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一场巴黎公社式革命的悲剧
——“文革”的性质与失败原因探
145周年前的3月18日，法国工人阶级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巴黎公社革命;50周年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由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两场斗争发生的时间、空间虽然不同，具体目标也各有差异：前者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者是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却是完全相同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两场史无前例的开创性的革命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扮演了悲剧的角色;但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必将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
“文革”，这一场历时十年，有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如今因它的失败被全面否定，并被彻底地污名化、妖魔化。如今，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长期咶噪下，在一些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的眼里，“文革”早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代名词;成了“个个遭批”、“人人挨斗”的十八层地狱里的“悲惨世界”;成了“暴徒”横行、到处是杀人放火的“乱世”。一句话，“文革”已成了人们梦魇里的“洪水猛兽”，政治上更成了“妈妈”口中吓唬孩子的恶魔!
殊不知，“文革”时期，在物质文明上，恰恰是中国经济、科技取得重大发展的十年;在精神文明上，更是人们道德最为高尚，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率最低的时期;在国际舞台上，更是“朋友遍天下”，由全世界占2/3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冲破美帝国主义外交封杀，让新中国进入了联合国取代蒋介石集团的时代。
客观的事实是，“文革”时期：
“工业生产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代表科技发展水平的两弹一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中国只用了不到2年零8个月时间，于1967年成功研制出第一枚氢弹(法国费了8年零6个月，美国化了7年零3个月);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同年，自主研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其他还有诸如人造牛胰岛素，杂交水稻等创新科技成果。
人民群众道德高尚，社会秩序井然。只要讲一件事实：“文革”期间，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进行经济上免费的全国革命大串联，可是却能做到人人安全，个个有住、有吃、有行，这要不是“社会秩序井然”，能做得到吗?
至于“文革”时期的社会治安情况，仅以上海为例：
1966——1976年，全上海总计收押犯人为18616名，其中1966年最少，仅435人;1976年最多，为2485名;“文革”十年(统计数字跨11年)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1692人!
再看“文革”后十年(1977——1987年，统计数字同样跨11年)，全上海收押犯人为62212名;其中1979年最少，为2194名;1984年最多，为12859名;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5656人!(以上数据采自《上海监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
结论是：“文革”后十年的罪犯，要比“文革”十年猛増到334%!就是说，犯罪率是“文革”时期的三倍多!
事实俱在，孰优孰劣?一清二楚。
“文革”所以会被彻底污名化，被妖魔化，关键是它的革命性质被主流的权威彻底否定了!他们的观点是：
“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请问，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过这样能大大提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社会秩序井然的“内乱”?没有!看来，谁也举不出来。
显然，“文革”的性质是被彻底地歪曲了。主流权威可以搞压服，搞“一言堂”，可以封杀舆论，但终究改变不了“文革”的客观性质，更改变不了一切有思考能力人们内心世界的认知。
“文革”不是“内乱”是革命
什么是“内乱”?
《辞海》曰：“旧时称国内由于阶级矛盾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引起的战争或变乱”。
显然，“旧时”这种抽去了阶级内容实质的“内乱”说，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更何况，“文革”始终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的，国内只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某些地区发生过两派武斗岂可等于战争)，何来“内乱”?
