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9日，台湾地区举行规模最大的地方公职选举。在22个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获得6席，民进党获得13席，另有3席为无党籍。尤其在台当局六大“直辖市”(“六都”)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仅获新北市一席。
国民党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大败
当晚选举结果基本揭晓后，马英九表示国民党遭遇极大挫败，他必须向所有党员、支持者表示歉意。12月3日，马英九正式提出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以示对国民党在日前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遭遇重大挫败负责。
国民党政权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来，可谓是多起多落，四分五裂，灾难重重，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
一、北洋政府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说到国民党，离不开孙中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月10日在北京就职，随即便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就是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的开始。北洋政府对外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代表国内封建势力，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镇压人民，排斥异己，在全国建立起军事化的统治。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与北洋军阀各个派系的兴衰关系很密切，以时间划分，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四个阶段。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 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
1916年3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5月下旬积愤成疾，于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而亡。
袁世凯死后，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因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
由于军阀割据，南方各省逐渐脱离北洋政府。1918年7月，云南和两广人士退出国会。
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
1922年6月，孙中山与政见不合的陈炯明决裂，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
1925年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北上商讨国事，不料肝炎复发病逝北京。
孙中山死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正式成立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以汪精卫为主席;并设置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兼任主席，并取消各地方部队名称，统一称作国民革命军，计划北伐。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到武汉。12月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1927年2月21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办公。在广州国民政府停止办公到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办公此段期间，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领导机构，徐谦为联席会议主席。 武汉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五人为常务委员。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北伐军攻克了上海与南京，蒋介石于3月抵达上海后，决定实行“清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并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由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等十二人为政府委员，胡汉民为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激起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抗。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举行《八一起义》，打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第一枪。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领导，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
1927年10 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岗山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 “中国工农革命军”(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岗山的“围剿”。1929年初红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注定了国民党反动派失败的命运。
1928年10月，蒋介石亲临南昌，指挥“剿匪”事宜。南昌被当时人们称为“第二首都”。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中原大战，战争其间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阎、冯、桂及汪系出席，议决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 阎锡山为主席，阎、冯、李、汪等七人为委员，于9月9日上午9时9分宣告成立。东北的张学良随即表示支持蒋介石，并于9月23日进驻北平。北平国民政府一度迁往太原，并在10月提出中华民国约法草案。11月随着阎、冯宣告下野而解散。
1931年，蒋介石在南京汤山软禁胡汉民，同时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引起国民党内其他实力派的不满。党内胡派、汪派、桂系、孙科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彷照孙中山护法战争时的做法，在广州另立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在1931年5月28日成立，汪精卫为主席。同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后，粤、宁两派息争，于12月22日在南京再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广州政府取消，由林森为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宣布下野。粤、宁合一以后，上海随即酝酿“一二八事变”。以孙科等粤系为首的政府无论财政、军事、外交皆无法指挥，经蒋介石及汪精卫面谈后，孙科于1932年1月24日辞职，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从1928年10月到1934年底，一共用了6年时间，蒋介石一直以南昌为第二首都，对中央苏区一共进行了五次“围剿”的战争。
毛泽东、朱德采用“避其主力，击其虚弱，乘胜追击”的方针，红军以3万多兵力，在75天之内，5战5捷，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毛泽东的手下败将。前三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均遭惨败。在各派军阀面前他是强者，在红军面前他就是弱者。中原大战的胜利使他得意非凡，忘乎所以;在三次“围剿”红军中，他却碰得鼻青脸肿。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反观我们的情形，则远不如土匪。政府自政府，人民自人民，军队自军队，各不相谋，甚至省政府和县政府之间，也不能十分联络得好，所以，土匪一个人能当十个人用，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但蒋介石并不肯就此罢休，他决心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围剿”红军。
