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
——评王长江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2014年2月28日，“中国政府创新网”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长江一篇题目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的文章。文章通篇以“现代民主政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标准来评论和劝导中国共产党唯一选择的“走向”是要由过去的“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执政党”转变。
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194页)
一、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的“执政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
“政党”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2009年版《党的建设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完全不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利益完全是不一致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功能是制定、公布并宣传其政纲，争取选民的支持和获得议会的席位，在议会中致力于国家立法和监督政府，争取领导或参加政府，在政府中制订并实施各项决策。【2009年版《党的建设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无产阶级政党的功能，在夺取政权前主要是制订符合广大人民意愿和利益的革命纲领，通过党员的骨干作用，联系、发动、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群众性政治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在夺取政权后，主要是执掌国家政权，对全国全社会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2009年版《党的建设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执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下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宪政政治”的一部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党。在实行议会制(内阁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是指在议会竞选中获得多数议席，内阁如果由几个政党联合组成，这几个政党都是执政党;实行总统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总统竞选中取得总统职位的政党就是“执政党”。与执政党相对应的就是在选举中没有获胜的政党则成为“反对党”或者“在野党”，执政党和反对党、在野党的关系是相互竞争和对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其本质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不是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相互竞争和对立，而是合作和协商的关系，所以在中国不会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出现“执政党”、“反对党” 和“在野党”。
王长江在文章中引用了邓小平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王长江引用这些话的目的是想用偷换概念的伎俩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从而进一步在中国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
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是说过这样的话，报告中的原文是：“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这里所表达的“执政的党”已经用后面的“居于领导地位”来作了说明。接下来两个自然段的开头用了两个“执政党”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的地位受到了哪些挑战，一句是：“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下一个自然段是：“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两个“执政党的地位”与前面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相联系起来看，后面的两个“执政党”的提法和前面“执政的党”是相呼应的，“执政党的地位”必然也是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语法上来说，前面说的“执政的党”“党”是主语，“执政”是定语。而后面的两个“执政党的地位”，本意是“执政的党的地位”，“地位”是主语，“执政的党”是定语，用习惯的说法把“执政的党”简单说成的“执政党”作为定语，在这里的“执政党”不是名词而是一个词组出现，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作为一种名称是完全不同的。从政治上来解释更是没有任何联系，如果从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所说的“执政党”和王长江所希望的“执政党”含义相同的话，为什么长期以来在中国没有实行这种制度?其实王长江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要不王长江也不会写这篇文章，也没有必要提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王长江是在西方敌对国家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收买投靠敌对国家的汉奸们在中国大力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妄图在中国推行西方“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形势下写这篇文章。王长江不是引用而是盗用邓小平的的话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来为他们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政治”制度鸣锣开道，翻出邓小平报告中说的“执政党”作为用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颗炮弹，其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用心何其毒也!
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共产党是错误的
王长江说：“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当政党被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时，这种政治现象在欧美至少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
“共产党”这一名称确实是“舶来品”，“共产党”组织是在前苏联“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于1921年成立的。王长江说“苏共模式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自然首先与它们都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
王长江在说到“这自然首先与它们都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时把“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的共产党人说成是“它们”就已经表明王长江不是共产党人的观点，他在思想并上不认同自己是共产党人。并且用“它们”而不是用“他们”来作为共产党人的代词，是侮辱共产党，发泄对共产党的仇恨的做法。
王长江言犹未尽，他的目的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受“苏共的影响”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用受“苏共影响”和“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明“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要素”中的要素之一，是与“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的。王长江这样说的意思就是预言中国共产党是受“苏共”的影响而不是受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成立的，更不是中国国内革命的需求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注定中国共产党也必然会象“苏共”一样的下场。
王长江总结“深刻影响中共的三大要素”定性为：“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这三个因素曾经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如果只凭王长江所讲的这“三大要素”，中国共产党也许会和别的政党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可能得到发展，不知道王长江是无意遗漏还是故意把这一决定性的因素阉割掉?
