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按：我之所以强烈推荐这篇文章，理由如下：(1)陶东风教授的自负是否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清高?我不知道;但陶的逻辑，确实代表了当今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认知水平。(2)郑盼星同学的观点能否代表90后的认知水平?我也不知道;但是，与郑同学的认知水平相比，陶东风的境界是如此狭隘和猥琐。以至于让我想起了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说的：“榨出了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3)由此，我想起了毛泽东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摘要】近日(6月24日至25日)，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召开了“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会后，陶东风教授就会议第一场“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的发言与讨论的内容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引起很大争议。保马推出西安外国语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郑盼星同学的文章。
为什么说现在某些专家学者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对《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一文的质疑
郑盼星
我的身份是一名工农子女、大二学生，自今年寒假以来开始关注乡村建设、工人状况，目前正在参加北京工友之家工人大学的网络学习。对于陶东风教授《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一文中的观点我想提出自己的商榷，表达我作为一个农民、打工者的女儿在看过该文后的疑惑、难过、甚至不平，把内心的声音诚恳地说出来，可能语言略显粗糙，但以下都是我的真实想法。
首先，陶东风教授在文中指出“关注和研究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这是令人敬佩的”。然而，对于这样的表述，我的第一反映是惊愕，在这位文化研究者的心里，做的关心底层群体的事情是“令人敬佩的”，既然如此，那么是否表明陶教授根本没有真正关注和研究过这些群体呢?在我们这些身处底层和真正关心底层的人心里，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值得别人敬佩的，这是我们必须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为什么这几天我的爸爸高温下要在建筑工地里暴晒，每天只能拿120块钱?为什么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尤其在今年，甚至连想出卖苦力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待在家愁赚不到钱?我的身边太多太多类似的人，难道我们去关心他们需要人敬佩吗?我的答案是——不需要!我们在“救”他们，其实也在“救”我们自己，因为彼此息息相关。不理解我们真实处境的人、脱离底层生存现实的人、把自己摆放在高等阶层的人才会觉得做这样的事值得敬佩。
其次，陶教授说：“文化研究者不同于道德家，他对于这些受苦受难者的同情不能替代真实可靠的知识。他/她作为研究者必须提供关于新工人或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真知识，特别是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比简单同情自己的研究对象更加重要。”我想知道这位大学教授所谓的“真知识”是指什么呢?第一，我不喜欢他把底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当做“知识”。我的父母承受着各种压力、苦痛，但他却轻飘飘地说出来是“知识”，我感受到的是他连最基本的同情/同感能力都没有。第二，“文化研究者必须提供真知识”，“必须”、“真知识”这样的字眼让我想起不懂事的小孩让妈妈给他买糖的场景：“不行，我就要，不买不行……”我想说作为一个只有中学政治课哲学基础的普通学生，我牢记“认识的过程是反复的、曲折的”。这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要求别人现在、立刻、马上、必须提供“真知识”呢?我们发现了多少，我们探索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就说多少。开学术会议，大家是抱着切磋、交流、彼此学习的目的而来，不是晾晒研究成就。如果我们已经完全发现了“真知识”，已经真理在握，那还有必要交流吗?第三，对于几位发言老师已阐述的内容，陶教授又如何断定就不是“真知识”呢?“实践出真知”，我们在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得来了这些观点，是不是真知识，还要凭实践去检验，对于一个没有真正实践、没有深入工农、只把自己定位为文化研究者、而不是与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说的不是“真知识”呢?第四，陶教授把几位发言人的所做实践和研究都理解为“简单同情”，“简单同情”这种态度在当今的网络社会随处可见，其共同的特征是只在言语层面略表关心同情。那么，试问一个只抱有简单同情的人会专门去研究、关心底层群体，甚至去探索实践出路吗?会花费自己的全部精力组建团队、成立机构为工农服务吗?陶教授到底对这些人做的事情了解到了什么程度是让人怀疑的，可能因为不耐心倾听别人、不去做深入了解，才得出“简单同情”这样的定论吧。
再者，陶教授表示，“发言人会上没有对‘合作社’、‘青年公社’或类似组织做详细介绍，但从会上听到的，这些组织好像主要是互助合作性质的组织”。我觉得发言人既然没有详细介绍，陶教授也仅仅停留在一知半解，只能用“好像”这样的词凭感觉来表达，既然不了解为什么不在会议结束后去深入了解、调研呢?反而发表这样一篇主观臆想色彩明显的文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学者应有的严谨的态度去了哪里呢?或者这些发言人的报告根本不入陶教授法眼?他既不愿也不屑去了解，只是想批判而已?
