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党为公 从严治官反腐败
——纪念毛泽东诞生122周年
一位当代伟人，披着一身简朴的布衣，从西柏坡的土屋走出，率领一群同甘共苦生死患难的战友及后继年少，背负“窑洞对”的承诺，赴京“赶考”——在两个“务必”与“决不做李自成”警钟声里，以雷霆万钧之势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发出那句开天辟地的万古雄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成立了!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的舞台。从此，这个党如何向数亿老百姓向多灾多难的民族乃至全世界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就成为毛泽东治国理政的头等要务，同时也成他心头、案头不断催响的暮鼓晨钟……
面对积贫积弱一穷二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战后的烂摊子广袤大地，面对着嗷嗷待哺的亿万生灵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万机日理，毛泽东可谓殚精竭虑!但值得中国人民庆幸的是：任何艰难险阻，在我们的人民领袖面前都不堪一击!谁能说尽从白色恐怖时期的井冈山斗争直至他在全国人民痛哭中离开这个世界，究竟闯过了多少雄关漫道?他为华夏子孙捧出的“答卷”谁能望其项背?——他缔造的那个风清气正、百业兴旺、安居和睦、扬眉吐气的时代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为人民所乐道与怀念!?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为什么能在极脆弱的基础上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在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下用极短的时间取得令人民满意、令天下瞩目的辉煌?这是今天一切关注国运、民生、世情与未来的有识之士，不能不用心深入研究的迫切课题——
窃以为，这一切亘古未有的建树背后，是因为他具备一般伟人所缺欠的两大优势：
感天动地的人格力量
无与伦比的思想力量
不说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7位亲人的宝贵生命，也不说他逝世后没给自己的亲属留下一分钱存款，还不说他把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送往农村送往反侵略战争第一线，就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堂堂一国之首，自己吃的、用的、穿的、住的竟全是“自费”——不仅住房、家具交租金，以至连政治局会议上喝茶都自掏钱包买‘茶票’，他几次降低自己的工资，把最高工资留给比他职位低的同志，困难时期还因与民共苦自减定量导致浮肿病缠身……这里有哪一样能在类似的政权者身上出现过?这样的领袖人物，谁能不动情，谁能不由衷钦佩?
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解读词就是“为公”二字。他一生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翻身、福祉鞠躬尽瘁。公心，公正，公开，一个“公”字，就是人类社会区别动物世界的界桩，亦是人类全部精华的“晶核”。孙中山改前人句曰“人人为公天下太平，个个营私天下大乱”，毛泽东则一字万钧成“为人民服务”——进而在全党倡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是空前响后的伟大遗产，是不可战胜更无以取代的精神支柱。是中华之幸，亦是天下之幸!
因为他严于律己，毫不谋私，所以敢于镇邪——如今天习总书记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古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因为他跟“官国”决裂，天下为公，所以公者千古——革命者就见贤思齐，社会就正气繁荣，蒸蒸日上——自古道“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那么，在这样的领袖引领下，还会有什么困难不能被克服、什么伟业不能被造就?所以，当我们今天面临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却又捉襟见肘时，回望毛泽东时代，为何在那样万般不堪的基础及环境下，只须动用有限的法律资源与很少的国家机器就能事半功倍地把泱泱一大国家治理得乾坤朗朗蒸蒸日上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立党为公从严治官反腐败
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我们不难发现：她从一诞生起，她的旗帜上就烙上了一个大大的“公”字，共“产”为“公”，共产党姓“公”。(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是“私产”党)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七大上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经验时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还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
立党为公，就是说你的这个党的一切作为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核心;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则是以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定义的并写进神圣《党章》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公者，大多数也。
明白了“立党为公”的真谛，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这里就引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立党为公”是一面标示天下的旗帜，但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她是要由无数汗水、心血乃至生命，经过前赴后继、不懈奋斗才能织成的锦绣华幛。只要这个党存在一天，这个“系统工程”就绝无“封顶”的一天。
当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坐实了“执政党”的地位，“立党为公”便“水到渠成”演变为如何“治国理政”?这一点上，做为党之领袖、国之首脑的毛泽东，比谁都悟透思远，高屋建瓴——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2)
进城第三天，机关食堂加餐，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餐桌上的菜饭就会摆满。到那时，我们越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毛泽东自从进城后就为治吏这件事操心。他反复叮咛：“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他严厉警告：“现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3)通观古今中外社会不稳或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人们不难发现：没有一次是因生产力发展不够快造成，而全部是因上层建筑的权力腐败导致社会大不公引发。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治国安民，每个公民都应遵纪守法。但是，对国家政权的最大危害，不是来自民，而是来自官员的权力滥用、营私舞弊、贪污腐败、“德之不修 ”。这就是“治国就是治吏”的原始逻辑。
“治国就是治吏”，把官吏管理好了，官场风气正了，官员的表率作用才会增强，国家才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否则，官员欺上瞒下，胡作非为，一手遮天，其结果只能是“虽令不从”，民怨国衰，“四维不张”。这就是“治国就是治吏”的基本道理。
“治国就是治吏”，这是由权力的特点所决定的。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有了权力就拥有一切，丧失权力就丧失一切。权力这个决定生杀予夺、决定人的命运的法宝，比金钱对人更具有吸引力，更让人垂涎，更具有腐蚀作用。权力犹如一把“双刃剑”，只有受到有效监督、制约和正当运用时，才能造福人民。所以说，治国必须治吏，治国就是治吏。
“治吏”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要贯彻的法律条令很多，要使官员有所惧、不乱为，必须贯彻一个“严”字，即“治国必先治官，治官务必从严。”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找到薄一波，要其向毛泽东说情，是否可以不枪毙刘、张。当时，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陈毅元帅的警卫员包湘之当了厦门市长，因一心想娶女秘书为妻，动了杀害救过包命的未婚妻之心，战场上百发百中的小包此刻也手打哆嗦，枪杀未果，却被泗水县公安局拿下，判罪立即执行枪决。包觉得救过元帅之命，求求元帅保住性命还不至于成问题吧。可是等到的回音却出人意料：“遵照泗水人民的判决，立即执行。”在共和国的领袖、开国元勋的心目中，没有私我，只有人民，只有国家，人民利益至高无上，国家命运高于一切!
明末清初的哲学家、思想家唐甄所著《潜书》中曾明确指出：“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治国就是治吏”的实质就是要“以民为本”，彻底改变“以官为本”的错误做法，坚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最大限度的发扬人民民主来选举干部，最大程度的相信人民来监督干部，落实“治官就是治吏”这句真理。
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4)
毛泽东曾痛心疾首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
从一定意义上说，以身作则是最严格的规章，身先士卒是最有效的命令。领导是下属的样子，下属是领导的影子。好领导带出好下属。群众之落后，往往是因为领导不能领先。对管理者而言，以身作则是无声的命令，管理好自己等于管好了别人一半。率先垂范，无私无我，夙夜在公，做堂堂正正的“上梁”——毛泽东以此责官行令，谁还忍心图谋不轨?即便如刘、张这类“居功至伟”的“老革命”的奢侈也已相形见罪，为众极耻，遑论位下的诸侯百吏!这就是古贤早有警报的“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的真理所在(——今日美国都厉行《政府官员道德法》，违规则买单，谁也不能“潜规则”!)。否则，“法律”再“健全”，缺席执政者的“自律”，那“法律”就与白纸一样!康有为说：“一个国家有法制而无道德以为之本，则法律皆伪，政治皆弊。”
有德者不一定为官，但为官者切不可无德。做官就是数榜样——不管你认不认这个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实就这么树碑立传爱憎分明!这亦是毛泽东时代反腐立竿见影、腐败几近绝迹、人民与党同心、百姓拥戴政府的根本因由!