王长江说：“苏共模式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居第一位的要素。中共甫一建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共都非常明确地把苏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并引用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来证明其定性的确。
中国共产党最早是以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是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第一位要素，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受苏共影响的前中共领导人听从共产国际(苏共)的指挥领导曾经给中国共产党的红军造成过巨大的损失，解放后的苏共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这一点相信王长江不是不知道。王长江把中国共产党强行和“苏共”拉在一起，把“苏共”作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其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写到这里王长江笔锋一转便接下来说：“这种类型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意思是说“苏共”的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没有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治”，所以导致“苏共”的灭亡。如果苏共一开始就按西欧国家政党的标准成立，实行“宪政民主政治”，就没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列宁领导成立的无产阶级政权。苏共的灭亡不是因为和西欧国家的政党不同，而是“苏共”后来背叛了列宁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和信仰，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其性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相同才导致灭亡。
王长江说：“在西欧，政党的产生和民主的发展相联系。在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过程中，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
按照王长江的说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民主政治”是在“与神权专制统治过程中”产生的。这样的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是“无神论”国家，“基督耶苏”已经滚出了西方国家;另一种解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上帝”(神权)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统治”。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符合第一种解释则证明王长江说得很对;如果不是第一种解释而是第二种解释，王长江则是在狡辩，因为“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的西方政党仍然在信仰他们的上帝(神)，西方国家的总统或首相往往都是“上帝”的信徒。与神权专制统治作斗争的人怎么会成为神的信徒?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帝”(神)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帝在教徒面前拥有绝对的权威，教徒对上帝也是虔诚崇拜。王长江的目的是要把他自己个人崇拜西方“民主政治”的欲望而连同2000多年前的耶苏也纳入到信奉所谓的“近现代民主政治”中去，真是荒谬至极。
王长江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膜顶崇拜，只不过是想用抬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来贬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建立的人民政权而已，通过这样的“对比之下”，说明西方的政党是“伟大”的，所以忘记了事实的真伪，这就是立场问题。
王长江接着说：“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民众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作为探索的结果，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不是直接、而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产生了组织民众的要求。于是，政党作为利益表达者，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可见，在西欧、北美，政党一开始就是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现的。政党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此，西方学者关于政党的定义，大多以民主政治为背景。”
(“理念”一词基本上是对应柏拉图的哲学术语。这个术语有时候也翻译成理式，相，型相等。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存在。一切具体的感性的事物，都是分享了它自身的理念才成为这样的事物。“理念”一般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常用，大陆过去很少有人用“理念”一词。改革开放后，“理念”一词也跟着许多西方的话语来到中国，中国大陆原有的话语体系也在中国共产党放弃话语权的的情况下彻底崩溃。)
王长江身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按理说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进中国共产党党校任教?不是共产党员更不可能担任党校的党建教研部主任。可是为什么一个党校的教授，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写的文章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国家歌功颂德，变成了一个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政客，不知道王长江是怎么混进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的，这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
王长江把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描绘得如此之好，完全是一片谎言。从欧美国家对外进行侵略掠夺，对内进行剥削压迫的大量事实和黑人无辜被杀害的案例给了王长江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王长江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信仰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为什么还要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难道王长江不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仕”的选择，难道王长江忘记了在党旗下的宣誓?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的誓言?
当说到共产党，王长江中又是怎么样描述的呢?王长江说：“对比之下，在俄、中等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和目的都迥然相异。共产党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而首先是要改变现有国家体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炸毁旧的国家权力”。或者说，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夺取权力。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毫不隐晦地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使用‘革命党’这个概念，来表示这个以领导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一般说来不会引起多少歧义。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很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命题。他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而革命，取其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党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现有国家体制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对待国家的方法非常简单明了：削弱其合法性，破坏其基础，摧毁其制度。处在这种状态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半军事化组织的特征。这个特点帮助中共干成了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行为方式对后来几十年都有强大的影响。”
王长江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描述成为“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把拿资本家的钱靠资本家赏饭吃为资本家服务的政党描述成“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是错误的;反而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描述成“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和“把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把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人进行革命，人民拥护共产党领导革命诬蔑成“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更是错上加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王长江用西式语言表达的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王长江把西方政党的“特殊功能”诬陷在中国共产党头上，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嫁接为西方国家政党的功能，这是天大的欺骗。也许王长江天生畸形，平时都是用手撑着在地上走路，所以他看到的一切都是颠倒的。
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王长江说：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接下来引用“1941年，邓小平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尖锐批评了“以党治国”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现是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借批判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功劳，造谣“共产党执政后‘以党治国’，实际上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没有看到其背后隐藏着的重大问题”，把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权高于一切”混淆在一起，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稍微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是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证，把“坚持党的领导”诬蔑为“党权高于一切”是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国民党也好，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党派也好，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在野党，这些党派都无法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都不是为无产阶级穷苦劳动大众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王长江在文中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党派等同起来相对比，是别有用心的。
