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来不大动笔，一来琐事缠身，二来需要多读读书。读的时候，就读到了一篇说曲啸的文章。说到曲啸，可能今天的年轻人对他是陌生的，但对于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多数是有历史记忆的。他曾是八十年代声名鹊起的有名的演讲家，除了他之外，还有齐名的李燕杰、刘吉、彭清一。他们四人的演讲，我听过两个人的，有个还曾是我的好领导，当时他们的演讲轰动影响最大的当属在高校界。曲啸的演讲我无缘亲听，但曲啸的《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演讲内容是知道的。受他们的影响，记得《演讲与口才》杂志从此畅销，各高校经常可见演讲比赛的活动。再转到说曲啸上来，我看到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叫润涛阎写曲啸访美时在一次演讲中心理崩溃前后的一段记录。曲啸先生已经作古，我在读完这篇文章后，不禁深为曲啸先生的心理崩溃而悲痛，为曲啸先生信仰执着到乃止无法停止以致心理崩溃而速生敬意。
先来看一下润涛阎先生对曲啸先生的一些记录情况。
润涛阎认为当时让曲啸心理崩溃的，是来自一个叫做汪荣祖的台湾教授，这位汪先生是一位恨透了国民党的先生。曲啸先生到美国后的一场演讲，在他极富天赋的演讲了自己如何的被打成右派坐牢，因无钱治病如何失去心爱的女人又如何在劳改中认识了后来的妻子，以及自己的父亲如何被苏军轧死反受冤被打成反革命等等故事。润涛阎先生描写当时演讲中的曲啸，写到：
“曲啸先生绝对有演讲天赋，那声音时而抑，时而扬，时而顿，时而挫，时而高亢，时而柔和，时而激愤，时而婉约，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天地含悲。”
“曲啸的演讲由于是亲身经历，又经过了无数次演讲锻炼早已熟记于心，几乎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破绽和前后逻辑不符的地方，甚至连一句病句都很难找到。”
随后的演讲，润涛阎先生认为影响曲啸先生的重大转折出现了：
“当我们听到故事的最后，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而得到昭雪了，我们以为他的演讲也就结束了，突然间，但听曲啸教授一个‘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讲还没完。他后面的演讲应该不算是演讲了，而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了。”
润涛阎先生记述这次演讲场面中，几次描写了汪荣祖先生几次欲举手提问的文字，最后待到曲啸先生教育在座的青年学子们说‘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之后，汪荣祖先生才讲出了自己的话。
润涛阎描述到：
“汪荣祖教授脸色通红，跟过去判若两人。他非常震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发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他继续着他幡然悔悟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在汪荣祖评论后，润涛阎先生看到这时的曲啸先生，他这样描写到：
“听到这里，我看了看刘中海先生(陪同曲啸赴美演讲的国务院干部)，他已经坐不住了，他的脸色苍白，表情显示着后悔、吃惊、恐惧与遗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
事发之后，润涛阎先生记述了曲啸先生赴美巡回演讲的计划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提前结束行程回国。他写道：
“刘中海先生……，说：‘我认为曲啸先生的巡回演讲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后果是没有预料到的，但可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刚才在车里想，即使在国内也未必没有人跟汪荣祖的观点一致，只是没人说出来而已。所以，曲啸教授的演讲如同一把双刃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实难预料。你认为呢?’曲啸看着刘中海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看得出来曲啸教授内心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这表明他的演讲生涯结束了。刘中海先生回去后一定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在美国发生了什么，……。曲啸教授明白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对这一点，曲啸教授刘中海先生和我三人当时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
事情到此，已经全部清楚了。润涛阎先生认为这件事之后，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以致导致精神崩溃，再不久致曲啸身体垮掉是有因缘的。的确，回国后的曲啸教授基本不再参加活动，不久脑部生病，再至1991年半身不遂，卧床十几年，2003年8月离开了世界。
在这件事中，汪荣祖先生的评论是非常有分量的，更极富有冲击力，我想对于三十年来已成为青年以上的我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是不容易反驳的，也在这些年来中，这种不容易反驳的观点已经是大行其道，被广泛的接受了。曲啸先生，这位研究心理学，注重对青年进行理想教育的教育家，都被这个评论所击倒，又遑论其他人呢?
