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部长在清华发表演讲，提出中国要警惕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指一些国家收入水平和全球经济地位在达到一定水平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无论是人均收入水平和综合国力，都难以向上突破。
在演讲中，这位部长还提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五条对策：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
按照这位部长的看法，如果推行这五条对策，中国就能绕开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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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这位部长的对策提出强烈异议，一个大国的粮食仰赖进口，怎么可能有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交给国际市场至少有四点不妥：首先，虽然这位部长说战时可以退林还耕，但是战争的爆发往往是突然的，而退林还耕到收获新粮的过程则是相对漫长的。其次，国际供给和粮价操纵在大粮商手中，一旦中国减少粮食补贴，粮食依赖进口，那么中国的命运就操纵在国际大粮商手中。再次，那时中国必须依赖大规模进出口贸易，才能保证粮食供应，一旦中国遭遇金融危机，就无力购买进口粮食。最后，国际粮食市场一次丰收，便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中国粮农破产;国际市场粮食一次歉收，就可能夺去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口的生命。
任何一个国家都懂得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许多国家不惜重金补贴本国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国家大粮商则鼓励其它国家完全放开粮食市场。有趣的是，美国作为农业大国，一面巨资补贴本国粮食生产，一面鼓励其它国家放开粮食进口。美国做法的目的，司马昭之心路人可见。
粮食依赖进口的思路是小生意人的思路，甚至不是资本家的思路，更不应该是一位部长的思路——大资本家懂得操纵市场，知道市场是可以被人为操纵的，是靠不住的。更不用说，一位部长应该有全局战略的眼光了。这位部长是否称职，大家自有公论。
这位部长的对策，危害粮食安全的问题，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要分析的是，这位部长的政策，究竟会达到什么效果?这位部长真是希望冒牺牲中国的粮食安全的风险，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吗?如果不能说明这位部长的建议的最终目的，就无法证明这位部长不是站在多数中国的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可以自我辩解，是为了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暂时牺牲眼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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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部长的对策的真实目的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挤压出来，使农村劳动力彻底变成任由资本宰割的廉价劳动力，推动农村土地集中，为土地、金融和产业资本积累财富。他要做的是中国版的圈地运动。
他建议的第一条对策是减少粮食补贴。中国目前种粮是有补贴的，除了鼓励种粮，也为农民确定了每亩土地的最低收入。农民每亩农田最低毛收入，就是种粮补贴加保护性收购价格。当农民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收入低于这个价格时，农民就会改种粮食。农民经营其他作物的预期收入，不会低于粮食的价格。
减少粮食补贴，除了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还会直接压低农民每亩毛收入。如果国家不提高粮食保护性收购价格，绝大多数农民在经济上，很快就会破产。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作物的价格剧烈波动。原先，农民可以靠种植粮食保加最低收购价，保持每亩农田最低收入——大不了可以改种粮食，种粮国家给补贴，还有最低收购价，可以基本维持。一旦取消粮食补贴，农民每亩的毛收入将进一步下降，农民将失去最后的避风港。
这些年，粮价不高，农业生产毛收入始终低迷。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农村劳动力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减少种粮补贴，进一步压低农业毛收入，会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挤出来。
看看《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农民一起喝酒时议论的内容就会知道，破产以后的农民，必然涌入城市谋生。这位部长的第二条对策是鼓励这些农民进城谋生。这些农民在老家已经破产，不让他们进城，又能去哪里呢?与之对应，房租水平也会迅速上涨。这位部长很清楚，那时候将有更多的人买不起自有住宅。于是，他提出租房也可以落户。他倒真是体贴那些来自农村、没有住所的劳动者!不过，如果他能主动放弃国家分配给他的房产，以身作则，也去租房，似乎更有说服力。
农民进城以后，并没有人为他们安排工作，他们要自谋职业。按照这位部长的第三条对策，为了增加就业活力，要限制工会的力量。不能让劳动者和企业强势谈判。相比企业，每个劳动者都是弱势群体。所以，劳动者联合起来，试图改善自身的处境。在这位部长看来，这不利于全中国的福祉，所以他建议限制工会。很显然，大量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使劳动力市场一下子爆满，没有最基本的工会和劳动保护，他们的收入会被压到最低。
在这位部长看来，大量劳动力变成奴工，忍受房东和老板的双重压榨，这就是中国竞争力的表现了。
但是，在他看来，这还不够!
