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杰，你究竟想干什么？
——评奇文《从平民到权贵，今日中国无处不流氓》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美化西方、丑化中国；糟蹋历史、谩骂革命；信口雌黄，攻击开国领袖；巧舌如簧，竭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已成了一种时尚。从上世纪80年代，出现苏晓康等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代表作《河殇》；到了2007年辛子陵（谐音：“新的资本主义就是灵！”）的“污毛”代表作《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直至在网上出现无以计数的传播烂言的网文，构成了一股汹涌的反共、反华、反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比骂”运动中，谁骂得越凶、越恶毒，谁就越是“英雄”！谁把历史虚无得越彻底，谁就越“神”！今次网上流传极广的署名“维杰”的奇文——《从平民到权贵，今日中国无处不流氓》，又是这样一篇代表作。（以下简称《不流氓》）
常言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怎么才能让语言“惊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造谣，而且是造政治谣言。《不流氓》开篇就造了这样一个谣言：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地主富农。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贫农。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贵族。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流氓。”
请问《不流氓》的作者：中国的哪位“领导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哪位“外国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又是哪位“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流氓”？
维杰根本回答不出。因为这是造谣！然而，凭空造了这样一个谣言，他却可以从中推导出如下的政治结论：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引用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是对不同制度的高度概括。”
“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了（按：暗指中国革命），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句话：中国的政治伦理就是“坏”；外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好”！正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坏”，所以，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彻头彻尾，一无是处。那就是：
“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从街头小巷到学术殿堂，从平民百姓到权贵富豪，或下流暴戾，或腐败堕落，流氓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语言流氓，到行为流氓，再到意识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
看，《不流氓》的作者维杰多厉害！他这一竿子已不只是打翻了一船人，而是打翻了整整13亿中国人！
一、何为“贵族”？何为“流氓”？
维杰的奇文，核心的关键词是：“贵族”与“流氓”。因此，首先得弄清楚所谓“贵族”与“流氓”的含义。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在逻辑上必须遵守“同一律”。任何名词只有约定俗成、公众认可的才能使用。舍此，对词义作任意解释，就只能是曲解与诡辩。根据《辞海》定义：
“贵族”：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在奴隶社会，最初只有奴隶主贵族才能担任国家官职（如中国商代、古代罗马）。在封建社会，贵族是具有世袭爵位和领地的各级封建主的通称。他们主要是皇室的亲属子弟和功臣。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他们实行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基础。贵族享有各种特权，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17至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虽动摇了贵族的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与封建势力相妥协，贵族仍在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如英国）中存在，由封建贵族变成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
“流氓”：
“氓”者，“民”也。《辞海》中无“流氓”辞条，只有“流人”：专指“流亡在外的人”。可见，“流氓”是一个现代才有的名词。
毛泽东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到过“游民无产者”：指“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
1986年商务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倒有“流氓”一词，其解释有二：“1、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的人。2、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耍流氓。”
然而，上述这样公认的定义，到了《不流氓》中，就全变味了。维杰认为：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贵族精神有三种高贵的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
“流氓之所以是流氓，并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是因为内心里的流氓意识。”至于什么是“流氓意识”？他没有具体讲。从行文逻辑看，那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面；或者说是“假丑恶”的集大成。
维杰对“贵族”、“流氓”的特有定义，彻底颠覆了原先人们对“贵族”与“流氓”理解的含义，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视听。“贵族”——统治阶级，成了都具有美好的“贵族精神”的社会“精英”；“流氓”——人民群众、革命者，都成了只具“流氓意识”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
这就怪了，贵族如果不享有政治、经济特权，脱离其特有的社会物质生活因素，又怎能形成相应的“贵族精神”？“流氓”如果能享有贵族的实际生活——可以得到其任何想要得到的东西，又何需去“撒赖”、“耍流氓”呢？
历史早已无情地告诉了人们：
“贵族”——无论是奴隶主贵族还是封建主贵族，就其整体而言，从来就是罪恶与腐败的代名词。如果罗马奴隶主贵族具有“诚信”、“道义”与“使命感”；那么，古罗马帝国就不会灭亡。同样，法国封建主贵族如果具有“诚信”、“道义”与“使命感”，那么路易十五就不会喊出：“我死后那管它洪水滔天！”法兰西帝国也就一定能够延续到今天！外国的贵族是这样，中国的贵族也不例外。知道什么叫“八旗子弟”吗？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贵族”。
既然贵族是现实世界罪恶与腐朽的代表，那么，他们除了吃喝玩乐，除了颓废、没落与玩世不恭以外，他们还能有什么样的“贵族精神”？
历史也已无情地告诉了人们：
