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革命，是谁也无法“抗拒”的!
——再评下台贪官于幼军的“拒绝文革”说
南方下台贪官于幼军不甘寂寞，一个华丽转身，又到中山大学当上了“研究文革”的“学者”。他的研究结论是：“文革”一无是处，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一种“荒唐”;还大言不惭地宣布：“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
前次笔者已写过《“文革”幽灵为何回荡中华大地?——评于幼军的“文革‘错误理论、荒唐实践’说”》。今意犹未尽，感到需要再评论一下于幼军的“拒绝文革”说。
“拒绝文革”说，像是一个学人的“学术”成果吗?否，人们只要稍具思维能力，就可发现，这里面没有一丁点儿的辩证观点与学术气息;有的倒像是贪腐集团政客，因害怕被人民彻底清算而发出的一种绝望的叫嚣!
请问于幼军：“文革”是什么?是一个“物件”吗?“文革”是谁送给你的一件“礼物”吗?它是凭你个人或某些人的好恶所能“拒绝”的吗?
“文革”是一场由亿万人民群众参加、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它是一股历史洪流。用毛泽东的话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转引自《人民日报》1968年4月10日社论)
既然是一场社会运动，既然是一股历史洪流，既然是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管它的成败与否，它是像于幼军之流所能“拒绝”(抗拒)得了的吗?这不就是“螳臂挡车”?不就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吗?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与参加，再优秀、再伟大的人物也是无能为力的。
于氏居然认为，像“文革”这样有亿万群众参加的历史事件，是像他这样的人所能“拒绝”的，从而提出了“拒绝文革”说。可见，其认知能力是何等的幼稚!其“学术”水平又是何等的低下!化了那么大的“吃奶”力气，搞出这么一个“学术成果”来，岂不贻笑大方!
奉劝于幼军：如果你真要“感悟”人生，真要研究历史，那还得耐得住寂寞，还是老老实实地坐上“十年冷板凳”再去上讲台吧!
“文革”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于幼军提出“拒绝文革”说，说到底，由于其身份局限，他根本不可能理解“文革”，更不可能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
“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却不能否定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文革”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它是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它的最终奋斗目标。从1945年七大起，《党章》中又加进了“毛泽东思想”。其准确的表述是：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以上均见《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哥达纲领批判》)
共产主义“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上)
列宁主义遵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完成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任务，但尚未进入共产主义目标阶段。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列宁主义认为：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的家庭。”(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毛泽东思想遵循马、列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又完成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中国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又形成了系统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作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命题，并据此进行了文化大革命。
对上述一系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于幼军能理解得了吗?能接受得了吗?要不，他怎会堕落成一名可耻的“贪腐”分子?又怎会提出如此荒谬的“拒绝文革”说?
于幼军之流，尽管曾是共产党的“高官”，人模狗样地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但他们心中早就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早就背叛了党的纲领，早已背弃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他们一心向往的是资本主义，一心向往的是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当今中国，只要还打“共产党”的旗帜，我们就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论是非，除非把《宪法》、《党章》都废了。否则，离开了这一条，就只能是歪理邪说，都只能是狗屁!
“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只能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作出解释。
50年来，由于掌权者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的言行不一，既想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又缺乏足够的担当。结果只能是靠着“打左灯、往右拐”来骗人。思想上的混乱，造成人们对“文革”认识的混乱。长期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一种认为，“文革”是一场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的“内乱”，这场“内乱”完全是由毛泽东的“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造成的；（言下之意，这场“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另一种认为，“文革”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是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逝世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第二种观点长期来一直被“禁”。在权威“不争论”指令的压制下，只许宣扬第一种观点，强化第一种观点;不准发表第二种观点，不允许存在有违主流思想的第二种声音。由此，导致社会上“去毛”、“污毛”妖风甚嚣尘上，直至引发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当今执政的根基。
然而，历史是最为严正的。经过50年的时光流逝，“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相毋须任何人再作解读，早已大白于天下，早已大白在每一个世人面前。任何强权的压制，任何“核心”强人的吹嘘，任何权威的“决议”与高调的宣传，任何“指鹿为马”的结论，都显得苍白无力。事实就是：
否定了“文革”，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制度的复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重现，劳动人民“吃二遍苦，遭二荐罪”成为现实;什么黄黑毒赌贪，旧社会所有的沉渣泛起、污泥浊水漫溢，唯一不同的特点就是：变本加厉!所有的恶行，无时无刻不在“创新”世界“吉尼斯”记录!
