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的技术人员股份被剥夺，一边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国有资产流失，而这一切居然可以“破除”一切法规的约束。
2021年10月15日，笔者与联想初创时期四位员工饭聚——其中一位是联想386微机主板设计者、时任技术部门负责人——意外获知，四位联想早年员工都没有联想股权。
无独有偶，联想早年参与联想汉卡与联想微机的功臣科研人员，基本上没有获得联想股权。下面两张联想汉卡与联想微机国家科技进步奖申报书上的研发人员，据悉除张祖祥（联想副总）、胡锡兰（其丈夫为联想首任董事长、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与贺志强（后曾任联想研究院院长）两人获得股权外，其余科研人员均为获得联想股权，而贺志强的股权并非凭借科研人员身份获得，而是后来当高管等缘故。
一、“三方协议”出炉
联想的前身——中科院计算所公司于1984年11月成立，为计算所独资公司，1989年11月，改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由所管公司升级为院管公司，仍为国有独资。
此后涉及公司产权变更的第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1994年由中科院副院长等人签署的“三方协议”：经中科院、计算所和联想管理层商定，公司股权分配为中科院20％，计算所45％，联想员工35％。
图为股改前联想控股结构图，计算所为第一大股东，下面为“三方协议”：
二、改制把计算所股权剥夺
2001年联想改制，结果是计算所出局，中科院（国科控股）持股65%，联想职工持股会35%，但未有公开文件。
为什么计算所股权被归零？有人说，计算所属于中科院，中科院可以收取计算所的股份。不过，当年计算所创办计算所公司所投入的主要是知识产权，按一家资产评估公司的评估，“在资产评估基准日1985年5月31日，知识产权——专有技术‘联想式汉卡’的经济价值为人民币11,007.02万元”（这一亿多仅是计算所投入的知识产权中的一项）。显然，计算所科技人员创造的知识产权转化的经济价值很大，而根据国家《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科技人员的激励比例不低于科技成果转化收入的50%。那么，计算所股权被归零是否意味着科技人员知识产权转化的价值也被归零呢？也有人说，联想职工持股会的35%中，包含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转化的价值，但据公开报道，这35%“系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1.5亿购得”，与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无关，事实也表明这35%基本上归柳传志等少数高管享有，确实与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无关。
“这是中科院干的坏事！”2016年6月的一天，笔者在中科院计算所亲耳听到该所行政部门一位干部的抱怨，“中科院凭什么把计算所的股份拿走？”“联想现在跟计算所一点关系都没有啦，以前联想每年都要给过计算所分红一两千万，今年就不给啦。”
据计算所某位原室主任告诉笔者：由于计算所科技人员的股权被剥夺，有人曾迁怒于时任计算所所长增茂朝，因为中科院拿走计算所股份必须要曾茂朝经手。为此，有人半夜三更给增茂朝打电话威胁他，曾茂朝从此也是小心翼翼，有些地方即便白天不敢去，怕被人报复。
这位前主任还说：计算所每年离退休人员新年聚餐，联想退休的坐一起，计算所退休的坐一起，但计算所前所长曾茂朝总是跟联想的坐一起，而跟他同届的四位副所长彼此形同陌路，四位副所长都跟计算所员工一起坐。
笔者曾就联想融科智地起家情况请这位前主任帮忙约访四位计算所前副所长，他们均以各种理由婉拒我的采访，但无一例外地回复都是：当年联想融科智地房地产运作自己都不知情，全是曾茂朝（时任计算所党委书记）、柳传志（时任计算所所长）他们做的……
三、改制鲸吞国有资产
2009年9月，卢志强的泛海以27.55亿元的价格，受让国科控股所持的29%的联想控股股权。这里很容易算出，这次股权转让中，联想控股仅被估值为95亿元。转让后股权为：国科控股36%，联想职工持股会35%，泛海29%，公司从国有控股变成民营控股。此次股权变更未公开竞标，基本上是暗箱操作。
不过，按照2011年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公开发布的评估报告（见下表），联想控股2009年的总资产为872.6亿元，资产负债率82.39%，故净资产为153.7亿元，远超过了95亿元。按此，2009年泛海应该出44.6亿元才能买到国科持有的29%股份，而实际上它只出了27.55亿元，等于国科白送给了它17亿元！
此图据联合资信证券分析师戎伟伟高利鹏制作。
2011年12月20日，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9.6%的股权转让给柳传志、朱立南、陈绍鹏、唐旭东、宁旻等五位自然人，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通过协议方式分别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黄少康转让其所持联想控股的9.5%和1.5%股权。
