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结构主义与中美国新阶段
曾飞
笔者在《林毅夫与厉以宁的理论分歧》一文中提醒人们关注中国御用经济学家坑爹的“理论”即将从厉以宁初级阶段向林毅夫高级阶段转变的取向。挑明林毅夫比较优势论,以及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含义及其隐含的祸根。本文进一步描述林毅夫理论在中美国背景下的真实含义：推动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深化，彻底殖民化中国。
而对于林毅夫理论的重要地位，2013年03月08日光明日报《厉以宁林毅夫互动纵论经济热点》作了生动的报道：“今天上午，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佳宾云集，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的第二场记者会上，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李毅中、杜鹰、贾治邦六位委员围绕“推动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厉以宁与林毅夫，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回答提问时不时地相互补充，精彩的“林厉互动”，不仅解渴，而且感人。对中国经济的关切之情，在两人的互动中璨然呈现。”
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新殖民主义
英帝国的殖民主义，赤裸裸地暴力统治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和北美这两个殖民地，成了帝国经济的主要基础。
美国接受英帝国的传统，继续殖民，但也接受了教训，不再赤裸裸地建立殖民地。而是采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控制的新殖民策略。中美国超级融合正是这种比较隐蔽的殖民政策的当代核心内容。也就是形成“中美国”的依附结构：美国把握高端技术当老板，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为美国打工。华尔街资本和美国文化一步步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死死地缠住中国。牢固地确立“中美国”的经济依附和政治依附体制。最近又提出美国高科技＋中国城镇化的新纲领，抛出林毅夫“新结构主义”，就是要把这种经济依附结构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彻底钉死中国。建立如同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印度的帝国经济基础结构，以此挽救病入膏方的美帝国经济危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维护美帝国的世界新殖民体系。
中美国超级融合的初始阶段：美国设计中国制造
肯德基挤压北京烤鸭、苹果与富士康是这个时代的象征。
扎卡里·卡贝尔在他所著的《中美国》一书中描述道：
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发达国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进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例如工人工资压力和工厂的倒闭，却很少注意到这些低成本商品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沃尔玛销售的DVD播放机是美国或德国制造的，那售价怎么可能只有100美元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本节约都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美国很多工人的失业也不能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而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的结果。
“‘中美国’：文化融合。现在要说的是中国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经济结构转型一样重要，但是它更加难以量化，这就是文化。“中美国”不只是两国经济的融合，更是两国文化的融合。”“贸易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然而商品贸易只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思想交流也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且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不比商品贸易的重要性低。”“还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我要和几位律师朋友在上海南京路商业区的一座新落成的办公大厦里会面。我对那里并不熟悉，所以我走错了楼层。这座办公楼很普通，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办公楼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应该站在一块印有‘华为’字样的金属标牌前。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国”来说却意义非凡。那晚我去大街闲逛，商业街两旁挂满了印有姚明笑脸的巨幅广告牌。这个两米二六的小巨人那时候刚刚进入NBA，在休斯敦火箭队打中锋。而且，那时他也刚刚与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商签订代言合同。火箭队希望得到一个好队员，而耐克公司更是雄心勃勃，它希望姚明能够帮助耐克公司开拓中国消费市场的新领域。华为和耐克，前者是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后者是人尽皆知的运动鞋制造商。中国在邓小平及其后任领导人的改革基础上，逐渐融入新的全球商业体系之中。与此同时，众多美国企业正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中。” “中国经济对全球的主要影响就是改变宏观需求。我期望中国可以降低高达40%的储蓄率，并且希望中国人越来越喜欢西方人的消费模式以及西方国家生产的商品。”
在作者看来肯德基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不仅仅是它控制整个肯德基中国店的独特配方，更重要的是它的消费方式，消费文化。它用完全不同于北京烤鸭的消费文化迅速击败了北京烤鸭的消费习俗，占领了市场，特别是改变了中国下一代的饮食文化，打下了长远的文化习俗根基。而苹果-富士康的代工体系，在中国南方，老板-雇工模式和残酷的奴役劳动文化同样取代了新中国国企的自觉劳动文化，而成为主流模式，占据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且迅速向中国西部扩张，这得力于中国官僚文化下的权力支撑。
