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就是他们反对封建统治之革命的产物，也就是革命党，而并非执政党。那么“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就根本违背历史的现实。封建独裁之下不可能有民主政治，那么当时诞生的资产阶级政党也违反逻辑，不该存在?既然如此，王长江的“传统意义的党”从何而来?为了拍官僚家族的马屁，王长江连历史也敢无视。可见这里没有学术，唯有不顾一切事实的的政治颠覆活动。
近年来，党校有教授反党已经成了“常态”。如今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美日霸权势力全力围堵中国的“特好时机”之下，维护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群文痞自然要跳出来提供它们如何最终解决全面控制党和国家政权的“理论”，以推动改旗易帜的最后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官僚资本家族已经集聚起来的巨额财富就有可能打水漂，“为他人作嫁衣裳”。其中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的表现特别突出，堪称砸党急先锋。王长江教授的一段据称是给全国各级党校系统几百位骨干教师进行集中培训的讲课尤为“成功”，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堡垒中央党校内部进行爆破的一次恐怖活动，其炸毁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尤其重大。不毁了人民的党，就难以代之于官僚资产阶级的党，不毁了人民民主体制，就难以代之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就无以巩固它们“改开”的根本成果——极少数的官僚家族占有了中国的大部分财富。按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王长江主任的说法那就是官僚家族就得携资外逃了，天堂也将失去。所以这就是关乎官僚资本家族生死的关键一搏。此时，它们提携起来的文人王长江们能不全力以赴吗?
对此，2016年7月30日网友奚叟评论说：中央党校像王长江这样的教授、主任显然不是个别现象，之所以如此，当然不能仅仅追究其个人的原因，应该从大环境来考虑这类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些领导人自身是怎样对待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才是根本。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些所谓教授，其实是一些投机分子，他们很会揣摩“领导意图”，努力“跟上形势”，结果荒谬透顶的种种谬论竟在课堂上不断出现。而遇到这种事，上面既不追究，也不处理，反而认为这种人“解放思想”、讲课生动，于是还得到提拔。中央党校搞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有关领导不应该负责吗?当然，问题也不仅是一个中央党校，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的混乱现象不也是这样吗?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打下的江山难道就毁于这些人之手吗?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中央领导人的的深入思考了，应该下决心从根本上即从指导思想上和组织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
网友“快乐的老农”评论说：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如今的共产党干部没有了信仰，原来从根子上就烂了，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和无私的奉献缔造出来的信仰和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就这样被这群害群之马给糟蹋了，杀一个这样的党校教授很容易(按：未必容易，反而会“法治”揭发他的民众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回归先烈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难了，也许不会再有周总理式的干部了，因为导师已经不那么教了，中国长此以往也许就离当年的国民党不远了，各种利益集团将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残害国家残害人民，所以个人觉得习总还是杀的太轻了，中国这个巨人已经快要长满了肿瘤，中国太需要更多的习总一样的干部了，需要为巨人做手术了否则就会癌变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
王长江们对自己的聪明能干洋洋得意，然而中国的草民却并不笨，一眼就洞穿了它们的政治骗局。
在全力黑党的时候，王长江得意地说：“君子不党，不党，不党才是好人。党不是好人，对吧。那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就是结党营私那个党?那乱套了，所以这个党绝对是个舶来品。哎，那么政党怎么产生的呢，政党是在西方产生。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意思是说先有民主(指西方民主，不承认人民民主)，后有政党。中国没有“民主”，就不可以有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不合逻辑，不合逻辑就没有合理性。一下子就轻轻松松地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几十年流血牺牲奋斗赢得的合理性。由此，王长江砸党自然有理了!他霸气地说：“你(共产党)把逻辑给改变了，你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才有政党，政党天生就是要在民众和公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你是先有政党，政党去团结民众，凝聚民众，也不是为了往公共权力上靠，恰恰相反是要和当时所谓公权力做对抗，要打倒它，要推翻它，要取代它，这样的一种政党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党，它叫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党，叫革命党。”似乎“革命党”就是一个万恶的罪名，由此就必须转型，把共产党转型为替官僚资本执政的所谓“执政党”才具有合理性。
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历史表明，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托利党与辉格党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显然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就是他们反对封建统治之革命的产物，也就是革命党，而并非执政党。那么“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就根本违背历史的现实。封建独裁之下不可能有民主政治，那么当时诞生的资产阶级政党也违反逻辑，不该存在?既然如此，王长江的“传统意义的党”从何而来?为了拍官僚家族的马屁，王长江连历史也敢无视(也许不知道?)。可见这里没有学术，唯有不顾一切事实的的政治颠覆活动。
