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重弹翻新唱
激起千重浪
王伟光院长发表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后，一石击起千重浪。一批学者、教授首先发难，说是他重提阶级斗争，罪大恶极;重搞阶级斗争，弥天大罪。
中央党校办的《学习时报》，登了“炎黄”系韩钢的文章：《最根本的拔乱反正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话是邓小平讲的，似乎不可动摇。其实，王伟光文章的题目，也是邓小平讲的，怎么要判死刑呢?何前诛而后恭耶?!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批社科院的院长，这牵涉到党内斗争。
三十多年来，“炎黄”系的衮衮诸公们在搞什么呢?翻看一下《炎黄春秋》，不是每年每月，每期每篇都在搞阶级斗争么!太远了的不说，近几年来，哪一年他们不掀起阶级斗争的大浪花：
2006年秋天，以国务院发改委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的国务院会所，开了一次“新西山会议”。在会上法学家们宣布：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政改家们宣布：政改的前景应是台湾模式。
2007年春天，谢韬、辛子陵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出台了，吹吹打打，要结束“一党专政”。如果说2006年的西山会议是反共产党，反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次，是反社会主义制度了。
2008年元旦，“炎黄”系和“南方”系南北呼应，各发“元旦献词”，吹奏一个调调——“宪政民主”，鼓吹“普世价值”。在他们(可以说是“准官方”)的鼓舞下，一百多著名公知精英共同签署了《零八宪章》，要向共产党专政。《零八宪章》配合了美帝国主义在苏东国家掀起的颜色革命，在前苏联国家掀起的是“玫瑰花革命”和“橙色革命”;在中国策划着的是“茉莉花革命”，连中国总理也卷入进去，在“两会”上盛赞《零八宪章》的“普世价值”。
接着《炎黄春秋》派出了一个以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炎黄杂志社长杜导正为团长的游说团访问香港，到海外去招兵买马，扩大影响。他们突出《炎黄春秋》不是一般的政治体;“我们囊括了共和国退下来的部长和将军，共产党要动我们得掂一掂我们的份量。”他们开记者会，办讲座，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大有杀回大陆之势。
进入“10”年代，他们转而极力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特别是攻击开国领袖毛泽东。
先由“炎黄”顾问，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炮制出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了人民三千万的谎言，再由“炎黄”的副社长杨继绳写了一本饿死三千万“实录”的书——《墓碑》。说毛泽东饿死三千万，比日本鬼子屠杀的中国人还要多，比中国历代饥荒饿死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开国领袖不成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杀人魔王”了么!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仅这一件事，新中国不该灭吗?共产党不该灭吗?毛泽东还能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
前些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谈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副社长面对面地就《墓碑》一书进行争论。在会上，几乎是一边倒地否定了《墓碑》“实录”。杨先生后来是拒绝回答。会后，几位参会学者，包括杨继绳先生来我家作客。杨先生光临寒舍，一是我们是老同行，都是“老记”，一是老同乡，都是“九头鸟”。
寒喧过后，我忍不住直接向他发问，因为他书中写的一些“实录”之处，我都去过、调查过，都是虚构。我问他，你那些“实录”的饿死人的地方，你都去过吗?他说都去过。我说：“麻城建国一社就是重灾区，你去过吗?”他回答的底气不足：“我认识他们的社长。”我给他讲了建国一社从放出湖北最大的“卫星”——亩产水稻36956斤，到饿肚子前后的经过，1961年我奉命去调查，住了一周，干群都一致作出结论：“胜利冲昏了头脑，大丰收变成了大饥荒。”没有一个人怨共产党，更没有一个人指向毛泽东。我问他：“建国一社有人饿死吗?”他也不回答。
我又说了第二个例子，随县(现随州市)的厉山公社，这也是闹饥荒的重灾区。我问他，你去过厉山吗?他说去过。我说：“你蹲过点吗?”他没有回答。我说：在最困难的三年，我有两年在厉山公社挂职。我从来没有住公社机关一天，一直住在最困难的联群大队最困难的村子汪家沟。和社员一起在公共食堂喝稀米汤萝卜粥。回公社开会我也不到公社食堂吃米饭，而是回公共食堂吃饭。你只有自己肚子饿得慌才使你和群众一起想法子度荒。黄金叶也吃，苜蓿菜也吃、槐花也吃，时间不长，大麦、蚕豆出来，饥荒就缓解了，没有一个人饿死。
你说新中国饿死三千万，当时有六亿人口，平均二十人中有一人饿死。你有多少亲戚朋友，几百上千吧，至少应该有几十百把人饿死，有吗?杨社长没有作回答。
最近一次是今年春节，《炎黄春秋》举行了一次新春联谊会，有一百多知名人士参加。据报道：“中共党内改革派老人，自由派学者大聚会，再为宪政呼喊。97岁高龄的李锐，他感叹自己生命已到有限时刻，讲话结束时，大声唱诗一首：‘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作主未放松，何时宪政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这位中共中央的老组织部长，临死前还希冀把美国的“宪政民主”来取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样一些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阶级斗争”。而王伟光社长一提到“阶级斗争”，他们就火冒三丈，群起而攻之，何也?只许他们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允许别人搞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中国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吗?这个共产党的ABC，却难倒了许多的共产党人，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对阶级理论的研究和表述，一些“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西方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混乱，颠倒。
在批王伟光的队列中，共产党的上层舆论阵地，竟也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议论。中央党校办的《学习时报》登的“炎黄”系韩钢写的《最根本的拔乱反正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网上批之为“反共文章”，是有道理的;最高党校登反共文章，是荒唐的。这里且不细表。
与此同时，最高党报《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也发表了一篇模棱两可的社评——《学界重提阶级斗争未必是政治信号》，题目就模糊;“学界重提阶级斗争”，这一石击起千重浪，仅仅是“学界”吗?“未必是政治信号”，明明是一场阶级斗争的信号嘛，却加上一个两可词“未必是”来谈化它。
即或是昆仑岩将军所赞扬的一段话——“中国社会有一批西方政治观念的追随者，他们很反感阶级斗争的提法，但恰是他们在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现在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真是非他们莫属。”