就这样，自由贸易和西方文化之下的所谓超级融合，在美国资本实力的推动下迅速殖民化了中国。但这仅仅是初级阶段，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低级阶段，“九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的初步格局。此后，以华为为代表的思科-华为融合模式就要到来。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当时我应该站在一块印有‘华为’字样的金属标牌前。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国’来说却意义非凡。”相应的文化融合，也就是耐克-姚明文化现象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深入阶段：美国品牌中国研制经营
姚明与耐克，思科与华为是这个时代的象征。
耐克是全球著名的体育用品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生产的体育用品包罗万象：服装、鞋类、运动器材等。耐克商标图案是个小钩子，造型简洁有力，急如闪电，一看就让人想到使用耐克体育用品后所产生的速度和爆发力。耐克一直将激励全世界的每一位运动员并为其献上最好的产品视为光荣的任务。耐克的语言就是运动的语言。耐克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
任何一件在中国生产的体育用品，一旦加上了耐克品牌，马上身价百倍，而且主要归耐克所有。这是顶级生物的掠食模式。
正如扎卡里·卡贝尔在《中美国》一书中所说的：“‘中美国’不只是两国经济的融合，更是两国文化的融合。”作者关注了耐克－姚明现象和华为现象。
耐克－姚明文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极大地张扬了品牌效应，姚明－耐克让中国人深感荣耀和民族自豪，来之不拒是小看了它的作用，简直是以此为傲！于是耐克无论如何昂贵，中国人还是趋之若鹜，宁可弃价廉的国产品而追逐昂贵的洋品牌耐克，心甘情愿地给洋人送钱。如此的新消费文化习俗逐渐在中国形成，特别是此后美国在中国成功培育了一种更加可怕的的消费文化：新兴贵族层的崇洋迷外与炫富文化，譬如舍命追逐洋车、洋酒、洋奶粉直至洋奢侈品用于炫富、长脸的可怕习俗。在日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消费文化。在日本没有类似中国的面子文化，也就难以培养类似的消费文化。以此，耐克在中国市场也就所向无敌，彻底击溃了中国的竞争者。这是就是更高级的融合。美国资本只需要紧紧抓住高科技、消费文化和它们的集中体现“品牌”就可以放手让中国人制造，甚至开发，技术升级，而仍然大获其利。不仅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充分利用中国的高端人力资源，为美国资本服役。这就是林毅夫新结构主义得以推出的现实背景。
这种从剧烈对抗到超级融合的战略需要典型地体现在思科与华为的竞争问题上。
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 Inc.），简称思科公司或思科，1984年12月正式成立，是互联网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者，其设备和软件产品主要用于连接计算机网络系统，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1986年，Cisco第一台多协议路由器面市。1993年，思科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由1000台路由器连接的网络，由此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竞争方面，思科与华为一直是老对手。2012年10月，美国众议院认定华为和中兴危害其国家安全，而华为在其后的反驳中指出，华为、中兴被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正是思科在背后推波助澜。此刻思科与华为从剧烈对抗开始，在美国资本和文化的阴影下，正力图逐步将其超级融合，形成典型的、隐蔽的老板－打工者结构模式。美国渴望以此新方式控制，遏制中国民营企业的自主的科技发展的趋势，把大量的中国科技人才和科技开发能力至于美国的控制之下。逐渐把中美国的超级融合推向全新的阶段。
腾讯科技孙实11月4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份关于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让中国电信(微博)设备商华为拓展北美市场的计划再度受挫。从2005年华为赢得首个欧洲合同开始，7年的时间里，华为已经与全球大部分运营商特别是前50名运营商相继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唯独美国市场久攻不下。 华为总裁任正非在一次半公开场合表示：“华为全球的战略布局，唯一的困难就是美国。”的确，华为这几年在在通往美国市场的道路上，经历了不少风雨。而华为在美国遭遇的一连串打压的背后，其实是商业利益争夺的延伸之战。……华为曾做出预测，到2020年，其全球收入将增长三倍，达到1000亿美元。不过，如果华为无法赢得美国的顶级客户，要实现该目标的难度显然很大。……2007年，思科CEO钱伯斯在中国直言不讳地表示，华为将是思科全球性的噩梦。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华为以及其当时的合资公司华为3Com给思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钱伯斯的担忧变逐渐成了现实，华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思科的想象。目前，华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而今年上半年，华为销售收入达1027亿元(约合162亿美元)，一举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销售额第一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在国内，华为已经被视作全球化最成功的中国企业之一，但在美国，却不得不承受更多全球化压力，这使其始终无法打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内蔓延的一种恐惧情绪，担心华为的介入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本土的竞争，甚至担心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都直接或间接地阻挡了华为的美国战略。但华为一直都没有放弃他的美国梦。业内人士认为，北美电信设备市场主要以美国为主，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也是当前电信设备市场中“盘子”最大、利润最高的市场。在电信设备圈内，也有一种“得美国电信设备市场，得电信设备天下”的说法。此外，加上一直以来美元汇率的波动相对较小，美国运营商的订单普遍数额不菲，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所以美国市场成为设备商必争之地。
