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段文字本来是我刚整理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中，关于共产主义早期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的一段文字，由于貌似不是时文，除了乌有之乡没能在各网站发表出来。
其实，这篇文章恰恰是针对时弊的。现在美国特朗普上台更是如此。
中国从9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以来所走的这条外向型经济路线，完全是条以走出经济危机为目的的危机时期特殊经济路线，根本就不能作为经济的常态对待。转型是早晚的。近几年来世界市场疲软，中国经济下滑，实际是重新回归危机而已。有些人把经济危机说成什么新常态，简直是胡说八道。只有走出危机，实现了经济真正的正常状态，才可以叫常态。否则危机时期怎么可以叫常态呢。这次特朗普上台，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必然要大大的抬头。中国外向型的经济必然的要陷入更深的危机，这条外向型对外转移危机的经济路线，显然是走到尽头了。最起码中国人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我这篇文章的意义，实际就在于此。
首先，它准确的解答了中国这些年之所以取得对外经济成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是社会主义残余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和土地价格几近于零。而这个优势在以后，不管是出于管控国内经济服务国内经济的目的，还是出于同国际金融资本竞争、斗争的目的，都是要继续保持的。而要保持，就要坚决地反对现在中央层正在推行的这条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残余体制的私有化路线。这条路线实际上既有驳与工农的利益，又有驳于中国新兴资本保持其劳动力价值土地价值优势的利益，是极其愚蠢的，对外向型经济路线本身都是自掘坟墓。可以说，当前的经济管家们，既蠢且笨。
然后，它还重点指出了中国未来经济转型的具体方向和主要的经济管理办法。即农业农村就是工业的中国经济管理基本原则、积极剪刀差这个经济管理工具，及它们在中国运用的大体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
所以，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按照时文写作的，没有读时文那样过瘾，但绝对是针对时弊的。老刘作为普通百姓虽然无暇写时论性的文章，但文章拿出来的，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的。希望网站的编辑先生们能够看明白。我最近写了首小诗，以表达自己无奈的心情：
左翼喜帖打字报，精文要义少人识。
若无经世济民策，纵执牛耳奈何之。
希望，我们的编辑们也不要光能看懂大字报。
为了能减少分歧，本次编辑掐头去尾只留相关部分，还改了题目。抛砖引玉，同志者斧正。
正文：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价值生产，除了价值本身质的不同外，还有价值生产的范围和构成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就价值生产的范围来说，由于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基础生活品，很大程度的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按需分配，已经逐渐地缩小了它在价值生产中的存在，价值生产这时主要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品，而逐渐不再是基础生活品。这样，价值生产的范围，就必然的处在一种总体是不断缩小的动态当中。而基础生活品的逐渐地缩小和直至退出价值生产领域，又必然的要对残余价值生产的价值构成产生影响。
这很好解释。本来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住房、教育、医疗、保险、基础生活品等各个方面的消费，都是要计入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从而影响劳动力价格进而商品价格的。而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可以逐渐不再计入劳动力价值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就必然的表现为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相比同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大大的降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贸交往中，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为什么一般会表现为廉价的根本原因。即使如改开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但只要它的劳动力价值成本(吃饭、住房、教育、卫生、养老)主要还是城乡共产主义的体制残留在承担(比如是社会主义分拆中留下的房子，几亿农民工的住房养老教育卫生也主要是农村的集体土地在承担，再加上公共交通等原有残留的公共服务)，而不是资本承担，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同期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然还有它的比较优势(实际是几近于零)。如果这样的经济体又恰好非常重视商业交往，那么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它就完全可以表现为对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排它性挤压。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商品横行世界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打下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这个家底，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的残留影响对现有劳动力价值价格实际还包括土地价格(本不是商品)的廉价影响作用，就不可能会有今天所谓的什么“中国模式”。以中国当前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支持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说白了，在西方纯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必须是要能够包含了他吃饭、住房、子女教育、各种保险，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所谓的福利国家承担，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要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税收承担，是要加到劳动力的价值价格中去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就必须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它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也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这是不言自明的。
社会主义残余体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这种优势，同样可以表现在初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内部。像原有的集体共有制社队企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优势，其在与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就同样具备优势。以同样100家集体共有制企业和100家私有制资本主义企业就存活率对比，同期内可以存活下来的企业，绝对是集体共有制企业多。至于实践中集体企业的曲折问题，那就不一定是集体企业本身的问题了，比如抓大放小把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小乡镇社队企业都放给私人了，那是共产党主动散伙向资本缴械投降的问题，与集体企业本身有没有优势实际无关。
注意这段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土地价格解释(解释土地价格问题的实际最早是何新)，对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方法论意义。现在中央层变着法的要搞掉所有社会主义体制残余(农村土地的所谓确三权)，实际是对中国资本的一个自杀行为，已经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这么愚蠢的中央在外国都是要遭弹劾的!要保持中国资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现在唯有希望全国农民能自觉的抵制他们。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价值和货币的特殊性质，还对整个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管理管控工作有着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