这段话点出了西化派反阶级斗争，而恰是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点睛之笔，但“非他们莫属”，这句话就值得推敲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不仅是西化派，除西化派外，还有不少“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大搞“阶级斗争”。
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许多人总是拿着“本本”上的话来叙述：在国内，剥削阶级被消灭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但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一直到这次围绕王伟光文章的争论，还是把这个“本本”上的话，当成理论依据，其实，这“本本”上的话，拿到今天社会现实来检验，完全站不住脚。
第一句话就不现实——“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今天是剥削阶级已卷土重来，比社会主义革命前，不知壮大了多少倍，特别是在共产党内，一些共产党人过去是反剥削、反压迫的无产阶级斗士，现在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他们已在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和法人代表是共产党人。
第二句话也不现实，“阶级斗争在一定的范围内依然存在”。资本主义企业已占到80%，剩下的20%也将向混合制经济转变，农业合作化已全部解体，二亿五千万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变成了资本的打工仔。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上层建筑也变了：《宪法》上讲的“工人阶级领导的”还在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还在吗?“人民民主专政”还在吗?“社会主义国家”还在吗?变成了“特色的”了。
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贯穿在一切领域：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直至家庭，无处不在。
国企改制，掠夺、瓜分了国有资产，催生了一批资产阶级，四千万工人被买断了主人公身份。
城市建设，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每个小区的兴建都是强拆、强拆，血的奠基，“高楼广厦千万间”，“蚁居蜗居地下室”。
农村城镇化：卖地官员新土豪，护地农民蹲班房。
……。
每天每天，成千上万上访大军涌进北京城;
每天每天，成千上万的上访大军囚送回乡。
劳教所、疯人院、训诫中心、黑监狱、法教班，还有更多的没有挂牌的任意抓人、关人、整人的机构遍布全国。
没有阶级斗争?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已经“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者”弄得面目全非：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也是资产阶级的党。
共产党要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为建成小康社会一百年不动摇。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纪念共产党八十岁生日那一天，党的一位领导人在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他总结我们党奋斗八十年的基本经验：
“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听这个演说时，我已在党内生活战斗了五十多年，我的天，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我们在为先进生产力而斗争，也没有人讲过，我们是在为先进文化而斗争。无产阶级的解放哪里去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哪里去了?我们不是为此而殊死战斗、流血牺牲的么?!
《环球时报》的社评，评得中肯，但表述得很含糊：
“阶级斗争已经很久不怎么提了，客观说，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面貌被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冲得面目全非，如今我们对社会冲突的描述使用了许多其他概念。”
这段话写得真诚，但也不坦率，有点“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
阶级斗争为什么很久不提?是消失了还是隐藏了?
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面貌是什么样子?被市场经济冲得面目全非的又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中国社会冲突的描述使用了其他概念，其他概念是什么概念?
难道不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么!“用了其它概念”来描述，不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包裹着的资产阶级思潮”这个别样的概念么?
评论说“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应当在理论界加以研究……不宜成为舆论及生活中的热词”。办得到吗?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和电脑，这样的“热词”热点年年有，天天有，处处有：
从通钢的工人打死了掠夺国企的资本家的代理人，到乌坎两万多村民联合起来，撵走了“两委”，自选了村长、村支书;从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到武汉的“黑监狱”;从平度的村长烧死村民到新乡的村民游行欢呼老村长归来;从北京的“天上人间”到郑州的“皇家一号”;从郭美美的眩富到谷俊山的将军府;从杨佳的单闯上海公安局到十一村民“中青报”门前的集体自杀……。
不是“热词”，胜似“热词”。
阶级斗争天天演，共产党人天天掩。
两个美国人对此加以点评：
一个是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他写道：
“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
把这段话中的“苏联”改为“中国”，一点也不差。
另一个美国人叫布热津斯基，他是美国智囊团的重要人物，在《大失败》一书中他写道：
“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中（按：指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着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愈来愈不象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象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的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商业共产主义可能演变成腐败的共产主义，腐败和贪欲的幽灵困扰着中国。”
布热津斯基这本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勾勒和预言，可以说成了今天中国的现实，书名是《大失败》，也是预示着中国将要失败。
在对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一文的讨论中，特别是遭到如此多的公知精英围攻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共产党人，能不深省?!
老兵丑牛
武汉·东湖泽畔
2014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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