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郭松民同志的信
成都知行 红色中国网首发
有人说，一切历史均应作当代史读。我们看待历史往往是戴着今天的眼镜。
一、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
若干年前，梁晓声不问阶级只问阶层，1997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是作家，敏感而不深刻，不是专门搞经济学和哲学的，自不必深究。但还是讲了很多问题，如最后一章谈黑社会。而一位学哲学出身、被马门列夫狠批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说：他很怀疑阶级的存在。原话很长，我把他的话简化一下：在他看来，个人看得见，社会也看得见，可是阶级看不见，所以不存在。一个靠马克思吃饭的这样看问题，就值得深究了。
泛左内部分裂，很形象的标志是2013年10月17日袁庚华郑州思想沙龙那次(参见：凤凰网独家纪录片《毛泽东在2013》，http://v.ifeng.com/documentary/society/201312/032abbe7-e894-46e6-b0f8-454431d1e794.shtml)，结尾意味深长。一方年纪稍大点的说：“毛泽东是一代奸雄、一个暴君、一个无赖”，立即引起第二方的工人的极度愤怒，几近发生肢体冲突。第三方很理性地说：要批评语言暴力、思想暴力、行为暴力。最可注意的是第四方青年人的态度，出身农村刚才还侃侃而谈毛泽东意义的青年，此时一脸茫然，不知所措，该支持哪一方。老袁说沙龙自1995年成立起，过去18年没有出现过，为什么?它不就是文革的缩小版么?但它的象征意义更为深刻，因为第三方的老袁就是造反派过来的。肢体冲突不就是武斗的雏形么?老袁不就是希望把过程控制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领导么?不过，这一刻，感情比理性更可靠。农村的青年人不如下了岗的城市工人更直接。因为屁股比脑袋更可靠。凤凰用第五方的马立诚高举《历史决议》来打总结。知道凤凰主席刘长乐的父亲是谁么?百度结果：刘向一。最高职务当过中组部办公厅副主任，百岁高龄仍健在。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书成小布尔乔亚，参加共军得了天下，儿了能成太平绅士，社会不是很太平和谐么?
老袁想左中右、五大教通吃的沙龙，出现了私有化元年1995年来18年不曾出现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撕裂或对抗，特别是在2012年打黑的被黑之后，老百姓只能从如此鲜明而简单的政治信息中去理解政治。撕裂的双方已经不可能再有相互的信任，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已经出现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对抗性的矛盾怎么可能用非对抗的手段解决呢?
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因此，首先要从经济角度看待阶级，其次才是从政治角度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是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组成对立面。地主收农民的租，农民与地方组成对立面。在美国，即使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也还有农场主靠占有土地以地租形式占有农业工人的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社会。又如印度，就更混合了。
但社会主义社会不一样，是要消灭一切剥削。1957年，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既不存在无产阶级，也不存在资产阶级。建国土改分田到户，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倒退，经过初级社会到中级社和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改造，既不存在地主，也不存在被剥削的农民了。没有了无产阶级，但仍然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仍然有人民。有老百姓与干部，有政治。诚然，过去是资产阶级的人还存在，如荣毅仁等，过去是地主阶级的人还存在，但经济基础的根基已经被挖掉了，但过去的意识还不可能马上消失。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诚如远航一号说的：已经有工场手工业在先了，而后是清教徒名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先有经济革命，再有政治革命。既然都是私有制，资产阶级革命后，能容忍地主的存在，当然也就能容忍地主的政治代表存在，可以有天皇，有国王。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要胜利，却必须政治先行，得先有工农的政党，先得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而没有了无产阶级阶级，自然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有区别的。
从细节上说，松民同志出于一时激愤，将王明与张国焘并列可以理解，但不妥。王明不是叛徒，没有被开除出党。王明有大功。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的评价——“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
肃反并不只有张国焘，也有新民学会会员、共产党员夏曦。我失骄杨君失柳，同为新民学会会员、共产党员的柳被谁杀的?夏曦。夏曦还差点杀了后来成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谢觉哉和徐特立一样，都在湖南一师当过老师，后来也成为新民学会会员、共产党员。建国后，在潘汉年案报到最高法院院长谢手里时，谢以更古老的岳飞案为例说了一通话，这通话百度不难找。一位农民出身捐款修毛泽东像的造反派说：哪个孩子身上没有母亲的血?同样的话，布哈林也在遗嘱中说过：“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仅流着柳直荀的血，一样流着夏曦的血。一个好朋友、同志冤杀了另一个好朋友、同志，创始人之一会如何想?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四天后，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准备反右。6月12日印发党内。文与史是通的。我们不仅要了解作为大政治家、革命家的毛泽东，还要了解作为大诗人的毛泽东。抗战胜利，常凯申不能摘桃子;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右派就可以摘桃子么?同样不行。所以要伏虎，伏了虎，一切的牺牲都有了意义。地富反坏右敌特反，都在民主主义革命中解决了，打了天下坐了天下的共产党官老爷们就可以作威作福么?同样不行。1962年的社教，四清，刘要教育的是老百姓，而毛要教育的是干部。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一次会议后请干部吃面条说：当了大官，谁敢让他们饿肚子?