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被歪曲成为像西方世界污蔑的那样，是一场毫无意义“争权夺利”的“内乱”，归根到底，是掌握话语权的主流权威的立场出了问题。
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手段推翻统治阶级政权，摧毁旧制度，创建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推动历史的进步。
任何人想要判断某一历史事件，就有一个站在哪一个阶级立场上说话的问题。“文革”是无产阶级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不是革命是什么?如果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它的革命性质应该是是毫无疑义的;反之，如果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把“文革”污蔑为是一场“内乱”，那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
1966年发动“文革”的时期，中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鉴于十七年来国内确实已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1964年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全国基层已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观点已成共识)党内又逐渐形成了一个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巩固《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遵循《党章》“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为了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为了清除党内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教育全国人民，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千秋大业，他才决心不惜“准备跌得粉碎”(《给江青的一封信》)，毅然直接求助于亿万革命人民，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斗争。像这样目标明确的斗争，非要把它说成是一场“内乱”，这不是犯了立场性错误是无法解释的。
修正主义集团所以会对“文革”的性质进行歪曲，除了立场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三个政治原因：
其一，歪曲“文革”性质，就是为了混淆视听，搞乱人们思想。
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歪曲为是一场个人之间“争权夺利”性质的“内乱”，这就是要告诉人们：“文革”斗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关，与国家前途、民族利益无关，与崇高的革命理想无关。正如辛子陵所污蔑的那样：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为了搞“家天下”。(《红太阳的陨落》第4页)
这样，通过对“文革”性质的歪曲，神圣的革命就成了政客私人之间肮脏的勾心斗角。信了他们的歪曲，就可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失去是非准绳，在政治上心灰意冷，然后，兜售其奸，听任他们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勾当。
其二，歪曲“文革”性质，就是为了否定“文革”。
党内修正主义集团懂得，他们要想在经历“文革”后的中国政坛上站住脚跟，不彻底否定“文革”，他们在政治上是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的。要否定“文革”，仅靠在枝节问题上做文章不行，而要从根本上否定“文革”，非得从歪曲“文革”的性质上着手不可。
因为只有否定了“文革”的性质，才能从政治道德的高度剥夺“文革”的革命正义性;只有否定了“文革”的性质，才能瓦解左派的政治优势;只有否定“文革”的性质，才能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也只有否定了“文革”的性质，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你看，他们是何等的理直气壮：既然“文革”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逻辑上讲，既然是内乱，自然会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理所当然它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其三，歪曲“文革”性质，就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最终为自己翻案。
“文革”既然是一场“内乱”，在政治上当然就成为“是毫无意义”的了。毛泽东偏要发动这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的“文革”，当然就成了把“严重灾难”强加给全国亿万的“傻瓜”百姓(芸芸众生)了!
按照上述逻辑，因此，运动中对“走资派”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党内根本不存在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也是错误的，它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所有的批判、斗争都是错误的，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一场“内乱”，一句话，原本一切都是好好的，全是毛泽东一个人“过错”惹的祸。
既然“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错误发动”的，那么，一切反对、抵制毛泽东和“文革”的人自然都是正确的。即使是自己“认”过错的，宣布过“永不翻案”的，自然也就成了“智者”、“英雄”，这个案不翻也就翻了。于是复辟狂就可重新“出山”上位，终于成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总设计师”，中国也就成了现代这般模样!
综合以上各项可见，修正主义集团所以要否定“文革”的革命性质，并把它污蔑是一场“内乱”，归根结底，其目的还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为在“文革”中一切被打倒的走资派翻案，最终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文革”为什么会失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标志“文革”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1980年12月，华国锋“辞职”，标志着毛泽东路线被完全否定，修正主义集团上台，“文革”彻底失败。
“文革”是一场反对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革命，也是得到亿万革命群众热烈响应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这一思想最后终于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可以这样说，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促使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之，又是文化大革的实践，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1967年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对这一理论曾作过系统的概括，其主要内容的是：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險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革命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应该说，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大致是循着这一理论指导的路子走的。既然如此，那么，“文革”最终为什么会失败呢?
是不是像主流权威所讲的，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现状”，因而是“完全错误的”呢?非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
“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这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文革”所以最终失败，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还是这个斗争双方力量对比上的原因，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把所有原因概括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条：
第一，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反“文革”的复辟势力力量过大。
“文革”是一场前所未有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仅要在政治上从走资派那里夺权;而且还要在文化上批判资产阶级文化(包括批判封建文化和修正主义文化);更要在思想上“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斗私批修”，进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就必然使“文革”的斗争具有特别深刻、复杂与艰巨的性质。