2012年11月21日北京商报《思科向中兴华为妥协背后：缺乏创新致原地踏步》披露说：在终止同中兴的销售合作关系仅仅一个月后，思科的态度突然大转弯。近日，该公司CEO约翰·钱伯斯日前在第一财季财报电话会议上称，中兴通讯是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思科未来将扩大与中兴通讯的合作，并致力于长期在中国发展。突然示好中兴和华为。上个月，当美国调查中兴、华为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思科被业界猜测为幕后推手。不仅如此，思科还单方面结束了与中兴长达七年之久的合作关系。一连串的事件让思科成为了众矢之的，或许是迫于压力，思科开始向中国厂商示好。在表达了和中兴的关系后，钱伯斯也表示思科与美国国会针对华为发布的产品安全威胁报告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和中国会解决因此引起的冲突，不会爆发贸易战。“思科一直把华为当做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之前的分歧导致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钱伯斯说道，“你们将看到双方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做，对于世界和两国经济都是有利的。这个分歧已经给思科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了压力。”——在美国新超级融合策略之下，思科迫于压力开始改变策略，开始转向和好，不得不走超级融合之路。
还有报道说：郭台铭会面任正非：华为战胜思科必须与富士康合作。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代工王富士康，科技公司华为这两家曾经秉持两种截然相反理念的公司，走上了合作的开始。富士康集团掌门人郭台铭近期在富士康集团公司一次内部会议上，透露了他与中国顶级科技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的一次会面，两家公司目前已经就交换机、数据通信等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展开了初步的合作。……台资企业也会转变他们在大陆的管理模式和用工政策，将更多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高端服务链条放到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也会更重视大陆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启用。——代工之王富士康在也正在试探插手这种超级融合。
《IT经理世界》封面文章：《华为全面西化中？》则认为：华为成功与思科达成和解的关键点是按国际游戏规则办事。这得益于华为从1998年就开始引入大量国际咨询公司的服务，在组织、管理、流程、财务、人力资源、IT系统、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变革。华为引入IBM的IPD（集成开发管理）系统后，在产品研发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是否违反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是否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企业利益而进行严格的自我检查。这一管理流程的严格执行，保证了华为在技术研发上的“干净”。
总之，扎卡里·卡贝尔在《中美国》一书中预示了中国发展之后，简单的老板与打工方式已经难以驾驭中国，需要推出新策略。因此，他成功预测了华为等科技民营企业日后的被超级被融合将是美国新策略的重点，认为“众多美国企业正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中。”而对于中国国企巨无霸更大的竞争威胁，则美国的策略是与中国的内应配合，对国企实行私有化，彻底瓦解并吞它，因此避而不谈与之超级融合。因此超级融合的主题就仅仅是中国的民企。而联想之类的国企在权力的干预下，很早就自废了技术开发的武功，后来又推行了所谓的国际化路线，自己废了自己，已经对美国构不成威胁。这就是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给中国“林毅夫新结构主义”新策略的历史背景。
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的要旨
2012年07月06日汤向阳《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指出：在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全球经济学界已经有两版发展经济学，分别是二战后流行的“结构主义”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前者强调政府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等“进口替代”产业；后者则强调市场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但是，这两者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新结构经济学”采纳了“旧结构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机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这一观点，提出了国家应该在发现、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为了具体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林毅夫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提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它们也被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下的发展“食谱”。……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是“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
