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完一本书，《义和团的社会表演》，看得有点郁闷。作者是路云亭，50多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作者在《后记》中说，2007年初稿，经二稿、三稿，到2014年定稿，应该花了很大的功夫。因为比较新，我以为会对义和团运动有点新研究、新观点，便买了一本。看了前面部分便发现没什么新东西，便以较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即便这样走马观花，也发现这本书有不少毛病。
第16页，全书第一章第一段写到，“广义地说，义和团起事应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直隶冠县梨园屯……”;第145页，作者写到：“义和拳运动始发点是山东冠县的梨园屯……”。读者是否有点迷惑，到底是直隶还是山东?第322页，作者又写到：“河北冠县梨园屯”;第339页，作者引用民国23年的《冠县志》提到“河北梨园屯”;第448页，又引用美国学者周锡瑞的文字：“冠县位于鲁西南地区，大约在济南正西……”。直隶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指向，但在清朝，直隶特指今天的河北省。问题来了：冠县、梨园屯到底是在河北还是在山东?
查现在的中国行政地图，梨园屯的确在河北威县，现在叫做“梨元屯镇”，因此，直隶、河北似乎是对的。但是，很多史书都说“山东冠县梨园屯”，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清朝时，现在的梨元屯当时属于山东冠县的行政管辖范围，但它与山东冠县并不交界，距离山东冠县县城100多里，是一块“飞地”。在这块飞地中，还有属于临清、邱县、曲周县、鸡泽县的小块飞地，因为属于山东冠县的飞地面积最大，因此，一般称为山东冠县梨园屯。这种犬牙交错的“飞地”，除了梨园屯，在清朝时还有其他地方，例如山东寿张、梁山地区也有这么一块飞地，只是因为它“飞来飞去”都属于山东各县，因此不太容易搞错。而冠县梨园屯“飞”到了直隶(河北)，便造成很多人不明究竟的困惑和混乱。现在，经过行政区域调整，这种“飞地”现象已取消，梨元屯明确属于河北威县管辖。然而，对于学者来说，忽而河北、忽而山东，显然很不严谨，会让普通读者摸不着头脑，至少应该有一个注明吧?抑或是作者根本不知道这个曾经存在的“飞地”，凭想象行笔，写到哪算哪?这也太不认真了吧。
路云亭先生的这本书大量、多次引用美国学者周锡瑞的著作，还有山东大学历史系路遥教授关于义和团的著作。我认为，作者如果简单通读过周锡瑞、路遥的著作，就不会留下这种糊里糊涂的硬伤。因为，在周锡瑞和路遥的著作中，关于梨园屯飞地有明确的介绍，说它当时是“山东冠县梨园屯”才是正确的。然而，路云亭引用二位学者的著作，居然搞不清这个“飞地”的史实，实在令人不解。
前文提到路云亭先生在《义和团的社会表演》一书第448页引用了周锡瑞的文字，该引用注解指出是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第155页。我手欠，查了一下周锡瑞的这本书，在第155页根本没有路云亭引用的那段文字。路云亭引用的这段文字出现在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的第132页。而且，周锡瑞这段文字描写冠县是在“鲁西边界地区”，路云亭的引用却说在“鲁西南地区”，周锡瑞对冠县的方位描述是正确的，路云亭引用的方位描述显然不对。这是一个疏忽或错误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手边周锡瑞著作的版本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也许路云亭引用的是另一个版本，但他没有注明是哪个版本，所以，这种引用显然很不严谨。然而，不管路云亭引用的是周锡瑞该书的哪个版本，在他引用的那段话的后面，也就在后面一页，周锡瑞就介绍了“梨园屯飞地”的史实，路云亭如果读过周锡瑞的书，不应该不知道，不应该把冠县梨园屯在河北、山东之间送来送去吧?
路云亭《义和团的社会表演》一书的第162页写到：“安海是军人，杀德国公使瓦德西本为违反国际公约的举动……”，这个错误太离谱了。被杀的德国公使名叫克林德，瓦德西是克林德被杀后，派到中国来“复仇”的八国联军总司令。路云亭先生数易其稿，在该书《后记》中还写到自己为写此书“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对这个简单的史实，是真搞不清楚，还是疏忽?虽然我相信是疏忽，但出版社的编辑、校对呢?这样一个硬伤堂而皇之地印在书上，太丢人了吧?