毛泽东同志说：“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共产党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国民党是镇压人民群众的，共产党坚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如果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不是保护人民利益而是象西方国家的政党一样保护的是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就变成了国民党，无产阶级的党就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前苏联就是因为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共产党的信仰，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才导致失败。如果中国共产党按王长江所说的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国民党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能够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政党认同，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已经改变成和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相同或者相近的组织。那么，共产党就不会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象西方的政党一样，为了拉选票必须巴结资本家变成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政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步入苏共的后尘最后亡党亡国，中国人民必将重新遭受深重的灾难。用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就象是拿着秤杆来丈量长度或者是拿着尺子称重量一样，完全是错误的。
共产党受到不同阶级立场的人反对是正常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毛泽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页】
四、不要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是与非
王长江说：孙中山“建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组织革命，而不是象西方政党那样进行合法的平等竞争。”王长江在这里再一次继续吹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争权夺利的“政党是合法的平等竞争”。却不揭露“西方政党”竞争的目的是什么，是竞争为人民服务还是竞争为自己得到更多的选票。更是在“合法”后面还加上一个“平等竞争”，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政客本来面目及其虚伪性，他是在为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宪政“民主政治”作虚假广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由资本家垄断的，贫富悬殊极大，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穷人和富人之间谈何“平等竞争”?外国的情况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看不到，但从中国现在因为学习西方国家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贫富差别悬殊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状就可以知道西方国家是不“平等”的。
王长江在文章中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认为若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随时都有越过边界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在中国，政治则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善事，崇尚贤人治国。”
王长江一直没有忘记用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他还说：“孔夫子更以此观念来解释政治：“政者，正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理念，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人们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而是希望国家权力万能，最好强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揽下来;人们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对掌权者保持警惕，而是希望掌权者集道德、权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为民造福。”
王长江口口声声说西方国家平等、民主，“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能“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事实是这样的吗?王长江所说的“千方百计地限制国家权力”中的西方人是指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是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总统都是由资本家推举出来的，由资本家当家作主，没有钱的穷人是不可能限制国家权力的。当“国家权力随时都有越过边界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时，黑人布朗和马丁可以有限制白人警察杀死他们的权力吗?他们再怎么样“千方百计”地想限制警察的权力也办不到，因为布朗和马西都是黑人，是普通的老百姓，随时有可能遭到美国白人警察的杀害。在美国，白人警察是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杀死黑人的，而且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王长江却把一个可以任意奴役及杀害黑人的西方国家捧为“民主政治”的国家，不知道王长江信奉的是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这样的“现代民主政治”是血淋淋的啊，可想而知王长江的屁股是坐错了地方，是在为强盗念经，为魔鬼宣道。
王长江批判封建儒家思想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借对封建儒家思想来批判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共从批判儒家思想开始其革命目标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来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和领导辩护。”并用引用“邓小平在他1980年名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文章中仍然强调，我们完成了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务，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因为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借邓小平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话来攻击中国共产党，诡辩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王长江说：“中共一直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些内容和论断，除了极个别提法已不再强调外，至今仍在使用。
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这些概念，其含义却有很大区别，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这种状况，往往使许多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王长江对中国共产党的以上提法表现出非常不满，原因是因为“往往使许多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这真是奇了怪了，中国虽然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中国共产党的提法是在中国实行的，只要中国人民认同就是最好的，为什么一定要因为“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就不行呢?王长江在这里所指的国外学者是哪些人?不知道在王长江眼中，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算不算学者?英国著名的学者约翰列文算不算?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算不算?……到底哪些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是他们不想了解中国还是敌视中国?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会感到困惑和不解呢?当年毛泽东在中国比哪个中国学者差吗?他为了了解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情况也曾主动地学习英文。王长江口中的学者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国尊重中国和中国交朋友，就应该主动地向中国人学习，向了解中国的人学习，而不应该带着高傲的有色眼光甚至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或者想到中国来改变什么，这样的外国学者对中国感到困惑和不解是必然的，中国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外国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而按照他们的要求改变什么。
王长江在这篇文章中有一个非常显明的特点，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来批判(中国)共产党，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是与非。在王长江看来，是非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只要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都是正确的，只要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王长江的逻辑，这就是王长江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五、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变成资产阶级的“执政党”
王长江最后说：“中共对推进党的改革、推进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既有深刻的认识，也有强烈的愿望。一些已有的改革成果具有实质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30年的历程已经把改革推到了深水区。能不能解决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进度。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共面前还存在大量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王长江这段话才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他是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身从无产阶级“革命党”向资产阶级“执政党”转变(和平演变)。他希望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把中国共产党带上资本主义的邪路，从而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最后把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为资本家服务用金钱拉选票“普选”出来的“执政党”，其用心确实非常良苦。他在“同情”中国共产党，担心中国共产党不会这样做。如果王长江能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的出于善意，就应该从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作为出发点来为中国共产党出谋划策，而不应该用西方国家邪恶的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标准来为中国共产党“号脉”。