分析曲啸先生之所以被击倒，无疑的一点，是曲啸先生信仰的坚定性，如果没有这个坚定性，就没有在被击打时的痛苦，就没有被击打后的崩溃。曲啸先生的信仰，无疑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一个人只有在精神信仰上的坚定，才会出现一旦自己所坚定的信仰出现所谓的矛盾之后，其痛苦是肉体上的任何痛苦所不能及的。肉体上的任何痛苦，总是会快速衰减再到平复，而精神信仰上的痛苦，在无法自圆其说中将渐次加深，以致崩溃。因信仰上出现重大矛盾，人类历史上因此而自杀或被杀不是没有的，《大唐西域记》就有记载。在佛教的辩经历史上，因辩经失败而咬舌自尽，是不陌生的。曲啸先生遇到的这件事，很类似于佛教的辩经，曲啸做“讲经”演讲，突遇了辩经挑战者，而且“失败”了。
曲啸先生是青年的理想教育家，又类似于基督教里的布道者。可以想象这件事，如果换成一种布道场面，当一位激情善讲的布道师在激情讲完之后，突被台下有人反证上帝是虚假的，而且反证所用的材料是布道者所刚刚讲出的，将是一种怎样的难堪窘境?他该如何下台?如何收场?除非当场能完美自证。曲啸先生当然不是宗教的布道者，但是汪荣祖的反问的确让他无法当场回答，只得默然收场。可想而知，曲啸受到的打击深痛。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曲啸也已经作古，已无人再聚焦这个问题去进一步追问。但问题还客观地存在于历史的记录之中。三十多年的变迁，今天我无意看到这篇文章，遂引起我的一点思索。深思过后，不得不承认，再思想发达者，逻辑严密者，口才善辩者，虽可穷尽一切的助力，然在事物的客观发展面前，都是渺小的，而最强大无需当场辩论的唯一胜者，永远都是客观发展的世界。对于这件事中汪荣祖先生的质问，后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好像早已经不用曲啸先生再去回答而已经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如果非要以话语的形式回答的话，其实是不难回答的。
二
“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这句是这件事的一个核心内容。从比喻后的逻辑上讲是可以成立，但破绽在于这个比喻是不是成立?第一个先说简单的不成立的理由。在比喻中，妈妈和孩子，都是意在指单个的个体人，以两者作比，妈妈自然最疼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也最爱自己的妈妈，即使孩子做错事，被妈妈打，或妈妈错误地屈打了孩子，是完全不会影响母子关系的，妈妈永远还是妈妈，孩子永远还是孩子，孩子决不会因为妈妈打错了而去记恨。但是将党比作妈妈，十亿人(当时的人口)比作孩子，如果仅仅为了歌颂党的伟大恩情而称之为妈妈，是完全能够被接受的，不是有一首歌曲吗?——《党啊，亲爱的妈妈》，至今还在传唱。但是如果拿出被曾打成“右派”被坐牢被劳教，被受苦，在向人讲述自己不幸人生的时候，个体就是个体了，有的人可能还会愿意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有的人就不愿意再唱，记恨那段“苦难”是很可能的，这是个体人之间的必然差异。十亿人是个体差异复杂的一个群体，党是由一个个党员组成所代表的一个组织，在个体讲述“苦难”的时候，两者在都再不能由最简单化的孩子和妈妈作比了，因为这样的比喻太过于简单化，因为一定会有人心里不同意。但以历史当时的环境讲，曲啸以此作比，是因为曲啸先生是虽受磨难但不动摇党的信仰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是真心把党看作了妈妈，来用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去教育青年人跟他一样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但是他忽视或者根本就不曾想到个体人的差异，他这样想，未必他人也这样想。故此这是曲啸在主题和材料上的不和谐，当然这只能是后话了。
汪荣祖先生是台湾人，他对国民党很不喜欢，常对国民党的话反着听，所以在汪荣祖的思想中，他认为的党，不过就是一个政党，而这个政党与他关系不大，但现实中又受它制约，它是统治者，但他又不喜欢它甚至反感它，如这个将党比喻成妈妈，是可笑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可以推测，在汪荣祖先生听到将党比喻成妈妈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在意的，他的几次想提问的举动，应该就是冲着这句话的。演讲者与听众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的情感和立场。因此这不是汪荣祖先生有意要给曲啸先生难看，这从润涛阎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应该是汪荣祖先生的真诚的话，不是有意给大陆难看和丑化，无非这个比喻的简单化，让说听两方起了共鸣。
再看大陆方面。这个比喻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变化中，在劳动人民翻天覆地的解放的幸福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无以表达，以党是妈妈来比喻党的恩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地方，它是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党。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无需再一一阐释。所以从这个感情上讲，大陆人们与台湾人们在对“党”的思想情感上是完全不相同的。这是其一。
其二，曲啸先生演讲的自身经历，对于曲啸先生本人来说，是痛苦的，是很值得同情的。但从另一个侧面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人民政权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业。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类似于曲啸先生痛苦如被无辜打成右派，被冤枉坐牢，被冤屈，甚至被妄杀，等等的个体事件。这些事件，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可能是无法承受的，很多时候也是无法理解的，以至有的走向了自杀的结局。这些故事，直到今天，说起来还能博得无数的同情和对那个时期的控诉。但是，这些许多个体事件的发生，恰恰说明了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多么艰难。