“文革”所具有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革命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然会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一切手段，联合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以及一切受私有制和传统文化“习惯势力”影响的人们，组成强大的反抗、抵制“文革”的反动联盟。这一联盟的反动能量，又因“文革”的不断深入而越来越得以积聚;反之，“文革”势力内部却随着运动的发展反而不断地发生分裂、削弱。
走资派都是长期占据各级领导岗位的当权派，他们手中既掌控着党政军大权，且富有政治斗争的经验;相反，“文革”势力虽然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组”大权，但在落实到地方各级政权中，在极大多数地区始终未能真正掌握权力(即使是在1967年“夺权”后建立起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其中真正由“文革”势力——造反派掌权的，真可谓少至又少，凤毛麟角)。“文革”势力仅靠一些“秀才”们在上层摇摇笔杆子，根本就没有掌握枪杆子。结果是毛泽东一逝世，上层修正主义集团立即发动政变，软弱的“文革”势力就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
第二，“文革”中选错了两个“接班人”。
“文革”的致命伤，是毛泽东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先后又选错了两个“接班人”：一个是资产阶级两面派、野心家林彪;另一个则是貎似“忠厚老实”的华国锋。正是林彪的极“左”面貌与运动中排斥异己的做法(客观上帮助复辟派积聚了力量)，极大地损毁了“文革”的形象;又正是这个姓华的“老实人”，竟然与复辟派结盟以政变的手段“整肃”了“文革”势力中的左派，最终又把权力乖乖地交到了复辟派手中，华实际上成了“文革”势力中的右派、叛徒。
林彪的“自我爆炸”对“文革”的失败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战略步骤，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文革”的信念。林彪集团的反叛更给走资派的反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能监督“社会公仆”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1945年毛泽东在《窑洞对》里讲过：要摆脱“王朝兴衰周期律”怪圈，“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种“民主”当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所当然应该是无产阶级民主。
“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复辟资本主义。那么，修正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又会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呢?正确的答案是：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
中国的“文革”当然改变不了“帝国主义的压力”问题，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的存在”。因此，毛泽东认识到，仅靠一次“文革”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文革”所能做到的，除了让全国人民接受一次深刻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育外，那就只能是：在“文革”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重点应该是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能遏制共产党人被“和平演变”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也是“斗批改”的任务)。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曾经总结过无产阶级政权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革命措施时指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
毛泽东显然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在“文革”夺权阶段，曾经指示新建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应该采取“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另外，由于“文革”时期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委员”都是在职的，因此，当选“委员”后仍在原单位领取原来工资，也就不存在“限薪”问题。
“文革”时期，毛泽东考虑过许多“改革”问题，诸如：开门整党;大联合、三结合，机关改革，办“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劳动;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办“七二一”大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发布“五七”指示;等等。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俗称“大民主”)和工人的“罢工”权也载入了1975年四届人大修改后的《宪法》。
但是，在“文革”中，始终未能在“巴黎公社直接选举原则”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效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未解决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定期选举产生、监督，并随时可以罢免、更换的制度保证。“文革”中的诸多改革，没有改变中国几千年传统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对各级领导人员自上而下实质上的任命制。这就为修正主义上台，自上而下改变政权性质创造条件。结果，毛泽东一逝世，人亡政息。强大的反“文革”势力立即联合起来发动反革命政变，终于使“文革”彻底失败。
第四，“文革”势力中的左派，在运动中犯了不少错误。
“文革”最后失败，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战胜了“文革”势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革”势力中的中坚力量左派，确实犯下不少了严重的错误：
其一，在政治上，四面出击，打击面过宽。
“文革”左派大多是一些“秀才”出身，缺乏长期革命实践的磨练，在思想上容易偏激，易走极端。比如，文革初期曾刮起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一度掀起一股“乱政”、“乱军”风(诸如提出打倒周恩来，冲击外交部、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队一小撮等)，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既毁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左派，也毁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这样一批早期“文革”积极分子。
其二，在组织上，不善于组织自己的队伍、不能壮大革命力量。
在“文革”左派的理念里，大多存在着一种“唯我独革”的自负，对革命队伍要求“纯之又纯”，普遍存在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文革”左派代表人物张春桥，有一次在上海就曾经就教师造反派组织讲过：“教师搞什么造反组织，那不成了‘裴多斐俱乐部’!”随后就指使红卫兵冲击教师造反组织)这种左派内部存在的“唯我独革”思想，严重影响了“文革”势力的发展与壮大;更由此引发了不少“内斗”。综观“文革”全过程，在极大多数地区和单位，自上而下始终未能确立起左派——造反派的真正优势，造反派始终处于左、右两面受压、遭受迫害的境遇。
其三，在策略上，不能团结大多数。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经总结过民主革命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那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文革”虽不是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它在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斗争特点上，无疑与民主革命有许多不同。但作为一场革命，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革命道理，却完全是一致的。谁要是违背了这一条，斗争就必然会遭到挫折与失败。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文革”狂飚的掀起，从政治领域上讲，确实是要实现从“走資派”手里夺权;但从思想领域上讲，目的又是要让广大干部切实地受到一场“反修”、“防修”的深刻教育，并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毛泽东一再强调：
“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均转引自1967年、1968年期间两报一刊有关社论)等等。