其实，纵观历史，古今中外治国大道如出一辙——要想治好理顺，一要上梁正，二是弄明白谁会祸国殃民？(即哪类人群有这个能量)——是掌权、有钱的人，还是无权无势的底层百姓?
雁阵翱天看头雁，火车飞驰靠车头。自古及今，官都是民的榜样，“一把手”是官的榜样。上梁正，下梁就不歪。要歪，也歪不到哪里去;真歪了，也可以治!官风正则民风正，头儿正则队伍纯。上梁不正，下梁必歪——这是古今中外团队运行大律。党风决定官风，官风影响民风，一把手的思想、作风，左右着整个执政党的走向与未来。
在宪法明确规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大纛下，既有“群众的眼睛雪亮”民主监督，又有“公共财富”自身属性保证，再加执政者的自律垂范(毛泽东那句雷霆万钧的宣言“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何等回肠荡气，振聋发聩!)——三管齐下，那个年代的“腐败”，就彻底断绝了滋生滋长的环境与土壤!所以就有了人民及历史对那个年代“风清气正，朗朗乾坤”的难忘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作风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弄不好就成了一堵墙，把人民和党分隔开了，把党组织和群众分隔开了。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总书记上任伊始，就对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誓言：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6)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各级领导干部则是人民的公仆，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应当无条件地接受人民的监督，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法治，本质应该是“民治”，是治权、治吏、治官，而不是“治民”。然而，一些官员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渐渐由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主人，在如何治国的问题上本末倒置，陷入“治国就是治民”的误区不可自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官员往往把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归结为老百姓的素质太低、思想太落后，把自己放在与老百姓对立的位置上，很多官员说老百姓太难管了，喜欢闹集体性事件。把群众视为“刁民”，在“治民”上大做文章，“运动群众”，堵塞言路，动不动就滥用警力，让群众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伸，蓄意关闭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虽令不从”，“按下胡芦起来瓢”，给社会安定造成更大隐患。这些年所发生的突发事件，虽然肇因不一，但无一不与官民利益相左与司法缺失公信力有关。说到底，就是官民冲突，都是官员不作为或乱作为造成的恶果。
如果不是立足于共产党人的政治抱负和根本宗旨，只见物不见人，紧盯着“GDP”的数字——经济可能上去了，党却腐败了，社会风气也变坏了，国家也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了，作为国家的主人翁的工农大众降为雇佣奴隶了，中国在世界上就会成为两级分化、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岂非要向资本主义的邪路奔去?——这当然不应该是“改革开放”的初衷，更背离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性及施政纲领。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严厉谴责：一些有权人、有钱人搞花钱捞人、花钱买命、提前出狱，为什么能得手，原因就是政法队伍中存在腐败现象。有的干警同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一些黑恶势力杀人越货，不但没有被惩处，其头目反而平步青云，甚至戴上“红顶”，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后面的保护伞很大啊!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看到这样的现象，群众心里当然就会有问号，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7)
古语有言：“法之不行，自于贵戚”。众多学者研究人为：当前中国法治不彰的主要原因，最重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不够尊法，内心对法律没有敬畏感。
与此同时，官员腐败依然保持着级别高、贪腐数额大和“群蛀”现象严重的特点。——近日，李克强在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表示：过去一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仍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个别地方和部门出现“塌方式腐败”、串案窝案，影响极为恶劣。十八大以来，已有超过130名省部、军级以上官员被查，且数十人已被“双开”。至于“裸官”、持外国护照的人大政协“代表”竟多达百万、50% 、70%以上……(8)
今年1月，习总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曾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总书记在另一个会上斩钉截铁地说。
党中央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历史经验昭告我们：治国必先治官，治官务必从严。必须用毛泽东那样的铁面无私和铁腕手段律己责官，才能造就一个吏治清明的社会，才会安定和谐，才能长治久安。
兴国大道—社会主义旌旗扬
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就高瞻远瞩毫不隐讳共产党人的政治目标，他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9)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0)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闹革命的初衷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让社会文明进步，让最广大人民共同过上好日子。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仅是每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理想、信念，也早已成为国家《宪法》的基石。
众所周知，共产党闹革命的合理性，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是为了推翻在神州大地腐朽落后的私有制的封建制度，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政党，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引领全中国人民创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并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康庄大道。
所以，我们党从武装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绘制——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天经地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由之路，亦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人民幸福美好扬眉吐气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11)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在神州大地上建起先进文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他为了防止解放了中国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为了避免中华民族再度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对自己在这块历数千年封建统治及半殖民地奴役的土地上所进行的“脱胎换骨”，始终有着“如履薄冰”的警惕——为了防患由几千万英烈用鲜血与生命换得的江山变色，他在晚年特立独行，冒“粉身碎骨”之险，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之评价至今没有共识——但从邓小平到现任总书记等均坦承其动机的正义性，续后论述)，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及一切反动派与“和平演变”的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红墙，同时洗礼提升了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造就了亿万人民的火眼金睛……
在国内，从推翻蒋介市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那天起，可以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反攻倒算就烽烟不断——
罗隆基说：“对知识分子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要好些。” 要“做社会主义的官，过资产阶级生活。”各地大右发声：“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 “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 “在中小学，应该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 “各政党轮流执政。”(12)……(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泽东(之前为培养刘、邓，已退居二线)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超过伟人的估计一百多倍。没办法，他只能说“审查从严，处理从宽”。——所以《决议》不“开”这个时期)
“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13)
…………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井岗山，对当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其它领导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14)
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资产阶级建筑在资本上面的所谓“人权”实际是“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克思更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痛斥：“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接着总结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5)周恩来也说：“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16)
基于对资本本质的洞察，也基于无产阶级对资本掠夺的反抗，新中国一经成立，即全部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到1956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三大改造，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劳动分配制度上，基本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在阶级关系上，消灭了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三大改造之前，生产资料私有制大量存在，我国存在着民族资本家剥削工人等多多种剥削关系。三大改造后，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之一，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7)作为经典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切生产资料都逐步实行了公有制度，要说有‘资本’，那也是‘国家资本’，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
资本不仅残暴掠夺普通劳动者的创造价值，且可逆天操纵总统及“代表”选举，制造经济危机更是其“独门绝技”——人们难忘1997的亚洲经济风暴，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先看1997的亚洲经济风暴——亚洲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严重受着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乔治·索罗斯这只“金融大鳄”“及一些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乘机作乱，泰菲印马新韩日台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1997年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几日内便使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600余点。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并波及俄罗斯，最终导致诸国经济一蹶不振，多年不能恢复元气……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这个家伙(指索罗斯)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泰国一银行行长差旺说：“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索罗斯这流氓强盗剥夺我们!”