严酷的现实，不正是在反复地、无可辩驳地反证“文革”的必要性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吗?“文革”失败了，但历史不会否定它的正义性。
本来，近代中国的“百年痛史”早有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人类的五千年文明史也早就告诉了我们：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可是，反毛小丑们提出“人性恶”的谬论。认为：“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空想”，“人性”是自私的，只有“扬私弃公”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鼓吹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从而改弦更张，大搞复辟私有剥削制度，从根本颠覆了共产党的宗旨。
如果私有剥削制度真能让中国“富”起来、人民可以不再受穷、受压;如果向帝国主义全面“开放”，真能让中华民族“强”起来、不再受欺凌、不当殖民地;那么，凭借中国广袤的国土与4亿多勤劳勇敢的人民，早在1949年以前就应该“富国强兵”了!怎么还会出现“百年国耻”?
中国已搞了几千年私有制，即使是在汉、唐“盛世”，除了少数官僚、地主与商贾人等外，为什么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仍然只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读读杜甫的“诗史”吧!)
可见，搞私有剥削制度，永远消除不了“多数人受苦，少数人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作威作福”的固有罪恶。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不就是为了要推翻这几千年来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吗?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文革”是17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决战
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命运，成为国家的主人。然而，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仅仅是完成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中国革命还有它的第二阶段。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告诫全党：新中国的建立，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可是，革命队伍里那些披着共产党人外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抱着“吃小亏，占大便宜”目的投机革命的分子，这时就不想干了。他们觉得革命已经“胜利”了，一心要做李自成，一心想着要做新一代的“王公大臣”和“贵胄”，一心要向革命索取“投资分红”。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始终不愿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一步一步地从往日“民主主义革命者”、党的“同路人”，逐步滑向“官僚主义者阶级”，最终又从“官僚主义者阶级”异化为“走资派”。
“走资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忽儿右，一忽儿“左”，顽固地推行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党内“反对派”的角色，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毛泽东思想，最终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回顾“走资派”的代表人物L、D在建国后17年的表现，充分证明：党内两种思想交锋、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建国初期，L就主张“新民主主义万岁!”反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公然为资本家摆功评好，鼓吹“剥削有功”。
1951年，针对西北老区面土改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状况，为了引导小农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山西省委和和西北局开始探索农业互助合作化问题。L就明确反对，认为农村两极分化很正常，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指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给扣上了一顶“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帽子。后来，是毛主席看到了山西省委的报告，明确表示：“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这才有了其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既然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那就得不断地宣扬社会主义新思想，逐步改变旧思想。这样，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想同维护剥削阶级旧思想的斗争，也就同时在党内展开。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开国之初关于对《清宫秘史》“该不该进行批判?”
1950年3月，港片《清宫秘史》在全国上映。影片以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的历史为背景，把光绪帝、改良派和帝国主义作为为矛盾冲突的一方;把慈禧、保守派和义和团当作矛盾冲突的另一方，渐次展开剧情。这就从根本上美化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夸大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运动的积极意义;同时，它歪曲和丑化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当人们对该影片提出“卖国主义”与“爱国主义”截然不同的评价时，L竟一锤定音该片为“爱国主义”影片。毛泽东看了影片后，认为这是一部颠倒敌我立场的“卖国主义”影片，要求进行批判，澄清是非;然而，有关部门仗着有L的“爱国主义”评论，就是顶着“不能批判”。直至毛直接批评了主管中宣部的胡乔木，胡才承认错误，并下令停映该影片了事。
像《清宫秘史》这样意识形态斗争事件，其后屡屡发生。如1951年发生的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直至其后在学术界诸如对翦伯赞“让步政策”的批判、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类似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规定：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原有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就是要以和平手段，通过合作化形式，变个体所有为集体所有，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的“赎买”方式(支付股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过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消灭私有制。到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
在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L就一直站在右的方面，提出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甚至主张为了稳定“怕共产”的中农，提出“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遭到了毛泽东的批判。
在“一化三改”与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内一直存在着右的与“左”的两种倾向的斗争。
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L、D更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第一线直接操纵、折腾，是严重“浮夸风”的始作俑者，也是对毛泽东自1958年10月开始不断批“左”纠偏的抵制者。(这一抵制长达6个月!直至1959年4月毛向全党公开发表《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为止)。应该说，L、D是“大跃进”灾难的主要责任人!然而，毛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与检查，L、D却是以“正确”形象的面貌出现，至今未见过有什么专门的检查。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社会的矛盾与斗争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随后，为了改进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开门整风”，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天下”等论调，引发“反右”斗争。(有人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毛泽东反驳，认为根本不存在“阴谋”，这是“阳谋”，共产党开门整风，征求意见，并没有让你反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体制!)