可是，“文革”左派似乎不懂这一条。不仅未能主动团结那些在运动中犯过错误的干部，甚至连总体上一直支持“文革”的周恩来一派也不能很好地团结，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支持“文革”的势力不是越来越大，反而缩小孤立自己，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在“文革”早期，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给江青的一封信》)。“文革”后期，更是直率批评她搞四人帮，“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这些，实际上就是告诫左派：要善于团结人，不能搞“孤家寡人”路线，不能搞四人帮!可惜，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左派均未能做到。
第五，最后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客观原因。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这就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许多局限。
首先，“文革”是一个“早产儿”。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经过17年的发展，确实已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根据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后来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的材料断定)。在中央，以刘、邓为代表的“一线”中央，先是主张在农村里搞“包产到户”，刮起一股“单干风”(小农经济本来就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包产到户”无疑是助长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后又在四清运动中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再以后以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又抵制对学术界的批判(尤以抵制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典型)，这一切，促使毛泽东深感问题的严重。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
“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这一年毛泽东已73岁了。他感到时不我待，决“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决心依靠群众发动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
但是，对国内存在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上层的矛盾与斗争，对全国的极大多数人们来说，他们是看不到的，不了解的。他们虽然对“官僚主义者阶级”不满，但鉴于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经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敢怀疑这些“党的领导干部”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句话，当时“走资派”的面目尚未真正暴露，大多数群众尚处于“不觉悟”状态，革命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应该说，革命的爆发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要发动就可以发动的。依照列宁的观点，任何革命的发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统治阶级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了;被统治阶级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高涨，形成了革命形势。在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硬要发动革命，其结果必然失败。
1870年9月9日，当巴黎的无产阶级决定发动起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的时候，马克思主曾经对巴黎工人发出过警告：“在目前的危机中(按：指普法战争中法国巴黎已面临外敌普鲁士军队的入侵)，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告诫他们起义的条件尚未具备，否则将是“蠢举”——必然会面临失败的结局。
然而，当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终于发动武装起义，发动推翻梯也尔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时候，马克思立即改变了原先的态度，他站在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立场上，满腔热情地支持巴黎的“3·18”起义。他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致格·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70页)
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但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在某些情况下，就不能按常规办事。而革命者，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应该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支持巴黎公社革命确有一定的类似性。他明知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与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作斗争，在与整个庞大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在与社会上自发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在与具有几千年传统习惯势力作斗争。而“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恩选集》第4卷第253页)，“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
正因此，毛泽东在决心发动“文革”之时，既充满了“虎气”，又存在着一股“猴气”;深感“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感到斗争途上将充满坎坷与艰险，但他坚信广大人民群众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会支持这一场革命的。因此，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参见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整个“文革”发展的历史也证明，正因为上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中国走资派的面目暴露尚不充分，大多数人对“走资派”的本质尚未认识。致使许多人(从干部到群众)虽然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但却“站错了队”，在“文革”中做了保守派。有人说，如果现在再让毛泽东来发动“文革”，就决不会有那么多保守派，左派将会获得胜利。
其次，“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斗争。
有人说，凡属“史无前例”的斗争是很难一次成功的。比如世界史上，如果没有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史上，共产党如果没有第一国共合作的失败，就不会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胜利。“文革”是历史上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的“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社会主义的革命。因而，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革”的过程中，是无章可循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一切都只能在开创中前进。这就难免会使他在主导整个运动过程出现失误和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比如，“文革”中按理是应该遵循“文斗”方式进行的，可是实践中却发生“武斗”，不仅搞“武斗”，还搞“虐待俘虏”;
比如，“文革”中按理应该遵循毛泽东思想办事，可是实践中，许多人却是“派性发作”，对毛泽东思想搞实用主义;
比如，“文革”中按理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可是在实践中却犯了两大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比如，“文革”原先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1967年7月又提出，“文革”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但实践中却成为旷日持久的运动，一搞就是十年，到他逝世还没有结束;
……
总之，“文革”中出现的许多事情都是不能预料的，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都是因为“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斗争属性所决定的。
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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