新中国是从五千年的古代社会和近百年的灾难深重的近代社会里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过去所经受的苦难和压迫，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是相当深重的，中国人已经深深地习惯了被统治的地位，中国民族是世界上最温顺的族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的压榨，建立了新中国。从建立新政权的意义上说，中国劳动人民群众是最高兴的。但在新政权建立之后，该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目标追求上讲，必然要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现实却是，为建立新政权有功的一些人，随着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取得和巩固，开始留恋中国传统社会里享受江山的好处，另一些抵触新事物的老旧势力和敌对势力，不喜欢走社会主义或者有意破坏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向这些思潮和势力进行斗争，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如第一次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连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以至后来的文化革命运动。这一系列运动，都是全国性的涉及很多人的运动。在运动中出现局部的差错或者有人借运动搞公报私仇，借机打击报复，乱戴政治帽子，总是无法避免的。另外可以说，当时的人们，比如从新政权中得解放的最大多数的工农阶级，是最不愿意再回到旧的社会制度上去的，但对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新道路，他们多数是十分迷茫不清的。所以除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少数共产党人外，大多数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该如何走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低层次的，认识是不成熟的。中国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但却又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相当落后的国家，人们的思想觉悟还相当低，与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差距还很大，因此在一层层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工作中，在某个局部非常容易走向偏差以至错误，将斗争扩大化，误伤好同志。从曲啸的经历中，完全可以看到这些误伤是如何发生的，但可惜的是这又是无可避免的。
从这些历史的分析中，结论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异常艰难困苦的。如果说夺取政权，会牺牲千百万革命战士的生命，那么也可以说，虽然建设社会主义不再需要在枪林弹雨中去流血牺牲，但是也会在没有硝烟的为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会倒下一些被误伤的同志，这些同志虽没有革命烈士的英名，反有被冤屈为如“反革命”，“右派”等的“污名”，但他们在如革命烈士一样的积极意义上的贡献上是等价的。他们的“污名”，不是被敌人被消灭所“赐予”的，而是被尚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群众所伤害。虽然对于他们个人来说背负了“污名”，但他们是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而牺牲的“烈士”，而这“烈士”的英名，也许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一段不短的时期之后，等到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之后，才有可能会对他们的历史有个公正的评价，对于这一点，大概有点相似于隐蔽战线的情况吧。尽管这种伤害和被“污名”，是每一个个体人都不愿被摊到自己头上，但却是客观发生的。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清党肃反工作中也有误伤自己同志的事件，但是假如斗争做到百分百的正确，是不可能，虽然有误伤自己同志，换来的却是党的队伍的纯洁和战斗力的提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白者的清白也得到了历史上的清白。对这种历史现象，无疑党的领袖是清醒的，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对将要派往《人民日报》的吴冷西曾说过：“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虽需要时间，但历史自有历史的评价。