中国共产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往的斗争中取得了非常伟大的胜利，“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18日、19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贫富分化严重，差别巨大，由于走资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制度，为了“市场经济”效益，官场变成商场可以卖官买官，法院成了“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地方，导致中国人民由原来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集体变成成一盘散沙、各自为阵，勾心斗角的“角斗场”。人们为了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拉山头，闹派性。黄赌毒黑泛滥，走私贩卖人口猖獗，车下掉钱有人抢，路上跌倒无人扶，各种犯罪率飚升，物价，住房、医疗、教育、环境、养老、计划生育、毒食品……
以上例举的这些问题我相信王长江也会清楚，而且应该懂得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的王长江按理应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克服这些问题困难，改变这些问题的状况，防止这些问题的再发生。可是，王长江在批判共产党的时候对这些问题却避而不谈，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地宣扬西方的“近现代民主政治”，用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的标准来批判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错误”。 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提出要共产党由“革命党”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转变，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灾难的深渊，这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不同，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王长江所崇尚的西方国家是以资本家垄断，靠战争发财，靠剥削起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说：“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20日】
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家的垄断下，选举符合资本家利益的政府，向着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如果人民有所反抗或者宣扬共产主义，就会立即遭到取缔，予以制裁。对资本家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资本家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这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好相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必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管制下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非常清楚：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西方国家的“政党”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吗?西方国家的“政党”正好相反，西方国家的政党是为他们国家的资本家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革命奋斗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王长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不清楚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吗?不明白共产党人是要消灭私有制吗?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就必须继续革命，革旧思想的命，革自己的命。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革命，就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后，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私有制还没有消灭，共产主义还没实现，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共产党人就要继续革命。千万不要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松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因为胜利夺取政权后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向资产阶级的“执政党”转变，中国共产党如果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转变成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就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阶级，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民将重新起来“革”假共产党的“命”。
真正的共产党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是永远为人民服务的。
附：王长江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王 长 江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共产党居于核心地位。这不仅仅是宪法条文中的规定，更是一种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中国的发展进程带来深刻的影响。当下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既是中国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是理解整个中国改革走向的钥匙，又在改革的带动下发生，是中国改革大潮推动下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交互作用，使得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个党何以如此特殊?它究竟依循什么样的规则运行?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它将有什么样的走向?本章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简洁回答，勾画出当今中共自身变革的轨迹和大体轮廓。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态
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当政党被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时，这种政治现象在欧美至少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因此，中国的政党，在组织理念、组织原则、组织形态、活动方式等等方面，都不能不受到当时已有政党模式的深刻影响。具体到中国共产党，苏共模式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自然首先与它们都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此外，已经在政党政治道路上探索了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建党思想，以及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些因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深刻影响中共的三要素
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苏共模式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居第一位的要素。中共甫一建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共都非常明确地把苏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如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这种类型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在西欧，政党的产生和民主的发展相联系。在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过程中，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民众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作为探索的结果，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不是直接、而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产生了组织民众的要求。于是，政党作为利益表达者，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可见，在西欧、北美，政党一开始就是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现的。政党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此，西方学者关于政党的定义，大多以民主政治为背景。
对比之下，在俄、中等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和目的都迥然相异。共产党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而首先是要改变现有国家体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炸毁旧的国家权力” 。或者说，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夺取权力。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毫不隐晦地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使用“革命党”这个概念，来表示这个以领导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一般说来不会引起多少歧义。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很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命题。他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而革命，取其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党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现有国家体制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对待国家的方法非常简单明了：削弱其合法性，破坏其基础，摧毁其制度。处在这种状态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半军事化组织的特征。这个特点帮助中共干成了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行为方式对后来几十年都有强大的影响。
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孙中山最早在中国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实践，屡试屡败，但愈挫愈勇，被中国共产党尊崇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向往美国等国的民主制度的，怀有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强烈渴望。同时，他也深知，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在中国行不通。经过不断思考，他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思想，即“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