“流氓”——维杰笔下所谓具有“流氓意识”、制造“假丑恶”下三滥恶行的人，只能在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老爷（包括其“衙内”们）中产生！这种人绝不可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存在决定意识。维杰要“化腐朽为神奇”，想刻意地去剔除“贵族”丑恶的社会阶级属性，又极力地去美化所谓他们的“贵族精神”，这就像攥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荒谬！如此胡编出来的东西，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究竟能欺骗几个“低能儿”？值得思索。
二、谁是历史与文明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马克思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否定历史人物、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人民群众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向社会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创造，贵族根本不可能生存）
二、人民群众同时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以其实践活动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且还直接为人类社会提供不可胜计的精神财富成品。（任何精神财富都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源之水）
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经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自觉的革命斗争，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军。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维杰割裂了人民群众与历史人物之际的辩证关系，在《不流氓》中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提出“贵族创造历史”、“贵族创造文明”的口号，从而把剥削阶级史观，推到了极致的无以复加的地步。维杰宣扬：
“人类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贵族所主导，所以人类能从野蛮走向文明。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流氓所掌控，流氓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导致文明向野蛮倒退，所以人类发展的进程呈现曲曲折折、进进退退。”
多奇妙的高论！这里所讲“贵族”与“流氓”对历史的“主导”，如果按照维杰独特的定义，应该只能理解为是一种精神，即所谓的“贵族精神”与“流氓意识”。
“贵族精神”主导历史，历史就走向文明；“流氓意识”主导历史，历史就向野蛮倒退。这样一种历史分析方法，倒也简单、方便。不妨可以称之为“精神箩筐”分析法。
人们只要把人类的一切“真善美”，装入“贵族”行为箩筐，这就是“文明”，就可以高8度地歌颂；把历史上一切“假丑恶”现象丢入“流氓”行为的箩筐，这就成了“野蛮”，就应该无可饶恕地进行谴责。
可惜，这样分析历史，除了能给“贵族”（实际上指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涂脂抹粉；给“流氓”（实际上指人民群众）贴上个“卑劣”的标签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
维杰的逻辑是实用主义的，这是其诡辩的需要。他一会儿把“贵族”定义为“贵族精神”；一会儿又可以把“贵族”复原为货真价实的贵族。
为了证明“贵族创造文明”的论断，维杰在《不流氓》中写道：
“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所有划时代的思想，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贵族，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接着，他又反诘：“查一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贵族？”
不错，由于剥削制度的局限，人民群众被迫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这样，由统治阶级中一些人士从事精神劳动，便成了一种社会分工。因此，统治阶级人物中出一些杰出人物并不奇怪。但由此得出：凡历史上有成就的创造者“哪一个不是贵族？”这就根本不值一驳了。
笔者佩服维杰的“文胆”！他竟敢把话讲得那么“绝”，又那么地气壮如牛。结果只能让他自己出丑！笔者无须去“查”，随口便可说出一批有重大成就的历史人物来，他们就根本不是贵族。比如：
中国古代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不能算是个“贵族”。（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断定其出身“平民”）。他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史记》也称“孔子贫且贱”。意即出身低微，从事过体力劳动。虽说孔子的远祖是宋国的贵族，但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远祖的身份也可以遗传，那么全人类的老祖宗不都是“猴子”变的？
不仅孔圣人不是“贵族”身份，被尊为“亚圣”的孟轲，同样不能归入“贵族”行列。据《史记》等有关记述：孟子祖上家道中落，从鲁国迁居邹国。他三岁丧父，靠母亲织布艰难度日。关于孟子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故事，成为千古美谈。综观孟子一生，也就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士人”，怎么也不能得出“孟子是贵族”的结论。他晚年聚徒著书立说，发挥孔子思想，写成《孟子》七篇，成就了他的“亚圣”地位。
中国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同样不是“贵族”。王充年少时是个孤儿，出生时的家境已“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加上“宗祖无淑懿之德”，是一个地道的“孤门细族”之家（《自纪》）。家穷当然无书可读，只得靠逛洛阳的书店，持续不继地阅读那里所卖的书，逐渐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在家里教书。他虽一度被会稽郡征聘为“功曹”（秘书类的小吏），终因和上级不合而辞职。他的代表作《论衡》，成为古代中国思想界传世的不朽之经典之作。
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莫过于“四大发明”了吧，这就是造纸、印刷、火药、指南。它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30卷，第318页）。它改变了欧洲封建时代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受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火器的使用，帮助欧洲资产阶级摧毁封建城堡；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手里，使他们有可能探索新航路和实行环球航行，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世界贸易奠定基础。其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可谓至大、至深矣！
请问，这四项伟大发明，哪一项是由“贵族”发明创造的？答案是：一项也不是。目前历史上有定论的：
造纸术。它被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可算是半个“贵族”）的发明。然而，事实证明早在蔡伦之前200年，民间已有了“植物纤维纸”（有出土的“灞桥纸”为证）。显然，造纸术应该是属于一个无名氏的劳动人民（很可能是个手工业工人）的发明创造。这位无名氏当然不可能是“贵族”。
印刷术。雕版印刷术——亦为隋唐以前某个无名氏所发明。已知活字印刷术——为北宋的毕昇的创造发明。据《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烧硬后进行排版、印刷，从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昇，何许人也？一个标准的雕版印刷铺工人！他与“贵族”身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火药。也是无名氏发明（很可能是道家的炼丹人发明），因此，也不可能是“贵族”人士。第一个记载火药配方的是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孙思邈出身贫穷农民的家庭。长大后学道。长期隐居陕西境内的秦岭太白山中，渐渐成名。当时的朝廷下令征孙思邈为国子监博士，被他拒绝，选择了“济世活人”作为他的终生事业。他对中草药深有研究，被后世称为“药王”，曾参与编著《唐本草》。显然，也不是一个“贵族”。