1933年2月，蒋介石又亲自任江西“剿匪”总司令，坐镇南昌，调集81个师29个旅共63万兵力，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采取“秘密行动，轻装急进，小部夜袭，便装远探”诸要诀。以陈诚指挥的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毛泽东遭左倾路线排挤，被排斥在领导之外，但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继续运用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在黄陂、草苔冈两次伏击，歼灭陈诚精锐部队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受到如此重创，蒋介石十分伤心，对陈诚下了一条手谕：
“唯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陈诚看了手谕，诚惶诚恐，在后面写道：
“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外战应打不去打，内战想打打不赢，仍不肯善罢甘休。经过半年准备，于1933年9月，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具体的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堡垒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蒋介石预定目标，用三年时间彻底消灭红军。兵力部署是：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北路军由顾祝同任总司令，陈诚任前敌总指挥;西路军由何键任总司令;南路军由陈济棠任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司令。其中北路军为进攻主力，东路军助攻，西、南路两军主要是防守。于1933年10月初向中央苏区扑来。
“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了一整年。此时红军领导权掌握在“左”倾教导主义者手中，无力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却越来越小，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长征。
蒋介石率领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5次大“围剿”，对苏区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总计整个中央苏区约有80万群众被杀害。整个苏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围剿”以如此结局告终，蒋介石心有不甘，他慨叹道：“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继续向关内挑衅。1932年1月，孙科政府垮台，由蒋介石和汪精卫组成联合南京政府，他们希望与日本妥协。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关口，宋哲元指挥的国民革命军29军奋力抵抗，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没有派兵增援，日军攻破冷口、古北口，进入关内。北平政务委员长黄郛和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秘密交涉。1933年5月30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会晤，蒋介石派出的中方首席代表是参谋本部厅长熊斌，日方首席代表是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下午4时双方交换全权证书，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
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上午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对中方提出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弃而不顾。冈村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是”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
1933年，蒋介石一面派百万国军攻打红军，一面派人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卖国嘴脸一览无遗。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郊区挑衅制造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暴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军队还没有到南京就仓促逃跑，于1938年11月迁都重庆，是为重庆国民政府。1943年8月，林森在重庆病逝。同年9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在日本鬼子还没到来就仓促逃命，一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怕死，政府腐败无能，人心涣散;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军队失去了作战的信心。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可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却变得非常凶残。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如果蒋介石愿意派兵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把对付共产党的勇气和决心放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战上，派百万大军防守南京，南京就不会失守，“南京大屠杀”的惨案就不会发生。
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国民党在沦陷区北平和南京两地﹐分别组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11月，日本再次发出诱降声明。于是，国民党派出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议定：缔结反共协定;中方承认“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後两年内撤兵(内蒙古等地除外);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条款。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 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精卫等进入上海﹐著手组织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原有政权取消，於1940年 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其组织机构仍用原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的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
在政治上﹐汪精卫的国民党政权收编国民党降日的部队并收买流氓地痞建立“和平建国军”和特务组织，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军队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在外交上，1941年11月，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同年11 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告解散。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有两个政府，一个腐败无能，消极抗战，采取“攘外必须先安内的政策，积极反共;另一个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并投靠日本侵略者成为汉奸，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可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却被人颠倒了。国民党政府突然在“一夜之间”被一些共产党内手握政权的人和一些公知教授捧为抗战英雄，国民党军队被他们吹捧为抗战的主力，大肆吹捧国民党抗战的功劳，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日寇展开游击战是“游而不击”，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谣言绝对不可能改变历史的事实。