“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是孙中山建国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建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组织革命，而不是象西方政党那样进行合法的平等竞争。按照孙中山的看法，党是未来国家的雏形，人民掌权要通过政党来体现。作为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孙中山把党设计成政府的模式：设“总理”为党的领袖，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一旦取得政权，党就转而为“国”，代替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他进而解释道：“所谓以党治国，不表示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方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据此，《中华革命党总章》把原来所划分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革命程序改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统称为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 与此相联系，总章把党员分为三等：“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三种党员地位不同，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也不同。“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秀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之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公民一律平等。” 至于“国”的样式，孙中山认为，“此后欲以治国，应效法俄人。”因“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俄国“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 孙中山表示，要“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虽然体现了他的革命民主精神，但无疑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政党和国家的本质区别，似乎认为党执政后可以和国家是一回事。这个局限性后来不但深刻影响了国民党执政集团，而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共。中共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尖锐批评了“以党治国”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现是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他强调，“‘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但从后来实践看，共产党内更多反对的其实是“以国民党建国”和“以国民党治国”。对于共产党执政后“以党治国”，实际上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没有看到其背后隐藏着的重大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认为若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随时都有越过边界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在中国，政治则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善事，崇尚贤人治国。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最早的掌权者，像炎、黄、尧、舜、禹诸帝，他们的权力是和亲自尝百草、造舟车、治洪水这样一些业绩联系在一起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夫子更以此观念来解释政治：“政者，正也”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理念，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人们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而是希望国家权力万能，最好强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揽下来;人们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对掌权者保持警惕，而是希望掌权者集道德、权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为民造福。
由对政治的上述理解，产生了一种与西方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平等的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森严的等级概念，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差别。有了差别，人们之间就不是用契约联系在一起，而是用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这种等级秩序的基础是道德。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思想，表达的就是这套理念。就象林语堂先生60多年前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它“向统治者宣传仁慈善行，向被统治者宣传恭顺服从，老年人要慈祥和蔼，青年人要尊敬老人，哥哥要‘友与兄弟’，弟弟要谦恭。”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这种等级秩序进而被类比为家庭中的关系，于是，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伦常关系成为调整个人行为、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在中国古代学者眼里，国无非是一个扩大了的家(而且是父权制的家)，所以叫做“国家”。这种诠释，西方人很难理解，因为他们的“国家”(nation，state或country)概念中并无任何“家”的内涵。既然国即家，那么，统治者就是家长，黎民百姓就是子女。君主是国土及其附属物的所有者，是所有臣民的主人，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庞大的行政系统只不过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延伸，各级官吏都是皇帝的奴仆，贯彻皇帝的旨意，管理广大民众。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皇帝及其下属官吏都是民之父母，必须服从其管理，社会每个成员无不处在宗法与政治等级关系网络之中。
中共从批判儒家思想开始其革命目标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来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和领导辩护。但是很遗憾，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及其顽强地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以至于邓小平在他1980年名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文章中仍然强调，我们完成了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务，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因为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苏共模式，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各种外部的和内在的因素，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的特有形态。
(二)党组织及其运行的主要特点
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模式，在中共获得执政地位后出现了转型的机会。党内一些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也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进行新的思考。邓小平就是其中一个。例如，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不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 党的其他领袖也有类似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讲，后来的发展，包括“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广义地被看作是这种新探索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这些探索都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党的意识形态是其中最为稳定、迄今最少变化的内容。中共一直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些内容和论断，除了极个别提法已不再强调外，至今仍在使用。
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这些概念，其含义却有很大区别，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这种状况，往往使许多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在领导革命和实行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以上思想合乎逻辑地以所有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形式体现出来。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全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被纳入统一管理的制度，要求党事无巨细、包揽一切，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过度集权的体制是成了所有问题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其具体形式实为由党来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政党，被学者称为“全能主义政党”。
具体说来，这个时期的中共主要有如下特点。
在组织构建上，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多层级的组织体系，党组织和党员都根据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要求开展活动。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历史经验，这种组织网络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类型的组织中，领导那里的各项工作。在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党更被描述成“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表述，后来被看作是完全把执政党与革命党混为一谈的典型。当然，具体到各个环节，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在技术性业务性比较强的单位和部门，业务决策仍由行政负责人主持，党组织只起“监督保证作用”。
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党的领导”被当成了党组织以组织形式直接参与政府事务的代名词。和苏共一样，中共也有一套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相对应的组织系统，它们同样参与履行国家权力的各项职能。这就使如何处理党的系统与政府系统的关系(即人们常常提及的党政关系)成为共产党执政特有的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通常的做法是把党的各级组织(它们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各级委员会)也作为行使政府权力的主体，尔后把政府权力按照重要和相对次要分成两部分，由党委和政府分别掌握。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带来更多的矛盾。其一，对政府权力的人为分割，往往使权力边界模糊，党委与政府越过边界相互干扰对方事务的事情时有发生，相互掣肘，极大地影响了执政效率。其二，授权关系紊乱。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现在，党委直接掌握了那部分最重要的决策和行政权力，但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并无权力授受关系，权力的来源、性质都很难确定。其三，行政机关掌握的是相对次要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却又与本级党委形成了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这使得行政机关处在一种两难困境之中。在理论逻辑上，行政机关只接受人大的授权，向人大负责;在实际运行中，它们则完全听从党委的指挥，行政机关和人大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变得徒具形式。而且，人大也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又使得人大和行政机关更像是执政党的两个执行部门。