中国是这样，那么西方怎么样呢？其实也差不多。
亚里士多德堪称是西方文明的鼻祖。然而，他是希腊奴隶主“贵族”吗？不像。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个御医。他虽非下层人士，但“从他的家庭情况看，他属于奴隶主阶级中的中产阶层”（参见《百度百科·亚里士多德》），也就是“平民”，离“贵族”身份还远得很。
再如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阿里斯托芬。从现有介绍他身世的资料，人们“只知道他是雅典公民”（《简明大列颠百科全书》第一卷第106页），也没有记述他有什么显赫的身世。可见，此位喜剧“大师”也不可能具有“贵族”身份。
近代世界的变化莫过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又是以机器问世为标志的。知道第一台机器是谁发明的吗？是“贵族”发明的吗？也不是！而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工场手工业工人——英国人哈格里夫斯。
至于近代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有的是到处流亡受迫害的遭遇，他是一位被迫拥有德国、瑞士、美国三个国籍的“世界公民”。因此，他更不可能成为什么“贵族”。维杰很推崇美国的《独立宣言》，然而参与起草该文献的作者之一的物理科学家（避雷针的发明人）富兰克林，不仅不是贵族，恰恰是一个靠自学成材从12岁起当了近十年印刷工人的普通劳动者。
好了，够了！不是只要举出一例就够了吗？笔者如今一口气就举了这么多，未知《不流氓》的作者，还有何话可说？
三、对中国历史的彻底虚无
凡历史虚无主义者，大多是洋奴。维杰就一头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对西方的一切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甚至把“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贵族的腐朽生活方式，也当作“瑰宝”。他写道：
欧洲贵族为了争夺女人，“宁愿用决斗分胜负，而不愿用阴谋诡计争输赢，这实质上就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
“决斗”，明明是愚蠢与野蛮的表现。可是维杰偏偏要把它说成是“崇高”与“文明”，真不愧是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师。黑白颠倒，是非易位，简直易如反掌。
然而，转过脸来，维杰对中国的一切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来了一个全盘否定。他恨不得剥掉身上的黄皮肤，把自己彻底“漂白”成一名纯种的“雅利安人”。
在《不流氓》的开头行文中，他刚讲过：中国古代有过“贵族”和“贵族精神”。认为《孟子》中的“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这就是贵族精神”。但随后他又立即否定了，认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就没有“贵族”了。在“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一节中，他是这样表述的：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维杰眼里，只看得上三个人——屈原、陶渊明和曾国藩。而且这三个人还是“一代不如一代”，所反映的只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何谓“衰变”？“异化”的代名词也。按维杰的逻辑，也就是中国历史从“贵族”向“流氓”的蜕变，最终让整个中华民族变成了“中国无处不流氓”。
屈原这个历史人物为什么被历史所尊重？因为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人民。他不满楚王的苟且偷安，曾竭尽自己努力力图改变，却因遭到奸佞陷害而被流放。最终因楚亡而投江殉国，达到了“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爱国主义思想最高境界。
然而，维杰却认为，屈原所以成为屈原，不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怀，而是“贵族精神”。即所谓“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硬把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曲解成“为了追求卓尔不凡”（按：即追求“与众不同”），这不是对屈原精神的亵渎又是什么呢？也许这是因为：在洋奴的辞典里，根本就没有爱国主义一词。
人们肯定陶渊明，一般都是肯定他不受统治阶级笼络、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精神。可是，维杰欣赏陶渊明，又有他的独特视角。他认为，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
曾国藩是腐败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时人称其是杀人如麻的“曾剃头”。历史上对他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评价。站在满清王朝的立场看，他是“中兴名臣”；站在反清革命的立场看，则认为是镇压革命人民的罪人。章太炎评曾围藩是“吾祖民贼”；范文澜斥之为“汉奸刽子手”的一生！
维杰认为，曾国藩代表了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从屈原的“卓尔不凡”，到陶渊明的崇尚自由，再到曾国藩“追求个人品格完善”，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轨迹。所以如此，据说这“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的一种无奈；其后，又是“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的必然。这就造成“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
维杰认为，秦王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流氓主导”的历史。中国没有“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相反，有的是“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欧洲的文学名著《基督山伯爵》，“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从《泰坦克尼号》的悲剧中，看到了贵族精神的大爱”。可是，在中国的四大名著里，只能看到“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以及“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有的是“中国人热衷窝里斗”，“阶级斗争的仇恨”，等等。
总之，所有美好的，都是西方的、“贵族”的；所有邪恶的、丑陋的，就都是中国的、“流氓”的。这就是维杰的结论。
为什么会这样呢？维杰的答案是：“中国专制政权的残暴”；“文化的缺陷”；以及“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虽然他自己也承认，“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但是，最终他还是相信：“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这不就是《河殇》的结论吗？不就是中国的“黄色文明”劣！西方的“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只能搞“全盘西化”的观点吗？是的，这其实是所有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共同结论。在洋奴的眼里，只能是一句话：
一切都是中国人的“民族基因”不好！
西方的“贵族精神”是中国的出路吗？