再看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美国人写了本《占领华尔街：99%对1%的抗争》书，深刻阐明：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于华尔街的贪婪、银行界的腐败和企业干涉政治，希望创建一个人人平等，而不是1%的富人占有一切的世界。不久，美国民众又掀起“占领华尔街”的风暴，高呼“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再忍受那１％的贪婪与腐败”，并占领议会，抗议活动后来波及全世界100多国家。
2014年6月18日，一篇《民企腐败应引起更大重视》的文章中说：“不久前，一家调查机构发布2014中国商业报告，其中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受访的企业高管认为民企比国企更腐败”。《法人》月刊进行的一项长期跟踪调查显示，2009年国企的高管和民企高管的犯罪占比是35：49，到2013年，这一比例竞飚升到87：270，并且民企高管所涉罪名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譬如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挪用资金罪，等等。这些都可以归为腐败的范畴。——却无任何政策法规要“变性”私有制企业。
就事论事，哪个腐败案的幕后，没有‘资本’的阴谋，没有‘老板’的“计划”?大到铁道部长刘志军负责的国铁建设，小到村镇长们控制的楼堂馆所施工乃至金融系统的信贷……还有各种重特大安全事故，也几乎无一不是资本疯狂逐利的恶魔!——美国的自来水公司由军方严控和国防部领导，任何私人资本不许染指!(而中国的自来水要由外商经营管理?兰州自来水厂外资控制引发重大安全事故)
腐败-不论是权钱还是权色(权色交易也是因为权力的含金量)，最终还是集合在‘利’。‘利’、‘钱’乃是一码，所谓“人为财死”‘有钱能使鬼推磨’。‘钱’是‘资本’的金装，所以，腐败的盛行与资本的横行常常如狼狈为奸一般。
在资本的阴影下——哪个腐败公案后面，没有资本的魔爪?哪个贪官的巨额不义之财不是来自“工程”承包老板的暗箱“操作”?有人会说你搞错，那是贪官“暗箱操作”索贿!这里就产出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制造的所谓“竞争”假象，贪官的壑欲如何得逞?如果不是对资本的纵容与包庇，贪官的赃口怎么会愈来愈大?为何在那全面公有制的经济时代却没如此层出不穷的大蛀虫?马克思说过：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连邓小平也说：制度好，能使坏人变好;制度不好，会使好人变坏。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贪官并非生来就贱、见钱眼开，他们几乎都有“学历”甚至高“学历”，不乏“海归”“博士”“学者型官员”，其中更有不稀的“根红苗壮”之辈，为何都齐涮涮地不管“白猫”“黑猫”直奔“人为财死”那条万劫不复的黑道?
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腐败怎么没我们厉害?这就更得围绕‘资本’的自利本性看问题——尤其是美国的资本(都是私家的垄断资本)操纵选举，操纵立法，政府官员在资本那里不过是任其摆布的棋子而已，岂有“家奴”无法无天的道理?所以就出现堂堂美利坚政府‘关门歇业’公务员无薪可领的‘怪事’，哪里还敢谋“外块”!说到底，是资本在雇用政府，雇用政府为资本效劳。——政府为了生存，就得‘尽职’，于是出台许多对自身‘不利’的规规矩矩，以保证公务的“公开”“公正”“透明”，难藏‘猫腻’，以博资本欢心;为了防范资本(在大鱼吃小鱼的资本铁律下，政府的矛头只能对着中小资本及底层国民，至于金字塔顶的大资集团却只能靠它们“自我救赎”)对自己行政的干扰，就会出台严厉的‘税收制度’及反贿赂措施等等……如此一来权力与资本都受到约束，腐败当然难以嚣张——否则，我们如何解释华尔街的资本大佬们在那场自己导演的金融风暴中面临几个月的“99%”怒潮仍旧稳若泰山?
回首解放初期的上海“米蛀虫”事件始末，资本为了“对付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千方百计欲置广大普通民众于死地;“南京路上好八连”面对资本的狂妄叫嚣“让他们红的进来黑的出去”经历了多少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英国人马丁·雅克参加了今年(2015)9月中纪委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并在人民大会堂和王岐山会面。他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指出：“我认为，腐败在全球日益严重有三个原因：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腐败带来的好处、诱惑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国。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了“钱钱钱”的社会，而不是以前那种讲究平等、团结、纪律的社会。改革开放后，对于官员的评价越来越注重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导致官员越来越介入到国企、企业的经济行为中。”“参加完此次会议，我感觉，共产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已经很晚了，他们应该更早开始行动。”(18)
当前正施行的国家大法——《宪法》，“总纲”第六条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纲”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宪法“序言”中明明白白写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且上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四年前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出的“不搞私有化”的政治宣言音犹在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国有企业要在深化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进一步做好做强做大，确保发挥重要支柱作用。事实证明，私有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不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这是地地道道的邪路，决不能走。
总书记还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作的说明中明确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
2014.12.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又郑重指出：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一定要搞好。西方一些人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国企，抹黑国企，说是要‘公平竞争’，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我们不能上当！”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一混了之’，也不是‘一混就灵’，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总书记为何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有哪些“教训”呢?一位学者的文章如此写道：
“为了推动市场经济，加快私有化，将多年来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积累的财富，经过什么改建重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国进民退，使大量国有资产化为流水，流到个人荷包中去了。
“由于改制，造成大量失业人口，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已经解决的问题，却成了今天的最大难题。失业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痼疾。
“严重的两级分化，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社会失衡，人心失衡，不能不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一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中国参观，在社会科学院曾说：‘市场经济是架绞肉机，你们掉到了绞肉机里还自以为控制了绞肉机。’
“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以前者代替后者，必然使市场上假货充斥，投机倒把盛行，经济秩序混乱。什么假酒、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灌水猪肉、死猫、死狗、劣质婴儿奶粉都出来了，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
一篇《富豪欠巨额税折射财富丑陋》的文章评论道：许多大亨跻身百富榜，但在纳税百强榜上却看不到他们中任何一个身影，且欠税的行为非常普遍，无法遮掩内地富豪社会责任感匮乏的“财富丑陋”。——如果拿个别资本家的合法发家史证明所有资本家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第一桶金”来路都是正当的，那么，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原始积累论该怎么解读?中国今天与未来的发展还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私营、三资企业等其他经济类型的从业者，利用国家垄断掌握社会和自然资源者，权钱交易者，偷税漏税者等各种不正当收入者，先富了起来(《改革开放20年来——究竟哪些人先富了起来》新华社专稿1998年10月12日)。更为甚者，已经崛起的富翁，随着经济地位提升，对政权也提出要求，并用金钱向各级权力部门渗透，或寻找代理人，或直接买官跻身政权。用寻找的权力代理人，或直接贿选到的权利，他们去再图更大的利益。现在各地的富豪几乎统统进了各级的政协、人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掠夺了人民，又去代表人民，他们能替人民说话?谁听到他们替人民说过什么话?真是极大的讽刺!