在与社会的关系上，由于执政党全面控制了国家权力，社会诉求也被全面包办，实际上无法产生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党的社会。国家和政党合为一体，社会又和国家合为一体。社会也因此没有自己的利益需要表达。所以，虽然由于历史传承，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形式(它们在整个国家体系中被称为“群众组织”)，但这些组织不是利益团体，主要目的不是维护各自利益，而是作为贯彻执政党意志的工具，按照执政党设定的目标把群众组织起来，为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而奋斗。这些组织分布甚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例如，除了人们熟知的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之外，还有作协、记协、工商联、残联等等。这些组织绝大部分都具有官方半官方性质，其各级机构从国库中领取活动经费，各级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一样确定级别，领取薪酬。
中共与社会的关系，还包括一个很特殊的方面，就是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在中国大陆，不只是存在共产党一个政党。除了共产党之外，同时还有八个政党参与国家事务。这八个政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就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并因此而获得了“民主党派”的称呼。特殊情况下产生的政党关系，后来定格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也不同于苏联单一政党的特殊的政党体制。这一体制强调共产党是领导者，其他党派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政治上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党拥有独享性的执政权。民主党派不以获得执政权为目标，而是帮助共产党执政，相互之间是合作和协商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当然，如果这些原则在实践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这种政党体制还是很有优势的。但从当时实践看，由于这一体制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在相当一个时期发挥作用并不明显，“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完全停止了。
(三)简短评价
以上是对改革开放前中共执政形态的大体概括。总体看，中共执政后，虽然看到党的活动必然会相应出现新的变化，但远未达到意识到党进行改革和转型的必要性的程度。革命党的基本特征不但被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和权力结合，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从本质上讲，这一模式基本上是苏共模式在中国的翻版。苏共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权。掌握政权后，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以何种形态领导国家的问题摆在列宁党的面前。不可否认，列宁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外紧张的特殊环境，列宁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探讨这个问题。列宁去世以后，苏共虽然曾经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大好机会，可惜的是，苏共领导人把“革命党”建设的成功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确立了一套在思维方式、目标任务、组织运作等等方面实际上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革命党”特点的传统模式，还强行把这套模式推销给了各兄弟党，包括中国党。
苏共模式的“新型政党”和国家权力结合，形成了党政高度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西方学者称为“党国体制”。我本人对“党国体制”的概括持保留态度，并且对把这一概念是否可用于中国表示怀疑。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国情、党情相结合。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可以说是圆满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工人阶级占人口少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领导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这个政党如何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的根本问题。但在后来的近30年执政过程中，虽然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了大量探索，进行了大量实践，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苏共的强大影响，由于认识上存在片面性，未能对“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的问题给予系统、科学的解答。
因此，整体说来，这30年中共在体制上处在一种过渡状态。即使把它概括为“党国体制”，也只能作为某一特定阶段的过渡形态来描述，既不能把它看作成熟、固定的形态，更不能当作后续发展的框架和方向来研究。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是缺乏稳定性：一是逻辑上，它是一个充满内部冲突的矛盾体，缺乏一贯性。它力求把政党的逻辑和国家的逻辑融合在一起，但却始终因这两个逻辑的不一致而无法成功。二是实践上，它难以定型，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尝试。除了在具体操作层面靠大量的政策、指示乃至革命时期留下的潜规则来推动落实外，整个执政过程缺乏制度保证，只能由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来维持和延续。而运动这种方式的不可靠、不可控性，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上充分体现出来了。
这样一种形态，在执政出现危机时，就出现了变革的要求。这种危机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步积累，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日渐暴露，给党自身的改革提供了契机。
二、问题与挑战
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执政的意义在于，国家公权力不再作为政党要反抗的对象存在，而是和政党一起进入到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系统中。这就使得共产党处在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状态，需要扮演执政党的角色，重新界定与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照搬计划经济模式没有为中共朝这个方向探索提供动力。计划经济为执政党设定的全能主义任务，和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任务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在党内许多人眼里，革命党既然能够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它同样能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种心理，是在执政后30年继续沿用革命党模式的认识论基础。
由此而论，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第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尽管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同在于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不再由执政党和政府去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地决定做什么。由执政党掌握的国家权力只是对人们的活动进行规范，防止和解决社会冲突，使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地向前发展。第二，社会成为除了政党、国家之外生长起来的另一个领域，即公共领域。市场的发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均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内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这一部分是被遮蔽了的，或者说，社会为国家和政党所取代、吞噬。现在，公共领域的重现，使执政党面对的关系由一对(政党与国家)变成了三对：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第三，市场天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特性。所以，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变革，国际社会的各种活动，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对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及其执政党产生重大影响。
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报告可以看出对这种转变的完整认识。同时也表明，正是这时，中共对作为执政党与革命党的不同有了比较深刻的把握。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报告认为这是“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面对这种深刻变化，已经在执政中探索了近30年的中共，在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都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党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反抗。中共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从这个角度讲，共产党执政的确是经人民同意的，是历史的选择。这种说法并不夸张。但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人民的选择往往是定期的，而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上选择的结果，不等于人们永远认同这个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到革命中去或耳闻目睹了革命的一代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曾有的革命越来越陌生的新生代。尽管可以用宣传教育的方式强化对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的汲取，历史之页终归要翻过去。当革命带来的政治红利逐渐消失时，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便成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其次，合法性基础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人们之所以支持和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因为共产党许诺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社会。因此，对执政党的认同，必然逐渐转向对新社会的期待。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这个承诺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民主政治意味着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掌权者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权力。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和执政党之间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这就是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本身就会越来越成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已有的模式对此显然是不适应的。
(二)党的功能