既然“从平民到权贵，今日中国无处不流氓”！那么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呢？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民族基因”！得搞“转基因”：改造中国的文化，优化“民族基因”——全盘引进西方正宗的“贵族精神”，自觉地、彻底地奴化中华民族。这就是维杰写《不流氓》这篇长文的真正目的。
维杰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堕落”史。但“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汇的时代┄┄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既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像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
维杰写下了以上这样煽情的慷慨激昂的几段文字，但就是不肯挑明这究竟是什么“时代”？他要让读者自己去猜。
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指包括晚清、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时代——即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消灭了“贵族”的。
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已经证明了这样的客观事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维杰把中华民族的这一共识给颠覆了。认为中国革命只造成了“今日中国无处不流氓”。他认为，只有“贵族精神”才能救中国！只有从晚清到民国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是中国人应该追求的“闪亮”时代。
那么，什么是“贵族精神”呢？维杰为此专门写了“被中国人误读的欧洲贵族”一节，要求引进“纯种”的欧洲“贵族精神”——也就是欧洲“贵族”独有的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荣誉、责任、勇气、自律”，这些精神真的只有西方才有吗？错矣。只要站在“贵族”的立场上看问题，旧中国早就存在：
西太后即使搞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不是照样具有“贵族”的“荣誉、责任”，这些当然是“流氓”所不可能有的气质与精神。
袁世凯有10个老婆，当了总统还称帝。他出卖维新派，背叛光绪帝；但他绝对拥有“贵族”的“尊严和品行”。因为他是“洪宪皇帝”，“中华帝国”的所有“贵族”，都是他封赠的。
蒋介石是中国四大家族统治的代表。他反共、反革命，屠杀过多少个陶成章、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瞿秋白，一再发动反共内战，多次把中华民族陷入血海之中，他当然少不了“贵族”的“勇气、自律”精神！要不然他怎能一直坚持喝“白开水”？
是的，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贵族”主导的私有剥削制度史。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贵族”掌握着全部财富与权力，他们爱怎样就怎样，他们自然也就“高尚”了。他们可以视镀银财宝为粪土，他们当然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这难道还有什么可疑义的吗？
但是，请勿要忘记：“贵族”的“高贵”始终是建筑在“流氓”、即极大多数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劳动大众的“卑贱”基础之上的，贵族的尊贵永远只能是平民的苦难。
维杰的《不流氓》，究竟想干什么？
附：又臭又长的奇文
从平民到权贵
今日中国无处不流氓
维杰
2014-08-15 23:38:03共识网 维杰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从街头小巷到学术殿堂，从平民百姓到权贵富豪，或下流暴戾，或腐败堕落，流氓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语言流氓，到行为流氓，再到意识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我们消灭了贵族
我们常听到一些传言，说中国领导人如何巧对外国领导人的责问，却很少听到外国领导人如何应对中国领导人的话题。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地主富农。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贫农。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贵族。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流氓。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引用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是对不同制度的高度概括。
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了，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主题由流氓与贵族说起。
贵族，平民，流氓
人类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群体，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其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中间庞大的阶层是平民。从平民到贵族没有明显的界线，从平民到流氓也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流氓与贵族就天差地别了。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史书上称之为贵族精神。缺失贵族精神的人，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过是带着流氓本性的暴发户；即使权可倾国，也依然是带着流氓本性的独夫民贼。
流氓之所以是流氓，并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是因为内心里的流氓意识。无产阶级不等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流氓群体有穷人，也有富豪；有平民，也有权贵；有白痴，也有天才。
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几乎所有的人，既有向往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这就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战。人性战胜兽性，人就走向高尚；兽性战胜人性，人就走向卑鄙。大多数的平民，人性与兽性始终在身上进行拉锯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要想超凡脱俗，要么追求高尚而有望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高尚与高贵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高尚与高贵还是有一步之遥，那是程度的不同，境界的不同。你跨越了那一步之遥，就抵达高贵的境界。平民也会高尚，但往往只能在顺境中高尚，却不能在逆境中固守高尚。如若在逆境中依然能固守高尚，那就是高贵的境界了，也就成为贵族了。
高尚达到高贵的境界，就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这就是贵族精神的境界。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有两个层次的解读。第一个层次是对富豪权贵解读：你富贵了不可变淫荡，你有权了不可以权屈人。第二个层次是对平民百姓解读：你不富贵，可你不会被富贵所诱惑而放弃高尚；你没有权，可你不会向权力屈服，你只诚服于公义与真理。达到了这种境界，你即使身处平民，你也具备了贵族精神。