王长江的大论“博大精深”洋洋洒洒一大箩筐，到处撒播，无非是想让人们由此迷茫而乘虚在党内输入和平演变的基因。最早提出“和平演变”构想的，是乔治·凯南。他在《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中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这样王长江利用自己的在中央党校的地位重点砸党，抛出大量似是而非的党建歪论，就有可能引发党内“自相削弱的斗争”，让“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也就有可能达成它们的目的。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美日霸权势力围堵削弱中国的战略目的达成之余，中国的官僚资本家族就可以在国际垄断资本的麾下让中国变天，实现官僚资本独裁统治，保住并扩大巨额的官僚家族资产。
王长江的砸党大论要害除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合理性之外，还在于：
1.反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改旗易帜，把共产党转型为资产阶级政党。
王长江说：实际上，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啦!哎，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先进思想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哎，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显眼，它只是一个流派，为什么，因为，如果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因为它中看不中用。
他还说：我们这个党确实跟别的党不一样，你看我们刚建的时候绝对不是帮助老百姓怎么掌权，不是这样(按：井冈山、延安的红色政权都不帮老百姓掌权?也故意捣乱破坏自己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故意绝对否定还是真的很无知?)，它就是为了把老百姓弄到自己身边，跟当时掌权的斗，说老实话，你干的事就是破坏就是捣乱。干这个事的肯定不是执政党，所以是革命党。
既然共产党是革命党，“干的事就是破坏就是捣乱”，所以要变成西方的执政党“帮助老百姓(他心里的“百姓”指的是一个个官僚家族)怎么掌权”;既然马克思主义不中用，那就得用西方的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必须彻底改旗易帜，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政党，改以资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全心全意帮官僚家族掌权。
2.反对人民民主，推行西方宪政和票选民主，暗中夺取政权。
王长江说：但是如果比较的角度说，这得实事求是的承认，西方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好(按：如今混乱无比的美国金权民主政治比我们好?伊拉克、叙利亚、乌克兰、日本的多党竞选政治比我们好?)，当然也跟他们起点比较低有着密切的关系，看他们的起点特直白，底线特别低，人都是自私的，既然人都是自私的，你把公权力给他，他能不拿来以权谋私?铁定的，不谋私那才叫傻瓜，肯定要谋私，那肯定要谋这样行不行，不要公权力，不要公权力肯定不行，不要公权力社会没有办法管理，所以公权力还得要，那这样，我给你一份权力就加上一份约束，我给你两份权力就加两份约束，给你十分全力就加十分、十二分的约束，这就是西方人的思维，这样一弄真的有了管束权力一系列的方式方法。……上对下的约束，下对上的约束都是权力的纵向约束，除了纵向约束之外还有横向的约束，那就是把权力分成不同的块，当然最典型的是三权鼎立，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三个分开，分开给你划定边界，划定边界不就是约束吗?不能说让那你用才叫约束，不能让你用才叫约束，不是的。
王长江又说：那好政党监督呢?我们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这首先非常清楚。但是还是没有回答问题的全部，你绝不搞西方多党制，那它由于多党而形成的那种对执政党强有力的监督，我们靠什么来弥补?……恐怕在监督上要体现出来，那怎么体现?所有这些都仍然在破题。(按：按此逻辑与其找不到办法，还不如实行多党政治、三权分立、竞争选举好。)
王长江还说：但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按：在垄断财团指定的傀儡中“选择”，也叫竞争式选举和民主体制?其背后财团的政治垄断是看不见还是故意不看?)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恕笔者直言，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为我国现行制度辩护，其实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由民主换成了不民主。这样的“价值”我们是万万不可接受的。(按：所以王只接受美式民主。)
王长江还曾说：“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根子在制度(按：万恶之源也就归给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王长江：《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一句话，在王长江眼里人民民主不是民主，“不可接受”，西方三权分立、宪政民主，西方竞选制才叫民主。中国也就必须颜色革命，如同南斯拉夫那样，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之下，竞选民主啦，一下只冒出几百个民主政治下诞生的政党，国家四分五裂。在铁托去世之后，虽然南斯拉夫维持了不结盟政策并和欧洲共同体及美国都有着贸易往来，雷根政府曾就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制作过一份机密报告，1984年国家安全决策指引中有“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NSDD 133)一节，在1990年解密的版本中(NSDD 54)，记载了1982年以来美国对东欧的政策。其中记载有“努力扩大和推动和平演变”以推翻东欧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使东欧重新回到市场经济。1990年之后，南斯拉夫的各构成共和国都举行了基于多党制的选举，共产主义各政党未能在选举中取胜，失去了执政地位。北约于1999年3月24日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空袭，空袭一直持续到6月11日。米洛舍维奇后接受了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的条件。随后，科索沃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科索沃战争宣告结束。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长达78天的轰炸，使南石油、化工、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遭到重创。据南方估计，北约轰炸给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对此类惨剧，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还说过：“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
