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时期，指望村集体通过市场经营来获得集体收入，并以此下达任务，这种指望是不靠谱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一、
脱贫攻坚验收中有一项，就是村集体每年要有5万元经营性收入，这非常难，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面，要从市场上挣钱，风险重重。村干部自己到市场上能不能挣钱还不一定，村集体如何从市场上去挣钱还要只赚不赔？为了让贫困村摘帽，地方政府只好帮忙想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由地方财政出钱到县城买门面房，再出租出去，每年就可以获得稳定的集体租金收入了。
湖北省委组织部要求每个村集体每年至少要有5万元集体经济收入。湖北省还有一半多的村庄没有还清农村税费改革时锁定的债务，甚至有些债权人死了也没有拿到村集体的欠债，让每个村每年都有5万元集体经济收入，各个地方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假账。
有人说，当前中国仍然有2万多个集体经济实力强大的村庄。这些村庄，农民收入高，集体能力强，乡村建设得力，是乡村振兴的典范。如果全国60多万个村庄都能像这2万个村庄一样发展集体经济，中国三农问题就不存在了，乡村也早就振兴了。这种说法过于想当然了，因为中国这2万多个集体实力强大的村庄，并非是因为集体经济实力强大而带动农民富裕，而是因为这些村庄处在沿海城市经济带，或直接就是城中村城郊村。二三产业覆盖村庄，村庄土地早已非农使用，从而可以获得大量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集体土地制度又使这些地区村庄一度可以在集体土地上建厂房出租，每年集体租金收入很高，珠三角一个村庄租金收入上亿元也算正常，苏州村集体收入低于400万就是集体经济薄弱村。简单地说，是村庄二三产业的覆盖，使村集体有了租金收入，村集体收入主要来自收租，而几乎没有来自市场上的经营性收入。
租金收入来自二三产业的发展，沿海城市经济带和城中村城郊村具备这些条件，这些地带村庄村集体经济收入都很高，几乎没有集体收入少的。这样的村庄占到全国不足5%。而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村根本就不可能再发展二三产业，且村庄农民大量进城，村庄空心化。这个时候，村集体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建厂房出租来获得租金收入。没有租金收入，上级强制要求村集体经济有收入，就只可能去市场上经营。村支书自己到市场上经营都很难赚钱，由村集体去市场上经商，道德风险+市场风险，赚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欠下新的村级债务则是必然的。这也是这么多年在农村调研所看到的几乎铁定的规律。
这个意义上讲，强制要求村集体有经济收入，说好听一点是好心办坏事，说难听一点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想当然。
二、
那么，村庄集体经济要不要呢？乡村振兴，中央一再讲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这个农民显然是组织起来农民，而不是分散的个体农民，更非钉子户上访户。
当前村集体中，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包括农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都是集体所有的。村社集体如果能在当前农民快速进城，农地经营者与承包者发生分离时，借集体所有制的优势，在农业生产上进行一定组织，重建农地基本制度，村社集体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农民在生产上重新组织起来，倘若如此，村集体就可能大放异彩。最低限度，当前村社集体应当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
而从底线来讲，村集体是中国最基层组织，大量国家资源最终要到村庄落地，就离不开村集体发挥作用。村集体也可以借国家资源下乡，国家项目落地，深入了解群众需要，回应群众诉求，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建设自己美好生活，比如支持老年人协会，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倡导移风易俗。
三、
在当前时期，指望村集体通过市场经营来获得集体收入，并以此下达任务，这种指望是不靠谱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当前国家也不缺钱，因此，通过国家财政给村集体一定“活钱”，村集体可以自行决定用这笔“活钱”举办公共事业，上级对资金使用进行管理，同时充分动员村民参与，则村集体就可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解村民、回应村民、动员村民以及组织村民的轨道上去，村级治理也就会更加符合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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