如果吹捧国民党政府抗日有功，国民党军队是抗日的主力，那么如何解释“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的沦陷?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军队不在东北和日本人打仗全部退到关内却为什么派兵去江西围剿红军?如何解释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如何解释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的《塘沽协定》?如何解释“西安事变”?如何解释“皖南事变”?如何解释在日寇还没攻到南京蒋介石政府就逃亡重庆导致“南京大屠杀”?如何解释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
四、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妄图反攻大陆
抗日战争一开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抗日逃离南京躲到重庆山城避难，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领导的重庆临时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将“凯旋南京”。
1945年6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讲到：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而蒋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1948年5月20日经国民大会选举出蒋介石为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后，组建中华民国政府(包括一府五院)。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改为总统，国民政府改制为总统府，国民政府至此走进历史。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英勇顽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抗日根据地，与日本侵略者针锋相对，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946年，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和平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在中国发动了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推翻了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蒋家王朝”，蒋介石逃到台湾。
解放战争的胜利其实是八年抗战的积累，如果共产党人不是在八年抗战中英勇奋战，就得不到全中国人民的信任，人民就不会拥戴中国共产党，没有全中国人民的支持的拥护，共产党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战胜不了强大的国民党军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组织潜伏在大陆的美蒋特务和残余的土匪恶霸对共产党的新生政权进行捣乱和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发动“人民战争”进行“清匪反霸”斗争，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余毒。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苟延残喘，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同样也遭到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台湾内部矛盾重重。
“反攻大陆”，是国民党反动政权自1949年逃到台湾后常见的政治口号，也是蒋介石的日思夜想。
1954年，甲级战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现任日本首相安倍的外祖父)与蒋介石秘密成立反共联盟。1957年3月12日岸信介主持成立“日台合作委员会”;6月2日出访台湾，与台湾当局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公然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密令军方在台北县三峡山区设置“国光作业室”，由朱元琮中将担任主任，动员三军207位精英研拟“反攻”作战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后，提出包括“登陆、特战、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五类26项作战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所有计划都详拟到师的任务层级，也向蒋介石提报了97次。每项作战构想都有预备演习。
1962年台湾当局猖狂叫嚣“反攻大陆”，被大陆军民严阵以待的军事行动粉碎后，台湾当局便掀起以小股武装窜扰大陆的高潮。然而，不管是空投着陆的武装特务，还是从海上实施“武装渗透”偷袭的小股武装，以及“两栖突击”的特种突击队，都连遭覆灭的命运。
1963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采取新的招数：组建“海上袭击队”(又称“海狼队”)，以“海狼艇”在海上袭击人民解放军的舰艇和大陆渔民渔船，企图在海上打出一条通道，并搜集情报和进行“心战”活动。但是，“海狼队”每每行动，都遭到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沉重打击，连人带艇船有来无回，葬身海底。
1965年，台湾国民党军掀起的袭扰大陆活动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在利用小型船艇进行的小股袭扰活动连续被挫败后，为鼓舞士气，扩大影响，1965年下半年开始，台湾国民党军动用大型海军战斗舰艇，在海上进行袭扰行动。
1965年8月5日，国民党军方下达“海啸一号”作战计划，在“剑门”号和“章江”号军舰的护送下，特别情报队准备突袭福建省南端的东山岛，以获取情报并破坏岛上的雷达。就在军舰抵达东山岛海域时，迎头遭遇由鱼雷艇和护卫艇组成的解放军南海舰队突击编队。8月6日1时许，海战爆发。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剑门”号和“章江”号双双被击沉，“剑门”号舰长王蕴山等34名国民党官兵被俘，史称这场战斗为“八六海战”。
尽管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背后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但依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手，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那怕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下，中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和打败所有的敌人。
五、民进党的崛起及国民党在大陆的“和平演变”
1975年蒋介石病逝后由蒋经国接掌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1978年蒋经国担任中华民国的世袭总统。
1980年6月，蒋经国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取代“反共复国”国策，且顺利成为中国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
蒋经国死后，蒋经国最信赖的亲信李登辉登上了台湾最高政治宝座。
李登辉是亲日分子，是搞台独的头子，蒋经国栽培李登辉搞台独的目的是企图使蒋家父子成为“台湾国”的创始人，成为台湾的“国父”，在台湾享有最高的特权。民进党的崛起终止了国民党在台湾独裁统治的梦想。