2012年2月20 日，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8.9%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到2015年联想控股上市前，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常副总裁朱立南等多位高管成为自然人股东，柳传志为最大的自然人股东。
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由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具体运作。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柳传志出资255万，持股51%；宁旻、朱立南出资72.5万，分别占股14.5%；曾茂朝、李勤出资50万，分别占股10%。
2000年2月1日，《北京晚报》关于柳传志等套现股票的报道。
根据2021年8月2日北京工商局企业信用网查询上述信息，结合联想控股2020年财务报告，柳传志实际占有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20.37%联想股权中的10.39%份额，再加上柳传志作为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联想控股3.12%的股份，两者相加一共13.51%，比2017年的15.9%略有减持。
在该架构中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联恒永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均为联想管理层直接控制，是其核心利益的体现。
四、天上馅饼砸出几个香港亿万富翁
事实上，联想柳传志暗箱操作、利益输送前科累累，泛海只是接续而为。早在联想在香港发展业务时期，柳传志就造成巨大国资流失。
——吕谭平暴富揭秘
吕谭平从小清贫，在英国读大学是勤工俭学，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读书，因此吕谭平会炒一手好菜，他那时还常引以为傲。吕谭平在帝国理工大学毕业后到香港经商，和吴礼益、张立基等开了一个导远公司，做微机代理等业务。导远公司是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87年倪光南为了检验他们的微机能否用上联想式汉卡，去过导远公司，它只有二百平米左右的办公面积。和计算所公司合作后，导远公司在计算所车库边上的小房子里开了个办事处，只有张立基一个人。
和计算所公司合作时，他还没有什么钱，汽车也是旧的。一次柳传志到香港，吕谭平开了车去接，半途上车抛锚了，弄得十分狼狈。吕谭平喜欢汽车和游艇，当了香港联想总经理后，慢慢富了起来，他和吴礼益二人就比谁的车好，于是二人的奔驰、法拉利等等名牌车不断换。不过游艇还是太贵，又想乘着玩，怎么办？吕谭平就借香港联想的钱买了一艘游艇。1993年中科院领导到香港，吕谭平接待领导同志上游艇，开到维多利亚海湾转了一圈。游艇出一次海，得雇二个工人，化数万港元。没想到吕谭平很精明，接待领导同志后，又到香港联想去报销了，既做了人情，又一毛不拔。对他这种做法，北京联想在香港的员工很不满意。其实倪光南觉得乘游艇没有什么好玩，游艇开起来，速度高时噪声震耳欲聋，艇身剧烈震抖，很难受，但吕谭平却极其喜欢，大概是因为很刺激吧！
图为1992年吕谭平获得香港青年工业家奖。
和联想合作使吕谭平名利双收，1992年吕谭平获得香港青年工业家奖。香港联想上市后，吕谭平更风光了，但1996-1997的亏损使他暂时又收敛了些，直到联想整合，吕谭平辞去香港联想职务，把股票兑现后，他才变成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吕谭平跑到美国，摇身一变，做了投资公司老板。过去他虽然做了总经理，有行政大权，但毕竟不是真正的老板，还要听柳传志的，所谓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还不是最舒畅。现在吕谭平自己是老板，他要真正做众人之上，无人之下，因此他在自己的华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做了主席兼行政总裁，所有事都可以由他一人说了算。他也圆了他多年爱大海的梦，买了一艘大游船，这艘大游船要五个工人维护，这种排场连美国人都很羡慕。别人打听吕谭平钱是怎么赚来的，这时吕谭平就矢口不提当年在英国勤工俭学，靠在餐馆打工炒菜谋生的往事了，吕谭平回答说：我的钱是祖上传下来的！
吕谭平还有一个ASIC情节。1994年6月柳传志一个便条枪毙了倪光南的ASIC设计中心计划，吕谭平心中不一定很情愿。当时张罗ASIC中心，吕谭平比倪光南还积极。但没有了倪光南的参予，吕谭平只能用钱去买，1995年他就用700万买了一个打着“ASIC设计公司”旗号的“威龙”公司，但没有倪光南这样懂行的把关，最后结果只能是白化钱，一个ASIC芯片也没有做出来。吕谭平当然并不甘心，现在有钱了，他还是想投ASIC公司。于是，华美就到中国来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公司了。不过，吕谭平从中国赚了钱又用到中国，看来还是有点饮水思源的意思。