第一步：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其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参照模型。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二十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
第二步：如果参照国里已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是已经出现的还是正在出现的)，政府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
第三步：如果参照国中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应采取措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这些外资应该来源于第一步中已经识别的被参照国。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新企业；
第四步：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民营经济体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支持它们发展壮大；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和形成产业集群；
第六步：政府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提供限定期限的税收优惠、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支持。
另外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农业至关重要。它可以消除贫困、提供资本和市场。发展农业同样要求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
第二：若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希望资源成为其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它就需要管理好这些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带来的部分收益投入到产业结构转型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它的变迁。发展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所有国家在现代经济出现以前都是农业经济；要变成现代国家，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要大幅下降，从原来的90%，变成20%到30%，最后变成发达国家的不到5%；原来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现代国家人口都在城市。结构变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技术、产业、软性制度和基础设施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它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任何经济结构都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指的是它受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的要素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都是特定的，包括其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应该由其特定时间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总预算，包括其劳动力和各种资源等；其次，不同国家拥有的要素禀赋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学分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在于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物质金融资本，因此它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就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它劳动力相对多，所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这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一个国家要在产业上、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其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它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改善。 (根据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北大国际(BiMBA)校友大讲堂”上的演讲及问答整理。)
林毅夫教授还认为：[1]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在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应该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国家同样也需要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快经济的产业发展进程。[2]如今的经济发展已不是向亚当斯密时代的产业结构不变、技术不变，而是工业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而且在变迁过程当中，必须改善各种基础设施，这是企业本身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政府协调和改善，以使产业升级顺利进行，或由政府直接来做。总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民营企业、比较优势、新的优势产业、产业升级、发展农业提供资本和市场、有为的政府是几个关键理念。简单说，外商直接投资和民营企业强调的是自由化和私有化，这是贯彻美国给中国的主要药方；比较优势、新的优势产业、产业升级强调的是中美依附关系的基本结构，原先是美国设计中国制造，此后将是美国高科技与品牌，中国研发与经营；发展农业提供资本和市场、有为的政府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利用权力城镇化，提供劳动力与土地等资源，提供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的广大市场，为美国经济做贡献。同时与“一个有为的政府”配合私有化国企，扶植民企，引入外资，彻底殖民化中国经济。
