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撞了南墙不回头，那才真是二百五
——评梁晓声的“二百五”怪论
作家、教授梁晓声有文，篇名为《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我说：“错矣，古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撞了南墙不回头，那才是真正的二百五!”
习总有话在先：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但就是有人死活也要否定前三十年。这究竟是为什么?
梁文的“过去”指什么?就是指毛泽东时代。梁认为，那是一个“神化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年代。“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梁还把与其不同观点的人，一概打成“极‘左’思潮”。公然宣称：
“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看，这话讲得何等地“绝”，又是何等地激烈、极端!根本不给人留下一丝一毫宽容的余地。梁不是自称是一位崇尚“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吗?怎么就忘了这么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怎么就只容你自己“自由”、任性，却又容不得别人“自由”一下?
梁晓声对毛泽东时代可谓恨之入骨，他写道：我对“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这就奇哉怪也!“粉碎‘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晚两年就是1979年10月。难道梁在“文革”中“受苦受难”遭“迫害”，他甚至已“撑”不到1979年就要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十六条》中明确规定：目的是一斗、二批、三改革。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梁是“走资派”吗?是“反动学术权威”吗?是“文革”对象吗?看来，什么都挨不上。
据网上公开的资料显示：梁是66届初中毕业生，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家庭，“文革”期间是个“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1968年分配到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是1974年被兵团木材加工厂推荐上大学的，进上海复旦中文系创作专业，是“四人帮”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保送的政治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梁既然能被幸运推荐，可谓是“知青”中的“幸运儿”，当是以“四人帮”标准挑选、培养的“人材”。既如此，又怎会说出“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的话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只有梁自己知道的“谜”了。
那么，梁晓声为什么要那么痛恨毛泽东时代?他在文中没有明确的具体交代。但从行文中，人们还是可以领悟到他的一些观点。
第一、梁认为，毛泽东时代没有“自由”。
梁晓声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也就是说，后三十年就是比前三十年好!即使“问题多多”也无妨;唯有毛泽东时代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时代。
为什么?据说因为那是一个“神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有的是“专制”和“独裁”，人们没有任何“自由”，接着他就控诉“文革”，诅咒它“罪孽深重”!
梁认为：“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是人最为珍贵的权利。失去了它，无异于失去了做人的意义。“文革”恰恰就是“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机器包围中，在强大的专政机器压力下”，强迫“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羞耻心，选择了说假话，变成了人云亦云、跟风逐浪”的人。“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当然梁某人是个例外，他自认是个坚持讲真话的人。据梁自己讲，“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他是绝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信仰的，是绝不会去批判西方的“民主”政治的。
其实，梁某也知道，“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相对的。任何时代的“自由”、“民主”，都是有其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离开了时代的特定条件，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符合资产阶级口味、符合资本需要的“自由”与“民主”;反之，社会主义社会也只存在符合无产阶级需要的自由与民主。“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宣言》)历史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第二、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是虚伪的。
现在，梁晓声以大学教授、“文革过来人”的资格，给年轻人上课了!他责怪年轻人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盲从“‘文革’的所谓大民主是政治的进步”。
梁断言“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人以民主的幌子，其实‘红卫兵小将们’只能响应伟大领袖及其代言人中央文革的号召去攻击他们指定的政敌，谁要是胆敢写文革成员或毛身边人的大字报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依照梁某的逻辑，毛泽东只有号召红卫兵去打倒自己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些同志，才算是真民主。笑话!笔者认为，如果真的去讨论这样的问题，这已不是什么“民主”问题，而是讨论“梁某的思维是否正常”的问题了!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事实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水落石出的。毛泽东时代让人民拥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后写入74年《宪法》还增加了工人罢工的权利)，允许通过这种方式揭露当时社会上的“阴暗面”，这不是民主权利，难道是一种“专制”手段吗?是谁会害怕“四大”呢?是人民群众，还是贪官污吏?
只有社会丑类才会害怕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只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才会害怕“四大”。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要不，凭什么要把《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权利剥夺掉?不正是他们害怕吗?
