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工业产品、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资本，也已经悄然开始了制度的输出。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1月24日报道，南非曾经的淘金小镇芬特斯克龙已被选定为南非执政党非国大将要建立的政治领导人学校的校址，建立这个“党校”的创意来自中共，模仿的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非国大2007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决定，该党成员如果希望进入全国执行委员会，就应该经过党校培训。
众多外媒在报导这一新闻的时候，都突出一点，非国大是“曼德拉的党”。这里面隐含的意思大概是，人权斗士曼德拉的党居然跟一党专政的中国勾勾搭搭，成何体统?这些媒体完全忘记了，曼德拉本来就是毛泽东的粉丝，在监狱里反复看《毛选》，也许多次默念过：“毛主席，赐予我力量吧”。
位于上海浦东的浦东干部学院是中共进行干部培训的重要基地。
在西媒报道中，西方各路砖家也开始上阵解说这个事情。比如美国布朗大学的一位叫Patrick Heller的学者就评论说，非国大从1994年以来，在选举中得票率都在60%以上，已经聚集了相当可观的权力，而且进一步集权化，别人也越来越难以制约它;非国大很难找到比中共更好的基于干部而运作的政党，但中国提供的是一个错误的“威权主义”范例，这会让中国政府和企业家更容易发挥影响力，但这是不好的，南非需要的是更好的科层制管理，而非裙带资本主义——短短几句评论，就给中国贴上了“威权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的标签。
这是外媒的一贯做法，不足为奇，与之辩论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我们自己首先要认清楚中国“输出”党校究竟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与欧美日相似，南非也是“选主”国家，人民群众定期在相互竞争的若干政党中选出管自己的领导班子。选举是给群众一个机会去挑选管自己的人，但选举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些人的质量如何。如果是两个烂苹果，人民群众也只能在这两个烂苹果里选;如果始终是烂苹果，人民群众也只能忍着。“好苹果”究竟怎么产生，这并不是通常的民主理论所关心的问题。
在如何产生“好苹果”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就马上凸显出来了。发达国家政党出现得比较早，一般来说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政治精英吸纳和培养机制。仅以德国为例，这里的主要政党都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可不仅仅是管钱的，而是同时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基金会设立一个奖学金，设定一些议题，大学里的学生对这些议题感兴趣，做的论文与其相关，就可以去申请这些奖学金。通常来说，这些议题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党派倾向，能申下奖学金的学生，通常也是在价值观上比较认同该党的。从拿到奖学金开始， 申请人就成为这些政党实质的干部培养对象，政党会不停地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研讨会，听一些讲座。你如果只是交个申请骗到奖学金，实际上不认同这个党的，去参加这些活动，你自己心里也会挺没趣的，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么该党就能确认你不是他们的合格培养对象。经过自然的淘汰，最后总是有一些人坚持下来， 那么党就让他们做任务，类似“打怪升级”，慢慢就成长为党的干部。而这一切，都是在基金会的平台上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党派的基金会，就是这些党派的党校。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党派往往没有这样成熟的干部招录和培养制度。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看起来是自由民主，但党派可能完全是基于庇护主义的：有一些超级厉害的党老大，或者政治家族，庇护着一群逐利者，谁该得到提拔重用，完全由这些党老大或者政治家族说了算，看你顺眼就提拔，看你不顺眼就放逐。运气好的，入党没两天就一步登天平步青云，顺气差的，在党内努力了几十年，也没有什么结果。被提拔的，往往对于提拔者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果党老大英明神武，可能还真能选拔出一些好的干部来。但党老大终究是人，眼睛里能看到的干部是有限的。他看不到的地方，就会形成次一级的庇护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形成派系;党越大，派系也就越多，在干部招录和提拔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腐败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不是欧美政党向南非输出自己的干部培养经验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欧美日那点经验，对南非来说确实不太够用。南非选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按照种族肤色来投票的，非国大是黑人的党，缺点再多，大部分黑人还是会投它的票，所以这就造成了非国大长期一党执政的局面。选举对非国大来说，并不构成一个重要的外部压力机制。但对欧美各国来说，选举的压力要大得多，因此干部的招录和培养，往往是以选举为中心而展开的。而非国大作为长期一党执政的党，必然是要以国家治理为中心来进行干部的招录和培养。在这个意义上说，列宁主义政党要比选举型政党对它的启发更大一些。