中国要真正重拳反贪反腐，必须同严查犯罪富翁相结合。因为凡是靠犯罪崛起的富翁，每个人都是藏垢纳污滋生腐败的一片土壤。每抓起一个腐败高官，背后都要牵连几个富翁;每东窗事发一个富翁，总要拔出几个官员。而现在管老百姓的部门林立，管起老百姓一个比一个铁腕，可对靠犯罪积累财富的富翁，不仅缺乏监督力量，还缺乏监督的法律，几乎成了监管的空白地带，甚至监管部门与富豪们沆瀣一气。
被誉为“民主斗士”的台湾人李敖则认为：中国的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
“富豪移民”潮的根本原因就是逃罪!连《人民日报》今年(2014)8月7日都发文指出：“中国有太多人致富是靠着‘封建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比如，很多私营矿山来自低价非法获取国家资源)，‘野蛮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产商囤地待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是贫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那些最阴暗的部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私营、三资企业等其他经济类型的从业者，利用国家垄断掌握社会和自然资源者，权钱交易者，偷税漏税者等各种不正当收入者，先富了起来。(《改革开放20年来——究竟哪些人先富了起来》新华社专稿1998年10月12日)
资本的劣根性随处可见——笔者所在城市的社会调查，某一高科技私企拖欠全体员工一年之久的工薪，董事长大奔照飞，总经理球竿照挥，工会主席为员工讨工资结果自己却丢了饭碗——私人资本永远是为少数人甚至个人服务的，它不可能为国家为民众带来真正的福祉，这是有资本的先天属性决定的。
在资本那里，劳动者连“不跪”的权利都难保障，休谈稳定就业、增加工资、女职工生育保险等“高端”企盼，富士康的多少“连跳”早已令全世界寒心，黑心矿主黑砖窑的虐工事件层出不穷，更加令人发指——2007年山西洪洞县内，绵延十多里的黑砖窑大多采用了奴隶劳动，人犯子从各地诱骗少年儿童和智障人卖给窑主，他们失去了一切自由，被锁在工棚里，每天强迫进行十五到十八小时的劳动。由工头拿着皮鞭和棍棒监督着，驱赶着，有的孩子还被折磨死，失去亲人的家长们，结成了四百多人的队伍，寻找他们的孩子。(19)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私企的发展可谓给足了政策，社会的宽容也到了极限——可究竟有多少老板怀着感恩的心理回报国家、社会，回报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我们不能否定谁有对私企特别宠爱的权利，但若要像惯孩子那样惯坏了“财大气粗又无法无天”的为富不仁者，绝不是正道!
多少年来，我们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旗，在国民经济领域，确实解放了思想：
“国退民进”，私营经济(《宪法》定义)大行其道——《宪法》规定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大则“能说不能做”何时成为假“公”济“私”的金色盾牌，权威神圣的的国法谁能化为儿戏、化为现代“叶公”的浮世绘!?
人们担心——早在1997年，公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失去了主体地位。 “2004年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计算出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15.3%”;以后的这些年，国企改革的办法仍然是减少其个数，缩小其经营范围，因此目前国有工业的比重，显然要低得多。这样，怎么能保证实现党的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政策呢?
人们要问：这些年，我们究竟出台了多少“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条例法规？又落实得怎样?……
面对“分田到户”的“单干样板”小□村至今仍有人穷得精光与“坚持走公有制集体化”的华西村南街村无人不富，谁能说“私有化”就是灵丹妙药?!
环球时报在一篇《改革也要饮水思源》署名文章中，一针见血指出：现在的人喜欢说“分享改革的红利”，但是饮水思源，改革的红利又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不少是由改革前的革命带来，是前30年的制度转轨带来。——改革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正好是改革后产权逐步明晰、渐进市场化、“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资本，甚至连今天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可以说是改革前的革命带来的;同样许多人的发财致富也是改革前的革命遗留的;2000年前后国有银行大量改制上市，2008年前后外资纷纷“解禁”，不少赚得“盆满钵满”，也难以否认这是“革命-改革”的“制度性变轨”带来的“红利”。一言以蔽之：是前30年的积累成就了后30年的速度！
历史上，孙中山先生革命一生的提纲就是“天下为公”。他还说“人人为公，天下太平;个个营私，天下大乱。”
孙中山把“节制资本”做为民生主义的一个原则。 “节制资本”是为了限制具有“独占的性质”的私人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样，便可由国家掌控经济命脉，以国家之力发展经济，造福全社会。
由上可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系统纲领。它旨在引导中华各族人民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进至于具有高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孙中山——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否定私有制、否定阶级社会而明确主张社会主义的政治领袖。
孙中山张开双臂：“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20)
孙中山拒绝资产阶级学说，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人类进化绝不是弱肉强食，绝不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特权剥削;而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1)资本专制，阻滞社会进步。资本嗜血的本性不能不在践踏“平等”的冷漠里实现自我，资本集中的贪婪不能不在摧折“社会化”的无情中扩张自我。故孙中山《在广州行辕与各界的谈话》中慷慨陈词：“资本专制，其害甚于君主专制。”——颠覆资本世界!
国门洞开，外资蜂拥而来——结果二十八个开放产业当中二十一个被外资控制(同时，原来我们经营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全军覆没)，中国付出了产业、市场控制权的巨大代价;“市场换技术”想得很美却是一厢情愿，反而让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上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成为当下连韩国之流都声称要搞“技术扩散”的对象……。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8日在北京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称，国际资本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中国每年被剥夺抽走的“血汗财富”大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左右。
肌体过量失血。虽然创造出30多年经济高增长的“中国奇迹”，但这不过是高投资、高通胀、高代价、低利润、低福利的经济增长模式，。由于联合起来的资本对劳动的无情掠夺，使得广大普通劳动者“相对贫困”、“资富劳穷”和“中产塌陷”，导致国家成长的根基极度缺乏营养。过去近30年，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资本与劳动力回报率严重失衡。
生存本钱耗竭。过度劳动、过度生产的生存方式，让今天中国的生态环境“赤字”不断攀升，自然资本“透支”持续恶化，人类生命服务支持系统“负债”累累。美欧等跨国资本为追逐利润，将资源能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变成肮脏的“生产车间”或“世界工厂”。(22)
再看最近的权威报道——2014年5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完亚信峰会后，考察中国大飞机研发中心时指出： “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每年花几百上千亿进口飞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形成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飞机”，“一定要把国产大飞机搞上去。”
其实，我国自主研制大飞机运十客机(代号“708工程”)，不仅早在1970年就起步，而且于1979年就骄傲地“在蓝天上自由翱翔”了。连波音公司总裁都说‘干得不错。’ ‘你们毕业了，我们不过比你早毕业几年。这时候已经到了同一个层次了’”1983年11月17日，《世界经济导报》外刊评论：“运十飞机研制成功，使中国民航工业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缩短了十五年。” 本来按计划，90年前生产交付15架飞机，作为国内主干线航线使用——为什么功亏一篑?现在，真相终于大白!中央文献编辑室推出的《邓小平年谱(1975_1997)》披露了史实(上册616页)。邓小平刚刚出山，就在会见美国飞机公司大老板，即下令运十“要停下来!”。后来麦道公司在西方《财富》杂志上一语露天机，坦承“因为上海搞过运十，如果不扳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原来是资本的魔力加上“设计”的翅膀逼着国产大飞机被整整耽误了三十年……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但资本，却拥有特权;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23)
资本，其内在本性是贪婪、腐败与嗜血，日益在社会上张显面目的丑陋——它的每一枚金币都打造着金融帝国的特权，打造着“上等人”和“下等人”的不平等，即垄断集团和工农大众的壁垒;资本的外在特性是扩张，它必然地表现为政治上的“雄心”或者“野心”。 通过对社会发展史的透视，人们不难发现：对社会制度、对政权稳定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一个是权力，另一个就是资本。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使之不能“任性”;同样，也必须对资本建立“禁区”，使之不能“疯狂”!
