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也不仅仅是为了兑现38年前《决定》的诺言，它有着非常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受当时一些领导人的影响，各级干部纷纷出国考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崇洋媚外之风，好像一切都是西方好，资本主义好，好像社会主义就是落后的代名词。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就以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来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到1967年6月17日就实现了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时间，而美国却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的进步比所有这些国家都快。(熊杏林：《程开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第123页)有人说文革大大拉大了与其他国家的距离，而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等等都是在文革期间研制成功的。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也影响到社会科学领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再行时了，似乎唯有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才是先进的、科学的。在论坛和讲坛上，西方的庸俗社会学说被看作是主流，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则被边缘化。不仅一般高校如此，党校、干部学校以致一些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学院也是这样。一些人以反马列、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为时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个茅于轼。他公开声称，他在反右时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定为右派没有错，不需要平反。中央党校的教授也公开宣传，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这些思想很右的人。因为党的政策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要发展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讲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保守，思想没有解放。一些以前搞过马列的人由于信念不坚定，他们为了适应形势，结果走上了改换门庭的道路。这样一些人不仅没有受到批评，甚至还受到鼓励。结果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高鸣”。中国号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有很高的学习自觉。当然，在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也有不足。毛泽东曾为他自己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而感到是一件憾事，也为他的几个秘书包括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而感到遗憾。而且并不是所有领导人都像毛泽东那样重视马恩列斯理论的学习。邓小平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我们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用一个实事求是就可以概括。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如果不肯花功夫，不认真读书学习，那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的。毛泽东批评他“不懂马列”是很有道理的。下面我想结合《邓》剧再就这个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在《邓》剧里，编剧用很大篇幅写了邓小平的所谓农村改革。其实，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本就没有讨论农村改革。相反，“公报”说，经过深入讨论，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而在1979年9月举行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里也强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据杜润生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以及负责农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坚决主张要搞集体经济，反对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时没有对此表态。(见《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但是到了安徽爬黄山时就公开地不顾一切地表态支持搞包产到户了。搞包产到户，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原理和党所制定的有关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而安徽那个所谓的“梨园生产队”(其实就是小岗村)的一些党员居然还秘密按手印立下生死状，要与中央的决定对抗到底!这样反常的事居然也受到某些大人物的支持和赞扬，岂非咄咄怪事!为什么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党风会那么不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贪污腐败?推行包产到户过程中的一些言行显然是难辞其咎的。为了贯彻转型接轨，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又借年轻化，运用组织手段，设法让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让他们分别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而万里则取代王任重担任农委主任，并让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去领导职务。我们知道，第11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是1977年8月在十一大后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仅仅两年两年半时间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动也是很不正常的。在《邓》剧里，邓还说到他1962年7月7日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讲的“猫论”，并且还很蛮横地说，“我不收回!”实际上，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到1961年，1962年7月已不是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他却打着恢复农业生产的旗号大讲什么不管黄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企图用分田到户取代集体经营。应该说，黄猫与黑猫的不同只是表面和现象的不同，而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区别是本质的区别，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他的这个意见当时不仅毛泽东反对，就是刘少奇也是反对的。刘在当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在1959年、1960年遇到的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这样的革命道路，继续胜利前进。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毛泽东插话：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刘少奇说，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第二种态度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得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阶级的态度。毛泽东说，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属于认识问题，......”(《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页)看来，曾经反对农村搞互助合作的刘少奇，此时也和毛泽东一样，认为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懂马列”的。