政党具有其他组织不能替代的功能，例如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等。政党虽然都履行这些功能，但受党的目标的引导，这些功能具有强烈的指向性。例如，在不执政、特别是与执政集团进行对抗的情况下，政党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往往是为了把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充当与其他政党和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以维护本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害，其基本指向是斗争和冲突。在执政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由于政治权力表面上是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力量，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就不能不承当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设法调和各方面的利益，鼓励社会各方的合作，其基本指向是整合。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各种诉求被刻意压抑，利益被人为地简单化了，执政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而且经常是强制性地要求人们的利益整齐划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各种利益迅速分化，人的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加上新兴传媒的发展，社会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普遍地出现了政党活动空间受到压缩、政党地位日渐衰落的趋势。与利益多元化相应，人们的思想也多元化了，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接近，使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意识形态因素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和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往往难以吸引民众，赢得支持。这种情况，使得以突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优势为特点的政党在政治动员、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功能都大受影响。
(三)党的活动方式
在民主革命和计划经济时期，中共为自己设定了确切的指令性任务和目标。党围绕这些任务和目标调动资源、动员民众，以便最终完成这些任务，达到预定目标。计划经济时期，更是利用行政命令手段，来强力推动执政党各项决策的实现。市场经济改变了这一切。市场经济按照其固有的逻辑运行。除了上面所说的执政党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经济外，还衍生了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例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由过去公社社员身份变成了独立的经营者，过去以村为单位的党组织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号召力都大为下降。而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量资源，包括土地、生产资料、交换的权力等都是掌握在党组织手里的，农民对党组织有强烈的依赖。在城市，企业成了独立的法人主体，其产品和目标都依据市场、而不是由党的指示来决定，党组织不可能再对企业发号施令。相应地，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高度合同化了，除了工作关系，个人不再受企业约束，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这种变化实际上也蔓延至整个社会，包括政府机关，个人的角色由依附于单位(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单位所有制”)的“单位人”越来越变成了“社会人”，使得主要依托“单位”存在的党组织开展活动的效果越来越不如人意。不能否认，由于依然保留着庞大数量的国有企业，执政党手中可供调动的资源之多，是实行多党制国家的执政党所无法相比的。但是，即使如此，由于这些企业也必须按市场基本规则运行，党的活动也已无法按照过去的方式展开。相当数量的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
(四)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市场经济使人们的利益诉求落到了实处，从而激发了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党执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等式表示怀疑。在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最容易受到质疑的是两条：第一，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怎样体现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革命党的模式不但有替代性民主的特点，而且并未为民主参与留下足够的渠道。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但执政党如何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而不是执政党自己在当家作主，却缺乏体制的支撑。因此，在人们民主意识日益觉醒的情况下，原有的关于党的领导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解说似乎以极快的速度变得脆弱起来。第二，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国家权力会不会腐化变质?如何防止权力腐败?成为执政党后，党手中掌握了权力，由过去处处受权力的压制，变成了权力的主人。对于权力集中，中共党内普遍认同毛泽东的说法，认为权力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此相反，对权力的约束却完全被忽视了。根据党的传统理论，权力为什么人服务，关键在于权力由谁来掌握。共产党掌握政权，能够保证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手中，也就能够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腐败。虽然根据这一理论，中共向来极其重视各级执政骨干的培养、选拔和教育，但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整个政治体制中缺乏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的系统。于是，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财富增加，腐败现象便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更进一步说，如何防止党因为掌权而成为用权力来进行自我服务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今都是困扰中共的执政难题。此外，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公共管理革命，也给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带来了新课题。公共管理革命的基本趋势之一，就是权力向社会分散，权力主体日益多元化。即使公共权力，也不都由政府一个主体来行使，而是更多的公民成为行使权力的主体。它赋予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共以更大的责任：它既要主导政府管理从人治模式走向法治化，同时又必须主导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革命党的模式显然难以胜任这种转变。
(五)党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动员曾经是中共最为得心应手的手段，在组织力量对抗国民党统治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政党本身一样，群众组织也是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来使用的。对社会进行高度行政化的控制，是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公民社会的成长，无疑对这种状况直接构成了挑战。民间组织迅速发展，是公民社会兴起的标志。据有关统计，仅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就已经近43万家，这里面还不包括比这个数字多数倍的未登记的各种组织。但执政党发现，这时候的民间组织，已然和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完全不同。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或为了某种公益目的而成立了这些组织，因而很难再像过去一样，把它们当作执政党或政府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来操控和利用。面对迅速兴起的公民社会，执政党甚至在思想和观念上都缺乏准备。不少人较多地看到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负面的东西，比较关注它们的非政治性和疏远党组织的趋势，甚至倾向于把它看作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把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和削弱党的领导联系起来，和可能造成局面失控、影响社会稳定联系起来，因而倾向于采用压制的办法，给民间组织的发展设置各种障碍。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应对，很可能使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三、党的改革
面对上述挑战，中共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与时俱进，选择了改革、创新的道路。这是一个对党自身改革必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化、并在实践中逐渐加大改革力度的过程，带有典型的渐进特征。最初，改革着眼于类似改进工作方法这样的细枝末节，到现在，改革已广泛涉及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已有的变化作一个简单梳理。
(一)转变观念
“党的改革”这个概念，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至今没有正式使用过。只是在涉及党的活动的具体方面，才会把它和改革相联系，例如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共极其谨慎地避免用“改革”这个词来描绘党内的变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大张旗鼓地谈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党自身的改革只被描述成“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后来，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后，出现了“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提法。 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把这两个词叠加在一起，显然是为了使改革的取向更明确。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党建经验部分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建设要“坚持改革创新”，认为这是执政党建设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
其实，这种在提法上不断加重分量的过程，恰恰是党的执政危机感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对党自身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不断强化的过程。改革初期，对党自身的改革，党内普遍缺乏深刻认识。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向西方国家学习，搞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共大张旗鼓地推进“党的革新”，接下来便丧失了执政地位，这一出人意料的剧变深深地震撼了中共，更使不少人坚信，对党自身进行改革无异于自取灭亡。这种观念发生改变，是在改革全面走向深入的过程中。随着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逐渐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共开始意识到前所未有的新的考验，开始意识到，即使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也面临能不能经受住这些考验的问题。改革越走向深入，这种忧患意识越是不断增强。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作出的概括，标志着这种忧患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再度强调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的执政地位“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并把面对的问题概括为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党的改革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本动力。
