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就提出节制资本，说明他也意识到资本对国计民生的破坏作用。
马克思说得更加明白：资本，自从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是什么？从表现形式上看，资本有两个要素构成：一是钱，二是钱能够花出去，从事工业、农业、商业、金融活动。如何限制私有资本？也从这两个表现形式上着手：一是限制私有资本的钱的数量，二是限制私有资本的经济范围。如何限制？三个办法：没收、赎买、挤垮。
解放之初，我们对官僚买办资本采取了没收政策，对民族资本采取了赎买政策，对投机资本采取挤垮的办法。
注意，前两者是政策，是政治办法；后一个是经济办法、商业办法，当然也有政治力量作为后盾。
1949年，上海、天津这两外国际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城市先后解放。10月以上海、天津为先导，人民币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这是新解放区比如上海、天津等地的资本抵制人民币的结果，是货币发行、流通、回收体系仍然控制在资本手中的必然结果，即从经济上抵制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结果，它们必然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本，破坏新生人民政权的经济。不打击这些资本则新生的人民政权即使在军事上、政治上建立了，但在经济上仍然未建立，政权也就不可能稳固。事实证明，不到一个月，物价平均涨1.5-1.8倍，上海的棉纱上涨了3.8 倍，棉布上涨3.5倍，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一般商品一倍或一倍以上。此次物价上涨，一方面由于财政赤字，人民币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控制着新解放区的货币发行、流通、回收和控制了商业体系的结果。它们兴风作浪，看准上海“两白一黑”等物资“紧缺”，大量囤积货物，待价而沽。新生的人民政权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大量物资集结完毕，与投机势力较量的时机成熟。1949年11月25日，根据党中央、中央人民政权的部署，陈云命令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一齐大量以较低价抛售棉纱。与此同时，按照部署，人民银行按约收回贷款，各大城市同期开征能够收缩银根的税收，各项用于投资、收购、经费均暂缓发放，并要求不得投入商业活动，此即着手控制商业体系、控制定价。投机资本看到物资价格较低而不断吃进棉纱等物资，但打错了算盘。因为新生人民政权控制了物资流通（即商业体系）和定价，棉纱等物资价格没有上涨，反而不断下降，上海的棉纱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资本知道大事不妙，也跟着抛售棉纱，后来不得不要求政府出面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政府趁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大量棉纱。投资资本大亏，手里的钱大大减少了。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资本卷土重来，看准春节后粮食看涨的老规律，准备在粮食上大捞一把。而这次，在陈云和中财委的部署下，上海连续抛售2亿多斤大米，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降，逼得投机商人不得不亏本吐出全部囤积的大米。
经此一役，私有资本手里的钱没有那么多了，掀不起大浪了。这就是从钱的数量角度限制资本。
至于对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以及“四大家庭”的工业、商业、金融资本，新生的人民政权直接采取了没收政策。兹不赘述。
对于民族资本，新生的人民政权则采取公私合营的策略，事先，还有一“挤”的办法。上海的资本家“张伯韩”从事纺织，外受国际资本的压制，内受国内官僚买办资本打击，有反抗意识，对中国革命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即使是这样的民族资本，对工人也是压榨的、不尊重的，对中国革命是有消极甚至是破坏作用的。也正因为这种压榨和不尊重，当公有制的纺织工业建立后，这样的民族资本企业根本没有生命力，而且，那点产量，对于中国市场，自然也构不成垄断，决定不了价格，弥补不了什么。所以，总体上这些“民族资本”企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其生产经营举步维艰，对国民经济没有太大的作用。这就为公私合营提供了基础。