因为农民在农村还有土地。如果城市生活太艰难，他们还有返乡的可能。事实上，目前许多农民工就有这样的选择——如果城市生活待遇太低，他们就会返乡务农。这样的选择，使他们在城市的待遇不会太低——至少不能低于他们务农的收入。在农村，务农虽然苦，但是能勉强活下去，城市中长期失业，只有饿死。
所以，有必要切断他们与土地的最终联系!这就要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农民失去了宅基地，就再也没有回乡务农的机会了。他们的承包田，只能归别人。每一个亲眼见识过“宅基地换房”过程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农民住进了楼房，生活成本立即上涨，必然脱离农业——住进楼房的农民的农具、牲口、拖拉机放在哪里?哪里有地方存放种子、化肥、地膜和收获的粮食?农民进楼以后，副食再也不能自给自足，一切都要花钱购买。如果此时农民没有找到有现金来源的工作，他们在楼房的生活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可以预期，一旦中国推行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大批村长将成为大地主。目前随着推行农村村民自治，村长直选，村长往往已经是全村首富加黑帮老大。未来的大地主，必然从他们之中出现。他们将使用各种经济和黑恶手段，把自己同村的乡亲撵进城市，霸占全村的经济资源。一旦他们彻底霸占了全村的土地等经济资源，他们将再次招收雇工，恢复解放前的乡绅统治。粮食生产集中到大地主手中以后，那时的粮食价格必然上涨。不过，他们可能根本不种粮食，因为其它经济作物的利润更高。不仅如此，这些大地主将在经济上与国外资本高度融合，必将插手政治，推动买办政治。
这与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大同小异。英国新兴贵族圈占公地，使农民生活无法自给自足。这些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农民离开农村以后，英国新兴贵族半抢半占半骗，把农民的土地收归己有，然后彻底捣毁农民的住宅，使他们再也不能回乡生存。随后，新型贵族们开始大规模养羊，生产羊毛。
农业市场化，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大批一家一户经营小农业破产，劳动力从土地上溢出，进入城市变成廉价劳动力。与之对应，是农村将出现大地主，城市出现大资本家——大量廉价的无工会保护的劳动力为企业家创造了巨额利润，企业家利润的大多数要进贡给城市土地所有者和金融资本家。这个过程中，地主、金融家、企业家都会发大财，倒霉的是劳动者。
这位部长的第五条对策似乎是要保护这些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前半句充实社保基金，似乎是照顾劳动者的权益，后半句图穷匕见，根本目的，是为了降低社保费率，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
在大量劳动者涌入城市，工资水平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这位部长要减轻那些发大财的人的负担，让国有资本和劳动者把社会保障的负担接过来。对多数劳动者来说，这个负担尤其难以承担。大量农场劳动力彻底涌入城市时，必然有很多人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这位部长没说，那些长期失业、半失业交不起社会保险的人的社保怎么办?不过，按照“多交多得”原则，稍微推论一下就不难猜到，这位部长的潜台词其实是“多交多得，少交少得，不交不得”原则。
这位部长的五条对策，三条是推动农产品、农村劳动力、农村生活资料市场化，两条是限制工会和国家对市场化的干预，维护资本的利润。这些对策的根本目的，是用“看不见的手”把农村劳动力彻底挤出来，变成廉价劳动力，让少数人获得巨额利润。这位部长大约也是信仰《天演论》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物竞天择，饿死活该。
这就是这位部长的提出的五条对策的真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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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这位部长可能会辩解，他提出这些对策的目的，是想牺牲一代人，完成全国崛起。
抛开“先富带后富”这个骗人的宣传不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推行这位部长的五条对策，牺牲一代人是必然的，完成全国崛起则是未必的。事实上，推行这五条对策，中国会发生激烈的圈地运动，不但会陷入流民内乱，还会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从国内看，推行这样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找到海外殖民地消化多余人口，国内必然出现内乱。
抛开粮食安全不说，这位部长提出的对策的后果，与中国历史上，农产品价格市场化，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自由流通的后果，大同小异。每过二三百年，这样的经济政策必然导致农村土地大批兼并，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被从土地上挤出来，成为失业的流民。后面就是农民战争。
最近的一次是在解放前的民国。当时，中国的粮食价格随行就市，政府对粮食生产放任自流，大量进口粮食，许多人种植鸦片等经济作物。当时的常见情况是，灾年出现大批农民、城市平民饿死，丰年出现大批农民破产。侥幸没饿死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谋生，成为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子女变成包身工，生死由命，在血汗工厂中大量夭折。与之对应，少数人在成为大地主、大买办，而中国的国力长期落后，并没有获得值得一提的发展。正是因为旧中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积贫积弱，才导致新中国的诞生。今天，这位部长又要让多数人重新回到老路上去。
英国推动圈地运动时，大量人口不断移居海外，今天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相信，按照这位部长的对策，不久中国就会再次出现大批包身工。后面的事情，就是解放前历史的重演。
从国际看，推行这样的经济政策，放弃本国粮食安全，必然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一些国家坠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实是这些国家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成为全球金字塔的塔基，难以摆脱对其不利的国际贸易、金融地位。因为不断向处于世界金字塔中上层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贡献利润，所以本国经济自然难以发展。
