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大师问题的讨论已经喧嚣很长时间了。流行的观点是：民国期间出了很多“大师”，所以，民国是好的。新中国建立后至今，中国几乎没有大师，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坏的，毛主席是坏的，共产党是坏的，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九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是坏的。反方观点认为：民国的大师，其实也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作出过像样的贡献，是吹出来的;这些“大师”主导下的民国，恰是民不聊生的朝代，与大师的光鲜身份极不相称，“大师”们并没有改变人民当牛作马、生不如死的命运，没有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驳没有抓住根本：即历史观问题，也就是人民史观还是资产阶级精英史观的问题，是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剥削阶级精英创造历史的问题。或者说是立场问题，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看待历史，还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看待历史的问题。
如果坚持人民史观，坚决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认识究竟谁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谁是历史主人这个问题，那就毫无疑问要关心劳苦大众是否得到解放，是否当家作主人，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政治地位、社会生活情况，而不会去关注所谓“大师”的多少。相反，如果持资产阶级精英史观、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认识历史，就必然是关注作为剥削阶级所谓精英即“智叟”的多少，那就关注他们的政治精神状态、政治地位、社会生活情况。如果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智叟，便要想方设法、挖空心思、搅尽脑汁地包装出各式各样的智叟。所以，智叟，打从出现那天起，就多是欺世盗名之辈。
人民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愚公”史观;剥削阶级精英史观，我们也不妨称之为“智叟”史观。
把有无“大师”即“智叟”作为衡量一个时代好坏的标准，而不是把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状况作为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精英主义的标准。这个标准所根植的剥削阶级立场，被隐蔽得很深，不易觉察出来。只要看不到这个隐藏的阶级立场问题，就无法与之争辩，越辩越被动，即使你雄辩地指出民国的大师多是草包也不行。再说，还有绝大部分民国的所谓“大师”，虽不像吹的那么厉害，但的确还是有一些知识和良知的。不好、或者不太好的，只是少数，只要加以思想改造，也可能变好;真正极端反动、死不改悔的，是极少数。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列毛主义判断一个时代好坏的标准应该是愚公和智叟的相对多少。愚公越多、智叟越少，社会就越先进、越健康;反之，愚公越少、智叟越多，社会就越腐朽、反动、堕落。这才是争论的根本。
毛主席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全面依靠愚公的时代，我们要“愚公移山”，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要彻底搬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这三座大山。所以，会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无数的愚公。农业方面有焦裕禄、张钦礼、甘祖昌、谷文昌、陈永贵、邢燕子、任羊成、杨贵、董嘉耕、王国藩、吴仁保等等，建设了著名的红旗渠、郭亮洞等奇迹工程，有大寨村、砂石峪、七里营等等先进典型;工业战线有王进喜、孟泰、吴贵贤等成千上万的劳动模范，有大庆油田等先进典型，创造推广了“鞍钢宪法”;科教文卫战线有赤脚医生、乡村教师这些庞大的英雄模范集体，有钱学森、邓稼先等为代表的人民科学家群体;解放军有张思德、雷锋、王杰、欧阳海、于庆阳等无数战斗英雄和模范。
因为我们坚持愚公史观，我们以作愚公为荣，以作智叟为耻，我们更不会鼓吹什么大师(智叟)，不会把智叟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时代好坏的标准。但我也没有歧视大师(智叟)，更不打算从肉体上消灭智叟，相反，我们还想方设法让大师(智叟)们去接触愚公、了解愚公、学习愚公、成为愚公，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改造。
坚持愚公史观，将根基深植于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会有无穷的力量和坚定的自信。如毛主席所说，中华民族要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所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教日月换新天”，新中国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消灭了黄赌毒黑等丑恶现象，消灭了各种传染病特别是恶性传染病，人民的平均寿命提高了30多年，入学率达九成以上，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有着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强大的新中国(在所有被殖民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惟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一无内债二无外债;敢于设定“四个现代化”伟大目标。敢于把中国革命当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敢于、善于且有能力支持广大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包括美国人民争取人民的斗争，反修反帝，多次挫败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最终将世界由弱肉强食的两极格局改变成趋向公平公正的“大三角”格局，以新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是最强的、最有前途、最团结的一角。如果非要从崛起的角度看历史贡献，毛主席时代，中国早就实现崛起了!改开，则葬送了这个大好局面。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上世纪，从70年代的“大三角”，到80年代的两超争霸，再到90年代的“一超多强”，中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袖手旁观，还是积极主动参与，总不能说国际大格局的演变中国未发挥作用吧，究竟发挥的是什么作用?