公私合营，前提是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国营公有制经济，即有强大的国有工业、农业、商业体系，和国有银行这种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体系，能够控制物价，打击私有资本对价格的操控。否则，私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压倒优势、能够控制物价，即使国家能够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但在和私有资本竞争中，也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下，私有资本会有较大利润、发展得很好，自然不愿意公私合营。如果公有制工农商业体系建立了，国有银行体系建立并控制了货币发行、流通，也就能够控制商品定价，也就限制了私有资本的利润，私有资本无利可图，自然希望寻找出路。公私合营，是对私有资本的挽救，是给私有资本家政治上、经济上的出路。当然，不是让其继续对工人剥削、压榨，而是对私有资本经营的企业进行公有制的改造，成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中，为了改造顺利进行，给予私有资本家一定的“定息”。老实说，这个定息，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有一点不公平的。但是，这是历史过程中必然的办法，是一种暂时的妥协、让步。如果不给这点定息，那么，工商业改造的过程可能很不顺利，反而不利于团结民族资本势力，不利于维护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要看到，一是这点定息，虽然对工人阶级不公平，但是，对工人阶级的损失并不大，可以忽略。二是这点定息，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至于给多长时间，要看私有资本的改造情况，要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情况。三是要看到，这点定息打消了私有资本家的畏惧心理，也消除了潜在的分裂，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安定团结，极其重要。
第二，在私有资本还有相当实力的情况下，限制私有资本的经营范围。这也是个传统的老办法。中国封建社会就知道盐铁铜专营，就知道黄金、白银、铁铜等战略物资不能出境，就知道控制商业流通体系进而控制物价。明代有“茶马法”，即茶叶这种外域必须的大宗物资，商业上由政府垄断专营，禁止私有资本染指（即便驸马爷染指茶叶经营，也要砍头），这也就是控制了物价，以较高价格出售我们大量生产的茶叶，以较低价格采购中央政权急需的马匹。用明太祖的话说，就是“贵其无、贱其有”，谁说明太祖不懂经济？如果没有国营垄断性的商业体系，那是控制不了物价的，是无法“贵其无、贱其有”的。
新中国继承了这些传统的做法，而且，发挥得极其出色。
新中国的外贸，是由政府统一组织的。这意味在出口、进口这个商业渠道上，中国政府统一调动全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国际上的金融、工业、商业大鳄角逐。中国工业、农业生产水平并不太高，尤其是工业技术水平并不太高。即使是技术先进、商品独特的单个工业企业和外国工业大鳄竞争，那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处于下风，尤其是在定价方面，当然被国际垄断工业、商业、金融资本欺压，它们必然压低我国商品出口的价格，同时，抬高我们所进口商品的价格。但是，我们中国的工农业企业团结在一起，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和外国资本作生意，我们力量就大了，就打破了外国资本对商品的定价权，就能为中国企业争取到了一个更好的价格。
这就是公有制商业体系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作用，真正是维护了中国广大工农业生产企业的权益。
但是，如果某私有资本企业脱离这个体系，绕过政府的统一组织和外商做生意，那么，国际商业资本在短时间内会给予其很高的利益回报，不会压低其出口价格，甚至还会压低其进口商品的价格，给予大量让利。但是，国际商业资本的这个“让利”，与其说是这种私有资本的关照，不如说是旨在打破中国由政府统一组织的进出口商业体系。只要中国政府不再统一组织国内商品进出口，则中国工业就成了一盘散沙，就容易被国际垄断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各个击破，操控中国商品进出口定价，从而从整体上侵夺中国工业生产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
所以，政权绝对不能放弃对进出口商业体系的统一管理，不能放弃对这个统一的商业进出口体系的控制，不能允许国内外私有资本绕过这个商业体系进行进出口贸易。这也就是明太祖时期的“茶马法”。
限制私有资本经营范围的政策，如盐铁、黄金、白银等经济领域不允许私有资本染指，道理很浅显，这里也不赘述。
现在谈温铁军的新观点，即三农是新的资本池子。温铁军说，以前房地产是资本池子，现在，可以把三农作为资本池子。
温铁军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外资、买办资本、私有小资本进入中国的三农领域，不要加以限制，要松绑。现在中国的三农政策，显然是限制了外资、买办资本、私有小资本对三农的侵夺。
温铁军的这种建议，是对三农的关怀吗？是“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吗？不是。他是要把三农诱骗入各路私有资本的虎口！