依靠群众六亿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从来没有脱离过群众，永远与广大群众心心相印，每时每刻都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一句发自肺腑的“人民万岁”尽显他老人家对人民的崇拜!他曾满腔热情地赞颂“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24)
毛泽东始终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一生在与最广大人民的亲密接触中完成他那一代推翻黑暗旧社会、建构华夏新文明的千秋巨业
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25)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26)并在上任不久即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
但在毛泽东的词典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来不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责任、引导作用，他更着力于群众思想的进化及政治觉悟的提升——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群众本身的切身、根本、长远利益，也维系着民族的强盛与国家的兴衰!
他经常鼓励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动教育自己” 但从来反对“一切照办”的“好人主义”——他时刻未忘“执政先锋队”的“引路”“导向”使命。他曾反复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27)
他在党的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其中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诸多论述，其中就有对在“一切”工作中，“对群众意见不加分析就盲目照搬照用，甚至迁就、附和、助长部分群众中存在的落后、错误言行，把少数落后群众的意见当成广大群众的意见，结果迁就和保护了落后”的批评。且指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当人民群众的学生”，又“当人民群众的老师”。即一方面尊重、爱护群众，真正放下架子，虚心倾听群众呼声，竭力为群众谋利益，和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中获取真知;另一方面根据群众的思想实际，进一步启发和提高群众觉悟，党的决策一旦形成，就旗帜鲜明地领导群众展开实际工作。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28)“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29)
“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30)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31)
“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32)
所以，他历来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奉公为荣，谋私为耻，时刻引导人民向前看盯着远大目标，而非一切向“钱”看，向钱看一切!
毛泽东一生不爱钱，年青时即有“不谈金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警铭与气概，这正合华夏先贤对人生“不朽”的定位——“立德 立功 立言”(并无“发财”之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古今大智慧者的大功能，他都厚积一身!他历来重视人类的道德、思想及其精神的力量，认为精神对物质有着反作用，精神可以创造物质财富，甚至创造奇迹。
有人会惊讶，这，太“高大上”了!其实不然——70多年前，国外社会学家就做过结论，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五个中(《人类激励理论》)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仅有一个是表现为“物质”的。(我们祖先孔先生说得比较刻薄 “小人喻于利”“小人常戚戚”)。
人，活在这个世界，物质只是生命“存在”的保障条件，生命本身却并非仅为“物质”而存在——正如有位诗人写出的“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人，更是“精神动物”“社会动物”，不可或缺对生命的全部意义的尊重与追求，不可废却对社会与大自然的担当与义务。事实上，没有一个贪官因为缺衣少食而前腐后继，也没有一个拾金不昧者因钱花不完而交出不当得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信仰不倒，干部才好;思想不乱，国无大祸。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没有道德的人，学问与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康有为说：“一个国家有法制而无道德以为之本，则法律皆伪，政治皆弊。”
爱因斯坦说过(知识分子)，“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因为，知识分子的的良知永远是这个群体社会功能的节点所在。 “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鲁迅)
成就事业靠人心，维系人心靠精神，支撑精神靠信念。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大张旗鼓弘扬好人好事，在各条战线上数立标兵——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雷锋，学习人民解放军。该表扬的表扬，好事越来越多；该批评的批评，坏事越来越少。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33)毛泽东同志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是同一个真理。
人，是有思想的最高级动物，人的一切行为都由思想支配，这是行为科学的基本定律——世界管理界有这样三大名言：“智力比知识更重要，素质比智力更重要，觉悟比素质更重要;没有觉悟的管理者是最危险的管理者。”——简言之即：知识不如智慧，智慧不如素质，素质不如觉悟。人能够创造一切，也能够毁灭一切。人的素质和觉悟在其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如果对大众只用“利”字去引领，即使物质极大富足，人人别墅豪车，个个珠光宝气，顿顿山珍海味……且不说我们的自然资源的局限，仅就“欲无止境”这个“天性”而言，结果会是什么?这个社会就算“美好”了么?左看右看我们现在的物质条件，难道不比几十年前艰苦创业、无我奉献档期“丰富”得多，可社会“问题”少吗?民间“怨气”少吗?——为什么!?政治的变轨引发文化的堕落催化官吏的腐败祸生普罗的浮躁与肤浅酿就社会的荒唐与动荡。一波接一波的围拢“钱”转的“自富”“发展”观让整个社会充满“铜臭”，结果就是各种“危机”接踵而至——恰似当代知名作家三毛所言“世上的喜剧不须金钱就能产生，世上的悲剧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干系”……
有这样一个经典故事，有个大善人去世后到了天堂，他很好奇地问前来迎接他的天使：“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天使没直接回答他，只说要带他去两间屋子看看。
大善人跟着天使来到第一间屋子，里面摆着美酒佳肴，但所有人饿得皮包骨头都在嚷着饿。原来，是他们使用的筷子太长，根本无法顺利地把食物送进自己嘴里，而他们又被规定不能用手拿东西吃。第二间屋子里也和第一间屋子一样，大家使用的都是长长的筷子，但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原来，他们互相合作，把筷子送进他人嘴里的同时，对方筷子夹着的食物也已经到了他的嘴里。天使告诉他：“第一间屋子是地狱，第二间屋子是天 堂，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34)
“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一段抹不去的经历，她是毛泽东一身奋力而为的两件“大事”之一。她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文选中关于对“文革”的定性——“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样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有必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要经过更长的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段，可能会比今天我们说得更好。”(35)从他对文革的评价看，不过是其中发生点“缺点”“错误”而已，谁能看出要“彻底否定”的味道?——这么大一场七、八亿人口的全国性思想政治运动，难道一点“缺点、错误”都不能有?改开这么些年，没有“缺点、错误”?还是比“缺点、错误”更被人深恶痛绝的诸诸种种呢?那是不是更要“全盘否定”?!何况邓先生在“理论”里已明确指示“不必匆忙”“要做认真的研究”“要经过更长的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做出科学的评价”——可见所谓“彻底否定“的说法，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初衷!(所以在那个“历史决议”里，你是搜索不出“彻底否定”“浩劫”等字词!)如果有人放出“只有彻底否定，把它说得像日本鬼子入侵中国那么坏，华□□才会觉得脸上无光。”显然表明这号人搞起阴谋诡计来是不择手段的。