林毅夫理论与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深化
林毅夫何许人也？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从台湾岛登陆到大陆后改现名，并一步步成为官方的智囊人物。林毅夫1952年10月15日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祖籍为福建省漳州市，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5年，台湾国军陆军官校第44期毕业，曾在金门任国民党军连长，后来泅渡逃到厦门；1978年取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将更进一步转变世银与中国的关系。黄卫东《林毅夫，应为中国外汇损失负责的经济学家》指出：我国储备了近2万亿美元，随着美国大量增发美元，准备大幅度贬值美元赖帐，我国的外汇所对应的财富将大幅度缩水，其损失会在短期内达到1万亿美元。而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贬值美元赖帐，近年来，平均每年贬值8％，我们2万亿美元储存8年，就会损失损失一半，达到1万亿美元。我们还无法使用这些美元快速兑现财富。造成今天中国这种尴尬处境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采纳了林极力推荐的比较优势理论。
早在2007年03月听光《林毅夫理论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就指出：林毅夫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根据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个理论，在他所构想的自由世界里，每个人、每个国家只要信守各自的等级秩序地位，强国和弱国、大国和小国、资本家和劳动者、富人和穷人各安其位，就能够自由地在按照这种等级格局中发展构造出一个和谐自由的理想世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设想，每个国家每个地方每个群体只需认清自己的优势所在，并由此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每个部分按照自己的优势做好自己的那份事情，则天下就完美无缺，天下太平美好了。将比较优势理论运用于观察中美经济关系就能发现，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众多，且由于教育文化的相对普及，具备大量一定素质技能的劳动者，所以中国要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中国与美国相比，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方面相对美国较弱，所以中国的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就必然居于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下游地位，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上游地位。即相当于中国居于食物链的下端，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食物链的上端。所以才有九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的故事发生着流传着嘛。 于是乎，美国等西方强国就心安理得地凭借其高端地位不断地瓜分占有更多的利润份额，吸食占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果实。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私有化程度的深入，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内需能力必然日益萎缩，而生产的各种商品则出现严重的相对过剩现象。于是，中国的这些商品必须到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去开阔市场，并且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必然流向美国等这些富裕的西方国家。但对于美国等西方强国来说，其社会内部也是分层的，其社会成员也有穷有富，也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是要从事传统相对低端的商品生产工作的。面对汹涌澎湃的中国低价商品，如果美国等国不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任由中国商品冲击的话，那么美国从事相对低端生产工作的劳动者则必然大量失业，进而也必然会制造导致其社会发生动乱。所以人们常常能够看到美国挥舞贸易保护的大棒，从这里也看到，绝对自由的世界目前是不存在的。但是，各种资本家对于利润的追求是无限的无止境的，只要倒买倒卖中国商品有利可图，则中国商品对世界的冲击就始终存在。在中国商品对美国等西方强国的低端传统产业造成冲击的同时，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则中国自己在高端产业方面则是一败涂地，人才凋零，核心技术空心化，从此益发受制于人，事实上已越来越陷入到一种经济殖民化状态。一方面，美国等强国不断地加强其在高端核心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时又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限制外来商品对本国传统产业的冲击，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中国非常虔诚地奉行比较优势理论，大力发展低端传统产业，而在高端技术产业方面则几乎全面撤退，至于核心技术更是两手空空，在国际经济方面居于受压迫剥削的地位，又加上私有化加剧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严重冲击着社会稳定。另外，对高端技术领域的大面积放弃导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博士生丧失就业科研的平台，不得不造成严重失业，或转业从事大量低端劳动，一些高级人才也只能远赴海外等等现象，中国人才严重凋敝，人才培养提升体制机制崩溃。中国面临严峻的形势和严重的选择！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还是各自为政的现实局面情况下，比较优势理论显然是有利于强国富国的，而对于弱国穷国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深远的灾难。任何第三世界国家若奉行比较优势理论的话，无异于是把自己往西方强国的砧板上奉送的鱼肉。
