幸与一百年前一群立志拯救自己民族和天下劳苦大众的13名先进中国人一起，从上海的石库门出发经过一百年的艰苦求索，走到了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新时代。翻开厚重史册，回望党的百年求索，我想从党的百年求索中，探寻一下今天这一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伟大国家战略乡村振兴的根本路径和方向。
一、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百年不懈的求索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自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以来，不管历经多少大大小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冲击。近代以降，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王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无数仁人志士在不断求索，但均已失败而告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南陈北李”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早期党员也大都是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的读书人。他们本来可以过优越的生活，但是他们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了信仰，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个革命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
中国的农业文明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峰。农业文明离不开土地和农民。从党初期领导“土地革命”、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党初期领导抗日战争、实行的“减租减息”，再到党初期领导解放战争、实行“土地改革”，党在夺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上，始终与广大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中国革命不会成功。
从建国初期的互助组、合作化到1958年实行“政社一体”的人民公社，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我国的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成功实现了从小私有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变。其中著名的河南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修建的“红旗渠”，创造了人间奇迹，其根本原因还是集体的力量。
回望党的百年求索史，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永远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实现天下劳苦大众的“共同富裕”，后者只维护地主资本家等少数的利益，剥削压迫的是广大劳动人民。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习主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文件第一次针对2035年远景目标，要做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今年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6月10日至11日，浙江省委召开十四届九次全会细化落实中央意见精神，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示范区建设路线图、任务书、时间表。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十四亿人民正大踏步地朝着实现“共同富裕”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迈进。
二、乡村振兴战略是习主席党中央布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发展历史看，我国依靠农业农村支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我国又面临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的历史关口。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解决“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一）为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农业农村和农民一直在牺牲和奉献。
新中国建国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为了新中国尽早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只能以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奉献和支持来完成。工业品和农产品巨大的“剪刀差”直接导致了巨大的“三大差别”，以致发生了五十年代民主人士梁漱溟与毛主席的当面争论，民主人士梁漱溟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毛主席称梁漱溟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小仁政”，暂时牺牲一下农民利益，优先发展工业才是“大仁政”。这桩“公案”具体细节应该有记载，当然事实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农村对新中国尽早实现工业化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迅猛，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的收入、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就业机会都比农村要高得多，农民纷纷进入城市，农村青壮打工去、劳动力大量流失只剩少与老，农村已经基本见不到精壮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弃耕、农田荒芜现象不在少数。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才也不愿意进入农村，而且也没建立起让人才发挥作用的载体和平台。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严重直接导致农业发展人才匮乏。
（二）缺乏集体经济支撑和推动的广大农村最终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多年积累的集体资产，包括机井等水利设施也不在村集体的控制之下，私人小水利替代大水利，农民浇地成本高、效果差。从农村整体而言对集体经济发展的认知低下，绝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还有一部分村级集体经济“空壳”。
因为没有集体经济载体，大部分农民依靠个人力量单打独斗，脱颖而出成为民营企业家而发家致富的毕竟只是少数，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在习主席领导的脱贫攻坚下才消灭了绝对贫困；因为没有集体经济载体，国家的项目资金只好选择依托民营企业，走“先集中流转农民土地，再注入国家项目资金”的模式，农户从中得到的只是一点劳动收入和暂时的微薄的红利，项目收益的监管不管理论上论述的多么周严，而事实上却无法真正落实，有的项目虎头蛇尾，有的投入就亏损，扶贫资金打水漂，社会资本拍拍屁股走人的现象不在少数，且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如此这般留下的烂摊子让政府来背收拾的例子不在少数。
三、大张旗鼓地发展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路径和方向
在党的百年华诞庆典上，习主席自豪地宣布我国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实现了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的领导下。目前全国上下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刚刚出台的《乡村振兴法》也明确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地位。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有力法宝。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党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如何将农村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共同富裕的发展需要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摆在各级党委委和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
（一）紧紧依靠村党支部切实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乡村振兴的“塘约经验”值得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农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框架下，农村农业农民靠单打独斗，根本无法融入国内国际大市场。习近平总书记2006年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提出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三位一体”的农村发展思路。
近年来山西省委组织部开展了集体经济“破零行动”，我县的集体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发达地区相比我县的乡村集体经济整体比较薄弱，村级党组织缺乏代表群众根本利益、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经济平台。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乡村振兴同样最终取决于人的因素“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支部看支书”，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把党支部建设好，特别是选一个好的带头人非常关键。
近年来有位叫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家，在到贵州塘约实地了解半年时间后，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一本书叫《塘约道路》，详实地介绍了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塘约村主要做法就是在村支部书记左文学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村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说服大家把承包地流转到村集体，形成了“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格局，组织村民成立农业生产队、运输公司、建筑公司、劳务输出公司等经营实体，塘约村在二至三年内发生巨变，由省级二类贫困村改变成为小康村。
“塘约经验”的核心是村党支部把群众组织起来，避免农户单打独斗。“塘约经验”在全国引起了关注，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也因此光荣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许多地方邀请报告文学家王宏甲介绍 “塘约经验”，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学习“塘约经验”。
（二）紧紧依靠村党支部大张旗鼓地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烟台经验”值得学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农民合作社、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2017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2018年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2020年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考察吉林时指出，“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我们要总结经验，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实施不同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在探索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山东省烟台市蹚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2017年4月山东省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将《塘约道路》一书作者王宏甲老师请到烟台给全市干部做了一次讲座，县乡村三级书记人手一本《塘约道路》，部围绕在农村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自上而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并形成了共识。
从2017年11个村试点到2020年底，山东省烟台市已经有3045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形成党组织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乡村振兴生命有机体。2019年还编写了《烟台市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操作实务30问》，从政策制度、推进措施、实现路径、工作成效等不同角度，总结实践中积累的鲜活经验，回答实践中遇到的疑难困惑，指导更多的村党支部领办好合作社，提供了乡村振兴的“烟台经验”。
（三）紧紧依靠村党支部所创办的集体企业召唤“农二代”大学生返回家乡实现乡村振兴的“贾家庄经验” 值得推广。
2019年5月31日的《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吕梁汾阳贾家庄：一个高举红旗，谱写社会主义大集体接力奋斗历史的村庄》，介绍了该村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大力发展集体企业，让大部分年轻人能够在家门口就业的“三代人的故事”。
贾家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组建了汾阳农村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与大寨、西沟等齐名的全国典型，上世纪60年代被树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的一面旗帜，70年代村集体经济多种经营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80年代一直到现在贾家庄成为闻名三晋的富裕幸福村。如今村集体固定资产达6.5亿元，人均纯收入突破2.5万元，2020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贾家村荣获“2020年中国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村镇”称号。
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只靠留守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希望在青年身上。目前“空心村”现象在各地比较严重，在村种地的基本都是五十多岁以上的农民，实现乡村振兴的希望还在于召唤“农二代”大学生青年回乡，在集体经济和集体企业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才华，回报自己的家乡。
其实全国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方远远不止贵州唐约村、山东烟台市、汾阳乡贾家庄。为此我建议，组织县乡村三级干部到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实地进行考察，在借鉴外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可以选择条件好的乡镇开展集体经济“一村一企”试点，可以考虑将有关资金和项目尽可能地用来支持集体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主席、党中央的英明伟大决策。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民族复兴；而没有组织振兴，就没有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要靠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靠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但归根到底、还要靠乡村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靠党组织领导合作经济组织所激发的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我们相信，有习主席的坚强领导，有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一定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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