路云亭先生在该书《后记》的最后写到：“我学的是中文，并非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科班出身”，这种自我谦虚的表述似乎可以为上述错误或疏忽找到一点辩解理由。该书的作者介绍写明：路云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修戏曲史与戏曲学”。那么，对于戏曲，作者应该不太会出错吧?在《义和团的社会表演》第486页，作者写到：“关公戏也被称为关戏，是专演关羽事迹的戏。以专演一人事迹而称为戏者，在中国戏曲史上绝无仅有，即使专演孙悟空的大圣戏，其规模、品类、影响力，均不可与关戏相埒。”我是否该停一下，让读者自己想一想上面这段话?孙悟空不是人，将大圣戏与“专演一人事迹而称为戏者”的“关公戏”相比较，本来就有点不伦不类，但这还是其次。全中国任何一个有点戏曲常识的农民都会发现这段话哪里不对劲，套用网络语言：“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啊!”
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羽戏集》，共收入关公戏27个，应该说不少，没收入的还有。但即便是这样，将“关公戏”称为“中国戏曲史上绝无仅有”，显然是错误的。中国戏曲中“专演一人事迹而称为戏者”，至少还有“包公戏”。从历史说，元杂剧中的“关公戏”很少，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就有11种，是已知元杂剧中最多的个人故事剧类。明代新增“包公戏”可查的有8种，清代“包公戏”有9种，晚清民初“包公戏”更是爆发式增长。即便我们没有“关公戏”、“包公戏”全部剧目的数量比较，“包公戏”的地位即便不超过“关公戏”至少也不相上下吧?平常人说点不靠谱的话没什么，一个“主修戏曲史与戏曲学”的博士、博士后，说出“关公戏”是“绝无仅有”这样决然的话，实在让人怀疑究竟有没有研究中国戏曲史。
上述几点，我是想说一个问题。做学问是好事，中国现在需要认真做学问的人，但做学问真的应该认真一点。像路云亭这本书，洋洋洒洒50多万字，我仅快速阅览便发现这几处明显的严重问题，不知道该书中此类问题还有多少。这样做学问显得很不认真，枉费了学者的称号，也对不起购书的读者。这本500多页的书，定价98元啊。说实话，不值。但该书多少还有点价值，引用了不少其他著作，引文占全书的篇幅估计有三分之一。这些引文多少还有点价值。
路云亭《义和团的社会表演》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基本观点，这里不做辨析。只顺便说一点我对义和团的看法。义和团形成的表面原因是与洋教的冲突，根本原因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压榨，通过洋教，深入到中国社会底层的每一个民众那里，中国底层民众通过切身感受，体验到了洋教及其背后西方列强的蛮横对中国民众造成的损害，从而起来反抗。对比一下，洋教进入中国很早，为何所谓“教案”大都在晚清集中爆发?在此之前即便有也不多，也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当然，这与以前来华传教士不多，传教不够普遍也有关，但不可否认还有一个原因。洋教最初进入中国，的确大致可以列入“信仰自由”的范畴，把它看成是观念上的差异，没什么问题。康熙时因“中国礼仪”之争而导致禁止天主教传播，焦点集中在文化方面。即便如此，康熙禁天主教也没有像日本德川幕府那样大开杀戒。鸦片战争后，禁教令废除，洋人传教士回到当初传教的直隶东部地区，发现当地还有数千名仍信天主的老教民，梨园屯大致就位于这一地区。而“教案”在各地大量产生，便在此之后。
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洋教进入中国还属于“信仰自由”的范畴，那么，鸦片战争之后，洋教重返中国则是与西方帝国主义紧密配合，远远超出了“信仰自由”的概念，成为对中国侵略、剥削、压榨的先锋或帮凶。因此，在过去，信奉洋教的中国教民与平民之间最多只是信仰不同，可类比为佛教、道教、回教等，但在鸦片战争后，教民与平民之间的不同信仰几乎等同于利益冲突，背后是西方列强与中国国家利益的抗衡。在这种抗衡中，中国底层民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官府因害怕洋人而偏袒洋人，底层民众不得不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
时隔多年，我们可以说中国底层民众的反抗未必有效，手段、方式、目的都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底层民众自发的反抗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们应该肯定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反抗意识。15世纪法国有一个少女名叫贞德，她也是带领民众反抗外国侵略。人们说义和团搞“降神附体”，贞德也一样;人们说与义和团一起的“红灯照”大都是少女、处女，贞德也一样;人们说义和团搞很多巫术，贞德也被称为“女巫”。为何法国后来为贞德平反，称其为“圣女”、民族英雄，我们就不能把义和团、红灯照“巫术”的帽子去掉?底层民众的自发反抗与社会上层是怎样的关系，的确是一个问题。蔑视底层民众与膜拜底层民众都不可取。底层民众的反抗如果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社会上层精英就应该认识到这种意义，甚至应该加入他们，并对他们的反抗加以正确的引导。一味指责或单纯鼓动都不合适。义和团运动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出于中国野蛮落后、西方文明先进的观念前提而一味指责、批判义和团，显然不够实事求是，或者就是屁股坐歪到别人那里去了，没有站在中国广大民众利益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是我对义和团问题的一点简单看法。以后若有机会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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