共产主义货币不同于金银金属货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信用货币。它首先是一种国家信用货币，然后同时还是一种国家政策货币。在经济管理中有其特有的运用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有其管控金融和经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经济社会管理工具的意义(而金银货币就没有这个长处)。主要是国家信用货币(纸币)，可以有超高的生产效率，可以有国家垄断的发行权、只要能大体稳定的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稳定之锚，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一种接近无限的金融管控政策工具，还有利于建政之初迅速大规模的恢复和展开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工作。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历史上，信用货币的产生曾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信用货币由于本身的不含价值，应用起来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主要是表现为货币发行的主观性、由于货币杠杆的人为干预对价值规律自觉经济调节的迟滞作用，而这同时也是对经济失衡的放大作用， 比如，延迟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延长调整周期和加大危机的幅度。
而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就既可以取信用货币之长，又可以克服信用货币之短，为共产主义公共生产服务。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条，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生活资料本位货币，或生活量本位货币，同时也是政策货币，共产主义货币总是和大体稳定的一定的生活量挂钩的(实际也不是固定不变。根据生活资料的生产效率的变化、工农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各个时期经济运行管理的计划，历史的也还是在变动的，不一定就固定不变)。这是一种国家信用，是种政府行为，关键共产主义政权是掌握基本生活物资的。这本身就决定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货币的基本生活物资本位，作为国家信用，是经济的稳定之锚。
第二个优点：共产主义货币在应用上，还可以营造生产各部类间积极的价格剪刀差，以作为共产主义调节和管控经济运行的工具。
在自然的经济运行中，各部类间的失衡是必然的。这个失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经过危机的震荡和破坏才可以慢慢恢复，资本主义实际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则可以通过积极剪刀差修正。
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中自然形成的那个失衡看做一个破坏性的消极的剪刀差，那么管控扭转这个失衡，就要一个对治的积极的剪刀差才可以。这就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中的积极剪刀差。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作为计划管控经济运行的政策货币，实践中最大的特色，除了能和一定的生活物资挂钩，就是可以利用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收购或销售或二者结合的价格调控，造成行业、部类、地区间的积极剪刀差，以管控调节经济和政策性的引导行业、部类、地区的发展。这实际是共产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经济管理上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共产主义管控经济运行的看家本领，是信用货币发展到最后最积极的一个结果。不懂这点，实际就不真正懂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的管理工作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点、特点。
其实，我们过去就没有能完全搞透彻这个问题。
比如，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就是工业，这个中国经济管理的重大原则。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本身人口就众多，它还要发展。所以，农业农村既是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又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所以，发展农业农村，就是发展工业。但过去由于积极剪刀差这个工具理解的不够到位，致使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一直实践的不够理想。
新中国工业化初期，也是和苏联一样运用剪刀差以农补工的。虽然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布局也相当不错，但剪刀差的运用总还稍显生硬，主要多只是把农产品剪到发展工业上面来了，而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货币补偿提高农村购买力以更好地发展农业和培育工业品的农村市场。所以，那时不管工人还是农民基本生活还是很苦的，民用工业发展也不是很理想。这就是对积极剪刀差理解不够到位，没有更好地做到按农业农村就是工业的思想管理中国经济。
80年代有所改善。
进入80年代，通过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形成农业品对工业品的反向的剪刀差，则提高了八亿农民的购买力，一是同时一定程度的发展了农业农村，一是同时培育了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从而实现了工农、城乡两个互补的良性发展。所以，80年代看似工业反哺农业，以工补农，实际反过来还是补了工的。农村购买力提高了，农业农村发展了，工业的市场和工业本身也就发展了。这才符合了主席农业就是工业的经济管理思想。这实际也是剪刀差工具一个更高层次的积极运用。现在公认80年代主要时间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比较快。这从正面证明了只要剪刀差运用得当，确实是可以实现各地区各部类各行业的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所以，不管80年代其它方面的问题如何评价，作为共产主义经济管理的积极剪刀差实践案例，还是应该记住的。
当然，80年代推行单干、解散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包括城镇化)的长远规划和公共积累能力，从而造成农村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除少数几个方面多数方面的严重停滞甚至倒退，也造成农村这个巨大工业品市场失去了后续发展的后颈。这又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的一个严重的反动。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是一个围绕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主要方向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良性发展的庞大内生市场增长模式，又何须今天没头没脑的什么转型?试想，如果按照主席的路子走，中国今天即使十分之一的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工业是个什么样的市场规模?现在的中国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如果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呢?可以打保票的说，如果当年的人民公社保留和发展至今，全国十分之一到二的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转型早晚还是要听主席的话：农业农村就是工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发展上去。中国的农村早晚是要发展的。