这个评价，被后来的平反运动所代替了。后来的平反运动，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提高之后的自然回归的平反，从今天再回顾历史的角度看，后来的平反运动是首先执行否定文革的需要而出现的。否定文革，就根本上否定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而将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简单等于了就是取得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历史地看，这是非常简单的认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迈出的第一步，是走社会主义时第一个必须要有的最主要的工具，而如何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才是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前必须要解决好的首个大问题。因此，以否定文革而起的平反运动，将本来没有被错误划成“右派”和“反革命”的一些人也顺势而平反了，这种错误也得到后期的证明，今天的茅于轼就骄傲地说——当初是很准确的把我打成右派的，不需要给我平反。平反后，在中国社会，直到今天，人们都以曾经是右派为荣，以是右派为骄傲，以是右派作为走向精英的阶梯。在本质为左派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以是右派为荣的局面，不得不说，就搞乱了历史，搞乱了思想，搞乱了逻辑。今日里的那些为蒋介石翻案，为汪精卫翻案，国军是抗战主力，共军游而不击，张灵甫是抗日名将，共产党搞革命是瞎折腾，毛泽东是“恶魔”只会搞运动、建国有功建设有罪，等等的历史虚无主义出现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到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也就是曲啸赴美国演讲的那个历史时期，以润涛阎先生的介绍，当时国家安排曲啸赴美演讲，考虑出国到美国留学的学生能否学成按时回国，是国家担心的事情，所以安排曲啸给留学生们巡回演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到那个时期，中国社会跟十年前的已经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在经济的改革中，农村已经完成了由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分田单干的变化，城市的国企改革，承包制也在如火如荼地推行，基本上可以说初步的私有化正得到全社会的普遍拥护。在思想教育领域，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大量流窜，捕获了许许多多的人心，非毛反社的思潮正当时。而在我们党内，一些凭借优势的官僚子弟干部忙着倒买倒卖，人人忙着发财致富。不论从经济，还是到政治思想，以及对我们党的看法，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改变了毛泽东时代教育给的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由此也把“党是妈妈”，当成了笑话，正如文中的刘中海先生所说的——即使在国内也未必没有人跟汪荣祖的观点一致，只是没人说出来而已。
在如此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曲啸到美国演讲，遇到对中国共产党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本质认识的汪荣祖先生，再以“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为教育目的，反以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来做为依据，就使人感到论点与论据之间的“矛盾”了。当被汪荣祖说出这个“矛盾”的时候，曲啸也就无法“自圆其说”了。曲啸先生无法“自圆其说”的根源，就全于他对党的无限忠心和热爱，在不能做到舍去这份忠心和热爱的时候下，就被本质没有恶意的汪荣祖带进了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之中去了。
如果打破汪荣祖先生的逻辑，可以设想为当场的曲啸先生编制这样几句话来回答汪荣祖先生的反问：
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完全属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政党，人民群众忠心拥护和爱戴自己的政党，这份感情使人民群众将党称为了“妈妈”。尽管在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中有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和冤屈，或坐牢，或劳教，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如你所比的有甚于国民党的地方，但是这些只是极少数，何况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勇于发现错误敢于改正错误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广大人民所向往和追求的，因此人民群众，包括我在内，并不会因为发生一些不幸的事，就否定我们的党。真正的共产党员是能够经受住一切考验的，我永远爱戴我们的党，跟随我们的党，而决没有记恨。
三
历史已经过去，面对现实更为紧要。
击倒曲啸先生的汪荣祖逻辑里的意思，直到今天的中国，已经被很多的中国人接受，它们就出现在发生的城管暴力执法中，出现在强拆民房逼人自焚中，出现在强迫工人下岗买断工龄中，出现在农民失地离家漂泊中，出现在截击上访和精神病院中，出现在贱卖国企卖光资源中，出现在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市场化)的困苦中，出现在食品不安全中，出现在贪官污吏大贪特贪中，出现在全家移民国外的百万裸官中，出现在全社会道德沦丧人心变坏的社会危机中，出现在党脱离群众、利益部门化集团化的变化中，……，现在再唱《党啊，亲爱的妈妈》，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呢?我不好说。但这该是需要引起我们党的高度重视了。
谨以此文悼念曲啸先生，并慰籍曲啸先生的在天之灵。
2016年5月13日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