民进党，全称民主进步党，1986年9月2 8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系由原“编联会”、“公政会”等党外组织为基础而建立的以国民党为对手的在野“反对党”。在1997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得票率超过了国民党，赢得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民进党在岛内各县市建立了基层党部，在2000年3月台湾大选中，由于国民党腐败，内部分裂，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的选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从而使民进党由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国民党在台湾又一次失败了。
因为民进党主张搞台独，加上陈水扁政府的腐败，国民党(马英九)于2008年重新夺得了台湾总统的宝座。
在这次“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国民党大败，马英九请辞，预示着2016年国民党总统宝座的丢失。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然为你开了另一扇窗”。
自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逝世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的共产党人已经为国民党开启了一扇宽大明亮的窗户。
八十年代初，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上台执政后，有的共产党领导积极响应台湾蒋经国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放任那些解放前因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犯有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和逃亡在海外的前国民党官员，象当年胡汉三一样大摇大摆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的回大陆后要回了自己被贫下中农在土改中分去的房屋、宅基地等财产物业。当时有的共产党政府官员对从台湾和香港等境外回乡的原地主恶霸点头哈腰，从这些恶霸地主口中感叹的“我终于回来啦”!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里一定很满足。
从八十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变色，国民党在大陆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胜利，糖衣炮弹击中了一些共产党员的灵魂。有些共产党的领导学习国民党统治大陆时的手段，不为人民为自己，选拔干部不是任人唯贤而是采用任人唯亲和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政策。大学学生则以“60分万岁”为指导思想，读书为混文凭，文凭为了升官，升官为了发财。“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团结一致向钱看”， 实行封建世袭的“接班”顶替制度，“一人得道，齐家升天”。全面否定“文革”，政治大换血，经济私有化，官府市场化，思想极右化，并给共产党的开国领袖戴上一顶“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帽子，使中国共产党员不敢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要求自己。如果有谁在中国提毛泽东思想，提阶级斗争，马上就会有人把“极左”和“文革余孽”的帽子采用强制手段戴在谁的头上，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立场，用“一切向钱看”误导所有的中国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有充裕的市场，“官倒”、腐败、黑社会横行，黄赌毒泛滥。
民国政权是依附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有些共产党员以“民国范儿”为荣，也学着国民党政权一样要依附美国政府，不管做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来评价和衡量中国，唯美国指令是听，唯美国政府是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内，在共产党的党校和共产党的媒体以及共产党办的大学中有一批为国民党服务的人，他们处处为台湾的国民党着想。在南京，有人为了迎合台湾国民党人，利用权力把“解放后”改说成为“49年后”，把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的“淮海战役”改说成蒋介石派兵“剿匪”的“徐蚌会战”，把南京电影院改修成为“首都大戏院”。
在教育界，小学语文教材中揭露地主剥削阶级的文章没有了;歌颂革命英雄人物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文章没有了，反映抗美援朝的文章没有了，毛主席的文章“桃子该由谁摘”……没有了，连鲁迅的文章都删掉了，所有涉及与国民党利益不同的文章统统没有了。
在文艺界，反映国民党时代黑暗的书籍没有了。抗美援朝的影视剧没有了;歌颂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影视剧没有了;反映旧社会剥削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影视剧没有了;歌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精神的影视剧没有了;在2014年春晚唱“英雄赞歌”和红色娘子军歌曲遭到反动公知的围攻，中国文化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有人借口说这是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统战的目的是要把敌对阵营中的人团结到自己阵营中来，而不是把自己出卖到敌对阵营里面去，是要干社会主义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助长私人发财，统战更不是放弃共产党的理想、立场、原则向敌人投降。
国民党意识形态对大陆的和平演变越来越成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举行的“两会”上，工人农民的代表越来越少，而代表国民党和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人越来越多。有权势的人被称为“长官、官员、大人”，有钱的是“老爷、老板”，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成了“少爷、小姐”。在封建社会和国民党时代，老百姓是剥削阶级口中的“刁民”。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老百姓再也不是“刁民”了。改革开放后，老百姓又沦为“刁民”，爱国者被诬为“爱国贼”，革命群众被诬为“毛左”、“毛粉”。有人公开咒骂共产党为“共匪”、“赤匪”，诬蔑共产党独裁，要共产党下台，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宪政”政治，其实质就是要国民党回大陆执政，提出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归国家管，扬言要拆掉《毛主席纪念堂》，有的甚至发出“民主以后要杀全家”的动员令。国民党用枪炮打不过共产党，但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赢了。
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官员的批准同意下，2010年10月10日，有人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战争中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刽子手、挑动内战犯下滔天罪行后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的战犯张灵甫修建的陵园在陕西西安落成。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12月23日晚间10点左右，民进党创党元老、前“立委”魏耀干拿水泥漆将台南市佳里区“好望角”公园内的前蒋介石铜像漆成“黑白郎君”，并在铜像御方写上“二二八凶首，真戒严、假行宪”等字样。
在河南，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画像被人公开撕毁，毛泽东的雕像在一些地方被人公开摧毁;而国民党前总统、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元凶蒋介石铜像却将要登陆在浙江省蒋介石的家乡。
蒋介石的铜像在台湾遭到涂漆是国民党的悲哀，是由于民进党崛起国民党失败的结果;毛泽东的雕像在大陆遭到摧毁而蒋介石的铜像将登陆浙江是共产党的悲哀，是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和平演变取得成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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