然而，在这场反右斗争中，D作为负责主持这一斗争的“小组长”，却无视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搞了个“扩大化”。常言道，“真理向前跨越一步就是谬误”。毛泽东曾经估计当时的党内外右派总数约五千人(党内右派为3000人，党外民主人士中为2000人。见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关於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可是D却打了55万人，竟被“扩大”了100多倍!且基本上全是党外人士。
长期来，L同毛在许多原则问题上，虽然有不同的思想、观点，且屡有抵触、交锋，但每一次L总是主动“认错”，积极“改正”。然而，自1959年L上位，当上了国家主席，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L自觉羽毛已丰。这集中体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与其后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表现。被毛泽东批之为“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L终于演变成为党内“走资派”的代表。
“文革”前，毛与L、D路线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在经济上。毛泽东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是崇拜“赵公元帅”(民间财神爷)的。如果不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会自发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何况列宁早就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因而，毛认定，搞“三自一保”，必然会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但L、D并不这样认为。迟至1980年D还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讲：
“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L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二是在政治上。毛泽东认为，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是一个反修防修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在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终于出现了各不相让的局面：
毛要把“四清”运动定性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运动重点定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考虑的是党内的当权派问题，特别是上层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峻形势。
L、D则认为，“社教”运动主要是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着眼点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虽然也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
上述分歧最终导致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激化，最后终于以“文革”的方式总爆发。
17年毛L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说到底，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不同世界观的分歧与交锋，是中共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两种思想的分歧与交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文革”，不过是上述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上述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产物。“文革”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一种必然。
革命是不可“抗拒”的
于幼军提出“拒绝文革”。说白了，就是要“抗拒”革命。然而，既然是革命，那是谁也“抗拒”不了的。革命如果可以“抗拒”，世界上就不会发生革命了。
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造反。为什么要造反?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看过《水浒传》吗?里面108将，哪一个是自己愿意上梁山造反的?林冲上梁山是“自愿”的吗?武松上梁山是“自愿”的吗?鲁智深上梁山是“自愿”的吗?宋江上梁山是“自愿”的吗?否!都是被迫的，都是出于无奈，这就叫“逼上梁山”。
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恩格斯：《论权威》)
这里的所谓“非常权威的手段”，就是暴力、杀人!
你要去革命、造反，去反抗“官府”，那是要被“格杀毋论”的，就是要死人、丢性命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死，而是一批一批成千上万地死!一般说来，谁愿意啊?不到“万不得已”，谁肯干?
秦末陈胜、吴广为什么会“揭竿而起”?因为他俩带领的900名戍卒(服兵役的农民)，受军命赶往渔阳“戍边”，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因天雨误期，按秦律当斩。怎么办?为了死里求生，这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秦亡汉建，随后不断地改朝换代。期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先后发生过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其中大的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后期的黄巢起义和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动辄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群众参加。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很简单，都是因为：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导致“富者阡陌连片，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官府横征暴敛，再就是遇到天灾、发生饥荒，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于是革命就发生了。
翻遍二十四史，统治阶级几乎每天都在书写“抗拒”革命的史篇，多少“精英”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研究“抗拒”革命的妙招。可是年复一年，革命还是不断地在继续，且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这是为什么?
1848年，这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终于被一位普鲁士籍的犹太人——马克思解开了：全是五千年的剥削制度惹的祸!他开出的救世之方，就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走共产主义之路。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又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共产主义实践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不仅中国将真正崛起;全世界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也必将最终解放，人类将共同迈向共产主义美好社会。
这个世界，只要还存在着私有剥削的社会制度，只要不消灭当代资本主义，革命就一定还会必然地、无可避免地不断地发生，谁也无法“抗拒”。
于幼军的“拒绝文革”说，称得上是“告别革命”说的一个新版本。出于对“文革幽灵”的恐惧，它又像是一颗“安神丸”，汉奸、贪腐分子、剥削精英们似乎都可以借以自我慰籍一下。但很可惜，此药不灵!因为它是弱智傻瓜蛋口中吐出来的可怜妄想。不信，那就请往前看：
啊，革命正在向于幼军们招手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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