什么是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有三种高贵的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文明；诚信也是个人品格的灵魂，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高贵的品格。缺失诚信的人，不是无赖，就是流氓。缺失诚信的民族，注定是愚昧而野蛮的民族。诚信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成熟的民主。民主靠宪政，宪法就是社会的契约，契约的根基就是诚信。没有诚信，契约就是废纸。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贵族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诚信带来高尚，带来尊严，带来生命高贵的价值。欧洲的贵族宁愿用决斗分胜负，而不愿用阴谋诡计争输赢，这实质上就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中国古代的史官，宁愿被杀头也不为帝王篡改历史，也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
道义包含人道与公道。人道是公道的前提，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连人道意识都没有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公道。信奉暴力，就是对人道的蔑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对人间公道的蔑视。人道与公道衍生出现代文明的人权主义，欧洲之所以能诞生《人权公约》，实质上就是贵族精神在推动。
道义精神带来仁慈，带来宽容，带来关怀，带来公正。贵族具有关怀弱者的情怀，世界上的慈善事业几乎都是由贵族出资创建的，靠的就是这种道义的精神。
使命感就是勇于承担的精神。担当起人类社会的良知，担当起人类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维持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理性和平发展。
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贵族坚韧不拔的信心与力量。一旦民族陷入危机，贵族就站在民族的前列，身先士卒捍卫民族的安宁。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他们“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带给他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捍卫与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这三种精神都来自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转化为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达到高贵的境界。
尽管贵族个人的身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贵族群体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贵族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诱惑人走向卑鄙；崇尚高尚者近贵族，向往卑鄙者近流氓；或者可以说，近贵族者崇尚高尚，近流氓者向往卑鄙。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人世间万古不变的道理。
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也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这实质上就是文明与野蛮的争战，也是贵族与流氓的争战。一个民族由贵族所主导，就带来文明的进步；由流氓所主导，就向野蛮倒退，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倒退，而是人文精神的倒退，文化的倒退，道德的倒退。这早已被人类历史所证明。
人类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贵族所主导，所以人类能从野蛮走向文明，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流氓所掌控，流氓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导致文明向野蛮倒退，所以人类发展的进程呈现曲曲折折、进进退退。
人的精神意识是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崇尚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然而，人走向高尚如爬山，很难；人走向卑鄙如坐滑梯，很易：故而人类社会始终是流氓多于贵族。
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贵族何以能占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呢？这就取决于庞大的平民阶层的态度了：平民阶层崇尚贵族，贵族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会崇尚高尚崇尚文明；平民阶层崇尚流氓，流氓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崇尚卑鄙崇尚野蛮。这就是不同民族会有不同文明进程与不同程度的根本原因。
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流氓占了上风，流氓占了主导地位，必然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逼迫越来越多的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大国，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要期望流氓带领民族走向高尚，走向文明，那是痴心妄想。
创造文明与创造历史
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所有划时代的思想，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贵族，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无需我来举证，查一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贵族？
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创造了《独立宣言》，创造了《人权宣言》，印度的圣雄甘地创造了《非暴力革命》，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创造历史，不等于创造文明；创造文明，也是创造历史。
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流氓也会创造历史，但流氓不会创造文明的历史，只会创造破坏的历史，创造屠杀的历史，如希特勒，如秦始皇，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流氓从来都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只会创造暴力，创造战争，创造屠杀，创造荒唐，创造灾难。
如若一个民族长期被流氓群体所主导，势必变成弱肉强食的民族，变成野蛮暴戾的民族，变成腐败堕落的民族。
这样的道理，难道还需要谁来论证吗？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并驾齐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恪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绊，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藩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柳宗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如上述。
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
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并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华文化的缺陷。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这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带来人格的缺陷。奴性文化只能培养出奴隶与奴才，培养不出真正的贵族。贵族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失独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说独立的人格了。贵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隶与奴才只会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苟且偷生，难以抵达高贵的境界。