林毅夫之所以需要提出名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理论，是因为依据原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为美国打工的初级模式已经刮净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南方的代工模式血腥而极不人道，代工模式之王苹果-富士康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代工模式随之陷入了用工荒的困境，改革典型几近破产，难以进一步中美“互补”——中国居于食物链的下端，美国居于食物链的上端，吸食中国的经济果实。为了巩固和提升中美国的依附经济结构，需要新的依附方式。那就是在中国继续用城镇化挖掘“人口红利”与“改革红利”，继续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基础上，把依附的内容提升一级，美国控制品牌和高技术，中国提供科技劳动力和经营劳动力，进一步拓广领域，进行产业升级，让中国也为美国当高端打工者。虽然中国打工的级别提升了，但依然是为美国打工，美国是高端掠食者，中国是被掠食者的格局不变。这样就深化了中美国的依附关系，美国得利更大。这样，中美国超级融合就深化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然，林毅夫的理论，不是中国的经济理论，而是美国谋略的理论化表述。人们务必透过利诱看清这个实质。
譬如林毅夫的“发展农业同样要求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的策略，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早已经在中国农村致力于农业的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并且得到中国有为政府的强力支持，取得了非凡的“成果”。[财经评论] 《先玉335：美国种子扩张速度惊人》转基因高科技先玉335玉米滚雪球似地推销：带有国外血缘并且产量高的玉米种子并非只有先玉335。在有“美国街”称号的吉林榆树种子商业街上，分布着200多家种子公司。林立密集的广告牌中，有不少在显著位置写着：美国血缘。“加美种子4S”店就是其一。店主介绍，自己卖的玉米种子是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研制，在中国已经试种了五年多，在榆树地区也免费推广了三年，大概占有6000~7000垧地（一垧地合15亩）的份额。“我们的产量比先玉335高，但是先玉335还是占强势，他们至少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她看来，自家店铺开张营业的时间并不算早，“先锋公司的推销人员早在7月就已经下乡了。” 先玉335特殊的推广模式，是其得以在中国农村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晋中农民张俊生记得，2008年时，春耕未到，先玉335的种子推销员就像一夜间从土里钻出来一样，他们走村串户，一茬一茬到农民家里推销。“这些推销员有些就是本村的，还有些是本乡的。” 在部分地区，当种子推销员成了农民致富的新路子。记者在采访时，不时听到一些暴富的神话，“镇上某某一年代理种子销售就赚了100万”，村民议论这些时流露出羡慕的眼光。由于种子不再由国家专营，任何个体户都可以卖种子，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一种类似传销的种子销售网在农村铺开。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考察过这种在农村流传的种子销售模式，种子公司或科研机构的利益相关者雇佣的推销人员往往以低价，将外国种子甚至非法种子销售给种子销售点或基层干部群众。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他们走村串户，不遗余力地推销，在农村形成滚雪球效应。——这就是在农业方面所谓的科技升级，可怕的转基因战争。
由于美国的这个药方，表面上看似乎有意让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表示这样做对美国有利，表面上看也似乎对中国有利（实质上是美国资本借此完全掌控中国的技术创新力量，也就阻止了中国独立的科技创新实力的真正形成，保障了美国科技的独霸地位），特别对中国官方具有诱惑力，似乎具有“现实性”，也就成了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荐给中国当局的新药方，林毅夫理论就是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荐给中国当局的新药方的具体表述。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来讲，既是继续造成经济损失的危险，也暗含着另一种机会。正确应对美国的计谋，则能抓住历史机遇，快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中国实际上会走向何方，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当权者是美国的奴才还是真正的韬晦者。美国资本、货币、文化和军事的实力是美国继续控制中国的依据。而中国深厚文化和国民的日渐自觉则是中国最终摆脱控制的依据。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执政者的走向也就可能成了打破这种美妙局面的重要砝码，关键则在于敢不敢以国企为主导力量，国企民企并进，独立自主发展技术创新，自主投资科技与高端工农业，同时有策略地利用外资，积极吸收外来科技，壮大自己。此刻执政者执行什么样的方针对中国的兴亡关系重大。国人不可不予关心。
美国超越英国，中国能超越美国吗？
这种微妙的局面曾经发生在英美之间，如今又发生在中美之间。
十七世纪初期，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殖民地。到了18世纪30年代，英国沿北美洲东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居民除英国移民和土著印第安人外，还有来自欧洲其它国家的人，以及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统治。殖民地已经开发了大量的种植园，建立了纺织、炼铁、采矿等多种工业，经济比较繁荣。北美洲东岸的英属殖民地，都由宗主国英国委任总督管治。表面上各殖民地都设有自己的议会，由当地居民推选议员，但议员通过的法律必须由英国国会审批，才能正式生效。随着殖民地的不断开发，开始寻求独立发展，以减少对英国本土的依赖。然而，这却引起了英国当局的不满，因为英国当局希望北美殖民地能继续充当其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的市场，英国当局采取高压政策遏止殖民地经济的自由发展。自十七世纪中期始，英国政府在重商主义的政策引领下，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条款，用来管理殖民地事务。这一政策引起了北美殖民地自由革命风潮。最终爆发革命，诞生了美利坚。