党校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创造发明，而列宁主义组织原则，本身就是治疗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药。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党员干部首先是要忠于党的政治路线，党的领导人只有作为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者才是有权威的，他们不能在党内组织自己私人的小宗派，如果其偏离党的政治路线，就会遭到党内同志的质疑和反对。而干部的录用和提拔，要看其对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解和执行程度。而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制度来保障干部理解和认同党的政治路线，并且尽可能地加强他们执行政治路线的能力。而党校就是这么一个好制度。中共不仅将党校学习嵌入到干部的提拔任用上，甚至从入党的环节开始，就要求积极分子们参加党校学习。这就保障党员对于中央的基本路线是了解的——虽然未必能保障他们的认同。近年以来，党校培养的内容更是日益丰富，甚至纳入了很多技能性的内容，比如说，教领导干部上网、开微博;学习如何平稳妥善地处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等。这些知识有助于增强干部的执行能力，最终有利于中央统一贯彻政治路线。
而这正是非国大这样的政党所需要的。近年来，非国大的党员人数急剧增加，2002年的时候是42万，2007年的时候是62万，2012年即超过122万，但占全国人口从未超过2%。非国大的目标是把全国人口的2%发展为党员，这意味着党员人数将达到250万。然而党员人数的急剧增加并不等于战斗力的增强。要保障党的纯洁性，就要把好“入党关”和“干部提拔关”。但很明显，非国大正在受到一系列问题的困扰：第一是一些党员违反政治路线和政治纪律，大搞内部宗派斗争，甚至脱党闹分裂。比如2008年年底，前国防部长莱科塔、豪登省前省长西诺瓦等非国大要员宣布脱党，另行成立人民大会党;2012年下半年，非国大自由州省分部的两大派系因党内选举发生争执，最后甚至对簿公堂;2013年7月，西北省特洛奎市的非国大议员集体倒戈，两次将同党市长赶下台，推选反对党人士担任市长。第二就是腐败。在非国大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过程中，许多原来生活和清贫的黑人干部掌握了国家权力，用曼德拉的话说，“他们就像第一次走进糖果店的穷孩子，一旦触及政府资金就再也不肯撒手。”这些黑人干部在生活水平上向白人看齐，贪污公款，收受私人老板贿赂，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南非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达到0.7以上，党的干部“先富起来”，自然会引发社会底层的激烈反弹，长此以往，非国大的执政地位堪忧。
中共在这两个方面当然也存在问题，领导人更是将其提升到了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但历史上留下来的一系列较为成熟的制度，使中共仍然具有可观的纠错能力。比如在18大之后对政治纪律的一再重申，遏制住了18大前并不鲜见的党员干部“吃饭砸锅”的势头;而18大之后所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直到今天仍在不断深化，在民众中重建了对中共自我纠错的信心。而在这些制度之中，党校显然是一项基础性制度。新领导班子通过党校，比较准确地向党员和干部传达政治路线，提升其执行路线的能力，就各种违规行为打好“预防针”。可想而知，当非国大领导人看到这一切，会是多么羡慕。
输出党校，其实也就是在输出政治制度，输出一种新的组织社会的方式。当非洲各国的执政党开始学习党校制度，成功地加强了党内团结，激烈的选举机制，自然会将这种组织技术传递给反对党，就如同战争将火炮从一个国家推广到另一个国家一样。而这对于非洲各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如前所述，选举只能从已有的苹果里挑选，做不到培育好苹果，而政党建设却是培育好苹果的的条件。非洲各国从欧美学到了一套徒有其表的宪政和选举制度，但却没有从欧美学到如何源源不断地培养合格的治国人才，其本地的部族主义、庇护主义传统严重制约着选人和用人机制的现代化。这个空缺，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来填补。
(唐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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