总书记在北戴河的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当年有些人害怕毛泽东思想，禁止老百姓评论文革，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也促使了老百姓进一步的思念毛泽东，人民群众对文革的评价，也越来越和我们官方的评价背离了。这个事情，遮掩是遮掩不住的，打压也打压不了的。所以，我最近就公开提出，要统一的看待两个三十年的问题……”(36)
现任政协主席俞正声对在校大学生上党课：“我认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37)
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也坚定认为“毛主席提出防修反修等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样大。”(38)
薄一波晚年反思改革的时候说：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几十年来，凡是毛主席的主张和路线，他都要对着干!——你要搞土改，我就杀富农;你要反右，我就扩大化;你搞大跃进，我就搞浮夸;你要自力更生，我就造不如买;你要整走资派，我就割资本主义尾巴;你要文斗，我就武斗;你要除旧思想，我就砸文物;你要斗私批修，我就整知识分子;你不让我官好过，我就挑动民众斗民众……表面上你的要求全执行，但全部执行歪!效果跟你预期的完全相反。让你口碑大坏半途而废……一朝得志后便把“罪过”全推在主席身上……
——看着这些权威政治人物对“文革”的评价，我们谁还有必要对她“敏感”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在《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2014-06-17)一文中写道：
20世纪80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笔者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熙来的父亲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持保留态度，但不要轻易反对”。
20世纪90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告诉笔者：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周总理用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体会得出：毛主席下决心做的事不会错！
毛主席一生自己看重的就二件事，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所开创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日几乎全被打进冷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科学论断，曾几何时已被一些所谓的“专家”堂而皇之地换成“只有□□主义才能救中国”——一切都去照搬西方的，甚至一些人家所不耻的、停工的、悔恨的，我们有的“专家”们还在津津乐道!他们不遗余力地把资本的血腥美化成救国救民的甘饴，直到把公有经济的基础弄得千疮百孔。与此同时，“金钱至上”论在神州大地开始肆无忌惮地冲击着优良传统和作风，亿万人民曾经引以为豪的堂堂正正的奋斗史、道德观，一夜之间被蒙上了“落后”、“不切实际”、“灾难”、“迷信”等等荒唐的字眼。
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间就是金钱”的神话催引下，原来国家经济支柱的国营企业遭到当头一棒：当年国家用公费辛辛苦苦培养造就的“人才”、“精英”，为“个人价值”而南飞，直往那个“宝地”淘金去了……在所有成事因素中，人是首要因素，是第一生产力。企业的骨干被抽了，岂有不走下坡路的?对国有企业的冲击之二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他们在缺人才缺技术缺设备的创业初期，靠什么办法将生产出的产品推销出去?其中之一就是一些企业靠富有“四千”精神的推销员用“无畏的回扣”(成捆的钞票)去掳住国企采购人员——而国企却不能反其道而行：它的财务制度不允许呀!最致命的当然是下放给国企厂长经理们的“绝对经营权”了——这一功不能不记在经济“专家”身上。他们根本无视中国国营企业产权的公有性质!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没能逃脱哲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预言。亦正如：要搞好一个厂子光靠厂长经理一个人不行;但要搞垮一个厂子，仅厂长经理一个人就足够了!
人，是社会性动物。据科学测算：一个人要能生存，至少有相关80个人为他提供服务。而“金钱至上”的结果直接导致私欲的恶性膨胀——人们唯钱是瞻：把弄钱看成目的、目标和理想，必然要去循“人为财死”的末路，必然去独尊 “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而对他人、社会与自然，必然是压榨、掠夺和不择手段。我们理智地、深入地分析一下眼前的种种社会丑恶﹝即不和谐﹞——如贪污腐败、走私贩毒、以权谋私、假冒伪劣、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哪一项不是奔着“钱”去的?一个为公，一个为私，一字之差，可以毁掉一个人，一窝人，一群人，也能毁掉一个社会！
人，更是精神性动物。一个人如果对钱顶礼模拜，自然会被钱牵着鼻子走，为了钱，他哪还管良心、道德、法制?
如今，人们总爱聊起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那时物质生活虽然苦一些，但人的精神充实，理想光彩，社会公平，正气浩然。人人学好向上，“三老”、“四严”是做官、做人、做事的基本自觉。可不象眼下利欲熏心见钱眼开，逮着机会赖钱、捞钱、抢钱、贪钱!在一些不法者眼中，有钱就是人上人——没人敢管其钱从何来、如何花?非法暴富被姑息，嫌贫爱富成时尚。正如一部名著上说的：“随着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成为一种常态，中国的宣传和政策越来越偏袒有钱人，对不当致富的人及其行为缄口不言，好象生怕得罪了他们。事实上，今天不少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对中低阶层挤压的基础上，许多人的‘富起来’不但本身就是非法活动的结果，而且他们积聚财富、隐藏财富的方式不可能带动社会其他阶层经济状况的改善，在他们迅速致富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正经历着相对甚至绝对的贫困化。” 如此这般，社会怎么能和谐呢?
我们也看到，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非象有的人说的是“灭私” !那时，人们的私是不要你去谋的，是由社会为你设想与承办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真正的人性人本生存状态。现在，在纯资本主义的以色列，全国还办着270多个供给制性质的集体农庄——“基布兹”，李鹏在位时曾专门参观过(在日本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共产主义模式”的村落———山岸会)。如今，我们无法不面对这样的事实：那种不求和谐的“发展”，有多少是以资源生态环境秩序人格的破坏为代价的？我们无法不面对这样的事实：那种不求和谐的“发展”，导致了多少公共财富（人民血汗）的流失？导致了多少不该富的富得流油不该穷的穷得精光?为什么世界通行的反应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在我国只有短短十几年时间就超过警戒线?为什么社会不安定因素人们的不安全感(含发了财的富人)那么大?为什么恶性犯罪案件特大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为什么人们心里越来越不平衡……也许这些问题又会被某些“专家”们问答为“仇富心态”。那么，人们不得不再问一句，为什么仇“富”?根子恰恰就在于有些人是不当致富!是暴富!!当贪污可以致富造假可以致富走私可以致富欺诈可以致富违法乱纪可以致富官本位行本位可以致富的时候，有良知的人怎么能不仇恨?有治国理想的领导怎么能不纠正?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伟人的话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我们不能闭着眼睛说今天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比唐诗宋词、三国红楼梦强，现在的每一条河流都比过去干净百倍，今天的每一种食品都比以前有营养味道美更安全……你也不能说现在连下岗工人农民工都能看一看电视坐一坐公交车就认定最穷的人也比古代皇帝过得好。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奴隶社会强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强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强于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强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对诸多社会弊端的心里不满更多的是基于横向的比较，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求，是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关注!改革如果不能使公平正义弘扬、民主法制强化，使该富的人富、使绝大多数人富，那么改革有什么意义呢?