发财后的吕谭平不忘高科技，他在硅谷创办了华美风险投资公司，这时他已富可敌国，光是他的一条大游船就雇了五个工人维护。问他怎么发的财，他就说是祖传的。吕本人不说，媒体上也只炒什么联想出了多少个百万富翁、富婆，什么联想人卖股票得了一、二千万元港币等等，这些与吕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引人注目的“联想职工认股权”（占北京联想股份的35%），所认的股份数和吕谭平等拥有的倒是可以相比，但北京联想是国有资产，职工的认股权不能套现，只能分红。最近一次分红比以往都多，近万名联想员工总共分二千多万元人民币，这虽不算少，但比起吕的财富来也只及一个零头。
今天，当吕谭平乘着大船在浩瀚的海面上荡漾时，他过去的亲密战友柳传志也许正在绿茵似锦的高尔夫球场上挥杆击球。现在柳已退居二线，手头的真金实银比吕谭平少几个数量级，不过他的认股权还足以置别墅、开奔驰、打高尔夫球，算是“小康”吧。至于吕谭平当年的另一亲密战友倪光南也许正骑着车到计算所上班。他反对给吕谭平“负债持股”，联想领导人说他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不给他认股权。联想说要给他500万元作为课题费，他又嫌“不明不白”而拒绝，现在重新过起了清高的科研生活。
上市开了联想的眼界，可能是感到靠技术挣钱累，倪光南一下台联想就不走“技工贸”的老路了。1998年联想举起了“贸工技”的大旗，一时风糜全国。“贸工技”行时了几年，最近杨元庆又提出了“技术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的口号，使人感到IT这一行风云变幻、难以追摸。
柳传志常把联想和港商的合作比作是“瞎子背瘸子”，把联想比喻为瞎子，港商比喻为瘸子，这听起来虽然很生动，但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正像“茅台酒的质量，二锅头的价格”，不能作为联想的销售策略一样，“瞎子背瘸子”也不能反映联想和港商合作的真实情况。
——瘸子乘上汽车扔下瞎子开走了
1994年初倪光南回到北京，有的老员工告诉他，大家对吕谭平他们靠北京联想发大财有看法，有人说，“瞎子背瘸子”，背到半路，瘸子乘上汽车扔下瞎子开走了！
其实柳传志有一个说法是“优势互补”，这种说法更好些，不过他宁可用“瞎子背瘸子”。1988年柳传志决定成立香港联想，主要是由于他可以取得他父亲担任领导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帮助，特别是资金方面，还加上一些必要条件，例如办多次往返签证等等。一般人找港商合资是为了利用港商的资金和经营能力，在香港联想的情况下，港商没有资金，只有一定的经营能力。看来港商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使香港联想成为一个合资公司。
——吕谭平没有管理大公司的能力
1996-97年香港联想出现巨额亏损时，柳传志说，吕谭平没有管理大公司的能力。吕谭平在和联想合作前，只管过十几人的导远公司，他在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都没有特别的才能。吕谭平等做代理是在行的，在香港联想的二大业务中，一块是AST微机代理业务，属于联想电脑公司。另一块是微机板卡业务，属于Quantum公司，倪光南提出，这个名称容易和做硬盘的Quantum公司混淆，根据他的建议后来改名为QDI：Quantum Design International。吕谭平等把AST代理做好了，但是微机板卡业务没有做好。
图为香港联想1991-97利润情况，在1995年6月倪光南下台后，香港联想在柳传志、吕谭平领导下出现严重亏损，1998年依靠北京联想注入（整合）才挽救过来。
——吕谭平要搞R&D本地化
在香港，容易找到做金融、房地产、贸易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但是要找高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无论是技术方面的还是管理方面的都很困难。香港联想R&D部成立后，倪光南调来的都是北京的精兵强将，在香港本地只召了几个技术员做辅助工作。吕谭平不满意，他希望R&D“本地化”，于是他特意召了本地的二个工程师，一个美国留学，一个英国留学，他们的工资比北京来的工程师高三倍左右，但是他们的水平比不上北京来的，不到一年，他们先后离开了，从此吕谭平只好放弃他对R&D的本地化计划。
——吕谭平和R&D部