谋略文化带来品格的缺陷。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诚信，谋略文化讲的是阴谋诡计，所以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谋略文化信奉成则为王败者为寇，根本没什么原则与道义，崇尚阴谋诡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文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贵族，大致只会培养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这种文化注定了贵族身上软弱和阴暗的一面。在中国很难有胸怀坦荡的贵族，更难找到宽容仁慈的贵族。像曾国藩那样，身处腐败的官场，能恪守品格洁身自好，成为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了。
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实质上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尽管孔孟之道占据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终成不了一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有；三字经，道德经，女儿经，易经，黄帝内经，什么经也都有。中国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什么神都拜，似乎什么神都相信，又似乎什么神都不信，大致就是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因为缺失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比如，一边说天道酬勤，勤劳致富；一边又为杀富济贫喝彩。一边叫人要“坦诚相待”，一边又叫人“逢人但说三分话”。
一边叫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边又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最后只能抱定“难得煳涂”的理念做人了。“难得煳涂”反而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显然，这种文化造成了这个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难以从这种文化中得到坚强坚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难达到信仰的境界。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会有“道德一斤值几多钱？”的国问。有人概括说：中国的道德大致不会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说，在三十里之内，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体的层面上，也难以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一个民族是否能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作为民众的个体来讲，是否有强烈的正义感；二是作为民众的整体来讲，是否有相同的正义观。这两个前提显然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个体通过信仰得到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并获取不屈不挠的勇气；民众整体通过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义观，这样才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能担当起这两个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感：中国人热衷窝里斗。为什么会热衷窝里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认为代表正义，结果只能用暴力解决，宗姓与宗姓斗，党与党斗，派与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为同一种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显然是把邪恶的思想当信仰了。
所以靠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贵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志极其坚强的贵族，但立足于这样懦弱的民族之中，个别人的坚强更是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就好比一只大象陷入泥潭里，奋力抗争只会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灭亡。
从文学名著看中国贵族精神的缺陷
读欧洲的文学名著，我们不难感受到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凡是人世间高贵的品格，都可以从名著的里贵族身上读到。那种决斗的精神，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国贵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们从《基督山伯爵》里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我们从《泰坦克尼号》的悲剧中，看到了贵族精神的大爱，那决不是靠灌输阶级斗争的仇恨而产生的爱，而是靠宗教信仰赋予的博爱精神。船长可以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这种殉道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对比我们的克拉玛依剧院大火“让领导先走！”，那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转过来看我们的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主题就是宣扬流氓意识，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道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中国的智慧之神。诸葛亮除了贡献出阴谋诡计之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国演义》把他当作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文化的误区，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欧洲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描写贵族生活的名著。然而，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呢？只读到贵族的胭脂味，读到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享受的乐园，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纵情享受。我们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勇敢？冒险？坦荡？担当？宽容？仁慈？一丁点都没有。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著作中读到追求卓尔不凡的贵族精神，但却不能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贵族精神了。文化的衰败，实质上也代表贵族精神的衰败。
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