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一文中曾指出：古代的政治家们不断地谈风化和美德，我们的政治家却只谈买卖和金钱。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不是不要做买卖不是不要赚钱，但必须强调：买卖和赚钱的前提，只能是道德!诚信!法制!一个崇拜金钱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崇拜金钱的民族同样如此。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39)
2015年4月19日下午，在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著名军旅作家、国家一级作家王树增自曝做节目时被问“如何评论黄继光是假的”时，怒斥电视台：黄继光永远在我心中活着!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有出息的民族来调侃自己的先辈，我们这个国土上高楼大厦太多，纪念碑太少。” (40)
浙江大学教授郑强2000-12-23的演讲(浙江图书馆报告厅) 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 “日本人侵犯我们，因为我们出了很多汉奸。将来日本人侵犯我们，还会不会有汉奸?谁将是未来中国的汉奸?在座的诸位很大一部分都将是。因为你们嘲笑爱国者，崇拜权势和金钱，鄙夷理想和志气。”
奇怪的是——上世纪80年代西点军校发布的一份招生简章。内有多幅图片和英文资料。其中有一幅照片：几位军校学员正在专心致志阅读，背景墙上，贴着一面中国国旗和一张雷锋画像。
1993年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马平应美方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进行访问。他到访过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一位官员的办公室，看到墙上贴着一幅雷锋画像。他高兴地和那位官员一起在雷锋画像前合影留念。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对马平说：“雷锋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我崇拜他的牺牲精神。作为军人，无论中国军人、美国军人，都应该具备军人特有的牺牲精神。” (41)
曾几何时，名校热办“总裁班”、“精英班”、“领导干部班”，也不管上课来不来，只要交上天价学费，到时“硕士”、“博士”、“MBA”、“EMBA”自然到手;读研变成了打工，教授变作老板，男生不卖力不让你毕业，女生不陪睡觉就拿不到学位，;学界黑帮化、流氓化、盗匪化泛滥成灾，当教授忙于要项目、接受境外赞助，当老师开办补习班，就连评职称、审核论文甚至调座位、改作业这样的份内事都必须花钱打点，否则就跟你过不去;在中央党校的高级干部班，上课随便溜号，随时回家玩权，耽误三天、两天不算个事，一俟回京，人在天上飞，汽车地上跑，拉的都是土特产，这些人即便在京，饭局排下去两、三周，不是登门拜访，递门生条子，就是同僚联谊……如此这般，符合教育精神还是符合学者良心?符合教师规范还是符合做人的标准?党校，难道也不在乎你那神圣的称号?结果就有《博士开考试作弊公司敛财千万》等新闻，让人大跌眼镜! (42)
2012年5月3日，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
我们有的人以为“面子”“政绩”“GDP”比“民生”、“国运”都重要，总拿那水水的大伙都不以为然的“数字”说事，这样比，那样比，总是“成绩”总是“发展”……“官运”是越来越俏了，可国与民的问题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怕算帐——这些年来：
贪官挥霍、卷走、豪赌多少万亿?
官场‘三公消费’多少万亿?
为“稳定”投入的国家机器多少万亿?
为冤枉付出的“治污”“善后”“打假”“空饷”“学费”“豆腐渣”…多少万亿?
外资仅从股市虏走多少万亿?
一窝蜂“竞争”“发财”报废、浪费的资源多少万亿……?
成千上万被毒、被埋、被杀、被虐、被逼而送命的惨案……卖企业、卖资源、卖土地、卖债券、卖国格人格……
我们的“发展”，如再扣除原先的高积累、提取治理被污染环境的高成本、补偿对老一代创业者的欠帐、偿还巨额的内债外债、扣除超前消费或卖掉的不可再生资源价值、支付为恢复公务员之外原先曾享受的免费就医入学住房养老人群等等福利后再除去外资在华资本、外债内债、通涨的变相掠夺等等“成本”，还能有多少剩余!?(——那才是不折不扣的“成就” !)还能有多少“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业绩!?……祖辈的先产外人的股票子孙的天财…….凡不是自己创造的果实，算“浮财”可以，与“成就”挨不着!
一本畅销《金融的逻辑》书说，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
如果我们无视客观，把世界科技的进步，把生产力的自然成长，甚至把现在连温饱都有虞的“边缘人”能看到飞机火车都视为“成果”……对真正解决问题和善社会有什么益处?
党风廉，道路正，民心顺—— 一个国家，有一个廉洁奉公的执政党领导，又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方向，再具备高素质的国民群体，什么困境突破不了?什么奇迹创造不出?于是国之兴旺发达，就水到渠成。
莫里斯•迈斯纳 称赞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中说:
一些西方学者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毛泽东时代经济停滞。把毛泽东描绘成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其实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该书说，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0多倍。文化大革命尽管……，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国家，完成了洲际导弹的发射，把卫星送上了空间轨道……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该书说，对毛泽东时代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43)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如此写道：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党中央就当机立断，花43亿美元购买先进技术设备。这些技术设备主要集中在吃穿用方面，包括化肥，化纤，乙烯。这些产业的成果，大体都出现在78，79年左右。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没有前29年的工业积累，没有“四三方案”……改革开放后怎么大发展? 中国今天的一切积极成就实际都不过是毛泽东挣来的“和平红利”。
是毛主席，给如今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留下了——
一个用几年时间就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中国—— 一个没有民族冲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国—— 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而永远不再担心挨打的中国—— 一个修建了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并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总统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
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 一个没有下岗、失业、拖欠工资的中国—— 一个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6以上，只有轻微腐败的中国—— 一个没有再发生大规模蝗虫害的中国—— 一个使三年二决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黄河从来没有再决口的中国—— 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免费教育，没有因缺钱上不起学的中国—— 一个吏治清明，干部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起模范表率作用的中国—— 一个绝大多数官员，懂得为人民服务的中国—— 一个被第三世界穷弟兄抬进被美国把持，拒绝中国二十多年联合国的中国—— 一个贫富差别几近于无的中国;
一个让世界各国元首朝拜毛主席为荣的中国—— 一个带头抗两霸带领第三世界前进的中国—— 一个文艺界没有各种各样绯闻的中国—— 一个有明确信念的中国—— 一个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中国—— 一个每个人都敢于与坏人坏亊作斗争的中国—— 一个人人都愿意为中国舍身取义的中国—— 一个小学生拾一毛钱都要交警察叔叔的中国—— 一个基本消除了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国—— 一个全民敌慨众志长城凝聚力空前的中国;
一个个在城市实行公费医疗，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少有没钱看不起病的中国—— 一个完全靠自己制造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中国—— 一个出租车不装防护栏，住户不装防盗门的中国—— 一个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的中国—— 一个人人争做雷锋的中国—— 一个不担心食品安全的中国—— 一个不担心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中国—— 一个没有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广告的中国…………
毛泽东时代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所以很少司法资源即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且行政成本微不足道;今日不仅“立法大跃进”，各种司法资源密密麻麻，队伍空前，装备超前，乃至“武装到牙齿”，怎么还弄得“腐败难以遏制”、“刑事案件大量上升”“群体事件有增无减”?是警察武装到牙齿、是无数法律法规、是到处封堵禁忌——司法资源动用越少越好?还是各种国家机器一齐上仍事倍功半好?在那个年代，许多单位都有真枪实弹，职工定期打靶练武，人们更谈不上富裕，可一个地方几万人也没见一个武装警察什么的，所谓的刑事案件(别说恶性的)发生率更可想而知!