而再后来，进入88年以后(90年代实际提前两年从88年的价格改革开始)，可以说则是完全把农村给忘掉了。90年代，取消80年代倾向农业的积极剪刀差政策，再加上价格改革超发货币主要是后来的基本建设跃进超发货币自然形成的工业品物价飞涨，形成了一个工对农、城对乡的超级破坏性消极剪刀差，农业生产成本奇高，农村购买力严重下降。这样，就不单是形成了一个90年代严重的三农问题，实际上是对90年代中国整个工业的一次严重的冲击和灾难。所谓关停并转抓大放小即由来于此。很简单，七八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坍塌了，对工业的冲击就必然是灾难性的。这从反面反证了农业就是工业，农村就是工业，从营造维持农业农村对工业的积极剪刀差方向，推动工农、城乡良性发展这一中国经济管理重大原则的正确性。所以，如果说九十年代因为其抓大放小等私有化措施，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和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那么它首先又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学上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是这个反面教材在先，二者实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再后来进入两千年。即使人们依然还没有意识到要把积极剪刀差提升到经济管理至关重要工具的地位——反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做，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做，两千年后的政策其实也还是有意无意的抓住了差不多三个方面的积极剪刀差来应对危机恢复经济。一是重新从农业农村这个基础方向上着手想办法，对农业进行免税、补贴，甚至再后来经济危机又对农民购买部分工业品进行补贴。这虽然没有根本的扭转农业农村问题的方向，但起码是符合了营造积极剪刀差的方向。一是借助国内国际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剪刀差(实际这同时也是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发展对外加工工业。一是大搞道路交通等基本建设和提高房价发展房地产。而后两者虽然已经严重超出了共产主义生产的性质，但就其作为危机时期措施临时吸纳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助推了全民包括农村的购买力，提升了本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来讲，也倒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两千年以后的实践，就积极的方面来讲，它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开放的环境中，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应该以国内剪刀差为主，同时兼顾管控好国内国外两个剪刀差。内部剪刀差，利于生产建设;外部剪刀差，为国内生产的技术升级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为同国际资本(主要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斗争，和平时期这是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
两千年后的缺点不用说了。两个剪刀差，它是外部剪刀差为主——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是典型的把危机型经济当正常经济;内部剪刀差，它是房地产为主。越陷越深，以至成疾。这不光是生产目的的问题，主要还是外汇占款和房地产撒钱超发货币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所谓扰乱金融秩序，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它畸形地推高工业品价格，损害了农业农村的工业品购买力，起到了破坏工农积极剪刀差的作用。所以，即使房地产和对外加工工业，看似临时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最终还是被消极剪刀差给大大的对冲掉了。所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实际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而三农问题，实际就是工业问题，三农问题就等于工业问题。其实，二者是同一个问题，是中国统一经济体的阴阳两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不管是工业危机，还是农业危机，实际都可以到它的对立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实际是阴阳不能互生互补。
综前，如果说作为农业国，中国广阔的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治疗中国一切经济病的根源，那么这病治起来也倒简单：发展面向农村的经济金融政策;恢复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尤其人民公社级)，恢复它的公共积累能力(公共积累是农村一切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行规划，实施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其中就必有中国工业无限广阔的市场。加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协调规划，就会有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全国的合理布局。这就是经济增长点。这个剪刀差摆到主要位置了，就有了工农、城乡的阴阳互补和良性健康发展。对外交往的剪刀差则根据同国外经济技术交流和与国际金融资本斗争的需要而定。房地产问题，不过是废除土地财政，恢复住房作为基础生活品重新纳入基础生活品管理的问题。即使那时住房依然做商品对待，在统一管理中也可以像粮食等其它生活品一样，借助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各自或配合调控，调控它的供给和消费。另外，合理的基本建设依然继续。
当然，对两千年以来农业补贴的办法照真正的正确运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还是不可相比的。
如果按照剪刀差的办法处理，这里完全可以在即使保持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完全可以继续提高)，通过逐渐降低农产品和基础生活品的消费价格的办法，来造成农业相对工业的剪刀差形势。这样做，无形中是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同时降低了一切工业品的价格——劳动力成本降低了(注意这条作为降低工业品价格的重要方法意义)。从而维持农民对工业产品的购买力，维持工农互补经济良性运转的延续。
这也就是说，剪刀差不光是提价可以造成，降价也可以造成。对基础生活品收购时的提价，和销售时的降价甚至减免，更可以造成。这个地方实际是有很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的。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物资本位货币才可以适应随生产率提高所应该带来的价格变化。如果不能灵活变动，生产率提高了，价格降不下来，物资本位货币就不能实现像金属货币一样的价格调整。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才可以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消费结构，在同样的货币支出中实现不断扩大和提高的产品品类品质。我们假定职工的货币收入不变。农业等基础生活品价格的降低了，工业生活方式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就提高了。基础生活品消费接近免费了，人们的货币收入就只针对生活方式品类工业品。生活方式品生产率提高，价格降低了，同样货币收入所容纳的生活方式品种类就增多了，或者品类就提升了。总之，同样价值量所容纳的是不断扩大的生产内容和规模。
这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可以不变，同样生活量消费的货币量可以不变，但各个时期，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即消费的内容，却是可以变化的。它一段时期可以主要是粮油水电，而在发展了的时期，粮油水电就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就可以是汽油、车辆、电器的消费了。货币支出的量可以不变，但消费的内容却历史的不断的丰富了。这都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关键是善于运用积极的剪刀差，我们过去几十年只会呆守着农产品的价格大体不变，实际是错误的。实际是不真正懂得积极剪刀差对于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以后要明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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