以坠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拉美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实行大土地所有制，大量土地归少数地主所有。大地主连抢带骗，从农民手中剥夺土地，建立大种植园，种植甘蔗、香蕉、可可、棉花、柑橘、咖啡、大豆等经济作物，谋取利润。本国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大批农村劳动力被从土地上撵出来以后，涌向城市。因为贫富差距悬殊，本国市场有限，本国对外贸易以出口经济作物、木材、矿石原料为主，所以这些劳动力难以就业。这些劳动力聚集在城市周围的城乡结合部，在当地形成大面积贫民窟。贫民窟中的居民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靠偷、抢、拐、骗、贩毒、乞讨、卖淫、拾破烂，苟且偷生——去过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人，对此都应深有体会。这些失业、半失业的劳动者成为劳动力储备大军，进一步压低其它城市劳动者收入水平，导致内需更加不足。
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不能独立自主，高度依赖出口经济作物、木材、矿石等原料，进口粮食，所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可以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缺乏独立性，以美国则利用债务、金融危机、贸易剪刀差等手段不断对这些国家进行收割。另一方面，美国在这些国家培养政治、经济代理人(比如操纵智利经济命脉的大名鼎鼎的“芝加哥男孩”们)，建立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买办政府，推行全面开放，全面市场化的政策，放任美国资本长驱直入。美国金融资本对这些国家实行渗透，通过跨国公司控股等方式，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依赖美国的粮食和市场，被美国金融资本剥削，在政治上受美国的操纵。这些国家处于全球金字塔中层偏下的位置(也就是第三世界的位置)，难以翻身，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如果不打破大土地所有制，不推翻为美国服务的买办政府，不能做到粮食自给自足，不摆脱美国的金融控制，不改变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的经济政策，不国有化美国的跨国公司控制的本国资产，不改变美国的经济殖民地的地位，便永远也不可能逃脱出“中等收入陷阱”。
可以说，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恰恰是推行了与这位部长建议的对策类似的政策!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英国发生圈地运动后，大批农业劳动力成为工业劳动者，使英国的资产阶级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使英国成为世界强国，而其他国家发生类似运动后，反而会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
答案很简单，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美国为塔尖的全球金字塔已经建立，靠“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
英国的时代，各国几乎是独立的，英国发生圈地运动，首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相对欧洲大陆其它封建诸国，或者依赖掠夺的西班牙、依赖海洋贸易的荷兰，英国走在了前面。
经过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疯狂的资本扩张，今天的经济是高度全球化的，美国控制能源、粮食、金融等关键要素，不断剥削落后国家。落后国家的经济畸形发展，高度依赖美国，为美国提供廉价的能源，周期性被发达国家剪羊毛，不断向美国贡献利润。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国放弃本国粮食安全，出口经济作物换取进口粮食，不能做到粮食和金融独立自主，必然被美国整合为全球金字塔的塔基。
完全自由的市场，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实力较弱的后发国家，放弃一切自我保护，进入这样的竞技场，必然输得一干二净，成为世界金字塔塔基的奴隶。
在这样的时代，后发国家要崛起，不能靠国际分工和贸易积累财富，而要彻底改变对自己不利的国际经济秩序，摆脱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地位，建立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分配格局。很显然，这样的过程必然伴随激烈的战争。一个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会不战自乱，根本无力承担战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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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部长建议的对策，牺牲国家的粮食安全，会导致圈地运动的后果，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成为新时代的包身工，必然酝酿内乱，使中国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这些对策，违背大多数社会劳动者的利益，显然有利于中国土地、金融和产业资本的利益，以及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有人也许会说，这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代价。此言差矣。工业化社会必然出现城市化，但是城市化有资本主义的城市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城市化。城市化过程，既可以绝大多数人吃亏，极少数人受益，也可以绝大多数人不吃亏，全体收益。比如，大批农民进城后，他们原有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是归于地主，还是归于国有用于弥补这些农民进入城市的代价?比如，大批农民彻底脱离农村后，是否保证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权益?比如，这些农村劳动力为资本创造的超额利润是用于私人财富积累，还是被国家征收上来，改善这些农村劳动力的生活?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城市化和社会主义城市化的根本区别。很显然，这位部长是希望推动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让资本获得原始积累，而不愿意推动社会主义的城市化。
这位部长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祸国殃民的建议呢?也许，他能力有限，看不到自己的建议的对策的风险和危害。也许，他知道自己的建议的后果。
对于这位部长提出这些对策的主观原因，本文不妄言揣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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