在《邓》剧里，有关向外商出租土地问题的争论也很值得注意。在我看来，这个争论的真正背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列强欺侮，帝国主义在一些中国城市租借土地，划定“租界”，并且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管理，成了“国中之国”，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才取消了这种所谓“租界”。中国人对这段屈辱的历史记忆犹新。而且，当时香港还没有收回，英国租借的香港大片土地的租期还未满，仍然统治着这块地方，我们怎么又向外商出租深圳的土地呢?人们对此提出异议是很自然的。而谷牧在会上居然大发脾气，还拍了桌子，企图以势压人。剧中那个既懂法学又懂经济的何教授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因此而离开了。而那些所谓改革派们为了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到依据，组织了十多个省委政研室的“秀才”挑灯夜战，刻苦攻关，连剧中邓小平的左右手之一的夏默和广东省委书记也参加助阵。攻关中有人出《资本论》里找了一句话，夏默问”有没有“土地”二字?因为没有被否定了。最后有人找到这么一段话：“这些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用益权，至少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同样，消灭地产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虽然形式发生变化——转交给社会。”夏默接过了书又读了一遍，并把书举起来面向观众说，“《列宁全集》”。我一看，他手中的所谓《列宁全集》其实是一本伪造的书，因为《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我都接触过，其装帧、封面和他举起的那个《列宁全集》完全是两回事;至于那段话，我也还有一点印象，好像是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的，——经查，那是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说的，怎么变成是列宁说的呢?问题还在于，恩格斯此话所以，是为了说明“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绝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这与将土地出租给外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夏默在剧中是被邓小平誉为“既有知识分子的修养，又有共产党员的风范”的人物，但是，我们从他在这场戏里的拙劣表现里可以看出，他既没有知识分子的修养，也没有共产党员的风范。人们知道，《邓》剧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关的，真不知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编审们是怎么把关的?对马列著作如此缺乏了解，并且出现如此弄虚作假、张冠李戴的现象，不能不让人产生许多遐想，——人们不能不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邓》剧中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特区对外资的税率问题。本来，国家对内资的税率是33%，对外资按照这个同样的税率已经是给予“国民待遇”的优惠了，但是在制定“条例”时，谷牧、夏默等改革派却坚持按照17.5%的低税率。在他们看来，香港的税率只有17.5%，如果特区的税率高于香港就不能吸引外资了。其实，外资正处于过剩的状态，他们正想要寻找出路，而中国工人工资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投资中国远较投资香港有利得多，制定33%的税率对于他们来说仍然非常有利，他们是不会放弃投资的。但是，谷、夏二人仍然坚持对外资17,5%的低税率，为此而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还说，特区应该有特殊政策，否则就不叫特区了。反对方当然不会同意他们的这一看法。于是两人又到邓小平那里求援。而邓小平竟然进一步将税率由两人要求的17.5%降到15%。用如此低的税率讨好外商，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样的“超国民待遇”无疑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税率过低使国家的税收减少;外资的过低税率，大大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这种随意性很大的政策还可能会让有关的工作人员会犯贪腐错误。人们不能理解，特区的这种政策规定，究竟是为了中国，还是为了外商?相关人员主张制定这种吃里扒外的政策规定，是不是得到了外商的贿赂?记得90年代初，我参加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大连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在小组会上，一位刚刚在深圳进行了调查的年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说，我的调查结果是：如果把深圳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枪毙，也不会有冤假错案。可见特区的违法犯罪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改革派们难道没有责任吗?今天全国范围的贪腐如此严重，“始作俑者”难道没有责任吗?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的做法是有成效的，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仅仅这样做，只是与结果做斗争，而不是与造成结果的原因作斗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邪路，原因是我们没有搞好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理论的学习，放松了干部队伍世界观的改造。要真正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标本兼治，把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而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就应该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这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主张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你不出版相应的原原本本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而只是出版一些水平并不高的人二手编辑过的东西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只要恢复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以后的各卷，出版了《毛泽东全集》就万事大吉了。出版这些书是重要的，但是，出版以后的学习和应用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一百多年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曾经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写过一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选用莱辛的《致读者格言诗》作为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斯托克的美名?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作品时多用心。
列宁对这首格言诗也很欣赏，他在批判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时曾转引了它，并且写道：“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烧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它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莱辛的格言诗写得多好啊，列宁的话也说得十分到位!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称赞、恭维伟大人物的美名这个层次上，而应该多用心读他们的作品，并且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应该是这样，对毛泽东的著作也应该是这样。
但愿我们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们能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在中国掀起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同时也希望一切坚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同志能够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作出贡献!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阶级的要求，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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