提醒大家，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政权来说，最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宗商品，不是别的，而是粮食！而资本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控制某领域的生产，并制造短缺！所谓社会资本，其实就是国际垄断资本、买办资本以及各种小型的私有资本，但主角肯定是国际垄断资本、买办资本，而绝对不会是各种小型私有资本。温铁军在建议金融资本进入“三农”这个话题时，对这些资本是故意不加区分的，似乎是在为各种小型私有资本找赚钱的出路。小型资本人数多嘛，容易引起共鸣，容易得到社会支持。但，实际上是，外资或者说国际垄断资本和买办资本，才是温铁军所服务的主角！各种小型资本在外资和买办资本面前，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也没有任何竞争力。土地资源这块肥肉，国际垄断资本和买办资本是不会让各种小型社会资本来吃的！一旦冲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防线、让土地进入金融资本市场，土地很快会沦入国际垄断资本和买办资本之手！各种小型社会资本不可能是掌握土地资源的主角。
但温铁军的言论，很容易引起各种小型社会资本的躁动，以为土地资源是他们的盛筵，于是，就一窝蜂式地支持温铁军的观点。你们错了，最终独霸土地资源这块肥肉的，肯定没有你们。你们只是被温铁军及其背后的国际垄断资本和买办资本利用了。
土地、粮食，必须掌握在政权手中，不能让私有资本染指！这既是政权的命根子，也是人民的命根子。中国这么大的国家，14亿人口，经不起一场粮荒的灾难。
但大家知道，资本一旦控制某个领域，必然控制这个领域的商业体系，如果控制不了商业体系，那就必然制造“短缺”，然后涨价，强迫人民群众接受这个涨价，压榨群众。资本控制了医疗，则医疗必然“短缺”，民间能够治病的老赤脚医生，也不能再从事医疗。民间老赤脚医生如果参加治病，那就是瓜分了医疗资本的利益，当然是要严厉打击的，采取的办法有“正规化”、“法治化”之类。资本控制房地产，就必然制造住房“短缺”，让人不得不购买他们生产的高价住房，采取的办法有停止福利分房，打击小产权房之类。资本控制了生猪生产，必然制造“短缺”，采取的办法有以“环保”为名，禁止农民养猪，造成猪肉大涨价……
所谓的市场化，其实就是让国际垄断资本和买办资本控制某个领域，并同时摧毁国营生产或保障、打击小私有生产或保障，以便为国际垄断资本和买办资本扫清障碍、消除竞争对手的一种政策。
那么，按照温铁军的说法，让三农“对接”国际金融资本，会产生土地、粮食被国际金融资本和买办资本控制。那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制造粮食“短缺”！必然是粮食大涨价！那么，粮荒之下，14亿人民怎么办？社会的稳定还能保持吗？政权的稳固还能保持吗？让14亿人向国际垄断资本要饭，国际垄断资本会给吗？那要付出什么样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
为了人民的一日三餐、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政权的稳固，本应该严格限制资本进入到战略物资生产和流通领域，应该如明太祖为控制茶马贸易连犯禁的驸马都要斩杀一样，限制私有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三农领域、矿业领域、医疗领域、教育领域、住房领域、养老领域等战略领域，必须由国农统一控制这些领域的生产和商业经营，现在，却有那么多声音要开放这些战略领域，要引进外资、扩大开放，要内外资一视同仁，不是很奇怪吗？
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发了这样一份消息：“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索罗斯表态，可能没有很多人注意。他其实说出了金融大鳄们最终意图——自由民主与否只表象，深层的开放金融和货币主权、任同美元操纵，才是索罗斯们（深层政权）的最终目标”。说得非常好。
应该说，由于中国开放了金融，取消了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制、投资额度限制、持股比例限制，金融大鳄们的第一步阴谋，已经成功实现。接下来，就是通过操纵中国金融和货币主权，再染指中国战略物资生产，而作为第一战略资源的土地和第一战略物资的粮食，就成了金融大鳄的重点目标。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战略目标，一是收回被出卖的货币主权、金融主权，二是在未完全收复货币主权、金融主权的情况下，要严格限制资本染指我战略生产领域。限制资本对三农的染指，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当务之急。
最后再说一个温铁军们所说的提高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是的，农民如果放弃了土地，的确可以得到一笔钱，“可支配收入”的确是突然增加了。但是，丧失了土地之后，农民的不可预料的“开支”，却突然增加了。比如，你要适应城镇化，你要购买住房，就需要一大笔开支。最要命的是，你要吃饭，而粮食涨价，你更需要一大笔开支。这些都是农民承受不了的。
让三农对接国际金融资本，不是解救农民，而是出卖中国农民、中国农业、中国农村！是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对农民的大屠杀！是策划一场政治颠覆！是策动一场社会动荡！
温铁军关于三农的言论，和国际金融大鳄控制中国战略物资生产的意图，配合得严丝合缝。打着替各种中小资本寻找发财机会的旗号，打着为农民提升“可支配收入”的旗号，实际上是却是为国际金融大鳄和买办资本瓜分中国农村土地资源、控制中国粮食生产服务，阴险至极。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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