3.质疑公有制，保护官僚家族私有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
王长江说：再比如说政党的目标。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公有制?难道就是像斯大林时代实行那样一套公有制吗?看来结论是否定的。那么,这个公有制又是怎样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按：别假装了，公有资本归零，僵尸国企出清，推行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让国企整体上市，员工持股，最后恶意收购，三国尽归司马懿，变成官僚家族的囊中之物的模式，你们早就搞清楚了，而且正在打一场攻坚战，彻底消灭公有制，巩固官僚家族的所有制。)
王长江还说：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这一切理论质疑是在既得利益者最近拼命攻击公有制，图谋消灭公有资本，不顾事实夸大私有制的效率与贡献的背景下发出的。这是某些人彻底私有化国企，彻底摧毁公有制，乞求“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全面实现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的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地位的背景下在党内制造混乱，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活动。
2016年08月08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有人夸大非公经济的贡献》的文章就明确指出：2016年上半年及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少数党员干部等借口国民经济(或“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故意夸大“民营经济”促增长(包括“振兴东北”)的作用，并进而继续鼓吹“国退民进”、“改变国企主导局面”和“小政府”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不实际、非专业，且不符合国际经验的。例如，极而言之，辽宁省、河北省的GDP构成中，所谓“民营经济”占比已分别达到68%、67.9%，早已明显超过浙江省GDP中“民营经济”65%的占比，但是其增速却相当低。有报道称，今年上半年辽宁省甚至可能是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而作为“国有经济重镇”的上海市的GDP构成中，虽然“民营经济”只占26.6%，其增长状况却并不差。在私营经济主导的G7国家中，经济波动、长期低速乃至爆发经济、社会危机，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斯蒂格利茨教授说迷信私有化是“傻瓜经济学”，这在中国和全球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海归”王小强研究员也有话一针见血：“必须戳断(国企)‘死了病才好’的产权逻辑的脊梁骨”。(按：不撒谎国企效率低，民企贡献大就没有借口进行“产权变革”来彻底私有化国企。)
还有，事实如炬：“僵尸企业主要是国有类僵尸企业”不能成立。2016年7月，在少数知名的政府、私营、外资网站上，集中出现了体制内几个在媒体上小有名气的“海归”教员或党员领导干部等拾人牙慧，再用“国企‘僵尸企业’最多”、“僵尸企业主要是国有类僵尸企业”等来歪曲、误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章。……其实，不用把这个简单问题通过所谓的“学术”方法复杂化。我们只需按照常识想一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户数构成中，国企占比仅为5%，才1.8万个左右，其他95%都是以私企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在这种事实背景下，再考虑到国务院指出的过剩行业中“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及央行专业人员关于“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为65.8%”的陈述，就是我们“宽大为怀”，假设这全部200多万个非国有工业企业中仅有1%的“僵尸企业”(即2万个左右) ，那么，它们也要超过1.8万个国企了。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僵尸”怎么会在国企中最多呢?(按：不撒谎“僵尸企业”主要是国企就没有借口“出清”、私有化大批被躺枪的国企。)
总之，王长江们何以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如此无耻到极点地制造混乱呢?早在1953年，杜勒斯就正式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大意是从内部寻找代理人，从内部攻破，不是外部直接打入。这个战略成为美国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他们认为这个战略很理想，一个是抓住了社会主义的要害、弱点，再一个是这个战略花钱少见效大，扔出几块骨头就可以吸引一大批狗为自己卖命，称为高尚的战略、不流血的战略。这个战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要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二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三要以思想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四要以动摇并夺取共产党的政权为核心。五要以实现私有化为目标。六要以西方国家相结合为国际条件。其做法大体是三部曲：一是攻心。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诱导、催化。二是夺权，搞“多党制”、“民主选举”，挤跨共产党。三是全民实行私有化，搞资本主义，纳入西方轨道。如今王长江们的进攻之要点就是这三点：一，攻心，动摇信仰，改旗易帜，把共产党转型为资产阶级政党。二，通过“民主选举”夺权。三，消灭公有制，彻底私有化。这与美国的内外配合何其紧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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