2011年02月15日英国国际观点杂志:《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变本加厉》：从经济角度看，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中国发挥着无可争辩的积极作用。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再一次印证这种观点。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可能加剧本已存在的冷战趋势，导致危及人类的政治和军事紧张态势。2010 年中国经济再一次高速增长。如果这种强劲增长势头继续下去，美中经济曲线将很快出现交叉。这使西方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是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一个不同于西方体制的国家首次成为世界一流经济体。但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冷战风险吗？按照结构主义者的国际关系观，一个新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的关系必然变得紧张，即引发所谓实力关系框架内的“零和游戏”。……因此，球在美国一边，美国仍能“左右世界”。他们依旧掌握主动；迄今为止，游戏规则还是由美国来定。他们或者选择一种新姿态，认识到“单极时刻”不过是昙花一现，明智的做法是在集体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和平关系框架。否则，他们将继续愚蠢地试图防止一个在战略上堪与其匹敌的国家的崛起。倘若如此，只能加剧冷战的走向甚至使之更为惨烈。
2009年05月0日《陈丕宏：美国是如何超越英国的》：
正当英国人为了维系其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地位，表面上洋洋得意，实际上疲于奔命时，美国人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不到半世纪，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发明和专利，包括许多崭新的制造方法与生产流程-从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 (Thomas Edison) 的白炽电灯泡、1894年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 的交流电 (AC：alternating current)、1895年金·吉勒特 (King Gillette) 的一次性剃刀 (disposable razor blade)、到1908年全世界首度量产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T型车等，在在都是物美价廉、改善生计的实用商品，而非抽象空泛的理论。结果，不但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更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
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学术界基础和实用性研究也做了重大投资。事实上，今天我们耳熟能祥的麻省理工学院 (1865年创校)、柏克利加州大学 (1868年创校)、斯坦福大学 (1885年创校)、加州理工学院 (1891年创校)等许多的美国顶尖研究性大学 (research university)，都是那段时间在联邦和州政府对研究经费的资助下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与成型的。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更为专注，先后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 (1950成立) 和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 (1958成立)，加码对产、学界的研发创新提供每年近100亿美元 (2008年度经费总合) 的支援－绝大多数美国高等学府的理、工科研究生，不论本国或外国人，都是此类经费的受惠人 (包括本人在内)。50多年来，二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繁多，包括微电子、互联网等有名、成功的商业化实例，成就辉煌，有目共睹，并早已成为其他国家政府资助研发所模拟的标准样板模式。
美国在研发创新上的另一巨大优势是其开放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前面提到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研究资助极为慷慨，对受惠研究生的国籍，也不分彼此。全球各地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相对本国节节高升的研究所教育费用，美国学府的一流水平和研究奖学金，往往成为不可抗拒的磁铁。再者，美国移民法鼓励高等人才的就业移民，只要雇主赞助，不难取得工作签证，若干年后可再转为通称绿卡的永久居留，楚才晋用，莫过于此。许多楚才在美国创业，前仆后继：上述尼古拉·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移民、英特尔的创办人安迪·葛洛夫来自匈牙利、谷歌共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出生于俄罗斯、雅虎的杨致远10岁才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类似的移民创业成功案例，多如过江之鲫，不胜繁举，对造就美国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技术领先提供了难以衡量的价值。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尤其是美国人当年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等历史经验更值得注意。中国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不独立自主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发展自己的科技，吸引科技人才，进行创新，大力投资高端工农业，夯实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中国就会失去最宝贵的历史机会。作为执政的政治家或者为民族的兴起发力，成为民族的英雄，或者投靠美国帝国谋取私利，成为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当局者当好自为之！中国日益觉醒的民众正睁大着双眼紧盯着执政者的一举一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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