另外，陶教授还提到了所谓“公民权利”，他说：“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公民权利的教育，也就是告诉农民或农民工哪些是自己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对于最重要的教育是公民权利教育这一观点我不发表评论，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是很显然，陶教授不明白这些农民、打工者本身就是没有享受到教育资源的群体，暂且不说应该接受什么教育，对他们来说接受教育的机会都太难得。而且“告诉农民工哪些是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的话从一位学者的文章中出现，让我这个大二的学生都感觉到天真幼稚。农民工都很难听懂学者口中那些概念和术语的意思，试问陶教授怎么“告诉”呢?“告诉”了又有用吗?作为一个打工者，自己付出了辛勤劳动，工资都无法保障，劳动权益都无法保证，更不要说公民权了。
最后，我想说说如何了解底层诉求的问题。陶教授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那些自称关心农民(或新工人、农民工)的人真正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吗?一个研究晏阳初乡村建设的发言者说到这样一个经历：在一次外出给农民组织培训时，带着自己的‘农民化原则’和对农民的想象，专门穿了布鞋;反讽的是：到了培训现场却发现农民们穿的是清一色的皮鞋。他于是感叹：“我又一次没能‘农民化’”。这个戏剧性的经历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问题：那些自称关心、研究、代表农民的人，真正了解农民吗?农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向往的生活是什么?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作为研究者会不会把自己的欲望和想象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建构出虚假的‘农民’及其诉求、梦想?”对于穿布鞋一事，我觉得陶教授的反应让人无语，文中甚至流露着幸灾乐祸的意味。了解农民本来就是慢慢了解、深入的过程，怎么可能一步到位、一下子就全都了解呢?这次穿布鞋去，发现不是想象的样子，就积累了经验了，就了解深了一步。要求研究者全部了解农民的心态也太苛责了吧，如果全都了解，还需要继续研究吗?在我看来，只要出自对农民真正的关怀，持之以恒地去了解就已经很不错了。那种为了高谈阔论一下自己的观点、发表篇文章而去了解农民，或者都懒得去了解仅凭主观想象，才是真正应该纠正的。况且，我们必须看到这位穿布鞋去见农民的老师的初衷，我觉得这是设身处地为农民朋友考虑的具体表现，恰恰自然流露了对底层群众的关怀、尊重。农民们去见一个专家、研究者人员，心里多少还是会紧张、忐忑的，如果看到面前的人衣着朴素，跟自己在家的穿着一样，就会放松、舒服很多，不会觉得对方在姿态上高人一等，心里可能会想，人家都已经是学者了，还这么朴素、平易近人。对这样的学者，他们的第一印象大多是赞赏的。
作为一个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我离真正的学术还有距离，但看了陶东风教授的文章，的确有以上不吐不快的感想。陶教授的文章，不知道对致力于乡建和工农组织的工作者造成了多少误解，由此我想到现在的社交网络传播的文章能告诉人们多少真相呢?我们是不是太容易相信一些著名专家一面之词?而专家教授们是不是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群体的生存现实，太过封闭在所谓的“真知识”内部?当然，我的这篇文章也并不能告诉大家所有事实。如果真的要了解事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身去调查研究。
(文章引自《乌有之乡网刊》20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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