梁某也许因为是编小说出身的，因此，许多事情从他嘴巴说出来，往往会因被“创作”习惯而发生变幻。可惜这种“创作”风格，不适合研究历史。
第三、梁认为，当今社会的一切弊端全在未能彻底清算“文革”。
梁既然是编小说寓言的，却不甘寂寞，偏要当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常言道，“隔行如隔山”。既然如此，这就难免会出洋相。
当今社会确实“问题多多”，诸如：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贪污腐化，环境污染，诚信缺失，黄黑毒赌泛滥，社会道德滑坡，等等。但梁教授认为：这一切都是50年前“文革”惹的祸。他的“治世良方”就是：“彻底清算文革”。他写道：
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的直接危害就是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两面派，培育出了几代奴才，他们只能以假面孔示人，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那尊‘神’。他们一定要匍匐在‘神’的面前，尽管那尊‘神’的光辉已经褪去，尽管他的谎言正在被戳穿，尽管他坏事做绝却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拜。”
“当今权贵们对文革半遮半掩，源于他们不能缺少精神支柱。一旦文革被彻底清算，当文革发动者彻底被扫下神坛，他们那没有自由思想缺少独立精神的红色封建卫道士的灵魂将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用伪道德观衡量和约束别人的本来面目将会被识破，如今全社会礼乐崩塌，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非他们莫属。当天赋人性的价值观被人民开启，必将极大地威胁到他们的独裁政权和经济利益。那是万万使不得的。文革的遗毒在被人为地延伸”。
谁是“‘革命’的两面派”?谁是“那尊‘神’的‘奴才’”?谁是“半主半奴身份的人们”?是谁在“人为地延伸”“文革的遗毒”?
几乎所有“识字分子”都明白：梁某在痛恨“文革”，在痛恨毛泽东，在痛恨当今“权贵”不愿彻底改弦更张、全盘“西化”，不愿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2016年1月3日发表于“天涯论坛网”、“新浪网·博客”)
附梁文：
梁晓声：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声音也得到了成长。以前我们叫“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这都是进步。这种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2000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来越强势。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当你对现代的社会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就跟着别人说从前好了。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不去说，谁去说?那个时代不是理想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那么健忘，我们说别人健忘的时候，说别人不以史为鉴的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罪孽深重的文革
本不想再写关于文革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很沉重，但有些网友打上门来为文革鸣不平，只好再写几句权作回复。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当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时，中国人灵魂深处也在进行着痛苦的“革命”，这场风暴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文化浩劫、社会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种下了今天礼乐崩溃、道德沦丧的祸根。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机器包围中，在强大的专政机器压力下，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羞耻心，选择了说假话，变成了人云亦云、跟风逐浪，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变成了“人民的敌人”。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语言是上天赐予人的特殊功能，人们靠它与社会沟通，但我们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性命之忧;不说话也不行，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落后分子。所以必须昧着良心说假话，假话说一百遍就当真的了，人人都避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做坏事。人人都变成了是非不分、黑白混淆、本末倒置的糊涂虫。
对根本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以为文革的所谓大民主是政治的进步，殊不知，名义上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人以民主的幌子，其实“红卫兵小将们”只能响应伟大领袖及其代言人中央文革的号召去攻击他们指定的政敌，谁要是胆敢写文革成员或毛身边人的大字报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今的年轻人靠一知半解就投入到维护极左理论的行列当中，错不在青年，而是因为当权者正统宣传中为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仍然不敢正视历史，生怕过去的谎言被戳穿。
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的直接危害就是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两面派，培育出了几代奴才，他们只能以假面孔示人，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那尊“神”。他们一定要匍匐在“神”的面前，尽管那尊“神”的光辉已经褪去，尽管他的谎言正在被戳穿，尽管他坏事做绝却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拜。习惯了半主半奴身份的人们对自由、独立、民主、法制还很不习惯。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极其成功地让社会成员在心目中将国民党与腐败、反动、不抗日、屠杀人民、祸害国家等等罪恶滔天划上了等号;成功地将旧时代与贫穷、落后、饥饿建立起了逻辑关系;成功地将民主政治与腐朽没落、金圆政治挂上了钩;成功地将领袖塑造成了“神”。所以那个刚直的陈毅在文革中就曾预言文革的毒害至少还会影响两三代人。
当今权贵们对文革半遮半掩，源于他们不能缺少精神支柱。一旦文革被彻底清算，当文革发动者彻底被扫下神坛，他们那没有自由思想缺少独立精神的红色封建卫道士的灵魂将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用伪道德观衡量和约束别人的本来面目将会被识破，如今全社会礼乐崩塌，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非他们莫属。当天赋人性的价值观被人民开启，必将极大地威胁到他们的独裁政权和经济利益。那是万万使不得的。文革的遗毒在被人为地延伸。
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
(文章选自《中国生存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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