外国人特里尔有个著名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他的政治粉丝，可谓世界第一。
他在书房中接见美国总统，他在游泳池边接见赫鲁晓夫。在那红火的年代，日本首相、英国女皇、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潮水般地涌进他的书屋争相朝拜，许多国家元首没能受到接见，回去的路上一直泪流满面......而他的圆寂，更是惊天动地：53个国家下半旗，联合国下半旗速度之快，更是史无前例。全中国人民都悲痛哭泣，与对待自己已故的上人没有两样。
他曾预言：“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1978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将基本粒子命为“毛粒子”(maons)。
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2013年俄罗斯《真理报》发表讲话时，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无比崇拜之心：
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是人类社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的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人民崇拜!因为他赢得了绝大多数人和许多正直善良的外国领导人由衷的，和发自内心的崇拜!我的从政之道就要像毛主席学习，但是到死我也学不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文功武治，因为毛主席是个世界奇才，我的能力永远也赶不上他老人家!
中国刚解放，就敢和强大的美国打了一场伟大的战争，而美国人确被毛主席打的如此狼狈不堪，这种伟大的气魄和胆识就连斯大林都非常佩服!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打败了一个装备精良的，由十六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这是任何一个军事领导者和军事统帅都没有的雄才大略。现在很多人都怕美国而我不怕!那些给美国人当哈巴狗的人，我感到太可笑了，连一个做人的尊严都没有的领导者还能带出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吗?这些人应该好好学习伟大的毛泽东，是毛泽东给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伟大的苏联解体了，我为此曾多次流泪，因为这是列宁同志创建的伟大的祖国。但我决心要让我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一少部分人。我要强调的是，那些否定毛主席的小人就连敌人也看不起，我也是追星族，我的偶像是毛泽东而不是×××。
最后普京说道：“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府，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長的数据。”
毛泽东始终坚持“治国先律己”“治国先治吏”“节制改造资本”——社会就官清风正，百姓就明理有德。有钱也无法使“鬼推磨”，自然举国上下心齐气顺——即便“十年动乱”，也不会出现腐败，失业，黑社会，拖欠工资、假、冒、伪、劣，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五毒之害，走私、倒卖文物、贩卖妇女儿童，卖官买官，癌症村、艾滋村，‘黑砖窑’，黑心矿主，‘血汗工厂’外债内债，物价暴涨……等等劣迹!“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这个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44)主席去世前全国粮库充满——存粮5000多亿斤，棉花500多万吨，黄金600吨，20多亿美元等——1976年后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和成套轻工设备，1978年一次就引进22个大型化工和钢铁项目，使用外汇超过1950-1977年的总和。
思想路线正确了，经济奇迹便如火山喷发——在那短短的20多年里，在极端一穷二白素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烂摊子上，建起完整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与科教文卫设施，爆两弹，放卫星，万吨轮飘洋过海，大飞机展翅天域，连迟来的医学诺贝尔奖都是那个时代的结晶……怎么能说当年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毛泽东曾经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说：“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45)
一个人的荣誉与威望是靠他的言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亦如此)。最初“粉碎四人帮”与“改革开放”所以得到广大人民拥护，是因为毛主席创建的党与人民政府之前一直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为人民服务，人民对党与政府有无限的信任和深深的依赖，人民总是相信党和政府的一切决策与号召。主席去逝后，人民依然认定“山还是那座山，墚还是那道墚”——加之许多“改革”都打着“为民造福”的旗帜，所以你做的任何举措在人民不了解真相以前都会因“前人栽树”而得到“庇荫”。但当后来人们一步步发觉前后的巨大反差——一个为公，一个为私;一个为人民大众，一个为少数权贵——突出表现在豪华气派的楼堂馆所、威风八面的衙门作风、官僚腐败、退休双轨制、“公务员”偷偷摸摸加薪、及官场潜规则市场潜规则造就为数惊人的“官二代”“富二代”令公平正义荡然无存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之后，原先垂范建树起来的广泛信任与拥戴(群众基础)就毁于一旦。这就好比一个小偷，当他被捉住时写下白纸黑字保证“永不再偷”并当众赌咒发誓，善良的人们是会相信他并原谅他的，可他一被释放(得势)就旧病复发，以为人们已经信任他了，便有恃无恐，大偷特偷。你说，以后他再说得好听，人们会再相信他能改恶从善吗?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做清官难做好人难甚至到了见危见难不敢救助、以至于连吃什么安全都心中无数时，该不该反思点什么呢？指导思想没有问题，政策决策没有问题，自身自家也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邓小平理论说：“能进行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比读什么书都重要。” (46)可是，你看：无论社会被弄得如何问题成堆、危机四伏、民怨沸腾，当事者谁有过什么担当？有过什么认错那怕一句道歉!?如有，那就是“毛泽东的错”“计划经济的错”“政治体制的错”“文革遗毒的错”……而自己永远是“没有谋过私利”“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 ……全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这让我们再次想起毛泽东当年的感人一幕——1962，7000人大会上他老人家主动揽责、代人受过(当时负责一线工作的是刘、邓)：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47)如此，毛泽东率先垂范打破了封建的“错与不错，都以权多权少、官大官小论断”几千年来的官国传统。这是何等的大义与胸襟？！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常识，也是客观事实。错了，并不可怕，怕的是不认错，不反思，以各种时髦的口号掩过饰非，甚至还要对批评错误揭露“家丑”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这决不是一贯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共产党人身上所应该出现的怪事。
什么社会状态才是文明和谐幸福的？只要一提到那个没有资本剥削、两极分化、贪赃枉法、买官卖官、雇凶杀人、假冒伪劣、黄赌毒黑、下岗失业、拖欠工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血汗工厂、黑窑黑矿、拐卖人口…的年代，人们就会充满自豪感与幸福感，就会自然而然地回顾那个时代的领导作风，干群关系，党在广大人民中的威望，政府与老百姓的唇齿相依，难忘那个在毛主席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领导吃苦在前以身作则国威天下的光明时代。……那个“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时代，正是毛泽东的领袖风范、治国方略和他始终不渝的人民史观铸就了那个时代的金光大道——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我们一定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伟大号召，把学习、宣传、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为自己终身的实践与追求，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改造社会、改变世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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