除对柳传志一个人外，吕谭平的领导风格也是“一个人说了算”。因此他既是总经理，又是销售部、生产部、采购部的实际决策者，常常越过主管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去发号施令，所以发生了销售会议变成吕谭平一个人说教、生产部开会张祖祥靠边站等等的怪事。行政部是他太太做经理，等于他直接掌管；只有R&D部有倪光南总工分管，他还比较客气，再说他对技术不熟悉，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只敢说是“半个R&D经理”。即使这样，他的某些干预还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当486 CPU刚推出时，倪光南和R&D骨干都想与Opti公司合作，尽快推出自己的486微机，但是吕谭平不同意，他说，Opti公司太小，应该与老牌的Chips公司合作。倪光南告诉他，Chips公司虽然大，但它的关键技术人员已离开了，现在是Opti公司的技术力量强。但吕谭平不听，意见不一，与Opti公司合作进行不了，486做不出来。直到后来Chips公司明显不如Opti公司了，吕谭平才相信Opti，可惜已损失了时间。又如“206芯片问题”，R&D部发现206芯片有问题，发文要求换掉芯片再销售到海外，吕谭平却支持销售部的意见，说用户没有投诉，仍将有问题的主板出货，结果造成了很大损失，这说明他缺乏领导高技术公司的能力和经验。
吕谭平在香港的环境中长大，他的专长不在高技术方面。在香港当时做微机主板业务的，比香港联想早的有Infotech、Ocean、ABC等公司，香港联想很快超过了这些对手，这主要是靠北京联想。但是香港联想做微机主板比台湾的同类公司还是差一些，倪光南等人私下议论，如果找一个有经验的、在台湾主板公司做过管理的人来管理QDI，可能会做得更好。
——炒卖DRAM
导致香港联想1996-97巨额亏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积压DRAM芯片造成损失。DRAM（随机存储器芯片）是微机的重要元件，近年来世界上DRAM市场大约每隔5年左右有一次周期性的大起伏，在价格剧烈变化时，一个星期里它的价格可以涨落几倍。由于联想式汉卡采用DRAM芯片做汉字字库，用量不少，所以北京联想倪光南等人曾经经历过DRAM价格剧变的周期，有过教训，知道对待DRAM采购、库存等都需要十分小心。吕谭平过去代理微机，没有这种经验，倒是90年代初期，通过DRAM炒卖赚了些小钱，这给了吕谭平一个危险的“甜头”。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北京联想销售联想微机，通过香港联想订有一大批DRAM，DRAM涨价后，北京联想订购的NEC品牌DRAM涨了很多，吕谭平等就买了Goldstar品牌的DRAM供应北京，把原来NEC品牌的DRAM卖到海外去。NEC是名牌，价格贵、质量好，Goldstar的品牌差，价格便宜，这样一换，香港联想大约可以从每条DRAM（采用SIMM封装）上赚到10美元。倪光南知道了这情况很生气，就向北京联想派往香港负责微机器件采购的赵云清了解价格等等情况，赵云清如实告诉了倪光南，不料竟因此遭到吕谭平等的责怪，说这些价格是保密的，不能透露。也许就是这次炒卖DRAM赚钱，给了吕谭平一个危险的“甜头。
——谁是“瞎子”？
微机主板销售一般都不带DRAM，因为主板是销售给分销商或PC厂商的，由它们根据最终用户的不同需求再配上相应数量的DRAM销售出去。从香港联想成立起，到1995年倪光南下台的7年里，联想主板都是不带DRAM销售的。
那么吕谭平为什么要买进那么多DRAM？为什么他要打破常规在销售主板时还附带炒卖DRAM呢？大概他以为这样可以提高销售额，可以赚更多的钱。吕谭平对高技术市场的了解和经验太少，他在高技术领域的根子太浅，例如在硅谷缺乏高层次的朋友，缺乏信息渠道，这些都导致他决策的错误。
1989年Comdex展览会后，吕谭平和倪光南从拉斯维加斯来到硅谷，吕谭平租了一辆车，但他不认路，倪光南坐在他的旁边，看着地图引导吕谭平走访合作厂商。当时正是加州大地震过后，880公路还没有完全恢复，可以看到有些路段的上下二层公路被震坍而合在一起。由于有些出口封闭了，和地图上的出入较大，车在旧金山转来转去，竟转到通往奥克兰的大桥上去了。本来从旧金山通往奥克兰要经过二座大桥，在中间的一个小岛上还可以转回到旧金山，但倪光南没有看清路标，在小岛上也没能及时转回头，最后，车就一直开到奥克兰去了，等再转回来，化了半个多小时。倪光南笑着对吕谭平说，还是柳总说得对，“瞎子背瘸子”，我的眼睛就是不好使。
在硅谷倪光南为吕谭平介绍了他所认识的一些公司和朋友。其中有一个是曾经和倪光南合作做联想式汉卡ASIC芯片的公司，后来这个公司成为香港联想VGA卡产品的主要合作伙伴，年销售VGA卡百万张以上。当时因特网还没有发展起来，要了解市场和技术的趋势需要经常到硅谷，去访问许多公司和朋友。有时倪光南一年要去硅谷达六次之多，使开发的产品能符合市场需求、有竞争力。因此，虽然这中间技术、市场变化很快，例如CPU从386到486到586，总线从ISA、EISA到VL到PCI等等，但是香港联想的产品基本上都能赶上潮流，从没有发生亏损。
倪光南在位时，香港联想的产品方向，是由销售、R&D等部门一起讨论决策的，吕谭平不能一人说了算。但是1995年6月倪光南下台后，公司在产品方向上基本上由吕谭平一人说了算，导致后来出现了主板搭DRAM炒卖的严重问题。实践表明，吕谭平对于高技术领域的认识是不够清楚的，柳传志说“瞎子背瘸子”，似乎北京联想是“瞎子”，全靠吕谭平掌握方向，那是美化了吕谭平。他至多是一个优秀的代理商，在变化迅速的高技术领域，让他一个人说了算，立刻就迷失了方向，稀里糊涂、鬼迷心窍地炒卖起DRAM来了，差一点将香港联想推入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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