随时随地都在治干部，随时随地都强调为人民服务，否则革命就白革了。
一句话：文革就是要治治共产党的官老爷们，治治这些曾经的年轻人，曾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提前教育一下未来准备接班的官老爷们的子女们。
靠谁呢?
三、文革中的造反派不是无产阶级、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中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三大社会形态和三次革命。所谓比较短就是一代人经历几代事。1949年以前，中国人平寿命很短，很多人不容易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去了解和总结很多事情。老毛老毛，毛在共军里算年长的了。长征前夕的1934年不过41岁，王明才而立。一帮年轻人干革命，挫折与错误难免。近代史里不乏长者以及寿者。以孙中山为例，一个长者而能有年轻的思想，自然相当可贵。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比我们了解的多数人如梁启超、张作霖、蒋、冯、阎、汪、南陈北李、鲁，比他们都年长，而思想并不见得落后。
感谢项观奇老引戚本禹老的回忆：“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所谓三大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谓三次革命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既是社会形态的革命，也是国家政权变更的政治革命。合在一起说：就是从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走向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只是不彻底，因为农村还有黄世仁这样的地主，也有象刘文彩这样从贪官转形的新地主。1949年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共军夺国军权的政治革命、暴力革命。1952年起的一化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
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已经没有了剥削与被剥削阶级，自然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从分配上不可能有占有剩余价值或地租的人了，因此，文革派以及其它任何什么派都不是无产阶级，当然还有职务特权，如住房面积大一点，工资高一点等等，但这不是资产阶级。也因此，诚如美国学者迈斯纳所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并非不知道这一点。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但“无产阶级”的名与实不符，这就有可能造成实际运动的混乱。谁是无产阶级?本来就不存在，自然不可能有经济标准了，就只能是按思想、意识形态来划。每个都要引毛泽东作为自己合理合法的基础。一些屁股本来右的，因为革命口号叫得最响的就有可能影响和领导运动。今天把责任推卸给共产党。所以，丁玲曾说：今天骂我左的，是当年骂我右的。吴敬链就是这样的人。
文革虽然不是资无两大阶级的斗争，却是新社会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次伟大尝试。是直接民主即类似于今天颜色革命或广场民主的方式。一位文革派老同志说：对上级的不满是存在的，但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我们不会主动采用这样的方式。这正是新愚公说的奉旨造反。
四、部分当年的文革造反派今天是无产阶级、也代表无产阶级
另一位文革派老同志说：不管是文革派还是当权派，都是老人家抱的孩子。过去的文革派，今天有当老板的，有过世的，有的还有理论兴趣研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有下岗的，等等等等。当老板的也分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也有背离以至背叛的。不一而足。
五、资本主义复辟与新生代无产阶级、民工阶级
高戈里老师说得好：毛泽东建立和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是平等。那些骂毛泽东的人，之所以能骂毛泽东，也是毛泽东留给他们的权利。新生的资产阶级与新生的无产阶级的对抗性对立，是中国当今最大的不平等。只有消灭不平等产生的阶级根源，才能消灭不平等。
问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复辟?这个问题大，不展开说。看马克思如何评洪秀全，也许能有所启示。同时代的马克思起初兴奋于洪秀全的举起，继之一针见血地批评：“(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根据清朝官方文件统计，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200多人，出身得以查证的一共50人，绝大多数是地主、商贩，真正农民出身的只有14人(还包括富农)。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没有工业革命，即使太平天国成功了，中国也只能是改朝换代。
从2003年到2012年，没有哪个左翼派别的贡献比乌有大，而事实上，当大家都在乌有发文、通过乌有相识相知时，乌有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乌有，乌有的错误也不是哪个人的错误。后乌有时代，包括我们在内的乌有里的人，在批评乌有时，一定要意识到也是在批评我们自己，批评我们的过去。
近年来，一个个老人过世，一个时代即将过去。新生代的马列毛主义者无论是否共产党人，都应敢于担当起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为此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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