(二)扩大组织开放度
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总是代表特定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根据这一理论，中共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随后，“工人阶级先锋队”一直是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的习惯用法。执政后，知识分子和干部都被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纳入“工人阶级”的概念，以保证党的广泛代表性。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的情况下，这种“纳入”的方式显然难以反映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作为应对，中共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官方表述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一理论的含义非常明显，就是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它承认，“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使用“建设者”的提法，一方面充分肯定这些社会阶层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回避了“劳动者”概念会引起的敏感话题，以示和作为“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的工人、农民有区别。
“三个代表”理论使中共向全社会敞开大门，各个阶层的精英都有了进入执政党的机会。从传统理论出发，中共曾明确宣称，“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根据“三个代表”的理论，则“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至此，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通过突破传统观念得到了解决。当然，对于“全民党”的概念，中共依然是不接受的。
(三)发展党内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应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强烈要求，中共对民主的认识也由此大大深化了。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名言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以至于在党的文件中出现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与此相应，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也一再得到强调。从实践看，党内民主总体上不及社会民主发展得快，但在党内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上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推进。例如，在授权民主方面，中央对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选举中的民主和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决策民主方面，重视发挥各级党委全体会议的作用，推行全委会票决制。在监督方面，针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这些重点对象，出台了若干规定和条例，同时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班子向同级党委全委会述职和报告工作，接受全委会的监督。还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重大决策征求意见、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等制度。财产公开制度也呈呼之欲出之势。发展党内民主被看作民主有序推进的关键环节。中共认为，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起示范性作用，党内民主发展了，可以用来带动和促进社会民主。
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广大地方和基层的党组织有着比较强烈的创新愿望和冲动。这些年来，地方和基层的党组织在党内改革方面作了大量探索。例如，针对村民自治组织和党支部之间关系不协调的状况，不少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积极进行了支部书记“两票制”选举，旨在增加村民对党组织负责人的认同感。针对党代表发挥作用不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情况，一些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探索。还有些党组织更进一步，试行乡镇领导班子“公推直选”，增强地方党组织执政的合法性。这些尝试，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对创新比较积极，原因在于，执政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带来的压力，首先需要这些党组织和干部来面对。这可以看作是执政党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回应的具体体现。
(四)转变基层党组织功能
执政党担负的责任与革命党不同，其组织形式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变化。革命党和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党内权力集中的需要而形成的高度等级制的组织系统，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条件下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党与社会进行沟通的需要。所以，这方面的探索也比较普遍和迫切。
这类改革和创新主要发生在地方和基层层面。扭转基层党组织涣散、无力的局面，通过转变功能来恢复和增强它们的活力，在许多地方都成为重要的创新点之一。这自然与执政党建设遇到的问题首先在地方和基层党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有关。中共向来把基层党组织视为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直接威胁党的执政地位。所有探索和创新，都围绕改变那种过时的、按单位和区域建立党组织来指挥、命令、督促和监督党员执行上级机关指示的模式而进行。
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模式。很难用一一列举的方式穷尽这些模式，这里仅举几种。例如，在基层党组织的组建方式上，有的地方打破过去地区或单位的局限，以楼宇为单位建立党组织展开活动。类似的联合支部在一些地方也出现在若干个规模较小的企业之间。有的地方某种产业发展形成规模，原有的行政区划已经不能容纳人们之间出现的新的联系。根据这种情况，不少地方进行了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的尝试。有的把党的工作与农业的规模经营相连接，把党的工作落到了合作社、专业协会等新的农业组织载体上。在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上，有的党组织着眼于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行政化倾向，把党的活动与社区的服务中心相结合，开发为公众服务的功能。有的党组织着力于在企业中协调企业各种利益关系，建设企业文化，增强企业软实力。目前，上述各种尝试在各地都有，但比较成功、定型的仍然不多。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在改善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方面，这些年来更加强调发挥政府、人大、政协等政权机关的作用，强调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强调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其基本方向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寻求协调和统一。但这一探索仍在进行过程中，成熟的成果尚不多见。
四、结语
总体上说，中共对推进党的改革、推进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既有深刻的认识，也有强烈的愿望。一些已有的改革成果具有实质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30年的历程已经把改革推到了深水区。能不能解决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进度。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共面前还存在大量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一)党内改革创新仍以“外围战”、“运动战”为主，攻坚战尚未开始。表现在，人们对一些与传统的原则和做法没有直接冲突的问题探索较多，如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改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为全委会票决制，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巡视制等。而对于一些和传统观念有矛盾、但又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则往往避重就轻，甚至绕着走。例如邓小平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提出的党政关系问题，几乎已不再提及。这使得改革很容易出现变形。
(二)制度、体制、机制建设仍有不少空白点。虽然随着不断探索，党内有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规定和条例，但这些要求和规定充其量只能叫做制度的要素，因为它们之间往往缺乏有机连接，甚至相互矛盾。形成制度不能缺少要素，但制度绝不仅仅是要素的堆积，而是要素之间有机连接形成的体系和系统。制度建设不能停留在制度要素建设，而应把重点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中共党内改革目前似乎尚未完全走出这一误区。
(三)一些旧的观念依然在党内有强大影响。这些观念有两种类型：一是本身已过时的观念，例如，依然把对公众的控制看作基层党组织的根本任务，就属于这一类。相当一部分基层党组织难以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和没有改变这种观念有关。二是原则本身没有过时，但人们赋予它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党管干部”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改革越深入，这些未加清除的观念对改革的阻碍作用越明显。
(四)党内民主的各个环节发展不均衡。虽然把民主有序发展作为重要的原则一再加以强调，但对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如何互动，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民主监督等环节之间如何互动，都缺乏统筹设计，相互之间无衔接、不配套，反而相互掣肘，形成了许多瓶颈，使改革难以推进。乃至一些地方已有的探索，也由于无法突破旧的体制而停止下来，成果难以保留，有的干脆退回到改革前的状态。
(五)既得利益越来越成为对中共执政的现实威胁。体制不科学，本质是权力配置的不科学，在长期运行中必然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这是产生既得利益的肥沃土壤。虽然作出中共党内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判断为时尚早，但一些部门、群体的既得利益逐渐形成，并在政治博弈中越来越占据强势地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能针对这种情况，尽快找到相应的对策，改革就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是改革由于既得利益的阻碍而无法继续;二是改革由于既得利益的强势操控而留下大量后遗症。这对执政党是极其不利的。
(本章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链接：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73&i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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