(注：必须反对“崛起”论，因为，提出这个概念的人除犯了狭隘民族主义、严重缺乏世界眼光等错误之外，还根本没有注意到，西方那些曾经崛起的列强都先后衰败了!其衰败的根源在其崛起时就注定了。那些提出“崛起”“和平崛起”的所谓理论家，为什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有意还是无意?模仿西方“崛起”，是不是也要避免不了西方列强的“衰落”?按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中国根本不可能“崛起”，反而会拉美化、非洲化，所谓的比较优势论、参与国际分工论、与国际接轨论、引进外资、加入WTO等等，其实就是将中国拉美化、非洲化也就是殖民地化的卖国理论。)
“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如果非要以“大师”的多少来衡量一个时代的好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即伟大的毛主席时代)涌现的英雄模范，就是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大师”，是真正光照千秋的“革命劳动大师”!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影响，远比民国大师们更光彩照人，数量远远多于、团结性远远高于所谓的“民国大师”。
左派同志在资产阶级的“民国大师”论面前，应当理直气壮推崇这些英雄模范!而不仅是和他们争论大师的知识水平。
修正主义改开派“认贼作父”，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了工人阶级。最可耻的是，改开派也背叛了中华民族，葬送了自1840年到1976年几代中国人民流血牺牲所创造的成就，走上了洋奴主义、爬行主义的资本主义邪路!表现在历史观方面，就是诬蔑、抹黑、淡化、抹抛弃人民史观，推崇精英史观。于是，就鼓吹所谓“民国大师”论，并为汪精卫翻案，为蒋介石翻案，为张灵甫翻案，为李鸿翻案，为秦桧翻案，为所有的剥削阶级精英翻案。“亲不亲，阶级分”，人家和蒋介石、汪精卫、张灵甫、李鸿章、秦桧才是一家人，共同的阶级立场将他们连接在一起。拼命诬蔑、歪曲、抹黑毛主席，抹黑所有人民英雄模范，抹黑孙中山，抹黑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抹黑文化大革命，抹黑共产党毛主席的一切，这是他们反动的剥削阶级立场决定的。
因为依靠资产阶级精英、抛弃人民群众，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修正主义自然就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自信，没有主心骨，不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不会艰苦奋斗，也不可能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们一切都唯洋人马首是瞻，既不谦虚，也不谨慎，反而骄傲自满，必然自相矛盾地胡编乱吹改革开放取得的所谓成绩。“承认我们不行”“不改革死路一条”“凡与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中美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与国际接轨”“中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马照跑、舞照跳”“GDP评价”“关停并转迁”“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市场全球化”“加入WTO”“倒逼”“中美国”“消气外交”“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关系大局”“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国企无效率论”“国企垄断论”“大锅饭养懒汉”“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夫妻外交”“引进外资”“引进国际战略投资”“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房地产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在资源调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服务型政府”“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股份制”“第三产业对GDP贡献超过50%”“改革开放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杀出一条血路”“壮士断腕”……，每一招都在破坏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主权。在这些精英的鼓躁下，中国处处受制于美帝国主义，究竟中国现在还有多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主权?我看没有多少了。如果不是毛主席时代打下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过于牢固坚实，中国早就被折腾跨了，结果和非洲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什么GDP世界第二大国，什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已经实现了三分之二”……别信它，中国经济实力在改革开放搞活之下，不是越来越强，反而是越来越弱，直到最终卖光、送光、败光。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越来越强，难道还会养不起老、医疗保险金不足、退休金缺口巨大吗?还需要延迟退休吗?还需要退休后继续交医疗保险吗?会连小孩子也养不起吗?会教育收费吗?还需要丧尽天良地向小孩子收“社会抚养费”吗?
毛主席时代与改开时代的区别是阶级性的，一个是要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政权，一个是要力图复辟资本主义。表现在社会价值方面就是：毛主席时代是愚公时代，社会道德取向是崇尚愚公、鄙视智叟!改革开放时代，是智叟时代，高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不尊重人，就是让人崇拜智叟、充当智叟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鄙视愚公。
正是基于愚公史观，所以，应当反对“人才”论，弘扬“人”论，即，教育，要培养“人”而非“人才”;培养愚公，而不是智叟。只要坚持“人才”论，那么，就极容易落入智叟论的陷阱，培养的是剥削阶级精英、帮凶、走狗、可怜虫，而绝对不会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主流舆论在“民国大师论”那么荒谬的理论面前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因为主流舆论在精神上坚持的恰是资产阶级“智叟”史观，反对的是人民史观。它们与“民国大师论”没有任何矛盾，根本没有反对的意愿。
主流舆论曾经报道，钱学森同志临终前曾经问某大官，中国的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被称作“钱学森之问”。对于这个新闻，我是有怀疑的。应该说，钱学森是人民科学家，是位愚公，他应当坚持愚公史观，而不会赞同智叟史观，他应该不会提出这种只有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才能提出得的问题。我想，他的问题应该是对改开后的教育路线的质疑，指责改开鼓吹“恢复高考”“百年大讲教育为本”“素质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教兴国战略”等所谓政策、战略，实质上根本没有达到他们宣扬的教育目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而主流舆论在宣扬时，把钱老的这个问题扭曲为对整个新中国包括毛主席时代中国一直都没有培养出“大师”的质疑，从而既否定了毛主席时代的伟大成就，又为改开时代的教育失败打了掩护。如果非要用培养大师多少作为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只能用于评价改革开放后的教育，而不能用于衡量毛主席时代的教育，因为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是以培养智叟即精英、大师为目的的。而毛主席时代的教育，根本没有想过培养什么大师，要培养的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愚公，而且的确也培养了无数的愚公，的确取得了伟大成就。
今年，我看到了知青春晚，广大知青对那段伟大经历，是持颂扬态度的，这充分说明，愚公史观根植人心。说明毛主席的苦心没有白费。
请同志们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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