然而，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汇的时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强悍；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失去了枷锁，得到了自由，因此获得了生机。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既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像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那是另话。
被中国人误读的欧洲贵族
现如今，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时，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其实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它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更不意味着养尊处优，过悠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1. 富与贵不是一回事
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
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威灵顿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一句名言——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因为前线太危险，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有贵族样的生活。但是英国贵族学校的学生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是贵族。英国皇室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1793年1月21日，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一个行将被处死的囚徒，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句：“对不起，先生。”而此刻她的丈夫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的则是如此坦荡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几分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便身首异处。两个世纪之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1910年10月28日，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为了拯救备受煎熬一生的灵魂，决意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随后他离开自己辽阔的庄园出走了，带着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最终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荒芜的小车站……他就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多年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这样感慨道：“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这几位主人公尽管命运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贵族。
2. 贵族代表了尊严和品行
西方直到18世纪，贵族依然是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封号。（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
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浪潮，相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
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好多跟中国春秋战争非常相似，战场上是对手，下了战场仍然还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多战争，在今天看来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就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没粮食了。怎么办呢？这时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
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坐，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按照中国皇位争夺，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
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很少有中国那种斩草除根的想法。
3. 要竞争更要有风度
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1688
年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同时在城堡靠海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
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惨败。
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
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这是对贵族精神的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4. 贵族精神的实质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还比如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英文里的noble，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贵族精神”则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贵族”所垄断，我等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是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
然而，如今国内对于贵族的理解是：拥有高档住宅、豪车、美女如云、消费欧洲奢侈品、子女入学“贵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等，崇尚这样的贵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不是表现在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而是体现在挥金如土、绫罗绸缎、花天酒地的金钱主义形式上。贵族化中的“贵”，就是华丽、气派、显赫、奢侈等形式。传媒传递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这种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和幼稚的形式氛围。这种贵族文化实际是一种肤浅、粗糙的文化氛围，这将源于幼稚而止于成熟，源于虚荣而将止于务实。
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上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中。
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来源：读者推荐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